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孟肯 说：“任何复杂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简单、粗暴、错误的答案。”苦苦思索数字技术对人类大脑是好是坏，就如同去讨论汽车是好是坏一样没有意义。尽管如此，针对思维转变的探讨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探讨会质疑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相比于接受那些武断的、根深蒂固的关于好坏对错的观念，我们先要思考的是，战役到底因何而起，以及如何在理解与希望中解决争端。

毫无悬念，最大的争议就是关于证据的问题：数字技术到底有多强，它未来到底会发展成怎么样。有两份报告对过去几年的证据进行了调查，认为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是“喜忧参半的”。其中一份报告是由心理学教授塔尼娅·拜伦在2008年所写，她陈述了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给儿童带来的风险。 ¹ 她的结论是：“互联网和电子游戏非常受孩子欢迎，能给孩子带来大量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她担心数字世界里不恰当的内容包括暴力等，可能给儿童行为带来的影响。她同样也呼吁人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儿童与数字世界，而应该认识到这与更广阔的生活方式高度相关，这不仅仅包括儿童与父母的相处那么简单。

数字代沟意味着，家长对在陌生世界里教导孩子感到无所适从，这可能会导致害怕和无力感。规避风险的文化让情况进一步恶化，促使孩子越来越倾向于待在家里。然而，孩子的成长需要社交与冒险。作为一种屏幕生活的结果，这种风险规避的文化很明确地给孩子提供了一个不用出去冒险的动机和选择。在拜伦的报告中，另一个毋庸置疑的观点就是：孩子虽然在科技面前无所不知，但是他仍然需要成人的辅导，从而做出批判性的评估和正确的决定。在面对与互联网的关系时，我们需要一种“责任共担的文化”。

拜伦真正强调的是保护，她的报告涉及“为儿童赋能”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孩子将是敢于突破界限、敢于冒险的孩子。在公共游泳馆，尽管我们有大门、标志牌、救生员和浅水区，但是我们还得教孩子怎么游泳。”如上所述，目前，看过拜伦报告的人都会觉得，没必要立即采取革命性的改动，哪怕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介入行为。

在2011年，布里斯托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保罗·霍华德-琼斯博士做了一个针对数字科技对人类影响的综述性研究。他探讨了神经科学领域的互动技术对行为、大脑、态度的影响，其中他尤为关注儿童和青少年。“人类进入新世界的先锋是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我们知道，儿童大脑的发展十分有可塑性，而且相比于成人的大脑更有延展性。” ²

值得称赞的是，霍华德-琼斯博士强调有必要了解实用科技在特定环境下的用途，而不是笼统地用“好”或“坏”给某种科技贴上标签。他发现，一些基于科技的训练可以提升工作记忆或提供脑力锻炼，减缓认知退化，而一些游戏可以提升视觉发展和运动反应技能。然而，他的报告也指出，儿童面临着几个隐形威胁：含有暴力元素的电子游戏、游戏或其他科技所导致的睡眠问题，以及过度使用科技对日常生活产生的负面的生理和心理影响。最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中即将到来的观念模式里的任何转变，都是基于整体的改变。所以，这些问题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无关我们年龄大小。

拜伦和霍华德-琼斯的报告，给我们描绘了数字土著的基本形象。尽管现阶段相关研究仍然模糊不清、界限不明，但对此我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好的方面来看，两份报告都给了我们一种保守乐观主义的整体印象。从坏的方面来看，我们依然只能得出学院派的结论：“尚无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拜伦和霍华德-琼斯都描绘了一幅模棱两可但总体上积极的画面，前提是我们对现存的危险，包括含有欺凌、暴露装束、暴力元素的游戏等，时刻保持警惕。除了担忧，研究者本人也对法律法规束手无策。总体上来看，两份报告对数字科技的总结，都在其对学习、社交、提升心智功能上略有夸赞。杯子是半满的，只要每个人都小心对待就可以了。

来自世界各行各业的声音似乎压倒了这种安慰性的论断，他们可没空针对当下的局势去做研究，相反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是滥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恶果。这个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弊端。

临床医师拉里·罗森在《自我凌乱》 ³ 中，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在她的著作《一起孤单》 ⁴ 中提到一种观点：人们越是在网上连接彼此，就越会觉得孤单。这两本著作的关注点都是过度使用网络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数字产业的领军人物也同样担心这个问题。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 在一个会议上做了报告，并指出：“我享受这样一种成就感，你去浏览网站，关掉页面的时候，你获得了想要的东西，或者找到有趣的东西，学到知识。” ⁵ 这种想法就如同你使用Twitter来提高你真实生活的品质一样。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觉得在Twitter上面花好几个小时“听上去很不健康”，然而他的发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Google的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 说：“我担心的是（思维）被打断的程度，信息的极速增长……事实上影响着认知。它正在影响着深度思考。我一直认为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是最好的学习形式，而且我担心人类可能正在丧失这种功能。” ⁶

正如许多神经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所言，这种担心是有先见之明的。 ⁷ 举个例子，神经科学家迈克尔·莫山尼奇是强调神经系统具有极大可适应性的先驱之一，他曾经说：“数字土著的大脑与其他几代人相比，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区别在于，大脑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并且现代人类大脑的运作特征与之前相比存在着显著差异。” ⁸

教育工作者同样表示了担心。在2012年的一个报告中，400位英国教师接受了采访，75%的人认为，学生的注意力有明显下降。 ⁹ 在2012年，2000多名美国的中学老师也接受了采访，87%的人认为数字技术正在创造“注意时长短、精力易分散的一代”，相比这些科技为学业带来的好处，有64%的人认为它们所导致的学生注意力分散的后果更严重。 ¹⁰ 2011年9月英国著名报刊《每日邮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同样表达了不同职业的人对电子设备的保留意见，并且有200位教师、精神病医生、神经科学家和其他专家签署此信，告诫人们要警惕电子设备“对儿童的腐蚀”。 ¹¹

然而，其中最令人信服的调查，或许是针对网络世界的狂热爱好者的。在2012年，来自皮尤研究中心 和依隆大学的研究人员，采访了1000多名科技专家，讨论“千禧一代”（一个可与“数字土著”互换的概念），由于与网络数字科技紧密相连，其大脑到2020年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¹² 这些科学家被问及下面两种预测中，到底哪一种更有可能变成即将到来的未来，他们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其中一种比较积极：

2020年，在处理多任务工作时，或在个人生活与工作模式的迅速切换中，千禧一代的大脑不会表现出显著的认知缺陷。他们学到的东西会更多，并且善于找到深层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高效率搜索，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集体智慧。这对学习习惯和认知方面的改变通常会有积极的效果。

另外一种比较消极：

千禧一代的大脑在2020年不会保存信息。他们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分享社交短文、娱乐，在深度交流和获取知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面对面的社交技巧，基于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他们会养成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群数字专家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赞同积极预测的人指出，这更多的是一种他们的希望，而不是最佳的预测。即使有一半的专业人士，把屏幕文化视为未来的希望之光的人，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从一种希望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一种确定或理性的角度。

更多的证据表明，有些东西的存在是十分扭曲的。正如专家意见或者是流行病学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的那样：时下最热的App和网站指明了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和品位癖好。一款名为“自由”的App会根据你的需求，设定上网时间，在指定时间内你不能上网。另一款名为“自我控制”的App可以把你和你觉得会上瘾的、无法自拔的网站隔离开。畅销书《白牙》的作者扎迪·史密斯 曾提到上述两个App。 ¹³ 很明显，她在创作的过程中挣扎过，很难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因为分心实在太容易了，只需要点击鼠标上网就行了。所以她感谢这两个App为她“创造了时间”。

扎迪·史密斯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这些新型互联网企业的成功让人们不得不去想：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额外的服务来管理他们如何使用网络，而不是自我管理？外界事物常常令我们沉醉其中，它们决定并且塑造了我们的行为、选择、思维。这些App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屏幕成瘾”是一种流行病，但是它意味着有足够多的用户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而使得这种赚钱的营生必须存在。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即使是平台和用户本身都含蓄地承认，我们无法自控地使用屏幕科技。

当今社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是信息的光速传播。互联网超链接联系起的博客远比广播和电视更快、更广，比如巴基斯坦公民在Twitter上不经意地更新了奥斯马·本·拉登住所遇袭的消息，它可以散布的范围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媒体。更确切地说，博客是传播错误信息的绝佳平台，涉及范围包含方方面面。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风险应对网络所关心的话题。网络给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提供独立平台，去监控和缓解全球危机。2013年的《全球风险报告》分析了未来10年内可能会出现的50种可察觉的危机，其中“互联网世界中的数字野火”赫然在册。 ¹⁴

我第一次参加数字科技影响的辩论要追溯到2009年2月，那时我在英国上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讲（本书前言提到过），其内容是关于社交网络对人类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 ¹⁵ 我对大脑的良好适应性做了神经科学方面的论证并且指出各种新型的屏幕体验可能对大脑进程带来的影响。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我提出的试探性推论莫衷一是。尽管有些人似乎同意我的意见，但另一些人坚持认为我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撑”。

也许有人觉得缺乏证据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这种简单的负面论调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证据并不代表证据不存在。在科学上，你可以仅仅通过概括性的实验来支撑你的论点，证明某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不是证明其不存在。毕竟，有可能只是你使用的测试不是最恰当的，或测试手段不是最灵敏的，或测试结果被延误，或测试过快，从而无法匹配到你特定的观察阶段。问题在于在科学上，你不可能直接下结论，你必须把可能性放到最大，留待结果真正发生，尽管这是一个你根本不可能去监测的事情。于是，去论证基于屏幕的活动对大脑或行为没有丝毫影响，这是不可能的，不仅是我，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举一个古老的例子，在火星的轨道上不可能有一只茶壶，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这样的限制给双方都带来了难题，因为不可能证明基于屏幕的活动对大脑和相关行为没有直接影响。 ¹⁶ 假设一项研究发现了屏幕活动对大脑有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即使这样，在对科学发现的评估中，基于专业操守的黄金准则，罕有同行评议的文章能被所有科学家一致视为结论。正常来讲，这项发现值得去跟进，针对性的解读也要有理有据。因为针对证据的评估难免会主观化，不同的科学家会在实验方案中，针对不同角度和优先级别，提出不同的意见。很少能证明一项发现可以被广泛接受为“真理”。

真理在科学上总是暂时的，它等着下一个发现的到来，推翻并取代现有的真理（或者，那时它将被轻视为“现有教条”）。当足够多的质疑累积起来挑战权威的时候，已经被接受的范式用力拉扯直到出现非常多的裂痕，对于什么才是真理的重新审判才会真正到来，这就是“范式革命”——由托马斯·库恩 1962年首次在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¹⁷ 中提出。

可以证明科学家有多么固执己见、忠于信条、闭关自守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科学家对于溃疡治疗方法的偏见。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澳大利亚内科医师巴里·马歇尔 。作为他培训的一部分，马歇尔和另一位科学家罗宾·沃伦在实验室里研究细菌。与公认信条相反的是，他们发现一种特定的细菌（幽门螺杆菌）可以在高度酸性的环境下存活，致使胃痛。马歇尔和沃伦开始质疑公认的信条和已有的知识系统。之前人们认为溃疡是由于胃酸过多和压力大。或许溃疡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如果研究证明当时市面上治疗溃疡的药物针对的是错误的生物靶点，那么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对于制药行业和医疗机构都有着巨大影响。马歇尔回忆道：“所有人都和我对着干。” ¹⁸ 过了很多年，无视科学的顽固偏见延误了人们对马歇尔和沃伦理论的真正接纳。基于资金的匮乏和对自身理论的信任，马歇尔真的喝了一杯装有幽门螺杆菌的溶剂，而且确实得了胃溃疡，后来他被抗生素治好了。最后得到证明的马歇尔和沃伦，获得了诺贝尔奖。

即使不需要等待范式革命，表达否定在科学界也非常重要：在一个研究员看来是兴奋的发现，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或许认为它未经证实。在依据经验的观察中并不存在太多的质疑，而在随后的主观评价中，争议与质疑的空间最大。在科学的所有分支当中，科学家基于最新数据的细心研究，其结果从不是结论性的。在为同行评议的期刊写文章时，任何科学家在写“讨论”部分时都会强调自己结论的暂时性与试探性，并始终牢记：不是所有的显著事实和因素都是已知的。科学家生活在一个犹豫不决的世界，总是离绝对很远，质疑反而像呼吸一样自然。所以分歧在科学里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在一开始可能不容易被理解）。在屏幕科技的议题上断然拒绝辩论和思考问题的可能性是不正常的。 ¹⁹ 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刻苦钻研尽可能多的独立文章，每个小步骤都是一个独立命题，汇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局性的话题。

至于网络对大脑和行为的长期改变，我们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这可不像石蕊试纸测试有单一确凿的证据那么简单。在现阶段，到底人们希望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给大家看，屏幕文化从长期来看，诱导人们在同理心、洞察力、理解力、认识力和风险承受力方面发生怎样的转变？有些人拒绝承认屏幕文化中可能有些潜在的恶果；有些人拒绝承认我们可能会错失屏幕文化中蕴含的良机。

在库恩的术语当中，像思维转变这样的概念，是个范式，不是特定的、单独的假设，也不可以在高度受限和特定实验环境中得到经验检验。我们即将看到像“思维转变”这样的伞状概念，它可以把明显的社会趋势、专家观点，以及来自各学科的直接和间接的广泛经验汇集起来。下文涉及的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这个过程保证他们展示了“数据上重要的”发现，这意味着研究不是主观的评价，而是基于标准化和完善系统的实验结果。 ²⁰

让我们暂且不考虑支持这个观点的各类型证据：“思维转变”作为新范式的定义已经引发了恐慌者的指控和道德的谴责。但请记住，散布恐慌建立在起初并没什么好怕的观念之上。我们知道果真如此吗？然而，恐慌一旦被无法辩驳地证实，就会变成一种既定风险。如果真是如此，结果就会变得与预测不同——警钟响起。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驱散恐慌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最终的结论，而不是一个预警。

对于道德恐慌，网络空间的狂热者可能会将任何对数字世界的批判解读为对其个人生活方式的攻击，并且最终指向攻击他们每个人。但是现在没必要恐慌。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想想现有处境，以及我们想在21世纪达到的目标，就可以弄清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实现那些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剖析的是：思维转变到底包含了哪些话题？ yko6s7eCUee+AM8cT8wCLm0A/esy2m1ZT1llFZ3YRfW0tqmbTaG/CXC2YabNw4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