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提高贴现率时,则金融资本流入、黄金储备增加,资本与黄金流出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一家央行提高贴现率会引发一轮各家央行纷纷提高贴现率的热潮。“只要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足,那么任何一方采取的吸引黄金的举措都会遭到对方的反击。”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Ralph Hawtrey)如是说。同理,一家央行降低贴现率则可能会使所有央行降低贴现率。布卢姆菲尔德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中各国央行贴现率变化趋势同升同降。
较为理想的情形是,各国央行同步在全球经济过热时提高贴现率,在经济低迷时降低贴现率。比如,当信贷状况非常紧张却又需要放松银根时,几家央行应该同时采取行动。随着经济活动的减少,央行与储蓄和负债相对应的储备应该增加,需要的调整手段是提高准备金率,使流通中的金币转移到央行的地下金库。或者,还可以通过利率工具进行调整(经济繁荣时实行高利率,经济衰退时实行低利率)。因此,央行随行就市调整银行利率,使之趋近市场利率。
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无法预期或调节经济周期。因而在实务中,央行的利率是统领而不是跟随市场利率。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这么做,与国际金本位制的出现同步。
这样的实践更彰显协调的重要:如果一家央行降低贴现率,但其他央行按兵不动,则前者储备减少,货币可兑换黄金制度很可能难以为继。因此,“追随先行者”的国际惯例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鼎盛时期,是行动的指向标,所确定的贴现率是制定协调政策的重要参照。英格兰银行“定调”,凯恩斯在其著名文章中将之比作“国际管弦乐队的指挥”。
其他国家央行唯英格兰银行马首是瞻,共同调整全球信贷状况。
政策协调在艰难时世很难达成。化解金融危机要求不同央行的贴现率做不同方向的调整。危机中的国家遭受着储备的流失,为了吸引黄金与资本回流不得不提高贴现率,这要求其他国家允许黄金流向有需要的国家,而不是纷纷效法提高贴现率。但“追随先行者”的惯例无法满足这点。实际上,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央行应该采取特殊措施援助陷入困境的国家。为了挽救陷入困境的国家,各国央行应该办理票据贴现并出借黄金给这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当一国金平价受到冲击时,储备会耗尽,可以向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借入黄金以解燃眉之急。
1890年的巴林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巴林银行由于贷给阿根廷的款项无法收回,作为英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巴林兄弟濒临破产,英格兰银行必须做出反应。英格兰银行向法兰西银行借了300万英镑黄金,从俄罗斯抵押贷到150万英镑金币。这样的举措并非首创,早在1839年,英格兰银行就从法兰西银行借过黄金,并于1847年偿还。1882年瑞典中央银行向丹麦国家银行借了几百万克朗。但自1890年以后,这样的举措要求国际金本位制和关键货币英币保持稳定。“外国央行援助(1890年)开启了新纪元。”霍特里
如是说。
英格兰银行是否有实力维持英币平价的质疑延误了危机的解决。投资者担忧央行能否胜任最后借款人和保卫英镑。外国存款流出,即使提高了贴现率,央行黄金储备仍然在减少。显然,英国央行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保住现有银行体系,还是继续实行通货可兑换黄金制度。法兰西银行和俄国国家银行的援助让英格兰银行摆脱了这个两难困境。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顺利地得到补充,为伦敦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加上伦敦其他银行的共同努力,在为巴林兄弟提供援助资金的同时,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并没有在英镑兑换黄金过程中耗尽。投资者重拾信心,危机得到化解。
这个事例说明了在危机时期应该团结一致实行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常态化。1893年,在各国政府的鼓励下,欧洲银行共同体支持美国财政部维护金本位制;1898年央行和德国商业银行得到了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援助。1906年和1907年英格兰银行又遭遇另一场金融危机,再一次从法兰西银行和德国国家银行得到支持,俄国国家银行随即将黄金运往柏林补充德国国家银行储备。还是发生在1907年,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增加通货券的储备,一定程度上为处于信贷紧张状态的美国金融体系减轻了压力。
在1909年和1910年法兰西银行再一次贴现英国票据,向伦敦输送黄金。比利时、挪威和瑞典等欧洲小国从外国央行和政府借用储备。
当然,这类国际团结并非每日都在发生,一般发生在危机时期。这掩盖了金本位制是最基本的制度,并且金本位制能否维持取决于各国央行与政府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