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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2月18日到6月3日，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了13个星期的题为“中性”的课程。巴尔特于1976年3月14日入选法兰西学院，并于1977年1月7日宣读了就职演讲。本课程是继题为“如何共同生活”的课程之后，他开设的第二门系列课程。每个星期六上课，每次堂授两小时，中间有一次短暂的休息。“开场白”占去了第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他用来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此后，历时数月，巴尔特连续阐述了20多个熟语（figure）
（基本上每堂课讲两个），实际上共23个，他也称这些熟语为“表征”或者“闪现”。从“睡眠”到“沉默”，从“愤怒”到“傲慢”，这些熟语都是中性（包括反中性）的可能的体现。按照巴尔特在第一堂课上的解释，阐述这些熟语的顺序是随意的，目的是不给这门课程预先规定一个含义，以避免与中性的概念本身产生矛盾。表征的排序完全依照他在一份统计学杂志里偶然看到的数字和字母而定。这样，他就为前一年采用的按字母排序的方法增添了一种随机性。虽然这种游戏的特点并未如他不无幽默地宣称的那样遇到任何“反响”，却多少打破了授课的神圣规则。费时长短不一的熟语并非总是用一堂课处理完毕，而是往往留给下一堂课讲完。“善意”是费时最少的熟语（也是他头一个处理的熟语），只用了两页篇幅；而最长的“引退”则足足占去九页手稿。这样一来，按照授课时段而不按表征截分，这种做法在结构上跟课程进度是吻合的。
本课程的资料存放在当代梓行纪念学会（IMEC）
，分为以下几类：共四大包共约八百张小卡片，录载文献书目，概要，笔记，有关最终放弃的熟语的计划。这套资料配有一些评注。另有一套录音磁带和数码光盘（20多张），录有差不多全部26个小时的发言。当然，最后还有课程本身的手稿，共180页，用蓝墨水写在21厘米×29.7厘米开本的纸上，笔迹工整、清晰、紧凑。文字基本上写满整个纸面，但是留出了相当宽阔的左侧页边，巴尔特用来注明他征引的文本的出处（引用的著者名和书籍页码），以及强调有关段落里的关键词语，或者写下一个能够点明他的题旨的词语。这些页边留言与他在《恋人絮语》里的做法一脉相承，对阅读正文有指导作用。这个做法既为显豁和有所依归，也显示了一种利用页面的审美爱好。
讲稿的文本采取了笔记的形式，行文相对简约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中心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巴尔特的课程基本上照本宣科。逻辑的衔接虽然常常用标点符号代替，大量采用冒号和箭头，但是整部讲稿读起来并不让人感到吃力。实际上，巴尔特很少脱离讲稿，这倒符合他认为书面话语优先于口头话语的构想。这个选择导致随口说出的题外话不仅很少，而且有一定之规，从而起到一种反衬的作用。这一类题外话我们有时放在了脚注。这部文稿既不属于撰写完毕的书籍，更不是惯于即席发挥的演说家所使用的详细提纲。因此，它适合于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 ne-uter，既非此，亦非彼。
第一堂课的内容包括分发给听众的一份文献的“篇中篇”（in-tertexte），它属于参考书目的性质。随着研究的展开，后来又追补了一些书目。这份“篇中篇”内容十分驳杂，包括一些东方和古代的神秘主义著作、哲学文本和虚构成分其实不大的文学作品。征引的作家包括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虽然后者只是从乔治·邓肯·潘特
的传记转述的）；不过，发掘更深入的则是帕斯卡尔、波德莱尔、米什莱和《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的卢梭。由于这份书单无法预测，所以很难归入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涵盖”某一主题的参考书目。与其说这份书单是对中性的一种概括，不如说是一种方向，何况这样的概括是不存在的。这份书单所建立的理念是一门学科之间的符号学（intersémiotique），而这正是巴尔特始终十分关注的，因为跟名目纷殊的参考文献一样，语言学、神学、哲学、科学和文学都显示了中性的丰富内容。有了这样一个提法，布朗绍与凯奇、德勒兹与拉康、帕斯卡尔与波德莱尔、皮浪与迈斯特，便分别结成了对子。巴尔特承认，自己的知识往往来自第二手资料，所依据的多为著作的汇辑（一些有关希腊和东方哲学家的文本尤其如此），或者对一些著作家的评论，例如，对于雅各布·鲍姆、斯宾诺莎和维科等人，巴尔特就是从亚历山大·科伊雷
、希尔万·扎克
和米什莱的著作里转引的。
既然授课的艺术在于使中性闪烁光辉，所以，一种意趣盎然的愉悦——这个词需按原义理解
——始终贯穿着巴尔特选择的研究道路。授课伊始，巴尔特就宣布：“材料务必精纯。”他提出了将优先眷顾的文献和作家，以及觅得他们的图书馆，其中一部分书籍来自他在法国西南部乌尔特村的度假房舍。因此，巴尔特选用的都是一些经常萦绕于心头的参考书籍，不是他很久以来一直喜爱和诵读的篇章，就是晚近发现的一些关于东方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颇使他感到心有戚戚焉。巴尔特时常把他摘录下来的瑰丽篇章与听众一道分享，他的课程因此增添了一个唯美的侧面；在引用文字和著作者之间，无论二者多么不同，他都不失时机地作出比照，从而加强了这个唯美的侧面。这种互相参照地运用文本的做法，其动机仅仅出于一种欲望，因为它使我们再次看到了他在就职演讲中表达的一个心愿：教学伊始，就必须“永远植入一个幻想”。因此，巴尔特没有自诩能够为一个西方世界不太熟悉的概念提供一把钥匙，他提议的是一种研究，前人的工作无疑必须重视，但它首先是一种个性化的研究。巴尔特经常提到布朗绍，不过他的角度与之完全不同；他也承认曾经附带地采用过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即“胡塞尔的中性化意识”；最后，尽管他是从一种陈旧的语言学直觉（他的零度理论来自于维格·布隆达尔
）出发的，然而这门课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课程。巴尔特宁愿把中性当成一个尽情发挥的机会。这就使得这门课更像一部著作，或者按照尼采的分类，使得一位教授更像艺术家，恰如他顺带宣布的那样，“无奖章可领”。因此，巴尔特在“本课概述”（《中性》，261页）里说，中性“并非是在语言现象里，而是在话语现象里”得到把握的。他感兴趣的是哪些人谈论中性，怎样谈论，并且要通过这门课程，进一步充实中性的阐发者的名单。因此，这门课于是被设想为从事一场短暂而热烈的媒介活动的场所。
各个熟语都附有巴尔特所说的“补充”，以七篇为数。它们是每一堂课打出的头一张牌。这些“补充”提示上一堂课的主要内容，首先可使每个星期六的授课相互联系，同时也使巴尔特能够重提一些熟语，再次申说上一堂课未能如愿以偿地阐述的要点；此外，这些“补充”还建立起一种与听众的对话方式，因为这些要点均基于巴尔特在一周当中获悉的听课者以书面或口头表达的意见。例如，一位女听众便指出了巴尔特不太清楚的一段福音书的出处；巴尔特也宣读过一位听众写给他的信件。至于他接到的匿名纸条，则让他有机会进行一次简短的语用学分析，最终捍卫了他对于写作的见解：写作者应该负起署名之责。最后，这些“补充”让高密度的课程舒缓下来，这使之带有交流的性质，这个方面被难以避免的讲堂气氛多少削弱了。
这些“补充”所采取的形式和长度不一。“补充之一”（3月4日）出现在第三堂课上，很简短，目的在于有机会阅读帕索利尼的一首诗，那是巴尔特前一堂课提到过的。“补充之二”（3月11日）回到“典雅”和“断言”的熟语上来，同时启动了关于本课程的意义的一番评论。“补充之三”（3月18日）是最长的一篇：除了对已经处理过的熟语做出几处纠正以外，它答复了有人递交的书面意见，而且给了巴尔特一个机会，可以明确指出中性的关键在于研究疑难（aporie）或无定所现象（atopie）。“补充之四”（3月25日）也是如此，这种话外语对于理解中性的精髓看来是可贵的辅助工具。巴尔特通过继续这种评论，把思考扩展到一个微妙的、意义很难把握的概念。这些“补充”虽然与课程内容本身不可分离，但是逐渐趋于削减。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们的必要性越来越小了。中性的幻想尽管命途多舛，却一直得到坚定不移的推动。
在课上念诵文章是常有的事。巴尔特在开场白里就念了四条“题铭”。其中一条引自约瑟夫·迈斯特，一条是卢梭的，还有托尔斯泰的一段文字，以及一段老子的自我描述。这些片段巴尔特虽然未做任何评论，后来也重新提及，但它们却预示着中性的取向。这是因为迈斯特——他的著述十分吸引巴尔特——明确地指向我们不妨称之为反中性的东西。至于引证卢梭和托尔斯泰，则是为了表明对于一种意识状态变化（晕眩、空间意识紊乱）的兴趣。老子自画像是关于愚笨的一篇悖论式的歉辞，它宣告了东方神秘主义将在中性的营造过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后来，当巴尔特觉得有必要时，他还诵读了其他文章，从而使人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概念的影响所及。这些文章包括伏尔泰的有关容忍的大段论述，卢梭的好几段文字（涉及熟语“引退”），帕索利尼的题为《绝望的生命力》的短诗，让米歇尔·李柏特有关厌食症的一封信，沃尔特·本雅明的一段谈论吸毒经验的文字，以及用于说明避而不答这个概念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里的一幕场景。
在巴尔特的心智历程中，《中性》的位置介于《恋人絮语》 （1977）和关于他的专题研讨会“托词：罗兰·巴尔特”（塞利榭，1977）以及发表《就职演讲》（1978）之间。后一篇是他在法兰西学院就任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时的演讲全文。就他讲授的系列课目而言，“中性”在头一年的课程“如何共同生活”之后，第三年即最后一年的课程“小说的准备”之前。 1980年3月6日，巴尔特去世，课程至此中断。所以，出于生命中的种种偶然，这部《中性》今日占据着三联幅的中间一幅，而且带有一点悲剧性的反讽意味，巧妙地反映出整个课程的精神。中性的探索过程正是巴尔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标志既有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母亲过世，巴尔特从开场白起就没有掩饰丧母对他的影响），也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也就是说，间接的，如果从辞源学上看
——深入推敲概念的办法。从《写作的零度》到《符号帝国》，从《亮室》（又译《明室》）到《偶然事件》，《中性》在我们此后看到的全部著作里熠熠生辉。这套课程讲稿的出版终于让《中性》找到了光芒四射的契机（kairos，即适恰的时刻，也是本课所处理的熟语之一），它展现出罗兰·巴尔特的另一个形象，一个在我们的文学中独特的形象：教授兼艺术家。
——托马·克莱尔（Thomas Cl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