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似乎总想限制政治。难道他不了 解布莱希特 曾经特意为他写的东西吗？

“例如，我希望生活中少一点政治。这意味着我不想成为政治主体。但是，这并不因为我更想成为政治对象。不过，还是应该要么成为政治对象，要么成为政治主体，没有其他的选择。问题不在于或者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或者两者都不是。因此，我似乎必须搞点政治，而且我甚至不该决定我应该搞的政治的多少。这样一来，我的生命就很可能应该贡献给政治，甚至为其作出牺牲。”[《论政治与社会》（ Écrits sur la politique et la société ），57页]

他的场所（即他的领域），是言语活动：他正是在这里才行动或是放弃，他的躯体正是在这里可以或是不可以。为了政治话语而牺牲其言语活动的生活吗？他很想成为主体，但不是政治演说家（演说家，即宣读讲稿、讲述讲稿，同时也是正式公布讲话内容和以签字来确认讲话内容的人）。这是因为他不能从他的一般的、重复的话语中剥离政治真实，也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家是被取消权利的。可是，从这种被取消权利的情况开始，他至少可以使他写作的东西具有政治意义：就像他是一种矛盾的历史见证人一样，这种矛盾便是一位敏感的、渴求的和平心静气的（不应该将这几个词分开）政治主 体的矛盾。

政治话语并不是唯一可以重复的、可以普及的、可以令人疲惫的话语：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话语的一种变化，紧接着就有一部《圣经》和其一系列令人疲惫的僵死的句子。在他看来，这种共同的现象在政治话语中之所以尤其不能容忍，是因为重复在此采取了顶级的速度。政治以成为关于真实的基本科学为己任，我们也从幻觉出发赋予其一种最后的能力，即征服言语活动、把任何闲聊都缩减为其最微小的真实部分的能力。那么从此以后，如何在无悲哀的情况下能容忍政治也进入到言语活动的行列，并转变成为喋喋不休的废话呢？

（为了使政治话语不被重复所纠缠，就需要一些罕见的条件：或者由它自己建立一种新的推理性方式——这就是马克思的情况；或者稍差一些，由一位作者借助于言语活动的一种简单的理解力，借助于关于其特定效果的科学，生产一种既严格又自由的政治文本，该文本能确保其审美特殊性的特征，就像他能发明也能改变他所写的东西那样——这便是布莱希特在《论政治和社会》中的情况；或者，政治以一种模糊和不大可靠的深度武装和改变言语活动的物质本身——这便是文本，例如法律文本的情况。） 5Tx+4usTKk/71G8jJEJf7KlZhqjLG7x66t0/tiT6Boc4g0red6FucK1357YGRj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