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序

《文艺批评文集》初版于1964年（不过，某些进入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可上溯到1954年）。我现在是在1971年。因而，时间的问题在这里是必然要提出来的（“时间”，在我们不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它是历史之腼腆的、被窒息的形式）。

我们知道，近年来，一种研究运动，也是一种战斗运动，围绕着符号的概念、对它的描写（description）和它的过程（procès）在法国发展了起来；把这一运动称为符号学（sémiologie），或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或是语义分析（sémanalyse）或是文本分析（analyse textuelle），都不重要：不管怎样，没有人满意这些词语，因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时髦，另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过分宽泛和走样的应用。对于我来说，我将保留“符号学”这个词语，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考虑，而是为了方便地指明一整套丰富的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如果我需要对法国符号学做一番简短评介的话，我却不会尽力为其找出一种最初的界限；我忠实于吕西安·费弗尔的劝告（见其关于历史分期的一篇文章），更愿意为其寻找一种中心标记，而从这一中心标记出发，该运动便似乎可以辐射到其前和其后。对于符号学来说，这一时间是1966年；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巴黎方面，这种研究的最为敏锐的那些课题在那一年出现了重大的、大概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混合：这种变化表现在新创杂志《分析手册》（ Les Cahiers pour l’analyse ）的出版方面（1966），在这份杂志中，我们看到了符号学的主题、拉康的主题和阿尔都塞的主题；于是，我们仍在争论的那些严肃问题便被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说话主体与故事之间的新型关系、从文本到作品在理论上和论战上的替换。正是在那个时刻，实现了符号学设想的第一次衍射，即符号观念的一种过程——这一设想最初曾将这种过程有点过于天真地看作自己的功劳：这种过程从1967年开始便被德里达的著述、《原样》杂志（ Tel Quel ） ^[1] 的作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工作所标志。

《文艺批评文集》一书虽然先于这一转折，但属于符号学的上升阶段。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应该以纯粹历时性的（diachronique）方式即（在赋予其一种意义、一种历史可理解性的同时）以合乎情理的方式供人参考。首先，在这本书本身，多元性总是存在着：书中所有文本都是多义的（正像其作者在1954年至1964年那个时期一样，他同时介入了文学分析、符号学的初创和对布莱希特艺术理论的捍卫），并且，这些文本的汇编是拼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总体意义上的考虑，就没有承担一种智力“命运”的妄想：它们仅仅是一项渐进的、对于他自己来讲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研究工作的痕迹。其次，如果它正好是“结构主义”教给我们的一种东西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或将来的）阅读属于这本过时书籍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这些文本会因其他人对其投注的新目光而发生变化；更明确地讲，可以希望它们适合于被叫作诸多言语活动之合谋（collusion de langages）的东西；可以希望最近的先锋派的言语活动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借助于通常的多元使命）无论如何已经是它们自己的意义了，一句话，希望它们可以在一种翻译活动中（符号仅仅是可翻译的）被考虑。最后，至于将来，必须想到，文化时间的运动并不是直线的：当然，一些主题最终可能陷入过时境地；但是，其他主题，虽然表面上气势大减，但却有可能重返言语活动的舞台。例如布莱希特，他出现在这部汇编中，但似乎已从先锋派领域消失了，我确信，他没有说出他最后的主张：他还会回来的，当然不是像我们在《文艺批评文集》之初看到的那样，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螺旋形地回来。这是维科提出的历史之美妙的意象（在不重复和不反复的情况下重述历史），而我正想将这部书的新版本置于这种意象的保护之下。

1971年9月，R. B.

注释

[1] 《原样》（Tel Quel）：又译《泰凯尔》、《如是》。因本书对“Tel Quel”本义有所使用，故取《原样》译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