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阿拉贝尔和我带着他，”巴雷特小姐写道，“坐马车去维尔街办点事。跟往常一样，他跟着我们进出店里。从店里出来上马车时，他还在我脚边。我转过身便唤道：‘弗勒希。’阿拉贝尔也四处找他。可弗勒希踪影全无！就在那一瞬间，他被人从车轮底下抓走了，你明白吗？”勃朗宁先生非常明白。巴雷特小姐忘了拴狗链，弗勒希就这样被偷走了。这便是一八四六年时温波尔街及附近街区的法则。

诚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温波尔街表面的稳固和安宁。体弱多病者步力所及或巴思椅能被推到之处，放眼望去，皆是四层洋楼、大玻璃窗和桃花心木大门构成的赏心悦目的景致。哪怕乘坐双驾马车，只要马车夫小心谨慎，在下午的兜风行程中也不会越过礼仪与体面的边界。然而，如果你并非病弱之人，如果你不坐双驾马车，如果你—跟很多人一样—体格健全、充满活力—喜欢步行，那么你很可能会在距离温波尔街几步之遥的地方看到各种景象，听到各种用语，闻到各种味道，甚至开始疑虑温波尔街本身的安稳。在这一时期，当托马斯·比姆斯 先生打算到伦敦逛逛，见到的恰是此景。他感到惊讶，事实上他深受震动。威斯敏斯特区富丽堂皇的建筑鳞次栉比，然而其后便是破败的棚屋，人们成群地挤在屋内，屋子下方便是一群群牛—“每七英尺就挤着两个人”。他自感有责任把所见公之于众。然而一个人该如何不失文雅地描述一间位于牛棚之上、合住着两三个家庭的卧室，况—这牛棚甚至没有通风设备，牛就在卧室底下遭人挤奶、屠宰和烹食？当比姆斯先生尝试这么做时，他却发现，这项任务穷尽了英语语言中的所有词语。他还是认为自己有义务把下午散步经过伦敦最具贵族气派的几个教区时的见闻如实陈述。斑疹伤寒的感染概率是如此之高，富人不会知道自己面临何种危险。对于自己在威斯敏斯特、帕丁顿及马里波恩区的所见所闻，他根本做不到三缄其口。譬如，有一幢本来属于某位贵族的老宅邸，昔日的大理石壁炉台依然存在。房间皆由木头嵌板，楼梯扶栏上皆雕刻着花，然而地板已经腐烂，墙壁上沾满了污秽，成群的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栖身于此，占据了古老的宴会厅。接着他继续往前走。这块儿某个有商业头脑的建筑商将一幢老宅夷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偷工减料的廉价公寓。雨沿着屋顶渗入室内，风则从墙缝中钻了进去。他看见有个孩子拿着个铁罐在条鲜绿色的溪流里舀水，便问他这里的人喝不喝那溪里的水。是的，他们喝，还在里面洗澡，因为房东每周只肯供应两次水。这类景象之所以尤其令人吃惊，是因为在伦敦最安静、最文明的街区里—“最上流的教区也在所难免”—竟也能遇到此般场景。再比方说，就在巴雷特小姐卧室的后方，便是伦敦最不堪入目的贫民窟之一。肮脏败坏和体面富贵在那里交会。当然，还有些区域早已由穷人接管，无人干扰。在白教堂区，或托特纳姆考特路下面的那块三角地带，几个世纪以来，贫穷、罪恶与苦难一直在那里滋长繁衍、生生不息，无人干预。又好比圣贾尔斯区里大量密集的老房子，“俨然是罪犯的流放地，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贫民都市”。这流放地被称为“白嘴鸦”，称呼十分恰当，因为贫民们就是这般聚集在一起的。区内人挤人，户户相叠，仿佛黑压压地挤在树梢上的一群白嘴鸦。只不过这里的房子并非树木建成，甚至都不再是房子了。它们是由砖块砌成的牢房，由流满了脏污的巷道分隔开来。从早到晚，衣衫不整的各路人马在小巷里熙来攘往；入夜后，白天赴伦敦西区讨生活的盗贼、乞丐和娼妓又源源不断地涌回区内。警方对此束手无策。过路行人只能加快脚步，不敢稍停，或许只会和比姆斯先生一样，在一堆旁征博引、托词规避和委婉客气的辞藻中悄悄暗示天下未必像理想中那样处处太平。霍乱有可能降临，而—即便有霍乱降临的征兆，也不至于这般躲闪。

不过那个征兆在一八四六年的夏天尚未出现。对于居住在温波尔街及附近街区的人来说，确保安全的唯一方法便是决不越雷池一步，而—带狗出门一定得系狗链。如果你跟巴雷特小姐一样一时疏忽，那就只好付出代价，正像巴雷特小姐此刻必须付出代价一样。温波尔街与圣贾尔斯区比邻而居的法则简单明了：圣贾尔斯区尽管偷，温波尔街必须乖乖付钱。因此，阿拉贝尔立刻“开始安慰我，告诉我顶多花十英镑，肯定能把他赎回来”。据估计，十英镑差不多是泰勒先生给可卡犬开的价。泰勒先生是这个地区的地头蛇，温波尔街的贵妇人只要一丢了狗，就会去找泰勒先生。由他开个价码，狗主人赶紧付钱，如果不付，几天之后温波尔街便会收到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狗头和狗爪—至少这是街坊上某位女士企图跟泰勒先生讨价还价之后的下场。不过巴雷特小姐当然愿意付钱，一回家便告知了兄弟亨利。亨利当天下午去见了泰勒先生，发现泰勒先生“坐在一间挂了油画的房间里抽雪茄”—据说泰勒先生仅靠温波尔街的狗，年收入便达两千到三千英镑。泰勒先生一口答应出面和他的“社区”交涉，狗第二天就会归还。这件事很伤脑筋，尤其眼下她正急着用钱，所以更让人恼火；可要是在一八四六年忘记给自己的狗拴狗链，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但是对弗勒希，情况却很不一样。巴雷特小姐想到，弗勒希“并不知道我们可以把他赎回来”；他从来没有精通过人类社会的游戏法则。“这下他肯定要哭号一整个晚上了，我很了解他。”九月一日星期二的下午，巴雷特小姐在给勃朗宁写信时这样说道。就在巴雷特小姐给勃朗宁写信的同时，弗勒希正经历着他这辈子最恐怖的遭遇。他困惑极了，不明究竟，前一秒钟还在维尔街，置身于彩缎蕾丝之间，下一秒便整个儿地栽进布袋里，颠颠簸簸地被拎着迅速穿过几条街，最后终于被倒了出来—倒在这里！他发现自己在一片漆黑之中，又冷又湿。头晕脑涨过去之后，他渐渐分辨出自己身处一间低矮阴暗的房间—几把破椅子，一张破烂的床垫。接着有人捉住他的一条腿，把他紧紧拴在某样东西上。有什么东西趴在地板上—是人是兽，他辨别不出。巨大的靴子和曳地的长裙不断地进进出出，苍蝇嗡嗡嗡地围着地上几片腐烂的臭肉。孩子们从黑暗的角落里爬出来，拧他的耳朵。他哀号一声，他的脑袋挨了重重的一击。他靠着墙蜷缩在只有几英寸的潮湿砖块上。这会儿，他能看见地板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动物：一群狗你争我抢地嘶咬着一根腐臭的骨头，他们瘦得肋骨都快戳破肚皮了—他们饥不择食、又脏又病、毛发蓬乱。然而弗勒希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全都是血统最高贵的犬类，是系狗链的狗，是仆役养的狗—就像他自己一样。

他趴在那儿，连哼都不敢哼一声，一小时接着一小时过去了。渴是他最大的煎熬。他舔了一口身旁水桶里那深绿色的水，这一舔让他作起呕来，他宁愿渴死也不会再喝第二口。可是一只威风高贵的灵缇正贪婪地喝个不停。每次房门被踢开，他都抬头看：巴雷特小姐—是巴雷特小姐吗？她终于来了吗？但进来的是一个毛发浓密的恶棍，他把动物们全踢到旁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一把破椅子前，瘫坐了下去。然后夜色愈来愈浓，他几乎分辨不清地板上、床垫上、破椅子上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人将一小截蜡烛插在壁炉架上。外边的排水沟里燃着一团火。借着那团闪烁不定的微弱火光，弗勒希能看到从窗外经过的可怕脸庞不怀好意地睥睨着屋内。然后他们进到屋来，本来就满满当当的小房间愈加拥挤，他只好缩成一团，更加紧贴着墙趴着。这群可怕的怪物—有些衣衫褴褛，有些涂满胭脂、身插羽毛—要么蹲在地上，要么弓背围坐在桌旁。他们喝起酒来，不时恶言相向，拳脚相对。从扔到地板上的口袋里滚出更多的狗—小型宠物犬、塞特犬、指示犬……个个脖子都还套着项圈。还有一只巨大的凤头鹦鹉，一边振翅疾飞，从一个角落冲向另一个角落，一边尖叫着：“漂亮宝莉！漂亮宝莉！”那口音足以吓坏它的女主人，一位住在梅达韦尔区的寡妇。接下来女人们也打开了口袋，手镯、戒指和胸针倒了满桌，这些首饰跟弗勒希看巴雷特小姐及亨丽埃塔小姐戴的那些一样。那群牛鬼蛇神伸出爪子在首饰堆里乱抓，咒骂着，争吵着。狗儿乱吠，孩子们尖叫，色彩斑斓的凤头鹦鹉（温波尔街的一扇窗子里挂有鸟笼，弗勒希常在其中看到类似的一只鸟）也厉声叫着：“漂亮宝莉！漂亮宝莉！”一声急过一声，直到被一只忽然飞过来的拖鞋打中，它才住了口，狂乱地拍击着那对带有黄色斑点的鸽灰色大翅膀。于是蜡烛突然一歪，倒了下来，房里一片漆黑。屋里也越来越热，那气味、那热度让人难以忍受。弗勒希的鼻子火烧火燎，皮毛抽搐起来。可是巴雷特小姐还是没有来。

巴雷特小姐躺在她位于温波尔街的沙发上。她很恼火，又很担忧，但并没有特别紧张。弗勒希当然会遭点罪，他会整夜哀号吠叫，不过只是几个小时的事情。泰勒先生会开个价，她只要照付，弗勒希就会被归还了。

九月二日星期三，白教堂区的贫民窟里晨曦微露。七零八落的玻璃窗渐渐变成灰色。光线爬上仰天躺在地板上的众多恶棍那毛发浓厚的脸上。弗勒希从遮蔽双眼的迷离之境中醒来，再一次面对现实。此刻眼前的一切便是现实—这个房间，这些恶棍，这群哀号着、乱咬着、被拴牢的狗，这片黑暗，这股潮湿。就在昨天，他还跟着高贵的女士们置身于彩缎环绕的商店里，可那是真的吗？温波尔街这个地方又真的存在吗？真有那么一个房间吗？那个房间里摆着盛满清水的紫色罐子，他曾经趴在那个房间的软垫上，还被赏过一块烤得恰好的鸡翅膀，他还出于嫉妒和愤怒咬了一位戴黄手套的男士，这样的房间真的有过吗？那样的生活与感情飘远了，消解了，变得虚幻起来。

在这里，光线穿过飞扬的尘土透进来，一个女人吃力地从一团麻袋里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出去拿啤酒。酗酒与咒骂再度开始。一个胖女人揪住弗勒希的两只耳朵，把他拎了起来，捅戳他的肋骨，拿他开了一个恶心的玩笑。她又把他扔回地上，引来众人爆笑。门被踢开又砰地关上。他每回都会抬头观望。是威尔逊吗？有没有可能是勃朗宁先生，或巴雷特小姐？但不是！只是另一个贼，另一个杀人犯。仅仅瞅一眼那些曳地的长裙，那些粗硬的靴子，他就愈加往角落里缩。有一次，有人朝他丢过来一根骨头，他试着去啃，但他的牙齿咬不动硬得像石头似的肉，那股恶臭也让他作呕。他更加口渴了，不得不舔舔从桶里洒出来的绿水。星期三慢慢过去，趴在破木地板上的他觉得越来越热，越来越渴，全身越来越酸痛，所有感受全都搅和在了一起。他对发生了什么也漠不关心，唯有门被打开时，他才会抬起头来看。可惜，每次都不是巴雷特小姐。

躺在温波尔街家里沙发上的巴雷特小姐愈加焦虑起来。显然事情进展多有不顺。泰勒答应过星期三下午到白教堂区去跟他的“社区”交涉。但星期三下午、星期三晚上都已过去，泰勒一直没有现身。她估摸这大概只是意味着价码抬高了—碰上这个节骨眼，实在很麻烦。然而，她当然还是要照付，“我不能没有弗勒希，你知道的。”她写信跟勃朗宁先生说，“我不能冒任何风险去讨价还价。”于是，她继续躺在沙发上一边写信给勃朗宁，一边竖着耳朵等待敲门声。但是只有威尔逊前来送信，前来送热水。上床睡觉时间都到了，弗勒希还没有归来。

九月三日星期四，白教堂区东方欲晓。那扇门开了又关。趴在弗勒希身边哼唧了整个晚上的红色塞特犬被一个穿鼠皮背心的恶汉一把抱走了—命运会是如何呢？被宰杀和存活于此，哪一种更幸运？这般苟活与那样死掉，哪一样更糟？喧嚣嘈杂、又饿又渴、臭气熏天—弗勒希想起自己曾经非常讨厌古龙水的味道—这一切迅速抹去了任何清醒的意念，驱走了所有的欲望。往昔的记忆碎片开始在他脑海里翻腾。那是年老的米特福德博士在田野里高声呼唤的声音吗？那是克伦哈波克在门口跟面包师傅说长道短吗？屋子里一阵嘎吱声，他还以为那是米特福德小姐捆扎一束天竺葵发出的声响。可那只是风—因为今天风雨交加—吹打着糊在破窗框上的牛皮纸；那只是阴沟里的醉鬼在胡言乱语；那只是角落里的老太婆一边在火上用平底锅烤鲱鱼，一边咕咕哝哝个不停。他被遗忘了，他被抛弃了。不会有人来救他，不会有人跟他说话—鹦鹉大叫着：“漂亮宝莉！漂亮宝莉！”而金丝雀没完没了地发出愚蠢的啁啾。

夜色再一次笼罩室内，托盘上竖起蜡烛，室外黯淡的光线闪烁不定。扛着布袋的凶恶之徒和涂脂抹粉的俗艳女人成群结队、拖拖拉拉地从门口进到屋里，纷纷栽倒在破床破桌上。又一个夜晚的黑暗降临在白教堂区。雨水持续而规律地从屋顶的一个漏洞滴下来，滴答滴答敲击着摆在下面接水的水桶。巴雷特小姐没有出现。

星期四，温波尔街晨光熹微，却不见弗勒希的踪影—也没有泰勒先生的消息。巴雷特小姐惊恐万分，四下打听。她把兄弟亨利叫来仔细盘问，这才发现被他给骗了。“魔头”泰勒前天晚上如约前来，并给出了条件：给“社区”六个几尼，再付他半个几尼。可是亨利没有告诉她，却禀报了巴雷特先生，结果当然是巴雷特先生吩咐亨利不许给钱，也不许向她透露这次会面。巴雷特小姐“极为恼怒”，恳求亨利立刻去找泰勒先生，付钱给他。亨利拒绝了，并“把爸爸搬出来做挡箭牌”。但这个时候把爸爸搬出来有什么用，她抗议道。他们在这里说爸爸如何如何的同时，弗勒希可能就被宰掉了。她下定决心，如果亨利不肯去，那她就自己去：“……如果他们不照我的话做，明天一早我就亲自去把弗勒希接回来。”她在信中如是告诉勃朗宁先生。

然而，巴雷特小姐发现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她去接弗勒希，就跟弗勒希回到她身边一样艰难，整条温波尔街都在跟她对着干。弗勒希被偷、泰勒索求赎金这件事现在已是尽人皆知。温波尔街坚决表明立场，反对白教堂区。失明的博伊德先生传话过来，表示他认为支付赎金将是“一桩可怕的罪行”。她的父亲及兄弟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为了维护他们那个阶层的利益，出卖什么都在所不惜。可糟糕的是—尤其糟糕的是—勃朗宁先生凭借他的影响力、口才、学养和逻辑，选择站在温波尔街，而不是弗勒希一边。他写道：倘若巴雷特小姐对泰勒屈服，不啻于对暴政屈服，对敲诈勒索者让步，她在助长邪恶压倒正义，助力恶行侵害无辜。倘若她满足了泰勒的要求，“……那些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赎金的穷困的狗主人，又该如何是好”？他的想象力大迸发，他想象如果泰勒哪怕只问他要五先令的赎金，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你’必须对你那帮走狗的所作所为负责！我重申：‘你’别跟我说些什么砍狗头剁狗爪的废话。就像我实实在在地站在你眼前跟你说话一样，我将实实在在地穷毕生之力来打倒你，打倒你所代表的恶势力；我将实实在在地想尽办法揭发你和你的同谋共犯，送你们上绝路—我现在已经发现了‘你’，我再也不会放过……”如果勃朗宁先生有幸见到泰勒先生的话，他就准备这样当面回应泰勒。事实上，他意犹未尽，在同一个星期四下午赶上稍晚的邮车，又送来了第二封信，信里说：“……想到各阶层的压迫者在发现沉默弱者的秘密之后，是如何随心所欲、无所不用其极地操纵宰控他们时，真是让人毛骨悚然。”他并不是责备巴雷特小姐—对他而言，她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完美的，没有一件是不可接受的。只是，他在星期五早晨继续写道：“……我认为这是令人惋惜的懦弱表现……”倘若她助长了泰勒的偷狗行为，便是在助长巴纳德·格雷戈里 盗取德行的行径。所以，对于那些被巴纳德·格雷戈里一类勒索之徒从名录上挑中，遭到恣意抹黑而刎颈自尽或逃亡国外的可怜虫，她也负有间接责任。“其实何必对世上最浅显易懂的道理发上这样一通陈词滥调呢？”就这样，勃朗宁先生每天在伦敦新十字区振振有词地写满两封信，并送过来。

巴雷特小姐躺在沙发上读那些信。让步本该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说一句“在我看来你的见解比一百只可卡犬更有价值”本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她大可往枕头上一靠，叹口气说：“我只是一名弱女子，对法律和正义一窍不通，你替我做决定吧！”这该多么容易啊。只要她拒付赎金，只要她反抗泰勒和以他为首的“社区”，那么即使弗勒希被杀，即使那可怕的包裹送到，被她打开，然后掉出他的脑袋和脚爪，罗伯特·勃朗宁也会站在她身边，向她保证她做了正确的事并赢得他的尊敬。可巴雷特小姐就是不甘示弱，她拿起笔，反驳罗伯特·勃朗宁。这都很有道理，她写道，引用多恩 的话、举格雷戈里为例，并想象自己正义凛然地回答泰勒先生—如果泰勒攻击的是她，如果格雷戈里诋毁的是她的名誉，她也会这么做—只要他们敢！可是，倘若那一群盗贼绑架的是她，倘若落在他们手里的是她，他们威胁要割掉她的耳朵并邮寄到新十字区，勃朗宁先生会怎么做呢？不管他会作何反应，反正她心意已决。弗勒希孤立无助，她有义务去救他。“可是弗勒希，可怜的弗勒希，他如此忠诚地爱我，我难道有权牺牲无辜的他，就为了表示我反对人世间如泰勒先生之流的罪恶吗？”不论勃朗宁先生可能会说什么，她都要去救弗勒希，哪怕她必须深入白教堂的虎穴去接他，哪怕罗伯特·勃朗宁因此而鄙夷她。

于是，星期六那天，她开始穿衣打扮，而勃朗宁先生的信就展开着摆在她面前的桌上。她读了他信上所言：“再说一句—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所致力反对的是在这个父权世界里所有当家的丈夫、父兄及统治者制定的一切可憎的规矩。”所以，要是她去了白教堂区，那就是站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对立面，就是反对了那些当家的丈夫、父兄及统治者。然而，她继续穿衣打扮。马车房里有条狗在嚎，它被拴了起来，孤苦无助地被残酷的人们掌控。那狗似乎在嚎着提醒她：“别忘了弗勒希！”她穿上鞋子，披上披风，戴上帽子。她又瞥了一眼勃朗宁先生的那封信。“我将娶你为妻。”她读道。但那条狗嚎个不停。她离开房间下了楼。

亨利·巴雷特迎向她，表示她若真的去做她扬言要做的事，就很有可能遭人抢劫甚至被谋害。她吩咐威尔逊去叫马车。尽管威尔逊吓得浑身筛糠，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马车到了。巴雷特小姐让威尔逊上车。威尔逊虽然认定自己死期将至，仍然上了车。巴雷特小姐告诉车夫去肖尔迪奇区的曼宁街。待巴雷特小姐自己也登车后，马车出发了。他们很快便将大玻璃窗、桃花心木大门与地下室采光井的栅栏甩在身后，进入了一个巴雷特小姐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世界。他们在一个卧室地板下方就是牛群的世界，那里的人家都睡在窗户破了的房间里；这是一个每周只供水两次的世界，一个罪恶与贫穷滋养着罪恶与贫穷的世界。他们已经来到了正派体面的马车夫一无所知的区域。马车停住，车夫去一家酒馆问路。“里面出来两三个男人，‘噢，我敢说你们是来找泰勒先生的！’”一辆马车载着两位淑女出现在这个神秘的世界，只会为了一桩事，而那桩事已经无人不晓，就是那邪恶至极的事。其中一个男人跑进一栋屋子，出来后表示泰勒先生：“不在家！”“问我愿不愿意下车。威尔逊在一边害怕得要命，哀求我千万别做这种傻事。”一大群男人和男孩紧紧包围了马车。“那你愿不愿意见泰勒太太？”那男人问。巴雷特小姐一丁点见泰勒太太的意愿都没有，可这会儿一个肥硕超群的女人已从那屋子里走了出来，“一辈子的心宽养出来的体胖”。她告诉巴雷特小姐，她丈夫外出不在，“可能几分钟就回来，也可能几个小时后才回来—问我愿不愿意下车等他”。威尔逊使劲拉她的外衣。想象一下在那个女人的家里等人！坐在被一大群男人和男孩包围的马车里已经够糟了。于是巴雷特小姐便坐在马车里与那位“硕大的女匪”谈判。泰勒先生手上有她的狗，她说，泰勒先生答应会归还她的狗，能否请泰勒先生当天一定把狗送回温波尔街。“噢，当然可以！”胖女人堆着一脸无比亲切的笑容答道。她相信泰勒先生正是为此事才出门的。她一边说，一边“轻松愉快地左右摇晃着脑袋”。

就这样，马车掉头，离开了肖尔迪奇区的曼宁街。威尔逊认为“我们简直是虎口脱险”，巴雷特小姐自己则忧虑万分。“显然帮派在那里势力庞大，这些社区、这些‘千奇百怪的人’……的存在早已根深蒂固。”她写道。她的脑海中思潮汹涌，眼前充斥着各种影像。原来温波尔街的另一边是这副模样—这些面孔，这些屋子。她在酒馆外的马车里所看到的东西，比过去五年躺在温波尔街后面卧房里看到的东西加起来都多。“那些男人的脸！”她感叹道。那些面孔烙印在她的眼球上，刺激着她的想象力，即便是“圣洁的大理石神灵”—书架上那几尊半身像—也从未让她产生这么多灵感。在这里生活着跟她一样的女子；当她躺在沙发上阅读、写作时，那群人却在这个世界里如此活着。然而马车此时已再度行驶在两排四层的房屋中间，两侧熟悉的大门与窗户回归视线—有棱有角的砖道，黄铜门环，整齐划一的窗帘。终于到温波尔街五十号了。威尔逊飞快地跳下车—可以想象她意识到自己平安无事该有多么如释重负，但巴雷特小姐却似乎迟疑了片刻。她仍然看得见“那些男人的面孔”。多年后，当她坐在意大利阳光灿烂的阳台上写作时，那些面孔还会再次浮现于她的眼前 ^[5] 。它们将激发她的灵感，让她写下《奥罗拉·利》长诗中最生动的章节。不过男管家已经打开了前门，她走上楼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星期六是弗勒希遭囚禁的第五天。他竭尽力气，几乎不再抱有希望，气喘吁吁地趴在拥挤地板上的那个黑暗角落里。门猛地被摔开又砰地关上。粗哑的声音大喊着。女人们尖声叫着。鹦鹉喋喋不休，仿佛从未对梅达韦尔区的寡妇们说过话似的，然而现在邪恶的老妇也基本上不会咒骂它们。虫子在弗勒希的毛皮里爬来爬去，但他实在太虚弱了，太茫然麻木了，以至于他都懒得甩动自己的毛发。弗勒希之前的生活及其中的无数场景—雷丁、温室、米特福德小姐、凯尼恩先生、书架、半身像、遮光帘上的农人—全似一片片掉进大锅里的雪花一般融化得无影无踪。倘若他心中仍有一线希望，那也是寄托于某种无名无形的东西上—是一张他依然称作“巴雷特小姐”的模糊脸庞。她仍旧存在；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但她仍旧存在，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的道道鸿沟让她几乎不可能来解救他。黑暗再度降临，几乎快要碾碎他最后的一线希望—巴雷特小姐。

事实上，纵然到了这最后关头，温波尔街的各方势力仍在奋力阻止弗勒希与巴雷特小姐团圆。星期六下午，她躺着等待泰勒到来，正如那肥硕超群的女人允诺的。他终于来了，却没有带狗。他传话说，只要巴雷特小姐当场付他六个几尼，他“以自己的名誉发誓”，必定直奔白教堂区去把狗接过来。泰勒这个“大魔头”的名誉到底值多少，巴雷特小姐不敢说，可是“似乎也没有其他法子了”，弗勒希的性命可是危在旦夕。她数了六个几尼，派人送下去给等在楼下走廊里的泰勒。只不过倒霉的是，当泰勒在走廊里等待，置身于雨伞堆、雕刻品、厚毛地毯和其他珍贵物品之间时，艾尔弗雷德·巴雷特走了进来。眼见大魔头泰勒居然登堂入室出现在自己家里，他不禁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咒骂泰勒是“诈骗犯、骗子、贼”！泰勒先生于是反唇相讥。更糟的是，泰勒竟发誓“就算狗儿正一心期盼救援，你们也永远别想再见到他了！”说完他便冲出了房子。也就是说，第二天一早，血迹斑斑的包裹便会送到。

巴雷特小姐又一次飞快地更衣，冲下了楼。威尔逊在哪儿？让她去叫马车。她打算立马回肖尔迪奇区。全家人都跑来劝阻她：天色已晚，她已筋疲力尽。就算一个健康的男人这么做都是在冒险，她这么做简直是疯狂。他们就是这么对她说的。她的兄弟姐妹全都围着她，吓唬她，阻止她，“大骂我‘疯了’，执拗又任性—我也像泰勒先生一样被他们冠上了无数头衔”。但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她疯狂的程度，无论冒什么样的风险，他们都非让步不可。塞普蒂默斯保证，只要白白 肯回到自己的房间，并“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他愿意亲自去见泰勒，付清赎金，把狗接回来。

九月五日，白教堂区的暮光渐渐没入漆黑的夜色。房门又一次被踢开，一个毛茸茸的男人一把揪住弗勒希的脖子，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弗勒希抬头看见宿敌那张令人惊骇的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死亡还是自由。其实除了鬼魂般萦绕不去的记忆之外，他什么都不在乎了。那男人弯下腰。他粗壮的手指为什么要在他的喉咙下摸索呢？是一把刀，还是一条链子？弗勒希跌跌撞撞，被半遮着眼，摇摇晃晃地带到了户外。

在温波尔街，巴雷特小姐咽不下晚餐。弗勒希是死是活，她完全没数。八点钟，敲门声响起，是勃朗宁先生的信像往常一样送来了。但门打开，信被送进来时，有什么东西也冲了进来—是弗勒希。他直冲向自己的紫色水罐。罐子里的水加满了三次，他却依旧喝个不停。巴雷特小姐观望着那条失魂落魄、晕头转向的脏狗一刻不停地喝水。“他见到我远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热忱。”她评论道。是的，此刻这个世界上他渴望的东西只有一样—洁净的水。

话说回来，巴雷特小姐只是瞥了那些男人几眼，那些脸便让她终生难忘。弗勒希却任由他们摆布了整整五天。此刻他再度趴在软垫上，清凉的水似乎是唯一有存在感、有真实性的东西了。他一直在喝水。卧房里昔日的神祇—书架、衣橱、半身像—似乎失去了存在感。这间卧室不再代表全世界，它只是一个庇护所，只是在毒蛇猛兽潜行的森林中由一棵颤巍巍的酸模树遮蔽的一小片幽谷，每一棵树后面都藏着一个伺机出击的凶手。当他茫然而疲惫不堪地趴在巴雷特小姐脚边的沙发上时，耳畔依然回响着被拴住的狗的号叫和饱受惊吓的鸟的尖叫。每当门一打开，他都吓一跳，总以为会有个毛发浓重的男人带着刀进来—那不过是带了一本书来的凯尼恩先生，或是戴着黄手套的勃朗宁先生。可现在，见到凯尼恩先生和勃朗宁先生，他就往回缩。他不再信任他们。在那些堆满笑容的友善面孔之后，隐藏着背叛、残忍与欺骗。他们的抚摸是空洞的。他甚至不敢跟威尔逊一起走着去邮筒寄信。不用狗链拖，他是绝对不动的。每当他们说：“可怜的弗勒希，是不是有坏人把你偷走了？”他便抬起头来悲鸣或哀号。一记鞭响会让他闪电一般冲向地下室通风井的台阶，逃到安全地带。在屋里的时候，他会在沙发上更挨近巴雷特小姐。只有她一个人没有抛弃他。他对她仍葆有些许信念。渐渐地，她身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烈了。精疲力竭、浑身战栗、肮脏不堪、骨瘦如柴的他就趴在她脚边的沙发上。

时光荏苒，白教堂的记忆也渐渐褪色，紧贴着巴雷特小姐趴在沙发上的弗勒希比以往更能读懂她的心思。他们曾经被迫分离，如今再度聚首；事实上，他俩从未如此心灵相通过。她的每一举每一动也都传递给了他。她现在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有所动作。一个包裹的送达甚至让她跳了起来。她打开包裹，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一双厚皮靴，然后立刻把它们藏进橱柜的角落里。然后她躺下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只剩他俩独处时，她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条钻石项链。她还拿出装勃朗宁先生信件的那个盒子。她把那双皮靴、那条项链和那盒信全都放进一个绒毡制的箱子里，接着—似乎听见有人上楼—迅速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匆忙躺下，用披肩把自己盖好。这些偷偷摸摸的迹象，弗勒希预感，肯定暗示着某种危机的临近。难道他们要一起远走高飞？莫非他们将一起逃离这个充斥着偷狗贼和暴君的可怕世界？噢，若果真如此，该有多好！他兴奋得颤抖呜咽起来，但巴雷特小姐轻声命令他保持安静，他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她也异常安静。她的兄弟姐妹进门来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她也躺着跟巴雷特先生说话，一如往常。

可是到了星期六，即九月十二日那天，巴雷特小姐做了一件弗勒希从来没见她做过的事。她梳妆打扮，似乎准备早餐后直接出门。更不同寻常的是，当弗勒希看着她换衣服时，他从她脸上的表情就清楚地知道她不会带他一起去，她要独自去办一件秘密的事。十点钟，威尔逊进了房间。她也穿戴整齐，仿佛准备出门散步。她们俩一起出去了，而弗勒希趴在沙发上等待她们回来。约摸一个小时之后，巴雷特小姐自个儿回来了。她没有看向他—她仿佛什么都看不见。她把手套脱了下来，在那么一瞬间，他看见一枚金戒指在她左手的一根手指上闪着光芒。然后他看着她摘下那枚戒指，把它藏进一个抽屉的最深处。接着她跟往常一样，在沙发上躺下。他趴在她身边，几乎不敢呼吸，因为他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守那个秘密。

卧房内的生活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照常进行下去，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弗勒希看来，就连每次拉开和关上遮光帘都像是在打信号。在那几尊半身像上移动的光影也在提醒、昭示着什么。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意识到变化即将到来，都在准备迎接某件大事；可是一切又恭默守静、秘而不宣。兄弟姐妹们一如既往地进进出出，巴雷特先生一如既往地晚间来探视，一如既往地检查肉排是否吃完了，葡萄酒是否喝光了。有其他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巴雷特小姐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丝毫不露有所隐瞒的蛛丝马迹。但那些人一旦离去，她会一边竖起耳朵留着神，一边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地拉出床底下的箱子，往里面装东西。这些紧张的迹象是确定无疑的。星期日，教堂的钟声响起。“那是什么钟声？”有人问。“是马里波恩教堂的钟声。”亨丽埃塔小姐回答。弗勒希看见巴雷特小姐的脸色突然一片惨白。但其他人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就这样，星期一过去了，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也过去了。一如既往地吃喝、谈话和静卧于沙发上，这就像给他们覆盖了一块静默之毯。弗勒希在不安稳的睡梦中辗转反侧，他梦见他们在广袤的森林里，摸着黑一起蹲伏于蕨类植物和绿叶中，接着绿叶被拨开，他醒了过来。周围漆黑一片，可是在黑暗里，他看见威尔逊偷偷溜进房间，取出床底下的那个箱子，不声不响地拎了出去。那是九月十八日星期五的晚上。整个星期六早晨，他就那样趴在那儿，好像知道有条手帕随时会落地，有声低低的口哨随时会响起，这发出的可是生死攸关的信号。他看着巴雷特小姐自己穿好了衣服。四点差一刻，房门打开了，威尔逊走了进来。接着信号发出了—巴雷特小姐把他抱进怀里。她站了起来，走到门边。他俩驻足片刻，环顾房内：那是沙发，旁边摆着勃朗宁先生的扶手椅，那是几尊半身像和桌子。阳光透过常春藤的叶缝洒了进来，印有散步农人的遮光帘轻轻飘向窗外。一切都一如既往。一切似乎都等待着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动作照旧进行，可是对巴雷特小姐和弗勒希来说，这却是最后一次。巴雷特小姐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了。

他们悄无声息地溜下楼去，走过客厅、图书室、餐厅。每个房间看起来都习如往常，味道也和平日里并无二致；四下一片静谧，仿佛在炎热的九月午后沉睡着。卡蒂利内也趴在大厅的地毯上睡觉。他们走到前门，悄没声儿地转动门把手。一辆马车等在门外。

“去霍奇森旅馆。”巴雷特小姐说道。她的声音就像是耳语一般。弗勒希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她的膝盖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打破此刻浩瀚无际的静默。 9HhdXHn8etp6d6gTnZ2XEvr/EfK+PVpiVJ45PFlgoJ6dLD4iyC5uBAIl3+lfyA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