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进入一个在几十年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充斥着音像和速食信息,连接着互不相识的个体,即刻的体验如此生动逼真、令人着迷,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从那枯燥沉闷的现实中挣脱出来。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事实和想法的世界,以至于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或是衡量哪怕其中的一小部分。对于栖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来说,这个虚拟世界正在变得比那个刺激我们的嗅觉、味觉、触觉的现实世界更加便捷和重要: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被群体意识的旋涡所裹挟,饱受焦虑的困扰,品尝胜利的喜悦。在这个平行世界,你可以一边跟随着真实世界的脚步,一边和另外的世界保持时空上的紧密联系。这种即将到来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可能会活在这样的平行世界里,或许这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 1 为什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电子游戏机随处可见,这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甚至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内心。 2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对这一现象深深着迷,并且想知道这种“屏幕导向”的生活方式会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思考与感知。我试着去探寻大脑这种具有可塑性的精妙器官,或许它正在对抗这个被称为“数字化野火”(digital wildfire)的新现象。 3
在这个发达的世界,30%的人有机会可以活到100岁。 4 感谢先进的生物医药学,我们可以预见到更长、更健康的生命;感谢电子科技,我们可以预测到,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我们从烦琐家务中解放的可能性。不同于过去种种非人性的、仍存于世的梦魇,我们不会认为挨饿、受冻、疼痛、恐惧是正常的事儿。因此不出所料,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人认为一切都好,那些电子科技没有那么来势汹汹,不过是我们目前生活方式核心中的一点小火苗。相应地,也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安慰话来反驳那些保守思想,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或许有点夸张,甚至歇斯底里。
最初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常识以确保不受网络文化对生活的侵蚀。当然,我们也能敏感、负责、自律地管理自己的上网时长,并且保证孩子不会沉溺其中。但是,这种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智人类的论调,经不住历史的检验:什么时候常识战胜过那些简单有趣又好玩的诱惑呢?只要看看全球数亿人执着于自己的嗜好——吸烟,我们就会明白用常识对抗诱惑是站不住脚的。吸烟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假如这种趋势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会导致十几亿人死亡。 5
又有假设说,人类本性会起作用,前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能指引我们做正确的事,而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然而这一说法本身,与人类大脑的极佳可适应性背道而驰,这种特性使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占有更高的生态地位。互联网最开始是被科学家创造出来用以联络彼此的,这项发明衍生出各种论坛。一个人们可以上传照片和短评的信息集散地,大多数用户都是匿名发文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6 这种自我表达的形式是一种我们可以适应的新环境,它所带来的结果和媒介本身一样极端。如果这是我们人类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如鱼得水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电子科技会激发出人性中最坏的部分,而不是所谓“无害”那么简单。
还有一种论调试图打消人们对电子科技的担忧——数字产品爱好者自豪地说,他们在网络文化带来的愉悦和优势与现实生活之间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然而,心理学家在很多年前就已告诉我们,这样的主观推测是不可靠的,不能用来推测精神状态。 7 在任何情况下,个别人能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状态,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能获得类似经验和可靠判断。就算是那些认为自己一切都好的人,也常会承认在一些毫无防备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Facebook上面浪费时间”,他们会对Twitter“上瘾”,或他们很难集中精力去阅读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英国优质媒体《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缩减版《i》报和BBC“90秒新闻追踪”都反映了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不仅限于年轻人)的专注力有所减退,并且希望纸质媒体和广播媒体能够适应他们这一点。
还有一种值得宽慰的说法,就是人们坚信下一代一切都会好起来,这要感谢家长们在必要的时候所采取的干预控制。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想法看来毫无希望。简而言之,家长们经常抱怨,没办法控制子女的网络行为。有很多家长已经丧失信心,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迫使孩子离开屏幕,并且很难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世界里。
美国技术专家马克·普林斯基,把这些将人生观和能力建立在全自动设备和对数字科技的熟悉程度上的一群人称为“数字土著”。 8 相应地,普林斯基认为,“数字移民”就是那些已经学会使用科技,但就像获取人生的第二种语言一样,仍保留“口音”的一群人,因为这些人仍然有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是,人们针对上述言论,对于自己属于哪个阵营,或这个区别是带来欣慰还是焦虑,都不会很在意。通常来讲,这个现象和年龄相关,尽管普林斯基自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数字土著”诞生在哪一天,谁都说不好: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计算机”这个词作为一个普通的术语出现时,或我们最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数字土著”出生后,网上读写文章、发送E-mail(起始于1993年)成为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重要的差别在于,除互联网、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的文化以外,“数字土著”对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从当地传统和等级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作为这个世界的自治公民,把基于屏幕的活动与服务个性化,并且借助全球社交互联网和信息资源与人合作,并为之做出贡献。
像英国裔美国作家安德鲁·金这样的权威人士,对“数字土著”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MySpace和Facebook所营造的是一种年轻人自恋的数字文化;类似Wikipedia这样开放性的知识分享网站,正在动摇课堂中教师的权威;与YouTube一同成长的一代人,相比于了解世界,更乐于展示自己;匿名博客的嘈杂论点和用户生成的内容,使得当今年轻人很难听到真正专家的声音。 9
再说,也许“数字土著”压根儿不存在。来自伦敦教育学院的尼尔·赛尔温认为,当下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和前人没有分别:年轻人并非天生拥有史无前例的超级大脑。 10 更准确地说,年轻人在用一种间歇、被动、个体化、平凡的方式使用电子技术,而不是像狂热的博客世界和热情的网络文化的拥护者所描述的那么可怕。
暂且不管数字时代是否已演化成一个全新的超级时代,或还只是普通人更好地适应屏幕生活的时代而已,我只想说,就目前而言,家长们更像是“数字移民”,而他们的孩子更像是“数字土著”。前者仍然在成年阶段学习庞杂的电子科技知识,而后者却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种文化分歧常使家长不知如何处理他们所察觉的问题,比如孩子过度上网的问题。另外,或许孩子会因为那些在家长看来不合时宜的、与当今生活脱节的观点,而被家长粗暴地误解。
虽然报告和研究结果都把注意力放在下一代身上,而我所关心的远远超过“数字土著”这个范畴。随着电子设备和应用更加智能化,代沟越来越明显。那么这究竟会在每一代人身上,或者他们之间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2011年的《虚拟人生》报告中,英国儿童慈善机构Kidscape的研究人员对2000多名11~18岁的孩子的网络行为进行了测试。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说,他们在网上表现得和平时生活中不太一样,而且称他们在网上更强大、更自信。一个孩子解释道:“在网上,你更容易变成自己想要变成的人,因为没人知道是你,如果不喜欢,离开就是了。游戏就结束了。”另一个孩子同意这个观点,称:“你可以在网上无所不言,可以和那些平时不会接触的人聊天,也可以编辑照片让自己看上去更好看。这就像是你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发现证明,孩子们把网络世界视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尝试一些不会在现实世界里展现的事。他们似乎无法理解网络行为可能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11 在网上,他们转换到另外一种身份是如此便捷,而且该行为也不一定会产生不利后果。这种经验在孩子的现实成长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并且这让他们开始怀疑,哪个才是更好的世界。然而事实上,大脑并非天生就能有效地与屏幕科技互动,而是进化到能对外界做出高度敏感的反应。数字环境在年轻化的群体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最近美国费雪玩具公司推出了一款装有iPad支架的幼儿便盆, 12 可能是想要完全改变婴儿的生活方式,使婴儿会待很久的便盆也被屏幕所控制。 13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技术的影响会这么重要。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行业领袖,还是精明的企业家,都常在公司活动的茶歇时间抽空来找我,卸下职业的面具,然后开始垂头丧气地讲述他们那些痴迷于电脑的孩子。这些焦虑并未得到疏导,那么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这些困惑的家长聚集起来,以一种正式且更具说服力的方式,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分享他们的经验呢?然而此时此刻,没有。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关于儿童及青少年的研究;遗憾的是,关于成年人的研究却少得可怜,也许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和志愿者学生或一帮被困在教室里的孩子们比起来,没那么有凝聚力,也没那么容易辨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把这些研究视为自助的育儿指南,而应该将它们视为社会整体的关键性因素。
另外有一些论调,被用来打消人们对数字文化的担忧,即只要监管到位,我们就能应付过去。我们常从专业政策制定者或是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类似的说法:“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值得担心。如果有,或者有发生的可能,所有合理的检查或制衡都会一步到位。当下,只要我们足够明智、足够均衡地使用网络,就可以尽情享受网络生活带来的乐趣。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无法想象的机遇,当然这些机遇不会因人们时刻警惕其潜在的消极影响而被抵消。” 14 “适度”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是人们对科技的使用不一定会适度。美国的年轻人平均每周有超过53个小时用在娱乐媒体上。 15 如果考虑媒体的多任务处理,以及个人同时使用多种媒体的情况,年轻人平均每天要花大约11个小时在娱乐媒体上,这实在不算“适度”。
把监管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难点在于它总是反应性的。监管程序只能对那些新事物、新发现、新现象做出反应,然后再肃清弊端,例如针对垃圾食品、空气污染做出反应,或对性诱惑、极端暴力的事件做出反应。有问题才有监管:政客或公职人员总是对预测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花的是纳税人和捐赠人的钱,要把注意力放在值得推敲的事情上。然而,针对眼下来自网络世界的危险,需要更多的指导方针或法律来设想科技可以被应用的范围,但从长远来看,目前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需要长期的想象和大胆的猜测,而这些品质往往是一般公务员和政客所不具备的,因为前者缺乏资金,后者只关心接下来的连任与短期的利益。因此,合理利用科技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科技可以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意义,但前提是我们自己主动承担起相关责任。
数字技术正在侵蚀古老的时空界限。我总是能想起2004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做的一段演讲。在这段演讲中,他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孤立、互动、融合。“孤立”阶段存在于过去分崩离析的帝国时代,直到20世纪仍然断断续续地存在,时间漫长并且危机重重。克林顿指出,在“互动”阶段,贸易形式下的思想交流具有积极影响,但从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大规模战争来看,互动是消极的。21世纪或许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融合”阶段。
作为一种假设的愿景,这种想法并非那么具有革命性。早在1950年,法国哲学家德日进 就提出了一种全球性思维的观点,即一种他称为“人类圈”的美好愿景。 16 德日进称,通过人类思维的互动,“人类圈”将会产生并且得以发展。随着人类进入更加复杂的社交关系网络,“人类圈”会得到有意识的提升。他认为“人类圈”的终极完美状态在于最大化的群体意识与个体独立意识共存。兼具即时思维共享和全球化交流的数字技术正在实现“人类圈”的愿景,这一点很诱人;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先前的假设正在变为我们的现实。全球扩张和相应的同质化的直接结果是,人类都开始学着去适应,并且以一种更加雷同的方式生活,最终使得文化多样性和个体性的界限日趋模糊。这样又会如何呢?显而易见,尽管理解陌生的生活方式与理念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一个由其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丰富起来的世界,与一个拥有单一标准、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的世界,有着巨大的不同。社会的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是对生存环境的深入思考,只有在明确而自信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对比。从长期来看,思维方式的全球同质化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动摇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我们社会的根基。
“高速、高效、普遍适用”这样的观念当然是好事,然而这种融合的、新的生活方式或许有些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在过去,我们每天在固定的时候等着邮递员派送信件。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在特殊或者紧急情况才会考虑打国际电话。但是如今,我们认为国际交流是经常性的、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倾向于即刻回复,回过头来也认为自己应该马上做出回应,不停游走于发送和接收模式之间。
我曾参加过一个正式的早餐会,主讲人是尼克·克莱格 ,坐在我旁边的女士一直忙着在Twitter上说她在参加克莱格的早餐会,以至于她事实上都没听到克莱格在说什么。有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美国的成人社交网络使用者中,有24%的人忙于更新自己社交网站的状态,而错过了现实生活中的关键事件或重要时刻。 17 你可以监视其他人的意识,这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问一个同事使用Twitter的频率,她给我看了一封朋友的邮件,内容看上去有点奇怪,上面写道:“我一整天都在计算机上开着Twitter,我在接电话的间隙时不时地看一下Twitter,我敢说我们办公室的大部分人都这样。”
在原因和结果、行动和反应之间,我们不需要再等了,不需要去争取为之逝去的时间。几十年以前,大多数人从未考虑过出国旅行,或者在自己出生的社交团体之外有别的关系网。现在,我们时刻有机会去环游世界。这些便捷的沟通方式有很多好处。没人有理由把时间倒回到过去,投送邮件可是要花上几天时间。或许你在做出决定或回复消息之前,有时间去反思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以你的速度来安排你的一天是有好处的。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内心如何消化每天经历的身边的一切。奥地利医生奥莱·洪内奇维什 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针对帕金森病的现有疗法,他曾经给出这样的观点:“思维是限制在大脑里的活动。”这种活动被描述为,一连串的关联行为以一种特定方式发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路,一只脚迈出去带动着其他的步子跟上。在因果链中,一个步骤导致下一个步骤这个因果链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固定的线性次序。同理,思维也一样。所有的思维,不管是幻想、记忆、逻辑思维、商业计划、希望、抱怨,都有着固定的线性次序。既然有清晰明确的开始、过渡、结尾,就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框架。在我看来,次序概念是思维的精髓,而且这是可以从大笑或尖叫中捕捉即刻情绪的心智步骤。不同于因短促反应而产生的原始感情,经过处理的思维超越了时空界限,将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
并不是只有人类拥有足够的记忆将过去的事件、起因和既有的影响,甚至是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一只老鼠通过按压杠杆而获得食物,会很快去“思考”下一个最佳行动,从而学会再次按压杠杆。虽然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被培养的,但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可以把没有在空间上呈现的人、事、物连接起来,从而汇聚思维的意识流。一方面,我们有能力去区分不同的事情,包括抽象的词组。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动物甚至人类婴儿,我们能说会写。我们之所以能从当下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是因为我们可以回溯过去、面向未来,以人类特有的方式、符号、词汇来代表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记忆、计划、想象。这需要花费时间,思维越复杂,我们就需要花费越多的时间来采取必要的心智步骤。
如果把人类大脑放置在一个没有明确线性次序的环境里,强制它去适应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中,可以随机评估事实,一切都是可逆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间隔也是最小的,除此之外,思考的时间很短,思维的火车可能随时越轨。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生动的视听宇宙中,感官的分散缩短了人们注意力的维度,然后人类可能会变得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有反应高效的处理信息的系统,但是缺乏思维的深度。
大概30年前,“气候变化”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算什么,但现在它几乎被所有人理解为一个涵盖广泛主题的“伞式概念”:它包括碳吸收、可替代能源、水资源利用等。有些人觉得我们一定会失败,有些人认为问题被夸大了,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科技可以解决一切。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全球性和史无前例的,更是多面性的、饱受争议的。当面对今后我们将会如何思考和感知的问题时,“思维转变”也可以是同等重要的一个“伞式概念”。
关于思维转变的深层次论述由此展开。人类大脑会根据它所在的环境而做出适应和调整。21世纪的网络世界正在提供一种新型的环境。因此,大脑能够顺应新环境,以平行的方式做出新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并且参与到这些积极或消极的变化中,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个新世界。我们需更深层地探究思维转变的概念,就像气候变化那样,不仅是全球性的,正如我们所见,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争议的、多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