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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最厌恶的，是（符号的）任意性。而他最厌恶的，是类比。“类比”艺术（电影、摄影），“类比”方法（例如学院式的批评），都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为什么呢？因为类比包含着一种自然效力：它把“自然性”看成真实的源泉。而对类比追加诅咒，即类比是难以克制的[参阅《雷吉肖》（Réquichot），23页]：因为一旦看到某种形式，这种形式就必须像某种东西——人类似乎注定要面对类比，也就是说最后要面对自然。于是，画家、作家都在努力躲避自然。怎么躲避呢？那就是借助于两种相反的过分行为——或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是借助于两种讽刺。这两种讽刺把类比置于可笑的地位，其方法便是：或者装出一种极为平庸的尊敬（这是复制，复制也因此得救了），或者依据规则正常地改变被模仿的对象。（这便是变态，《批评与真理》，64页）
在这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外，有益地与无信义的类比相对立的，是那种简单的结构上的对应性：同形性（homologie）。这种同形性把对第一个对象的引述压缩为一种依据一定比例的暗示（从词源学上 讲，也就是说在言语活动的那些快乐时刻，类比就意味着比例）。
（公牛在诱惑物挨近鼻子时看到的是红色；两种红色凑在了一起——一种是愤怒的红色，一种是斗篷的红色。公牛处于完全的类比状态，也就是说完全想象的状态。当我抗拒类比的时候，实际上是抗拒想象。这里指的是：符号的形成、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意象的相似变化、镜子、迷人的诱惑物。所有求助于类比的科学解释——这种情况太多了——都参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科学之想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