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写这本书的呢？5年前，甚至可以说更久之前（或许是我开始从事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意识到人类大脑的强大和脆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主要在尝试解释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科学机制，即思维的丧失。在穿上白大褂做科研之前，我就在思考“思维本身的物理基础是什么”这样宽泛的问题。在通往大脑研究的非传统道路上，我总是对“人类是否真的存在自由意识，物理大脑如何产生主观意识的经验，以及什么使得人类如此独特”等抽象问题（从经验问题到哲学问题）十分感兴趣。

在实验室，我尽可能将这些抽象问题转换为具体问题，进而对此进行检验。我和同事研究了“刺激性环境对大脑运作过程的影响”和“多巴胺与快乐、成瘾等主观体验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应用层面研究了用来治疗多动症的哌甲酯是如何生效的，以及如何利用神经科学提升儿童的课堂表现。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都潜藏着一个主题，即鲜为人知的大脑机制是如何在疾病中被不当激活的，并且这些未得到充分认识的神经元活动是如何使每个人去适应自身环境而变成独特个体的。

人类大脑非凡的可塑性在“人类对未来的思考，以及下一代如何融入与现在截然不同的高科技时代”等方面，发挥了天然的推动作用。在2003年，我写了《明天的人类》（Tomorrow’s People）一书，探究了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的结合（这可能会带来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新改变）。后来，我思考了更多认知层面的事。在2007年，我把这些想法写入《身份：21世纪的身份探索》（ID：The Quest for Meaning in the 21st Century，以下简称《身份》）一书，这后来启发我写了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121》。在《身份》一书中，我提到三个宽泛概念来说明“自我”。首先，由消费主义定义自身的“大人物”虽然能获得个体身份认同，但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其次，具有集体身份认同的“平凡人”与“大人物”恰恰相反，前者从更为宽泛客观的事情中获得满足感；最后，“小人物”可能通过酒精、性爱和音乐释放传统意义上的“自我”，为了获得感官刺激而放弃真正的“自我”。当人们享受感官刺激时，我不认为他们还能感知真正的“自我”。

21世纪的超感官数字技术能否使人们摆脱常规的人为场景（酒精、极限运动、舞蹈）中的“自我”？这个问题深藏于我的心中。在2009年2月，我有机会可以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英国上议院在关于网站管制的问题上，曾经从儿童幸福和安全的角度，组织了一场辩论会。在这样的活动中，辩论者通常会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陈述。我对法律和管理条例一无所知，我主要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提出我的观点。我使用的三段论非常简单直接，并且也不是为此创造的新理论。任何神经科学家都能给出类似说法：人类大脑适应环境，环境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改变，因此大脑（思维）可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转变。

国际报纸杂志和广播媒体对这个平淡而符合逻辑的论调，竟然做出了异常夸张的反应。毋庸置疑，我不得不忍受着媒体的误解。它们在大肆宣扬的东西并非事情的真相：其中一个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就是“英国女爵士说计算机腐蚀人脑”。与此同时，有些记者还幸灾乐祸般地采访我，他们说有些博主把我骂得很惨，然后问我感想如何。

我一贯的态度是，我乐于谈论自己观点背后的科学理论，而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我就举白旗投降了。科学家会发表供同行评议的文章，这是我们完善理论的方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把专业批评视为研究过程中的“经纬线”。有趣的是，某些攻击我的言论带有明显的敌意。很明显，我触碰了某些人的原始神经，让他们吃亏了。直到那时，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个话题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如此重要。我持续不断地阅读和思考，在更大的平台上讨论未来的大脑，甚至讨论大脑的未来。

在2011年12月5日，英国上议院给了我们正式地公开讨论“英国政府如何看待电子科技对思维的影响”的机会。在富有年代感的、金碧辉煌的议院里，让议员花时间听我说话是很不容易的，而获得“简短辩论”的机会令我深感荣幸。在这个辩论会上做报告的人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商界、教育界、医学界等。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议员似乎倾向于强调科技的好处，觉得不必太担忧人类大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主管学校事务的英国政务次官奥易福特·希尔爵士指出，他“不知道均衡适度地使用科技能引发什么大量的负面影响……当然，任何科技革命在带来伟大进步的同时，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警惕”。

“简短辩论”的弊端是时间短，它和长时间的辩论不同。就像我在这个场合中所做的那样，提出特定话题的成员不能公开地对意见做出回应。如果有机会，我就会向政务次官提出如下四点质疑。

第一，现在英国政府关于屏幕文化对年轻人以及其他群体的思维影响的研究非常少。如果增加相关研究的提议不被采纳，那么了解正在进行的研究类型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关注“在什么领域，在什么时间范围内，人们投入了多少资金来进行这些研究”。

第二，如果人们真能“理智地”“适度地”使用科技产品（理智和适度属于主观判断），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限定适度的使用时长。事实上，人们不可能适度地使用科技产品。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人们每天使用科技产品高达11个小时。对于科技产品，真正适度的使用时长是多久呢？

第三，当我们在了解网络文化的各方面时，有些问题实在值得反思。这类会议演讲的内容常会带有战略性转移问题的倾向。不论是政客和一般公务员还是其他人都想要平静的生活：推诿搪塞，直到你再也拿不出新的证据来反驳他们，或者没有证据能够引发社会的大规模讨论。这种现象涉及的对象很广，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家长、老师，更普遍的说法是广大纳税人。

第四，政务次官口中“意想不到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既不参与其中，也不事先讨论相关话题和问题。

机缘巧合之下，兰登书屋找到我写作本书。本书提供了回答上述问题的一种视角，而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厘清相关问题并引导实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怀着一种系统公正地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尽管这样的概述不可能做到十分详尽，但本书至少涵盖了大部分的重要发现。它值得你仔细翻阅，并常做笔记。很显然，关于“电子科技对思维的影响”的争议不仅涉及电子科技的利弊，还涉及由此引发的不同领域的思考。另外，立法和社会规范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

本书探讨数字技术可能影响到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思维方式和认知技能，还有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个人抱负等。相应地，在参考了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献之后，你会发现关于不同主题的探讨可能会引申出一种新型的思维模式。科学文献与主流媒体的评论和报告，都可以作为社会现实的“折射镜”。

事实上，对广泛多样的样本进行研究与比对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然而，命运再一次帮了我一把。在2012年12月墨尔本的一个聚会上，我有幸遇到奥利维亚·梅特卡夫。奥利维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她在堪培拉研究电子游戏。令人惊喜的是，她乐于帮助我完成本书，并且在第1版的草稿中，提供了关于数字技术的广泛研究结果。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奥利维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她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批判精神真正为本书关于电子游戏的讨论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她对这个非常复杂和快速更迭的领域进行了深度思考。

多年前，我在巴黎工作，同事把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拿给我看，上面有张照片：一个大胡子男人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毛衣。“他是绿色行动的一员。”同事讽刺地说道，嘲笑那张照片上的男人。显然，正如“气候变化”一样，“绿色行动”的概念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很陌生。不过现在，这些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断影响着公共决策和个人生活方式。我认为思维转变与气候变化类似，它们都是全球性的、富有争议的、前所未有的、多面性的。为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人们在打破界限方面做了更多的实践。思维转变在21世纪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可以讨论并计划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更具体地说，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便能前所未有地实现人类大脑的全部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