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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点明（点明≠处理：指出需要填补的空白）一个纯哲学的研究课题：语言的断言性质所带来的后果。
你们也许还记得（因为早就不时髦了）：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明确区分：即讲话者和讲话群体之间的一种清晰而微妙的辩证关系。从那时起，索绪尔就受到不同学术浪潮的“攻击”，或至少被“架空”：乔姆斯基（语言能力/语言运用
）、德里达、拉康（语初语
）。我个人认为，这一组对立里有着某种不易动摇的东西：对于两个有辩证关系的地点、空间的需要：（1）一个存储间，一个群体所属的语言法则便存储于此（好像存放摩西十诫的柜子）；（2）一个付诸实施的时机，由讲话者选择，提取存储物（这种取舍受制于哪些规定对于我们并不重要）。→（1）语言。（2）话语（>言语）。所以：
（1）语言：“无论愿意与否，别人用它来谈论我。”严格的组合规则：句法。这些规则是法则，使沟通活动能够进行（参照：公民的安全或交通的规则），可是，作为交换（或反过来），从外部迫使沟通活动接受一种存在的方式，一个主语，一种主体性：凭借句法的分量，非得用这个主语，不用那个主语不可（例如只要一开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自我规定：阴性还是阳性，您还是你，等等）：语言的规范是一些强制性的法则，强制他说话→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够谈论一种语言的“法西斯主义”
。
（2）话语：“在某种社会、观念形态、神经官能症的制约下，我所说的东西。”（我在讲话时是“自由的”
）组合的规则：“社交的”规则（别人耳中的逻辑、合宜性、辩证的规则，意象的游戏，等等）。
假如聚合关系的观念本身有一个普遍模式的话（我们还记得，本课的主题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中性：聚合关系就是那个中性要造它的反的法律），这个模式必然为“是/否（＋/－）”
。[[宣示存在]]悖论，“蹩脚”（＝“丑闻”）＝“是”（断言）藏而不露地镌刻在整个语言里，可是，言“否”却无一例外地需要一个特殊标记。换言之（一个众所周知的哲学老问题），语言天然地就是断言性的
：一个字眼一旦说出就肯许了所指物
；如果我说“桌子”，桌子就理当存在；要消除其存在，须有一个附加成分，一个标记。同理，任何命题也都是断言性的（确认性的），而怀疑、否定的表达方式都得通过特殊的标记——表达断言却没有这种需要。移借一个神学的提法（阿奎纳，艾克哈德），不妨认为语言就是collatio esse，昭示存在
。[[洛斯基
，44]]
回到“是/否”上面来：“昭示存在”所导致的“蹩脚”在“是/否”两个词的“历史”当中（拉丁语，法语）也能看到：在我们的语言里（当然仍需调查一番别人语言）手边就有non{否}的一个简单、似乎很原始的词：[[是/否]]一个从语言学ungrund
崛起的全副武装的标记≠某种针对“是”的语言表达的抵制，只因为它内在于整个语言。[[词源]]实际上，“否”有一个独特并且得到明确规定的形式： ne-unum： non（≠ne）：对有关现实的样态即直陈语式的否定，也是对主句的否定（≠ne＝疑问语式，条件语式，命令语式，等等），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直陈语式、主句和“现实”是一回事，要打破这一合谋，便需有个突兀的小品词： non“否”≠oui“是”。
（1）拉丁语里没有适当的对应词：有一个包括类似的表达方式的开放系列，仿佛“是”尚在摸索，尝试，但从未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 ita，etiam，verum，vero，scilicet，admodum，maxime，sic，等等。有许多可能的形式，但没有一个是恰当的。
（2）法语的情形更为明显： oui<oil/oc（两种语言
） hoc（>o），ille（>il）（fecit）（fecit
：万灵动词，用来取代疑问句里的任何动词： Est-ce qu'il est venu{他来了吗}？——Il a fait cela{他这样做了}。→oui）。因此古法语才说： o-je{然}。 Oui{是的}自16世纪以来便不能进一步分解了。请注意，“是”既然实际上是个肯定命题，那么它相对于它所重提、确认和重复的前一命题便是冗余的≠“否”：非冗余的，因为是（设）另一个命题。
断言的制约从语言进入了话语，因为话语是用本质上均为断言的命题构成的。这样一来，为了把话语从断言中抽离出来，[[从语言到话语]]不使之陷入断言，为了使之能够表达细微的差异（趋向否定，怀疑，疑问，悬置），就必须不断地跟语言，也就是它的原料，以及话语的“法则”打仗。
对于我们这些讲话的人，我们这些必须对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imago{意象}承担起责任的人来说（言语行为：问题不在于让人听见，而是得到承认），[[折返]][[帕斯卡尔]][[形象]][[倨傲]]这样做有一些持续的后果；我们的形象（来自言语行为）“自然而然地”是倨傲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尤其当话语建立在一种否定的意图上，而且倾向于重新陷入断言的时候→化圆为方的问题，言语行为的难题，无可挽救：无力使讲话者在否定因素上达到完美无缺。我正是在此意义上解释帕斯卡尔的下面这段话的：[[帕斯卡尔，《思想录》，片段554]]“侮辱性的话语在自负者那里导致骄傲，在谦逊的人那里则导致侮辱。于是，皮浪主义者的话语[我们回头再谈帕斯卡尔的模棱两可的反皮浪主义]在赞同者那里便导致断言。极少有人谦逊地谈论侮辱，极少有人纯洁地谈论纯洁，怀疑皮浪主义的皮浪主义者少之又少……”我倒是宁愿走得更远一点（我觉得这是帕斯卡尔这段话的真意所在）：人们不可能做到谦逊地谈论侮辱（让我们强调行为本身，因为不讲话毕竟不可能），等等。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帕斯卡尔所瞄准的“立场”（侮辱、纯洁、皮浪主义）：事关“否定性”、“削减”、“短缺”、“弃绝”，等等：这些态度都从一个负极的量子（“电子”）得到规定，而且——关键的悖论在此——必然跟语言的肯定因素（质子）发生冲突，或与之妥协。一旦人们开口讲话，这个“负极因素”就不断地被“纠正”为正极因素：谦逊的人因讲话而变得倨傲；皮浪主义者因讲话而变为独断论者（因此皮浪才不开口）。
[[戏剧化处理]]我说过：当话语打算摆脱其天然的断言性质的时候，它就必须不断地跟语言“打仗”。这其实永远是一场斗争，一场较量：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中性的悖论：有关非冲突的思想与实践要想让人听到，就被断言、冲突所纠缠，→语言（就其宽泛的意义而言，语言和话语兼有）当中有一套戏剧性的机制：话语要么将断言的傲气为己所用，要么企图与之对抗→张力，博弈，用语的起落变化。参阅巴什拉，[[巴什拉，47]]他的论点：赞扬非连续的支配地位→戏剧性思维的固定记忆的作用：“我们只保留被言语行为戏剧化的内容，剩下的一切判断都是过眼烟云。”“语言总是把最简单的判断戏剧化。” [1] （耶路撒冷）→被语言戏剧化的不光是记忆：而且是与别人的全部关系，也就是说，主体被语言和断言彻底地戏剧化了，既为他本身，也为别人——仿佛语言本身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力量，或者说具备制造断言的幻象的能力。
整个中性就是要避开断言（＝整个这门课程都以此为主题）。→这里我只提出跟如何躲开断言的“案卷”有关的一条中心原则，[[躲避]]在语言的层次上（躲避的意思是否定，或拒绝承认，并非摆脱断言，而是反制断言式的思想），它本身便是对于“否”的肯定，傲慢地肯定了否定。我提出三点供大家思考（课题本身却永远是开放的）：
（1）针对“这就是”的哲学批判（此处只是提及，因为它牵扯到一个哲学上的技术性问题）：为了提出这个问题，[[黑格尔，779]]我要提到黑格尔（《哲学史教程》，第4卷）：“怀疑论者：为了达到‘悬置’、中止判断，把有关样态的阐说或者比喻方法（措辞，辞令），用于一切被思考、被感觉的东西，以便使人了解后者‘本身’并非如此，而只是处在与他物的一种关系当中”
：十个古典比喻法（埃涅西德姆
）（古代怀疑论者）＋五种新的论辩方法（据说来源于阿格里帕
）：这五种新的比喻法，黑格尔认为更“文”（不那么“俗气”）因而更有意思，它们对立于科学范畴，对立于借助概念去规定感性物的被思考的存在：其本质是反制“这就是”的形式。
（2）针对“这就是”的（哲学）批判→[“也许”]对于语言的肯定句式的“世俗的”、非哲学的、“平庸的”恐惧。→
1）[《纪德日记》，1941]形成体系的方面，纪德：“假如不是情不自禁地补充一句‘也许如此’，我连一个肯定句都写不出来。”
至于行为方面（行为便是一种断言，表达为：一个决定）：沃尔特·本雅明与印度大麻的经验：“一切都开始于一句微弱的‘也许’两个字。”可见一部“也许”的话语立足不易。
2）话语的庸俗的经验性。[莱西奥，麻醉品]写作中的主体一旦觉察到语言—话语的惯常的倨傲，就会试图对语句作出相对化处理，依照代码进行：[遣词造句的慎重]这就是“慎重地遣词造句”：“依鄙人之管见”，“在我看来”，“对本人来说”，“我窃想……”当然（对此本人早就明白），这么讲话丝毫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断言、傲慢依旧，因为慎言只会满足讲话者的想象世界
，如果能够减少一点这些意象的“傲气”，他就能够更容易承受（当然这还有赖于他的道德观、所受教育、精神状态）。其实，写作就其本质而言是论辩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泰然处之、“悲怆地”接受它：对于断言造成的伤害，讲话、写作或保持缄默。
（3）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中性的取向了（因为独断论是规定性的，所以我不说中性是什么）；[中性]它应该揭示一个领域，一片视野，一个方向。布朗绍：“中性的要求不外乎将言语行为的表征性结构[例如‘这是此物、彼物’]悬置起来，即那种与存在有关的时显时隐的关系；在我们的语言里，一旦说出一个东西，这种关系就立即提出来了。”由于中性毅然地瞄准存在与语言的关系，它不能满足于把缓解断言的语式（情态）正式编入语言代码，诸如否定、疑问、条件式、疑问句、愿望、主观性等。在理念上，中性的话语绝不是虚拟语式：因为语式仍然属于存在的一部分。（语言的）问题当为如何搁置一切范畴，让进入言语行为的东西摆脱语式，无论它是证言式的还是虚拟式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于说话时如何暗示，使人理解，任何聚合关系都是糟糕的，它们使意义的结构发生偏离
：每个词语因而都变得非适切。或许，借此质疑一些十分现代的写作方式≠主张
。
注释
[1] 这句话出自约翰·威廉·费德里希·耶路撒冷，巴什拉在《判断功能》（ Urtheilsfunction ）第9页引用过。[耶路撒冷（Johann W.F.Jerusalem，1709—1789），德国神学家和卫教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