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为“道德观”(moralité)一词寻找定义。这个词,他在尼采的作品中读过(古希腊人有关躯体的道德观),并且把它与道德(morale)对立起来;但是,他又不能使这个词概念化。他只能为其划定一种实施范围,即一种场域。在他看来,这种范围显然是友情之范围,或者更可以说(因为这个用拉丁语表示的词太生硬、太一本正经),是朋友们的范围(在谈到朋友们时,我从来都只是在一种偶然性即区别性中对待我自己和对待他们)。在这种有教养的情感空间中,他发现了这种新的主体的实践,有关这种新的主体的理论今天他仍在寻找。朋友们之间构成网络,每一位都应理解自己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在每次会话时都应顺从域外的提问:在各种欲望之间,我在什么地方呢?我在欲望的何处呢?这个问题,是因为友情之千变万化才向我提出来的。因此,一篇热烈的文本即神奇的文本便日复一日地写着,它作为被解放的书籍的光辉形象,永远没有终结。
就像有人把紫罗兰的气味或茶的味道(表面上看,它们都很特殊,都难以模仿,都无法表达)分解成某些成分,而这些成分的巧妙组合又产生同一种物质一样,他想到,每个朋友的身份都使其变得可爱,但这种身份均属于细心配制的一种组合,而且从此这种身份便是特殊的,并具有在转瞬万变的场景中日复一日汇聚起来的细微特征。于是,每个 人都在他面前充分地表现其特殊性。
在过去的文学中,人们有时看到这种明显愚蠢的表达方式:崇尚友情(忠诚,英雄主义,缺乏性欲)。但是,由于只有仪礼的诱惑力才靠崇尚存在,因此,他更喜欢保留友情的细微仪礼:和一位朋友庆祝完成了一项任务,庆祝摆脱了一种苦恼。这种庆祝超出事件,为他增添了一种无益的额外内容、一种违犯常情的享乐。于是,这段文字便在其他文字之后像变魔术一样地成了某种赠言(1974年9月3 日)。
必须尽力把友情说成是一种纯粹的场域,这可以使我摆脱情感性范围——情感性不能毫无顾忌地说出,因为它属于想象物(或者更准确地讲,我局促不安地想确认想象物近在咫尺,伸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