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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就职讲演”中有关今后课程规划的部分曾谈及，每一年在开始一门新课程时，我都要提醒读者注意该课程的讲授原则：“在这样一门课程开始之际，我诚意主张，应当不断提出若干可以逐年加以更换的幻想式〔fantasme〕。”
我很快会谈到本年度的幻想式〔而且我也期待着以后几年的幻想式，因为已经宣布了，即使还不确定（谁能保证呢？），至少其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颇具抱负的）〕。这个原则是一般性的：即应当支持事物而压抑主体——不论主体性是多么危险。我属于那个广受主体审视之累的一代：或者是由于实证主义路线（文学史内所要求的客观性，语言文献学的胜利），或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路线（非常重要，虽然它甚至并未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这导致主体性的圈套甚至比客观性的欺诈更值得注意；主体的想象界比基压抑更值得注意。
但丁说过：“当人生的中途。”
当时但丁35岁。我现在年纪要大得多，早就超过人生数学意义上的中途了。
（而且我不是但丁。注意：谁都不能把自己与这位伟大的作家相比，但人们可以、愿意某种程度上与他同化）但是这个作为开篇的出色诗句，通过一次“主体的宣示”（作家，等于“我不压制我所是的主体”）开启了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一宣示表明； a）年龄是写作主体的组成部分； b）中途显然不是数学性的：谁能预先知道呢？它指示着被体验为极其重要而庄严的一个事件，一个时刻，一次变化，一种良知“全体”的震撼，它正能够决定和投身于一次旅行，在新大陆的一次长途漫游（黑暗的森林
），一次启蒙（出现了一个启蒙者：维吉尔——我们也有自己的启蒙者）。但是，对我来说，虽然大大超过了数学意义上的人生中途，今日我可证实出现了体验此中途、处于此中点的确切感觉（普鲁斯特：“个别事物的顶峰”
），由此处起，河流沿两个不同的方向分道而行。这是由两种“意识”（证明）和一个事件的结果所产生的：
1）首先，是对我所达到的一定年龄的意识，“余日不多”；隐隐约约存于倒计时中了，但其不可逆转的特性比年青时感觉更强。死亡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因此这么多人在相信自己是不死之时，都以失败告终）。年岁就是明证：“我终有一死。”对年龄的这种提示未被很好理解，其中含有一种阿谀之辞。“才不呢！”或者一种强迫症。把应该完成的工作置入一个狭窄有限范围内的绝对必要性：最后的范围。或者宁可说，此范围是被勾画出的，因为并不存在“范围之外”。→应该置入其中的工作=一种庄严的仪式=直面死亡前时间的使用。参见普鲁斯特，为疾病所苦（《驳圣伯夫》）。“当还有光亮时工作吧。”
（当然，约翰福音12：35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该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我们以非宗教的意义来理解此句的意义。
2）接着是这样的意识：在一个时刻，你做的事，你写作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似乎是一种重复的内容，注定在进行着重复，注定是对重复的厌倦。“为何？一直到我死，我都在写文章，上课，开会——或者，最好的情况下，写书——，只有关于它们的主题是变化的（尽管很少）？”→排除了一切新颖性（=“徒刑”〔强制劳动？〕的定义）？排除了历险〔Aventure〕（ad-venture：对我突然发生者→Aventure 相当于主体的升扬）？判决重复劳动？看见自己的未来，一直到死亡的到来，就像是直通快车似的？为什么？当我刚结束了这段文字，这个课程，难道不是又开始了另一个么？不，西西弗斯是不幸的，使他丧失自己的不是其工作的虚荣心，而是其工作的重复性。
3）最后，来自命运的一个事件可能突然到来，标志、开始、切开、连接，悲哀地，戏剧性地，这个逐步形成的沙丘，决定着这个十分熟悉的风景之逆转，我已称之为“人生的中途”：这应归之于悲哀。例如，朗瑟，这个浪荡骑士，投石党人，社交人士，旅行回来发现他的情妇被偶然地砍了头：他从此退隐，并建立了特拉伯修道院。
——对普鲁斯特来说：他的母亲的死亡（1905），即使因外伤事故，导致了积极的变化，却是发生在几年以后（1909，见下文
）。——最近，布莱尔被宣告死亡，生活改变，他的“人生中途”发生在他死后几年。
一种剧烈的丧痛可能构成这种“个别性的顶峰”；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丧痛成了我的生活的中途〔按日译者注：法文稿中原字为le meilleur，意为“最好”，“最高”，疑为le milieu 之误，意为“中间”、“半”。中译本采日译本处理。——中译者〕，它不可逆转地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向前和向后。因为人生中途，不管突发事件是什么，它只能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此我们发现死亡如此之真实。（回到但丁：《神曲》，这是一幅有关死亡现实的全景图）
此明证一下子出现了：一方面，我不再有时间尝试其他生活；我将必须选择我的最后生活，我的新生，Vita Nova（但丁
），或者是Vita Nuova（米舍莱
）。另一方面，我应当从此黑暗之地离开；是重复工作的耗损和悲痛把我带临此境。→此处沙丘，这个在移动沙土中不动的洼地（它不动！），这个暂停中的缓慢死亡，这个使人不能“活着进入死亡”的宿命，可以诊断为：一般化和“取消精力投入”（无能重新精力投入）的重负→在中世纪，有一个字：acédie（衰竭）
。我们可以立即说明（这个主题以后要讨论），衰竭，不论怎么说，不论如何想象，尽管这个词用法老旧，也是不可替换的=不可能去爱（某人、某些人、全世界）→这个词不幸往往被译解为赋予他人的某种不可能性。
然而，改变，这就是给予人生中途之“动摇”以一种内容——也就是一种意义，一种生活的“规划”（引自《新生》）。但是，对于写作的人，对于选择了写作的人，这就是去体验欢乐，写作的快乐（几乎像是“最初的喜悦”），（在我看来）《新生》只能是去发现新的写作实践。自然，可以想象去改变内容、学说、理论、哲学、方法、信仰（有些人这样做了：在一次事件、一次创痛的决定性影响下，大大地改变了教义）。但这是平庸的。改变观念就像呼吸一样：精力投入，取消精力投入，重新精力投入，这是出于理智的促动，只要这是可欲的；理智（再说，这是普鲁斯特式的概念）并没有其他指示爱或不爱的愿望的方法，因为其对象不是一种形式，不是物质性崇拜者。甚至永久的战士也（越来越）稀少了：例如人们永远引述他们作为范例≠“信仰”。这是另一回事：有人来，有人去，但一般来说，其持久性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新生》的场所只能是写作——发现写作的新实践。新的期待只是：此写作实践应与以前的思想实践断绝。这个写作应与过往运动之管理脱钩：写作主体经受着社会压力，以便使其（归结为）自行管理，通过重复行为来管理其作品，应该切断的就是这种单调性。
布朗绍（还是他）关于这种写作的转折，以一种既平和又绝望的方式独特地说道：“在一个人的——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的某一时刻，一切都已完成，书已写完。宇宙默默无言，存在停滞了。只剩下宣布的任务：这是容易的。但当此补充的言语有打破平衡的危险时——从哪里找到说出此话语的力量来呢？从何处还可找到说出此话语的场所呢？——这个话语还未被说出，这个任务尚未完成。我们只是写了我曾经写过的话，最后，不再写了。”
我有过，我仍然以一种重复的方式有过，我肯定仍然有着一种愿望，或者布朗绍所描写的那种决定的形象：去年的课程带有这种愿望的痕迹：对中性
、对退却的偏爱。因为，面对着这种管理的“单调性”，展开了两条道路：1）或者是，沉默休息、隐遁（“兀然无事坐，春夹草自生”
）； 2）或者是，沿另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这就是奋斗、精力投入、种植，并暗含着熟知的悖论：“建房固然好，明年种植呢！”
为什么？在这个层次上，对决定的所有解释都是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看到无意识的部分——或者说没看到所涉及的愿望的真正性质。实在地说：这是因为一种危险的感觉→法国现实社会：从意识形态说，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增长；他们掌握了权力，控制了媒体；在此需要对电台、电视台、大报纸进行美学的分析，指出他们在推销、在排斥那些隐藏的价值。此一危险，在我看来，长久以来都是一目了然的：反智主义（永远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对大众媒体中“术语”（语言）的攻击，对作者电影的攻击等，都是一致的迹象。→对此应当进行抵制的那种感觉，正是关于生存问题的感觉。索莱尔说：作家，知识分子，如果他想生存，就须愿意自行注入一种偏执狂：“感觉处处荆棘！”→艺术家的必然拥护（尼采）。
这就是我所选择的道路。在讲述如何对其构想、它如何对我呈现，以及如何对你们呈现之前——因为课程在开始，原则上它要延续几年，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它将是我的定期的旅行伴侣——应当说，这个“历险”的第一幕是这样的（它与你们中间一些人有关，你们去年已经听过课了）：不出版关于“中性”课程的讲稿的决定（至少目前）。当然，我犹豫过，但最后放弃了。有两个理由。
1）一方面，我认为，在一生的活动中，应该为“瞬息”〔Éphemère〕留一席之地，它们曾经发生过但消失了；这是“被拒绝的纪念碑”的必要部分；课程的使命正是在这里（当然有例外：索绪尔；也许还不是！对他来说，讲演录是并不重要的琐事！）：在我心目中，课程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根本不是写作，根本不是以一种隐含的对话过程（一种沉默的共谋关系）为特点的言语。这是某种从一开始就应当会死去的东西——不留下超出言语确实性以上的纪念？它出现着，同时即将死亡，这就是日语中所说的：Ma〔间〕，Utsuroi〔虚空〕
，散落的花朵（如果容许我这样说）。
2）另一方面，把课程加以发表，等于是在对过去进行管理。但是我们应当向前行进，时间紧迫（为课程写讲稿要花很长时间）；应当行进，当天还亮的时候，普鲁斯特这句话和《新约》（在此以相当世俗的方式对其加以引用）中的句字联系起来（马太福音8：21-22）：应当让死亡埋葬死亡，让课程埋葬自身——“中性”中断了其表达。
现在，一个瞬间，一些个人的逸事：对此“改变”的决定是何时作出的？——1978年，4月15日
。卡萨布兰卡
。沉闷的午后。天空乌云密布，有些凉爽。我们乘两辆汽车，结伴到瀑布去（Rabat公路旁漂亮的山谷）。忧郁，一种厌倦，同样的，不间断的
（自从最近丧痛以来？），回想起我的一切所做所思（欠缺精力投入）。回家后，空荡荡的寓所；这是困难的时刻：下午（我会再谈到）。孤身，忧郁，→腌渍态
；我用心努力地去思索。一种想法浮现了，某种好像是“文学的”转换的事物——有两个老旧的字出现在心间：走进文学，走进写作；写作，就好像我从未写作过似的，除了写作什么也不要→首先，是一种要离开法兰西学院去整合一种写作生涯的突然的念头（因为课程时不时会干扰写作）；然后是在同一（文学的）活动中为课程和研究而增加精力投入的念头，以便使主体的分裂中止，以有利于一个单一的计划，一个“大计划”：一种快乐的形象。如果我赋予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任务，有如我再也无需辛苦地做事（课程，申请，命令，约束），而是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归属于一个“大计划”。→这个4月15日：总之，某种Satori，奇妙的东西，类似于（这个类比是否平庸无奇并不重要）普鲁斯特的“叙事者”在《失而复得的时间》末尾所体验的那种启示（但是对他来说书已经写完了！）。
让我们完全去除此4月15日中的戏剧性——为此，重新解释此“决定”的某些因素，以一种更超脱的、更理论性的、更具批评性的方式。
“写作愿望”=态度、冲动、欲念。我不知道：研究不够，定义不明，定位不够。对此而言，以下事实可以充分表达：在语言中不存在表示此类“渴望”（envie）的字词——或者说，意味深长的例外是，存在有这样一个词，它却是在衰退的拉丁文俗语中：scripturire〔书写〕。对此，阿波利奈尔
曾一度证实过了，他是克莱蒙·菲兰德〔Clermont Ferrand〕区的主教（5世纪），曾为克莱蒙辩护，反对西哥特人（重要的诗集）。我想说，既然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一个词，即使一度存在过，它并不存在于任何其他语言中。（……“法西斯主义”……
）
为什么？显然因为稀有之故；或者以一种迂曲的方式，因为在这里动力和活动存在于一种自指涉的方式内
：写作愿望只指涉所写之话语——或者只接受关于最终写出之物的话语。说出你想写的，实际上这就是写作的理由；因此只有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些科学话语，表现出了写作愿望。这也许是一个与科学对立的（文学的）写作之恰当定义：一种知识秩序，在其中产品无法与生产相区分；一种冲动的实践（在此它属于一种色情领域）——或者，写作只有在放弃了元语言时才真地是写作；我们只能在“写作行为”（Écrire）的语言中谈写作之意志（Vouloin-Écrire）：这就是我加以肯定的自指示域（autonymie）。有一天应该检查一下明确属于写作意志的（以及书写的）的作品：在这里我想到里尔克的《致青年诗人的信》。我想到——这样说恰当么？——普鲁斯特，因为书写有其总量〔Somme〕，有其不朽作品：《追寻逝去时间》（又译为《追忆逝水年华》——中译者著）。普鲁斯特写出了姿态〔geste〕——也就是写作愿望的姿态。我以后当然将再谈此姿态之结构，因为它有关一种真正的叙事〔Récit〕——唯一伟大的叙事，完完全全地，就是《追寻逝去时间》——或者说一种神话（Mythe）：连带着探索，连续的失败，考验（世界，爱情）以及最后的胜利。在此不要忘记，证据是，《追寻逝去时间》是存于此悖论中的写作愿望之叙事：这部书被看做是在其末尾部分才开始，即当它已被写出之后——对写作愿望和写作给予定义的自指示域之辉煌证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一切神话叙事都在叙述着（将其置于叙事程序）：死亡被用作某种目的。对普鲁斯特来说，写作被用作拯救和征服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他所爱者的死亡，通过向其证明，使其永生，使其在记忆不在〔non-Mémoire〕之外侧凸显。这就是为什么，在《追寻逝去时间》（叙事秩序）中有许多人物〔personnage〕，却只有一个角色（Figure）（它并非一个人物）：母亲——祖母。此角色使写作合理化，因为写作使其合理化。普鲁斯特在文学世界里独树一帜：他是那种非英雄式的英雄，在其中可以看到具有写作意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