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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先生是路易-勒-格朗中学初中四年级A班的教师，他是一个矮个子老头，社会党人，民族论者。每年的年初，他都在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上学生们“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父母的姓名。有舅舅、叔叔、堂兄弟、表兄弟牺牲者很多，但只有我能报出父亲阵亡一事；就像对一种特殊标志感到窘迫那样，我对这样做感到局促不安。可是，黑板一经擦过，这种当众表露的悲哀就荡然无存了——除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因为实际生活总是静而无声的）呈现出一个没有社会锚地的家庭的形象：没有可敬的父亲，没有可憎恨的家庭，没有可谴责的地方——这完全是俄狄浦斯式的剥夺！
（还是这位B先生，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都愉快地让一个学生给他提出一个思考题，哪种题目都可以。不论多么荒唐，他都不放弃从中组织一个小小的听写内容。他一边在教室里踱步，一边即兴成章，以此证实他的精神自制力和轻松自如地构思谋篇的本事。）
片断与听写之间有着滑稽可笑的相似关系：听写有时以社会写作的惯用外在形象，即学校作文的短篇形式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