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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4大新现象说明中国目前价格上涨的形成机制具有新特点，与传统通货膨胀机制相比具有重大的变异。
第一，过剩的流动性导致中国物价和房价上涨，导致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泡沫化的蔓延改变了传统货币传递的机制以及部分紧平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经过2009年9.6万亿元、2010年7.9万亿元大规模信贷的投放，中国目前M2占GDP比重上升至历史最高点，流动性泛滥，形势十分严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不足和金融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充裕的流动性在农产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寻找出口，直接造成了物价和房价的迅速上升，经济泡沫迅速形成。在价格上涨预期和过剩流动性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实体的资金开始进入投机性活动，并将存在供求缺口的“紧平衡”产品作为炒作的对象，直接导致货币释放的途径发生变异，资金炒作左右了现货和期货的价格，导致农产品和一些投资品偏离正常的价值与供求。
第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带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涨，导致低端服务业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本次价格上涨除了货币驱动的特点，同时还有成本推动的因素。而成本发生变异有两个直接诱因：一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直接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大幅度上涨。2010年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是1.01，劳动力需求量首次超过求职人数，局部地区“民工荒”现象再次出现，且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同时，2010年前三个季度的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超过了15%，远高于平均工资增速。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涨幅度超过20%。二是在房地产价格、房租价格以及其他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的作用下，各类用工成本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样就形成了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农业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城市生活成本上涨→农业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
第三，通过预期、游资流动以及经常项目等途径，国际农产品、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加强，输入型通胀大幅度放量。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期货市场以及个别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来进行传递。例如，2010年7月份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主力粮食期货价格一路攀升，受此影响，国内大连、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指数也全面上涨，而国内粮食期货价格的上涨通过指导作用也带动了相关商品现货价格的上升。又例如，大豆由于国际价格上涨直接导致国内油料价格上涨，进而诱发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涨对国内农产品产生了较强的成本推动压力，其主要影响途径为：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资源品价格上涨→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四，由于部分居民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急剧下降，个别事件以及个别人群的价格反映在网络全球化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的“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居民价格预期形成机制发生变异。
一旦经济主体的价格预期形成机制纳入“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价格预期将出现“阀值效应”，即价格上涨到一定临界值时就将出现加速度的上涨预期。从而导致民众对于个别事件和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高度敏感，导致边际人群的价格感受引起全体民众的共鸣。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1）对气候的高度敏感；（2）对于个别生活品价格上涨特别敏感，而无视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3）对于官方价格数据产生严重的不信任；（4）边际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价格感受成为大众感受，并在媒体的宣传下不断放大；（5）各种国际、国内的游资乘机促推价格的上涨，引发市场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