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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与PPI是识别和衡量通货膨胀的两个重要指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传导机制有助于我们辨别通货膨胀的性质，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认为，CPI和PPI都是经济体系的表面现象，研究这种表面现象及其联系，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相关经济问题。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研究表面现象，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似是而非，即使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也很可能是纯属巧合，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经济现象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在没有明确考虑货币（供应量）因素的情况下研究通货膨胀是否合理，仅就两个变量而研究两个变量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产生简单化的表面研究而非系统化的深入研究。由于在模型中遗漏了货币供给、产出这些关键变量，以前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不稳健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和启示：
（1）CPI是PPI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与以往文献有本质性的差异，这是在控制货币的边际影响后得到的稳健结论。另外，鉴于近年来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双双高位运行的典型事实，我们可以判断当前通货膨胀为需求主导的
，而“系统性”宽松的货币条件则是促成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从控制流动性入手将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而不考虑用该因素去控制上涨过快的商品（如食品）价格水平。过多的流动性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当前一些上涨过快的产品价格得到控制，通胀最终还是会通过一些供给薄弱环节的商品价格上升表现出来。即便短期的政府价格管制可能会产生积极作用，长期而言是压不住的。同时考虑中国货币供给量“钉住”经济增长的内生特征，简单地调控央行的M2也并不会奏效。治本之策在于疏导，即引导货币供给流入到生产领域，流入到不会提高（直接提高）物价水平的领域
，这才是解决货币和物价水平的根本。
（2）与传统的自上而下价格传导观点不同，本章得到的结论是：PPI几乎不向CPI传导，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PPI与CPI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需求。一些固有体制性因素依然是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如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考虑和政绩考核引发了扩张性冲动。因此，制定相关政策企图阻止PPI向CPI蔓延以遏制通货膨胀，其效果并不会很明显，也不是必要的。遏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在于抑制过旺的（地方政府）投资需求，至少是要抑制由货币过多带来的盲目投资和投机需求。
（3）重新认识“输入型通胀”。一般认为，输入型通胀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但问题在于进口商品的价格为何会提高。我们发现，其不可忽略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进口需求。实际上，国内对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巨量需求导致了其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输入型通胀”本质上是“出口转内销”型通货膨胀，因此提高国内进口厂商的议价能力，进而打破国际厂商的定价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