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就职讲演”中有关今后课程规划的部分曾谈及,每一年在开始一门新课程时,我都要提醒读者注意该课程的讲授原则:“在这样一门课程开始之际,我诚意主张,应当不断提出若干可以逐年加以更换的幻想式〔fantasme〕。”
我很快会谈到本年度的幻想式〔而且我也期待着以后几年的幻想式,因为已经宣布了,即使还不确定(谁能保证呢?),至少其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颇具抱负的)〕。这个原则是一般性的:即应当支持事物而压抑主体——不论主体性是多么危险。我属于那个广受主体审视之累的一代:或者是由于实证主义路线(文学史内所要求的客观性,语言文献学的胜利),或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路线(非常重要,虽然它甚至并未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这导致主体性的圈套甚至比客观性的欺诈更值得注意;主体的想象界比基压抑更值得注意。
但丁说过:“当人生的中途。”
当时但丁35岁。我现在年纪要大得多,早就超过人生数学意义上的中途了。
(而且我不是但丁。注意:谁都不能把自己与这位伟大的作家相比,但人们可以、愿意某种程度上与他同化)但是这个作为开篇的出色诗句,通过一次“主体的宣示”(作家,等于“我不压制我所是的主体”)开启了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一宣示表明; a)年龄是写作主体的组成部分; b)中途显然不是数学性的:谁能预先知道呢?它指示着被体验为极其重要而庄严的一个事件,一个时刻,一次变化,一种良知“全体”的震撼,它正能够决定和投身于一次旅行,在新大陆的一次长途漫游(黑暗的森林
),一次启蒙(出现了一个启蒙者:维吉尔——我们也有自己的启蒙者)。但是,对我来说,虽然大大超过了数学意义上的人生中途,今日我可证实出现了体验此中途、处于此中点的确切感觉(普鲁斯特:“个别事物的顶峰”
),由此处起,河流沿两个不同的方向分道而行。这是由两种“意识”(证明)和一个事件的结果所产生的:
1)首先,是对我所达到的一定年龄的意识,“余日不多”;隐隐约约存于倒计时中了,但其不可逆转的特性比年青时感觉更强。死亡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因此这么多人在相信自己是不死之时,都以失败告终)。年岁就是明证:“我终有一死。”对年龄的这种提示未被很好理解,其中含有一种阿谀之辞。“才不呢!”或者一种强迫症。把应该完成的工作置入一个狭窄有限范围内的绝对必要性:最后的范围。或者宁可说,此范围是被勾画出的,因为并不存在“范围之外”。→应该置入其中的工作=一种庄严的仪式=直面死亡前时间的使用。参见普鲁斯特,为疾病所苦(《驳圣伯夫》)。“当还有光亮时工作吧。”
(当然,约翰福音12:35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该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我们以非宗教的意义来理解此句的意义。
2)接着是这样的意识:在一个时刻,你做的事,你写作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似乎是一种重复的内容,注定在进行着重复,注定是对重复的厌倦。“为何?一直到我死,我都在写文章,上课,开会——或者,最好的情况下,写书——,只有关于它们的主题是变化的(尽管很少)?”→排除了一切新颖性(=“徒刑”〔强制劳动?〕的定义)?排除了历险〔Aventure〕(ad-venture:对我突然发生者→Aventure 相当于主体的升扬)?判决重复劳动?看见自己的未来,一直到死亡的到来,就像是直通快车似的?为什么?当我刚结束了这段文字,这个课程,难道不是又开始了另一个么?不,西西弗斯是不幸的,使他丧失自己的不是其工作的虚荣心,而是其工作的重复性。
3)最后,来自命运的一个事件可能突然到来,标志、开始、切开、连接,悲哀地,戏剧性地,这个逐步形成的沙丘,决定着这个十分熟悉的风景之逆转,我已称之为“人生的中途”:这应归之于悲哀。例如,朗瑟,这个浪荡骑士,投石党人,社交人士,旅行回来发现他的情妇被偶然地砍了头:他从此退隐,并建立了特拉伯修道院。
——对普鲁斯特来说:他的母亲的死亡(1905),即使因外伤事故,导致了积极的变化,却是发生在几年以后(1909,见下文
)。——最近,布莱尔被宣告死亡,生活改变,他的“人生中途”发生在他死后几年。
一种剧烈的丧痛可能构成这种“个别性的顶峰”;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丧痛成了我的生活的中途〔按日译者注:法文稿中原字为le meilleur,意为“最好”,“最高”,疑为le milieu 之误,意为“中间”、“半”。中译本采日译本处理。——中译者〕,它不可逆转地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向前和向后。因为人生中途,不管突发事件是什么,它只能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此我们发现死亡如此之真实。(回到但丁:《神曲》,这是一幅有关死亡现实的全景图)
此明证一下子出现了:一方面,我不再有时间尝试其他生活;我将必须选择我的最后生活,我的新生,Vita Nova(但丁
),或者是Vita Nuova(米舍莱
)。另一方面,我应当从此黑暗之地离开;是重复工作的耗损和悲痛把我带临此境。→此处沙丘,这个在移动沙土中不动的洼地(它不动!),这个暂停中的缓慢死亡,这个使人不能“活着进入死亡”的宿命,可以诊断为:一般化和“取消精力投入”(无能重新精力投入)的重负→在中世纪,有一个字:acédie(衰竭)
。我们可以立即说明(这个主题以后要讨论),衰竭,不论怎么说,不论如何想象,尽管这个词用法老旧,也是不可替换的=不可能去爱(某人、某些人、全世界)→这个词不幸往往被译解为赋予他人的某种不可能性。
然而,改变,这就是给予人生中途之“动摇”以一种内容——也就是一种意义,一种生活的“规划”(引自《新生》)。但是,对于写作的人,对于选择了写作的人,这就是去体验欢乐,写作的快乐(几乎像是“最初的喜悦”),(在我看来)《新生》只能是去发现新的写作实践。自然,可以想象去改变内容、学说、理论、哲学、方法、信仰(有些人这样做了:在一次事件、一次创痛的决定性影响下,大大地改变了教义)。但这是平庸的。改变观念就像呼吸一样:精力投入,取消精力投入,重新精力投入,这是出于理智的促动,只要这是可欲的;理智(再说,这是普鲁斯特式的概念)并没有其他指示爱或不爱的愿望的方法,因为其对象不是一种形式,不是物质性崇拜者。甚至永久的战士也(越来越)稀少了:例如人们永远引述他们作为范例≠“信仰”。这是另一回事:有人来,有人去,但一般来说,其持久性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新生》的场所只能是写作——发现写作的新实践。新的期待只是:此写作实践应与以前的思想实践断绝。这个写作应与过往运动之管理脱钩:写作主体经受着社会压力,以便使其(归结为)自行管理,通过重复行为来管理其作品,应该切断的就是这种单调性。
布朗绍(还是他)关于这种写作的转折,以一种既平和又绝望的方式独特地说道:“在一个人的——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的某一时刻,一切都已完成,书已写完。宇宙默默无言,存在停滞了。只剩下宣布的任务:这是容易的。但当此补充的言语有打破平衡的危险时——从哪里找到说出此话语的力量来呢?从何处还可找到说出此话语的场所呢?——这个话语还未被说出,这个任务尚未完成。我们只是写了我曾经写过的话,最后,不再写了。”
我有过,我仍然以一种重复的方式有过,我肯定仍然有着一种愿望,或者布朗绍所描写的那种决定的形象:去年的课程带有这种愿望的痕迹:对中性
、对退却的偏爱。因为,面对着这种管理的“单调性”,展开了两条道路:1)或者是,沉默休息、隐遁(“兀然无事坐,春夹草自生”
); 2)或者是,沿另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这就是奋斗、精力投入、种植,并暗含着熟知的悖论:“建房固然好,明年种植呢!”
为什么?在这个层次上,对决定的所有解释都是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看到无意识的部分——或者说没看到所涉及的愿望的真正性质。实在地说:这是因为一种危险的感觉→法国现实社会:从意识形态说,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增长;他们掌握了权力,控制了媒体;在此需要对电台、电视台、大报纸进行美学的分析,指出他们在推销、在排斥那些隐藏的价值。此一危险,在我看来,长久以来都是一目了然的:反智主义(永远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对大众媒体中“术语”(语言)的攻击,对作者电影的攻击等,都是一致的迹象。→对此应当进行抵制的那种感觉,正是关于生存问题的感觉。索莱尔说:作家,知识分子,如果他想生存,就须愿意自行注入一种偏执狂:“感觉处处荆棘!”→艺术家的必然拥护(尼采)。
这就是我所选择的道路。在讲述如何对其构想、它如何对我呈现,以及如何对你们呈现之前——因为课程在开始,原则上它要延续几年,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它将是我的定期的旅行伴侣——应当说,这个“历险”的第一幕是这样的(它与你们中间一些人有关,你们去年已经听过课了):不出版关于“中性”课程的讲稿的决定(至少目前)。当然,我犹豫过,但最后放弃了。有两个理由。
1)一方面,我认为,在一生的活动中,应该为“瞬息”〔Éphemère〕留一席之地,它们曾经发生过但消失了;这是“被拒绝的纪念碑”的必要部分;课程的使命正是在这里(当然有例外:索绪尔;也许还不是!对他来说,讲演录是并不重要的琐事!):在我心目中,课程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根本不是写作,根本不是以一种隐含的对话过程(一种沉默的共谋关系)为特点的言语。这是某种从一开始就应当会死去的东西——不留下超出言语确实性以上的纪念?它出现着,同时即将死亡,这就是日语中所说的:Ma〔间〕,Utsuroi〔虚空〕
,散落的花朵(如果容许我这样说)。
2)另一方面,把课程加以发表,等于是在对过去进行管理。但是我们应当向前行进,时间紧迫(为课程写讲稿要花很长时间);应当行进,当天还亮的时候,普鲁斯特这句话和《新约》(在此以相当世俗的方式对其加以引用)中的句字联系起来(马太福音8:21-22):应当让死亡埋葬死亡,让课程埋葬自身——“中性”中断了其表达。
现在,一个瞬间,一些个人的逸事:对此“改变”的决定是何时作出的?——1978年,4月15日
。卡萨布兰卡
。沉闷的午后。天空乌云密布,有些凉爽。我们乘两辆汽车,结伴到瀑布去(Rabat公路旁漂亮的山谷)。忧郁,一种厌倦,同样的,不间断的
(自从最近丧痛以来?),回想起我的一切所做所思(欠缺精力投入)。回家后,空荡荡的寓所;这是困难的时刻:下午(我会再谈到)。孤身,忧郁,→腌渍态
;我用心努力地去思索。一种想法浮现了,某种好像是“文学的”转换的事物——有两个老旧的字出现在心间:走进文学,走进写作;写作,就好像我从未写作过似的,除了写作什么也不要→首先,是一种要离开法兰西学院去整合一种写作生涯的突然的念头(因为课程时不时会干扰写作);然后是在同一(文学的)活动中为课程和研究而增加精力投入的念头,以便使主体的分裂中止,以有利于一个单一的计划,一个“大计划”:一种快乐的形象。如果我赋予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任务,有如我再也无需辛苦地做事(课程,申请,命令,约束),而是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归属于一个“大计划”。→这个4月15日:总之,某种Satori,奇妙的东西,类似于(这个类比是否平庸无奇并不重要)普鲁斯特的“叙事者”在《失而复得的时间》末尾所体验的那种启示(但是对他来说书已经写完了!)。
让我们完全去除此4月15日中的戏剧性——为此,重新解释此“决定”的某些因素,以一种更超脱的、更理论性的、更具批评性的方式。
“写作愿望”=态度、冲动、欲念。我不知道:研究不够,定义不明,定位不够。对此而言,以下事实可以充分表达:在语言中不存在表示此类“渴望”(envie)的字词——或者说,意味深长的例外是,存在有这样一个词,它却是在衰退的拉丁文俗语中:scripturire〔书写〕。对此,阿波利奈尔
曾一度证实过了,他是克莱蒙·菲兰德〔Clermont Ferrand〕区的主教(5世纪),曾为克莱蒙辩护,反对西哥特人(重要的诗集)。我想说,既然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一个词,即使一度存在过,它并不存在于任何其他语言中。(……“法西斯主义”……
)
为什么?显然因为稀有之故;或者以一种迂曲的方式,因为在这里动力和活动存在于一种自指涉的方式内
:写作愿望只指涉所写之话语——或者只接受关于最终写出之物的话语。说出你想写的,实际上这就是写作的理由;因此只有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些科学话语,表现出了写作愿望。这也许是一个与科学对立的(文学的)写作之恰当定义:一种知识秩序,在其中产品无法与生产相区分;一种冲动的实践(在此它属于一种色情领域)——或者,写作只有在放弃了元语言时才真地是写作;我们只能在“写作行为”(Écrire)的语言中谈写作之意志(Vouloin-Écrire):这就是我加以肯定的自指示域(autonymie)。有一天应该检查一下明确属于写作意志的(以及书写的)的作品:在这里我想到里尔克的《致青年诗人的信》。我想到——这样说恰当么?——普鲁斯特,因为书写有其总量〔Somme〕,有其不朽作品:《追寻逝去时间》(又译为《追忆逝水年华》——中译者著)。普鲁斯特写出了姿态〔geste〕——也就是写作愿望的姿态。我以后当然将再谈此姿态之结构,因为它有关一种真正的叙事〔Récit〕——唯一伟大的叙事,完完全全地,就是《追寻逝去时间》——或者说一种神话(Mythe):连带着探索,连续的失败,考验(世界,爱情)以及最后的胜利。在此不要忘记,证据是,《追寻逝去时间》是存于此悖论中的写作愿望之叙事:这部书被看做是在其末尾部分才开始,即当它已被写出之后——对写作愿望和写作给予定义的自指示域之辉煌证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一切神话叙事都在叙述着(将其置于叙事程序):死亡被用作某种目的。对普鲁斯特来说,写作被用作拯救和征服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他所爱者的死亡,通过向其证明,使其永生,使其在记忆不在〔non-Mémoire〕之外侧凸显。这就是为什么,在《追寻逝去时间》(叙事秩序)中有许多人物〔personnage〕,却只有一个角色(Figure)(它并非一个人物):母亲——祖母。此角色使写作合理化,因为写作使其合理化。普鲁斯特在文学世界里独树一帜:他是那种非英雄式的英雄,在其中可以看到具有写作意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