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叫得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最关键的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难事，难的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人是否愿意带动后富？先富起来的人有没有能力带动后富？如何带动？先富成了一个新阶层，而后富的人还是那些没有能力、没有知识和没有技术贫困温饱的农民。
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
索洛湾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涌现了几个先富起来的人；但是，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经验和走过的路，并不是其他人都能够借鉴和适用。即使有个别，比如承包水稻田，全村可承包的水稻田总量有限，势必造成富余的劳动力；那么养牛，技术要求高，投资成本大，也不适合普通农民借鉴；再比如跑运输，这对于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来说，更不具有现实性和借鉴性。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索洛湾人来说，依然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旧意识旧思想，也因为这样的思想意识，索洛湾这个曾经处处在乡里争第一并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小村子，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印象中，索洛湾就是一个毫不起眼、毫无希望的小村子，没有人关注，更没有人想起它……
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按照《黄陵县志》记载，1992年4月29日，《陕西农民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陕北闪耀着五颗璀璨明珠——店头镇五个“百万元村”的调查》专题报道。文章中提到的五个百万元村分别是集贤村、曹家峪村、七丰村、河腰村、张湾村。文章非常详细地报道了这五个村的支付情况，这五个村各有各的发展渠道和致富途径，是当时黄陵旗帜性的村子。
1992年年底，黄陵县隆坊镇李家章、店头镇集贤、太贤乡安子头村被评为全省先进村，李家章村同时获全省特级村民自治模范村，店头镇获全省明星乡镇称号。
1993年3月，黄陵县被中共延安地委、延安地区行署确定为全区扶贫综合开发特别改革试验区。
1993年，店头镇曹家峪村被命名为陕西省文明村。
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黄陵县改革的步伐是紧凑有序、卓有成效的，而索洛湾在发展过程中因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困乏、生产落后等等因素的影响，在根本上没有找出一条致富的路径。
这些村镇的示范带头作用，怎么会打动不了索洛湾呢？当然打动了。这些改革示范村镇，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比如由双龙镇镇政府组织辖区内的村组（也包括索洛湾村），一起现场观摩，并现场进行交流。回到村后，大家谈感受，各执一词，认为每个村子的发展都有各自的客观优势，能不能复制、能不能借鉴，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
张军朝显得很无奈，村干部的整体思想没有彻底转变，成为制约整个村子发展的一个内在症结。
此时，线麻作为索洛湾最为耀眼的经济作物，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个别人少量种植。因为线麻对于水土要求很高，“杀麻”过程又很繁杂，群众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干，做到真正的互助互利，人的逐利心理逐渐滋长，除了红白喜事，很难再看到群众的集体行动。
“人情比20世纪80年代淡了，”张军朝扼腕地说道，“在农村，什么都讲钱，那还能干什么事？”
市场经济给予乡村民间道德和秩序的冲击是致命的。在他看来，钱是一个大家都追逐的东西，但也是拉开群众之间距离的罪魁祸首！
在索洛湾，当时最让大家骄傲的是优质的大米和玉米糁。
由于这两样东西在索洛湾深受城里人的喜爱，尤其是有些不远处的矿区家属，十分推崇索洛湾大米和玉米糁。村里有些种植大户也想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最终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化，都是个体零散种植，厂商难以运作。更重要的原因是，运输难！从店头镇到索洛湾村都是黄土路，一旦下雨，到处坑坑洼洼，难以行进。最后大家都望洋兴叹，不得不放弃了。
这是贫穷的索洛湾人进行的第一次市场尝试，还没有形成气候，就被无情地抛弃和扼杀了。
尽管如此，索洛湾的大米还是不愁销售，很多人到村里来收购，销路一直很好。
但是，这个教训给路建民和张军朝极大的思想冲击，他们在总结失败的经验中，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感到力不从心。
记忆中，路建民就此和村委会班子开了多次会议，也请到镇政府的相关领导进行指导，反复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班子达成两个共识：一是尽快寻找产业突破口，并以此契机迎头赶上，将索洛湾落后的面貌扭转过来；二是党支部的决议，尽快寻找能干、思想活跃、能带领大家致富的接班人。如何寻找接班人？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培养？如何培养？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并没有形成最终的结论，所有党员都在心中思量着。
路建民提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标准——公道、能干！张军朝补充了一点是，尽量在目前索洛湾“先富起来的人”中寻找。定了这个标准后，大家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只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步骤，因为先富起来的十来个人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争议。
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下来。
当时索洛湾的村民，大部分还只是处于温饱状态，所谓的贫困户只是个别比较懒散的人员。
“因为有土地，只要勤奋一点，就不会饿肚子。”路建民说，“但是，想要赶上当时富裕的脚步确实很困难。”
以路建民为例，他的家风极好，自身又当过老师，所以，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1994年，他的大儿子考上了一所大专院校，二儿子也考上了一所公办中专院校。摆在路建民眼前的问题是，家里没有钱同时供两个儿子去上学，只能保证一个孩子去上学。这让路建民感到十分心痛，手心手背都是肉，谁去上学，这一辈子就将彻底改变命运！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他当然谁都不想落下，毕竟上学是好事，但现实是有一个孩子将上不起学，他的一生将可能变成悲剧……反复思量，路建民最后决定让二儿子去上学，大儿子留在家里劳动当农民……
这样的故事，多么痛心！过去我们只是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情节，但确确实实就发生在路建民的身上。这是个多么无奈的悲剧。
当时索洛湾的村民居住条件都比较差，全村大部分人都住在破旧的窑洞里，这些窑洞靠着山坡山根而建；还有一些人住在年久失修的破瓦房里，由于无力翻修，很多房屋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失去了遮风挡雨、驱寒保暖的作用；还有一些住户居住在林区边缘，而且分散得很，给森林防火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种靠着大山居住的房屋，很多封闭不严实，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偶尔还会有蛇蝎窜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军朝带头在村子中央的滩地建立了最好的平房，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将他所有的财产物品一件不留地烧得干干净净。张军朝欲哭无泪，只能暂时再回老屋居住。
“烧得连一根筷子都没有留下。”张军朝说，后来只能靠亲戚朋友资助才能维持来年的生活。
长年累月，村民们的生活基础条件得不到改善，只能维持着简单的温饱，日子也过得小心翼翼，比如药材、山货等微薄的收入基本都积攒起来，用于孩子上学；但是，大部分只能上到初中；抑或积攒着用于婚丧嫁娶。当然，一般的村民是不敢生病的，小病小灾都硬挺着扛着，如果不幸患了大病，那也只能强忍苦挨，受尽摧残，直至生命终结。
也就在这个时候，索洛湾的落后面貌引起了当时县委县政府的极度关注和重视。
1992年，县政府为了帮扶索洛湾发展产业，根据村民们的实际情况，决定由县畜牧局牵头进行项目合作，由县畜牧局拿出项目资金，索洛湾村集体和部分村民入股养牛。
党和政府对索洛湾并未放弃。
据张军朝讲，当初为了能够把索洛湾大米和玉米糁规模化推向市场，由县政府牵头，为给索洛湾解决水稻的引水问题，在村子的上游打了一座水稻坝，由于规划科学，不仅在当时解决了水稻的引水问题，而且还增加了几十亩的稻田土地。
1994年，县政府投入扶贫项目资金，为索洛湾村全体村民解决了自来水问题。政府出资，村民出劳力，索洛湾村民千百年来的饮水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对于索洛湾人来说，养牛又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索洛湾的自然条件比较适合养牛，也有成功养牛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如果成功，就意味着集体产业在索洛湾再次扎下根基。
拿到这个项目的张军朝兴奋不已，他将这个项目给两委会汇报的时候，进行了一番长远的规划。他觉得，在三年之内，小牛一定会翻倍，十年之内，大牛小牛一定会遍布整个索洛湾。到时候，索洛湾就会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养牛专业村……这个美好的梦想让张军朝三天没有睡好，每天都在思考养牛产业大发展后，索洛湾未来的广阔前景。
20世纪90年代初的索洛湾村委会没有任何收入，为什么村干部不去村委会办公？连纸笔、电费都是钱，虽然不多，一旦摊派，村民必然有意见。所以，基本支出也就靠村干部自己自掏腰包。所谓村干部越干越穷，越干越没信心也有这些原因。如果能有一点集体资产，哪怕是能支出日常的费用，对于张军朝来说，他的腰杆也是硬的！政府的水稻坝意外让原本荒芜的集体机动地变成了水稻田，当时算下来大概有20亩左右，村委会经过讨论，将这些新增的集体水稻田承包给个人，索洛湾的村集体终于有了一点收入，每年大概不足1000元。这点收入在当时正好可以应付村委会的办公和电费等开支。
有了这个基础，村委会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如果这群牛能壮大起来，无论集体还是村民大家都是受益方，何乐而不为呢？这一点张军朝和路建民的意见也是一样。
路建民说：“大河没水小河干！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也不是故步自封，通过各方面的学习，起码看清一点，农村必须有集体经济，没有集体村民就没有靠山！这关系到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根本问题，更关乎国家的命运问题！”
带着满满的期望，张军朝请了几位村里有经验的村民，沿着索洛湾向甘肃边境的正宁县村落一户一户地挑选购买繁殖黄牛，每一头都进行精挑细选，半个多月时间，21头繁殖牛一起被赶进了索洛湾村。
张军朝信心满满地将这些牛围在围栏里，而后用两三天时间修了一个饲养室。接下来，这些牛必须有人管理，虽然繁殖黄牛属于本地品种，但是他也不敢大意，就召开了村委会讨论，该怎么饲养？谁饲养？他的本意是，既然是村集体的牛，那么大家就轮流管理饲养。但这又引发一个问题是，养不好了怎么办？毕竟集体的事情，现在大家大都没什么集体意识，不可能上心去做这件事情。反复讨论，最后他采取了多数人的意见——雇用饲养员。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张军朝和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们终于找到了饲养员，一个河南小伙子。
小伙子看起来挺精神，也有饲养经验，同时也是村里的人推荐来的。张军朝虽然对这群牛抱有很高的期望，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照顾着，可毕竟不能让他完全被拴在这群牛身上，他还有自己的日子。于是，最后决定将21头牛交给这个年轻人饲养。
当时的合同约定很简单，村集体的21头牛保证不能少，如果繁殖出小牛，所得利润三七分，村集体占七，饲养员占三。另外，村集体为了解决饲养员的吃饭问题，腾出五亩水稻田无偿给饲养员种植，三年后，可以让饲养员落户到索洛湾。
这个合同当然最终也通过了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毕竟这是大事，21头牛也关系到索洛湾未来的美好前景。
但是，这个事情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这也让老实憨厚的张军朝彻底摔了一个大跟头。
平时，张军朝因村里和家里的事情多，顾不上看牛。但是，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去看看，对这群牛非常上心，甚至比自己家里的牛还爱护得多。由于是繁殖黄牛，张军朝舍不得让它们耕地，冬天，怕牛冻着了，还挤出一点资金一方面维修了饲养室，另一方面也买了一些杂粮给牛做夜草料。
“牛无夜草也不肥嘛。”张军朝嘿嘿笑着说。
冬天的时候，牛就生了小牛，第一头小牛生下来后，张军朝害怕小牛冻伤，将它抱回自己家里，插着电炉子给小牛取暖。农民和牛的感情是一种生死之交。当时的张军朝充满了喜悦和兴奋——这小牛就是索洛湾未来的希望啊！
紧接着，第二头、第三头小牛生了出来……
繁殖牛的队伍逐渐壮大了。
然后，到第二年春天，牛丢了三头。张军朝有些手足无措了，质问饲养员何以会将牛丢了？饲养员说，牛跑进了双龙山，怎么也找不到啊。
张军朝气呼呼地带着村里的人跑进双龙山深处，一直寻找到天色很晚，还是没有找到牛的踪影。
有人建议去报警，但是，公安对于这种案子只是备案，公安也不会去帮你寻找牛。从派出所出来，张军朝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无缘无故三头牛就没了，他怎么给索洛湾的群众交代呢？
回到村上，张军朝不得不据实将情况报告给路建民，路建民也劝他，既然已经丢了，没法挽回，那就别再追究了，群众也能理解。接着，会议上大家还是抱有宽容的态度，觉得丢牛并非张军朝的责任，如果换了饲养员，一时也不好找其他人。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在张军朝的心里，落上了一块大石头，非常难受和惋惜。
到了夏天，饲养员再次来向张军朝报告，有两头牛被蛇咬伤，其中一头前几天已经死了，他怕有传染病，赶紧将牛处理掉了。
张军朝简直气炸了，处理掉了？怎么不早点报告？怎么处理的？活要见牛，死要见牛皮啊！饲养员还真把一张牛皮给张军朝送来了……
这一年之间，繁殖牛不断出状况，生病、意外、丢失等，一直操心不已的张军朝身心俱疲。到了一年时间，饲养员向张军朝报告，21头牛还是21头牛，一头没少啊。张军朝决定把饲养员开除了；但是，村委会上，有人反对，因为饲养员当时也是个别村民的亲戚，他碍于面子，只能忍了下去。
养到了第二年，21头牛还是21头牛。饲养员通过各种手段，在村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逐步转移了剩余的牛。张军朝这下沉不住气了，想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但是，合同约定了十年时间，21头牛一头不少，这样的官司，索洛湾赢不了。
养到第三年的时候，依然是21头牛……
张军朝一点办法都没有，显然，饲养员早就打好了牛的主意，给索洛湾的人埋了一个大坑。
这个跟头摔得张军朝逐渐萌生了退意……
在他看来，他一心为村集体谋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变成这样，他感到十分沮丧和懊恼。为这件事情，他多次在支部会上承认错误和做检查。但是，事实已经形成，如果要打官司，索洛湾还要承担数额不小的违约赔偿费用，村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虽然这些牛没给集体带来利益，但是，也没有赔钱，大家还是能容忍。饲养员提出落户索洛湾的要求，张军朝和路建民坚决不同意，这样，他们互相只能维持履行合同。
养牛不但没有收到效益，反而栽了跟头。吃了这么大的亏，张军朝有些一蹶不振。他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头脑活跃度不如年轻人，再次将更换班子的想法与路建民进行了沟通。
两个人下定决心后，逐步开始实施组长的换届工作，1996年先后在村委会的班子中，充实了两位年轻人。一方面以路建民提到的“公道、能干”为标准，另一方面又以这些年，个别在村子和村外干得比较好的年轻人为主。目的是想以此来带动全村的产业致富。
当然，这期间，还有其他的产业。
据路建民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镇政府为索洛湾和周边几个发展滞后的村子想尽了办法，其中烤烟的种植也是一项内容。
《黄陵县志》的经济作物烟草一项中，专门有烤烟的介绍：“1990年，全县种植烤烟3.02万亩，总产量4430吨，实现产值1398万元。1995年全县种植烤烟0.98万亩，总产值1183吨，实现产值402万元……”以后逐年减量减产。“2005年，黄陵县烤烟种植资格被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取消，此后，黄陵县再未种植烤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烟草种植资格是县上整体布局安排，为此争取和引进的脱贫致富项目。烟草种植达标后，烟草局会进行统一收购。索洛湾于1992年号召村里的农民进行烤烟种植，按照预先的估算，一亩产烤烟的收益将是玉米的三到五倍。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致富项目，而且也适合农民的耕作传统。
当年，索洛湾的村民大概有十多户种植烤烟，烤烟面积达近百亩。技术人员来到村里亲自指导烤烟的地膜覆盖、防病虫害等工作。
但是，当年烤烟的收益并不理想。原来，索洛湾一带地处次森林地带，气候与高原地带不同，空气湿度较大，光照时间不够长，尤其到了收获季节，经常遇到雨水的侵害，到了成熟期，烤烟的烟叶就成了“黑暴烟”，不管怎么努力，这样的烟叶入炉烤后，成色都不尽如人意，与烟草部门的优质烟叶要求有很大的偏差。烟草部门没法收购这样的劣质烟叶，村民只好将烟叶低价转卖给零售商，或者干脆掩埋或者烧掉……
烤烟致富的梦想也成了泡影。
产业致富一次次失败，这让路建民和张军朝等村干部们非常着急，这样的挫折犹如一次次无情的冰霜，打落在他们的心上。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目光同时投在了自己身上。
路建民说起那些年经历的曲折道路感慨万千，党员和村干部的思想观念一直转不过来，也无从下手，制约索洛湾人致富的“卡脖子”问题在哪儿？他们也想不明白，明明每次国家和政府给的项目，大家都非常努力去做，可是效果微乎其微。索洛湾什么时候才能富裕？这是让他们头疼不已的问题。他觉得，总结过去的一些失败经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群众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差，党员和村干部思想观念陈旧。
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换届中，路建民和张军朝有意在一些最先致富起来的年轻人中挑选骨干和村干。
“是不是党员都无所谓，只要是能带着大家致富，把大家的心紧拧在一起就行。”
路建民甚至觉得，有些年轻人，有一些缺点也无所谓，只要愿意带着大家向前奔，多数群众和村干部同意，就让他上去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但是效果又怎么样呢？
这些新选拔的年轻人，或者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主要分为三类人：一是不愿意做村干部，只愿意过自己的小日子。那么，对这部分人，由村干部去做工作，激活他们对村集体事业的积极性。二是找在外做生意的年轻人分别谈话，并与他们的家属沟通，通过家属做工作，召回来做村干部。三是那些有意或者主动有想法做村干部的年轻人。这三类人的想法各有不同，不愿意做村干部，通过努力勉强来的人，只做培养工作；外面做生意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回来充实干部队伍；主动有想法的年轻人，支部积极欢迎，一边培养，一边任用。
很快，新的换届工作结束，这些年轻人也有了一些工作积极性。支部和村委会为了培养他们，就增加了一些村干部的职位，但是，只增加职位不增加待遇。开始，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处于观望和试探阶段，很多人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说把索洛湾整体承包出去，结果客商来了，索洛湾的土路尘土飞扬又把人吓跑了，黄土路一旦下雨，到处坑坑洼洼，“陷阱”重重，“要想富，先修路”，拿什么修？再比如说，用死命令等粗暴手段管理村民，村民和村干部之间有了敌意，需要及时扭转，等等。一时间，问题状况持续不断。更有甚者，与村委会讲条件，做事处处讲待遇，功利心非常强。最让路建民和张军朝无法忍受的是，个别年轻村干部还打着索洛湾村委会的名义，找县委县政府给自己要项目，项目下来后，只贷款，不给村里办事，完全是给个人捞钱。说白了，有个别年轻村干部，压根就是想给自己套国家和政府的钱。路建民和张军朝非常生气，对于这样的村干部，经过支部会议后，立刻予以撤职。
“有些年轻人犯点工作上的、个性上的错误可以原谅、改正；但是，这些目的不纯，自私自利的人，绝对不能进入村干部队伍，这关系到党的原则和威信。”
路建民、张军朝都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历经十多年成长起来的基层村干部，党性原则和观念非常强。还有些年轻干部，看到村委会没有钱，自掏腰包大吃大喝，费用都算在了村委会的头上，村委会没有钱，那就欠账，追问起来反而说得头头是道，群众反响强烈。发现这样的苗头，两个人的心凉到了底，到底是方向错了，还是索洛湾压根就没有希望了呢？
这样的经历，虽然耗费时间，但是，路建民和张军朝也逐渐对村里年轻人的能力、思想有了一个彻底的掌握。未来的路怎么走，他们俩有些焦躁，更多的是无奈……
即使如此，在路建民和张军朝的眼中，大多数群众是善良踏实的，是有希望的，群众基础也是好的。
索洛湾的村风民风一直保持着淳朴的气息。在勤劳致富方面，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他们所说的一部分人不超过五户，当时大概占索洛湾所有村民的4％。这4％主要是三类人，靠卖水稻等种田占两户，养殖户——主要是养牛一户，剩下两户就是在外面做生意。
在索洛湾，路建民沿袭着前辈支书的好作风，大小事他都尽心处理，每家每户家长里短的事情，他都会充当“清官”角色，家庭矛盾问题、老人赡养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困难帮扶问题、婚丧嫁娶的程序问题，等等。从某种角度上讲，索洛湾的支书，既是党的基层干部，又充当了类似“族长”的角色，这也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特有的属性。
路建民讲，大多数索洛湾的村民不愿意外出打工，原因是，村民胆小，外出风险大，怕上当受骗，待在索洛湾的家里，心里踏实。从改革开放以来，索洛湾村积极参军的有13人，考上大中专的学生有16人。相比较于其他村子，索洛湾算是比较优秀的。
20世纪90年代，村上相继成立了“村民调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党务工作的很多政策都具体落实在这两个方面。在路建民的印象中，“村民调解委员会”的事情比较多，尤其是在有些年轻夫妻，争吵不和睦离婚等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邻里之间的矛盾最为繁杂；而“红白喜事理事会”起到的是维持村风正的关键，路建民的角色每次都是“总管”，他要帮村民进行把关、统筹、拿主意。
“这是我们索洛湾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村干部就是顶梁柱，几十年来村风没有改变，关键是这儿。”
路建民和张军朝培养了一届新干部，不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反而受了一肚子委屈。年轻村干部闯了祸，他们得担着，镇上对此很有看法，他们得做检讨，镇政府对此也非常有意见。当时有位镇上的领导气得质问路建民：“你们索洛湾就捏不出一个人了？”
这个话深深地刺激了路建民，难道真的在偌大的索洛湾找不到一个真正为群众做事的年轻人了？难道索洛湾就这么完蛋了？几代人苦苦经营的索洛湾就要断送在自己的手上？
路建民和张军朝反复商议，把索洛湾所有的人都梳理盘点了一遍，最后目光一起落在了一个人的名字上——柯小海！
张军朝思索了一下，前几年柯小海年龄小，两人没有把他定为入选的范围，几年过去了，柯小海也就是22岁的毛头小伙子，一方面不知道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他在外面生意做得大，愿不愿意回来？但是，路建民心里有数，柯小海虽然在外面一直做生意，可是每次村里有红白喜事，他绝不含糊，主动跑回来贴人贴钱给大家帮忙，能扑下身子给大家做事。还有一点是，柯小海是老村干部柯雨荣的娃娃，家教好，差不到哪里去！
两个人就这么决定了，先由路建民去和老村干部柯雨荣谈，然后再等柯小海回来后，试探做柯小海的工作。
这时候，马上就要换届了。路建民没有想到的是，柯小海自己找上门来了。
20世纪90年代的索洛湾还属于探索阶段，群众想富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经过几次失败的教训后，村干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选用村干部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既不能违背党的原则，也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更不能唯亲是用，必须综合多方面的素质进行遴选。
过去的村干部，思想难以有大的转变，对于市场经济缺乏认识和经验，因此需要给他们以充分的尊重，更要吸取他们好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道：“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在山上。”索洛湾偏居一隅；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索洛湾长期未能实现全面致富的主要原因。
解决农村致富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索洛湾的历史也是在像路建民、张军朝等人的不断失败的经验中走过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贫困地区的发展和实现小康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要经过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的循环坚持，才能找到真正致富的路；但是，首要问题是，提升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中讲道：“……就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她的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体会和分析，深刻地道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存在的根本问题和解决态度。抱残守缺只能举步不前，多尝试、多探索、多总结，坚持“量变到质变”最后总会达到滴水穿石的变化。最后他讲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赴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索洛湾历届村干部们在这点上做得无愧于心，像路建民、张军朝等人，他们起到了“前赴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