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我们回顾1914年以前的货币制度演变历史时，时常感慨彼时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与我们此时的境况何等相似。
——马赛罗·德科《货币与帝国》
许多人以为国际货币制度是政客与专家们在首脑会议上协商确立的一系列条款，代表性的例证就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召开了会议，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就对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做出了安排。其实不然，实际上，通过国际协商对货币制度做出安排是特例而不是常态。通常情况下，一国货币制度安排是基于邻国已有的安排而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情形是历史的传承。
一战前就已经出现的古典金本位制就是一个例证。在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出现之前，货币制度就从多种商品为本位演化到了金本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货币制度变革之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1717年开始实行的类金本位制度（de facto gold standard）。当时艾萨克·牛顿任英国皇家铸币局主管官员，制定了过低的黄金兑白银比率，即金贱银贵，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银币从流通中退出，流通中的银币都是残损的，于是他下令只有黄金才是货币。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金融与商业的崛起，使英国的金本位实践顺理成章地被许多寻求与英国开展贸易和融资活动的银本位制国家效仿。基于各个国家的自发变革，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运而生。
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政府重视通货与汇率的稳定；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没有出台干预这个制度的政策；事关资本与商品流动的开放灵活的市场没有遭受商品和资金时常供求变化带来的冲击。
直到一战，这些条件才随着经济政治现代化而发生了改变。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兴起暴露了金本位制的软肋：银行吸收储户的资金放贷，一旦储户恐慌性挤兑就会导致银行倒闭。当困局摆在央行和政府面前时，要么按照金本位制的要求提供信用，要么作为最后贷款人增加流动性供给。这类困局能否撼动金本位制既取决于运气，又取决于危机时期的国际政治关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