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弹钢琴一边记录自己的声音。最初，是出于能听得到自己的好奇心，但很快，我就听不到自己了，我所能听到的，虽然可以说多少表露出一点意愿，但都是巴赫和舒曼，都是他们的音乐的纯粹的物质性。因为这涉及到了我的陈述活动，谓语失去了任何相关性；相反，作为悖论的现象是，如果我听李斯特的音乐或是霍罗威茨 的音乐，我就会有数不清的形容词出现在面前——我听得到他们的音乐，而听不到巴赫或是舒曼的音乐。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在弹钢琴之后——即在我一个一个地发现我出现的错误的那个清晰时刻过后——听自己，就会出现某种罕见的重合：我的动作的过去时与我的听之行为的现在时发生了重合，而且在这种重合中取消了评论，只剩下了音乐（当然，剩下的，丝毫不是文本的“实际”，就好像我此前发现了舒曼的“真实”或是巴赫的“真实” 一样）。

当我假装重新写作我以前写过的东西的时候，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一种废除活动，而不是出现一种实际活动。我不会用我现在的表述去服务于我以前的实际（按照经典的做法，人们会以可靠性来庆祝这种努力），我拒绝对我自己以前的一部分继续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努力，我不寻求恢复自己（就像有人对一个纪念物所说的那样）。我不说：“我要描述我自己”，而是说：“我写作一个文本，我称之为罗兰·巴尔特”。我放弃（对于描述的）仿效，我依靠命名。难道我不知道在主体范围内没有指称对象吗？（传记的和文本的）事实在能指之中被取消了，因为事实和能指直接地重合了。我在写作自己的时候，我只是在重复最后的过程，巴尔扎克正是借助于这种过程在《萨拉辛》（ Sarasine ）中使阉割活动与阉割物“重合在了一起”。我自己是我个人的符号，我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在言语活动中是自由的，我没有任何可与我相比的东西；而在这个活动中，“我”作为想象的人称代词被认为是非—恰当的。符号逻辑就严格地变成直接性的了。对于主体生命的主要威胁是，对于自身的写作可以表现为一种自负的念头，但是，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念头——简单得就像自杀的念头。

有一天，为了消磨时间，我就我的计划查阅了一下《易经》。我抽到了第二十九卦——坎：危险！ 深渊！鸿沟！（工作忍受着魔法的折磨：面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