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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合理性。——寿命长的所有事物都渐渐如此浸透了理性，乃至于其非理性的起源竟也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了。几乎任何精确的发生史在感觉那里不都听起来似是而非、是邪恶的吗？优秀的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总是矛盾百出吗？
学者的偏见。——所有时代的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该赞美，何该谴责，这是学者的一个正确判断。然而，学者的偏见认为，我们现在比任何时代都知道得更清楚。
凡事皆有其时。——在赋予万物性别的时候，人并不认为是在玩游戏，而是觉得已经有了一种深邃的洞察。人很晚才承认这个谬误的巨大规模，或许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承认。——同样，人赋予存在的一切以一种道德关系，又在世界的肩上挂上了一种伦理意义。这种做法的价值，其实也就跟如今以为太阳是阳性的或者阴性的一样，不会更有价值了。
驳想象中的天体不和谐。——我们一定要再次排除许多虚假的辉煌，因为它违背了我们面前的万物所要求的公正！为此绝不可要求把世界看成比其实际情况更不和谐！
要感恩！——人类至今的伟大成果是，我们不必再害怕野兽、野蛮人、神灵以及我们的梦。
变戏法者及其对立面。——知识中的神奇之处不同于戏法之中的神奇之处。因为后者想让我们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知识则相反，迫使我们恰恰在一切显得如此容易理解、我们被表面现象愚弄的地方不再相信简单的因果关系。“最简单的”事物也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对其感到惊奇都是不够的！
空间感的改变。——给人带来更多幸福的，究竟是现实的事物，还是想象中的事物呢？毫无疑问，那个辽阔的空间，延展在至高幸福与至深不幸之间的，是想象中的事物所造就的。这种空间感，在知识的影响下，越发地萎缩了：从知识那里，我们已经学到的，仍然在学的，是感觉到大地之小，就连太阳系也不过是个点。
变容
。——茫然痛苦者，胡乱做梦者，超凡狂喜者——这是拉斐尔把人分成的三个类别。我们不再这么看世界了——拉斐尔若在今天，也不再可以了：他将亲眼看到一种新的变容。
习俗的道德概念
。——与人类上千年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今天的人正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道德感变得如此微小、如此被携往高处，以至于说它已蒸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由此，对于我们晚辈而言，要对道德的发生有一种基本洞察是很难的，不过，就算有了它，它也会停在我们的舌尖上，吐不出来：因为它听起来不雅！或者因为它似乎是在诽谤道德！诚如基本原理：道德不过（因此：不再！）是服从习俗，不管是哪一种习俗，然而习俗是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在没有传统发出指令的事物中，就没有道德；生活越少为传统所规定，道德圈子就越小。自由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要求一切都取决于他而不是一种传统。在人类的所有原始状态中，“恶的”的意思和“个体的”、“自由的”、“任意的”、“不寻常的”、“未预见的”、“未预计到的”差不多。始终按照这类状态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做一个行为，不是因为传统指令，而是出于其他动机（例如由于个人用途），甚至就是出于以前建立了传统的那些动机，那么这个行为就叫作不道德的，甚至也被该行为者感觉为不道德的：因为该行为不是出于对传统的服从。什么是传统？一个更高的权威，服从这个权威不是因为它指令做对我们有用的事情，而是因为它指令。——这种面对传统的感觉与一般的恐惧感究竟区别何在呢？这是对一种在那里指令的更高智力的恐惧，对一种无法理解的不确定力量的恐惧，对某种大于个人的事物的恐惧——这便是这种恐惧中的迷信之所在。——原先整个教育和保健、婚姻、治疗术、农业、战争、发言和沉默、人际与人神间交往，全属于道德领域：它要求遵守规则，不把自己作为个体来考虑。也就是说，原先一切都是习俗，想要摆脱它的人就必须成为立法者、巫医、半神之类的，这意味着，他必然制订习俗——一件可怕而要命的事情！——谁是最道德的人？首先是最经常守法的人，也就是说，像婆罗门那样，无论何处，无论何时，甚至每分每秒，都带着法律意识，以至于他不断地创造守法的机会。然后是即使在最困难情况下也守法的人。最道德的人是为习俗牺牲最多的人。然而，最大的牺牲是什么呢？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不少不一样的道德就搞清楚了。可是，将最经常奉行的道德从最难奉行的道德分离开来的那种区分，仍然是最重要的区分。有一种道德要求把习俗的最难奉行作为道德的标志，我们可不要在这种道德的动机问题上受骗了！要求战胜自己，不是因为其会产生对个体有用的后果，而是要让习俗、让传统显得凌驾于一切个体的相反欲望和长处之上：个人应当牺牲自我——习俗的道德如此要求。——另一方面，那些像苏格拉底足迹的追随者一样让个人把自我控制和节欲作为其最独特的长处、作为其打开幸福之门最个性化的钥匙而铭记在心的道德主义者则是例外——如果我们不觉得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们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被教育出来的：他们全都在所有习俗道德代表者的极端指责下走着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把自己排除在团体之外，作为不道德的人，他们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恶人。同样，对于一个规规矩矩的典型罗马人来说，每一个“首先考虑自己上天堂”的基督徒似乎都是恶的。在有团体因而就有一种习俗道德的地方，也就到处都有这样的想法在支配着：对伤风败俗的惩罚尤其要落到团体头上——这是在表现和界限上如此难以理解，而且要以如此带迷信的恐惧来探究的那种超自然的惩罚。团体可以促使个人弥补他的行为对个人或团体直接造成的有害后果，它甚至还可以对他进行报复，就因为由于他的缘故而造成了神的乌云和雷霆万钧集中在团体头顶上的结果——然而团体却觉得个人过错首先是团体的过错，把对个人的惩罚作为对团体的惩罚来承担——“这样的行为要是有可能”，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发出哀叹的声音，“那习俗就坏了”。但凡个体的行为，但凡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会引起震颤。根本无法估算，恰恰是那些有着更罕见、更特别、更原创头脑的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由于被感觉为恶人、危险人物——甚至自己也如此感觉——而不得不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在习俗道德的统治下，任何一种原创性都感到羞愧；直至此时此刻，最优秀之人头上的天空仍然比它必然有的样子更阴沉。
道德意义与因果意义之间的相反运动。——因果意义增加多少，道德领域的范围就会缩小多少：因为每次我们理解了必然效果，并懂得脱离所有意外、所有偶然的“其后”（post hoc
）来考虑问题，我们同时也就摧毁了至今被相信为习俗基础的无数想象的因果关系——现实世界比想象世界小得多——每次有一定量的恐惧和压力从世上消失，也就有一定量对习俗权威的敬畏消失：道德一般来说式微了。与之相反，想要加强道德的人必须懂得防止让结果变得可控。
民间道德与民间医学。——每个人都不断致力于证明在一个团体中占支配地位的道德：大多数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出例子来说明所谓的因果关系，此外还有罪与罚的关系，证实它有充分依据，并更加相信它。一些人对行为和结果做了新的观察，从中得出结论和规律，极少数人时不时提出异议，让对这些问题的信念弱化。——然而就其活动的完全粗野、无知的方式上，他们全都如出一辙；无论涉及例子、观察或异议，还是涉及一个规律的证明、强调、表达、反驳，都是毫无价值的材料、毫无价值的形式，就像一切民间医学的材料和形式一样。民间医学和民间道德属于同类，不应该再像以往的情况那样有如此不同的评价：两者都是最危险的伪知识。
作为补充的果。——从前人们相信，一个行为的结果不是果，而是随意的补充——即神的随意补充。能想象还有比这更糊涂的吗？必须特别努力以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实践来关心行为、关心结果！
走向人类的新教育。——帮帮忙吧，你们这些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帮忙做一件工作，让蔓生在整个世界的惩罚概念远离世界！没有更可恶的杂草了！这概念不仅被应用于我们行动方式的后果——把因果理解成因与罚，多么可怖，多么有悖理性啊！——然而，更有甚者，事件的彻底、纯粹的偶然性被以这种对惩罚概念的卑鄙解释方式剥夺了其清白无辜。是啊，人们竟然愚蠢到了如此地步，觉着生存本身就是惩罚——就好像狱卒和刽子手的幻想一直在引导着人类的教育！
疯癫在道德史上的意义。——人类所有团体所经历的那种可怕的“习俗道德”压力，历经我们纪元以前的几千年之久和我们纪元中大体上至今的日子（我们自己居于由例外构成的小世界里，仿佛是在邪恶的地带）——让我说，如果尽管有这一切，新的离经叛道的思想、评价、冲动仍然一再出现，那么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借助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伴随者：正是疯癫几乎无所不在地为新思想铺路，打破一种受尊敬的习俗及迷信的魔力。你们明白何以必然借助于疯癫吗？何以要靠某种在声音和表情上如此恐怖、如此捉摸不透的东西，有如风暴、大海那魔鬼般的变化无常，因而称得上类似于一种畏惧和遵从的东西？何以要靠某种如此明显带着完全不自愿标志的东西，例如把疯癫者表现得如同神之面具和传声筒的癫痫病人的抽搐和口吐白沫？何以要靠某种让新思想的传播者自己敬畏自己，在自己面前感到战栗的东西，而使他不再感到内疚，驱使他成为新思想的先知和烈士？——一方面，我们今天一再被提议，要给天才添加的不是一粒盐
，而是一点疯癫；另一方面，以前所有的人更加多得多地得到建议的思想是：凡有疯癫的地方，也会有一点天才和智慧——某种“有神性的”东西，就像他们小声所说的那样。更有甚者，有人足够强调地表达了看法：“通过疯癫，最了不起的财富降临到了希腊”
，柏拉图在整个古代人的背景上如是说。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对于所有那些不可抗拒地被吸引打破某种道德桎梏、立新法的头脑冷静之人来说，剩下要做的不过是，在没有真正疯癫的情况下，把自己搞成疯癫，或者装疯卖傻——这适用于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教规和政法领域的革新者，甚至诗韵的革新者也得通过疯癫使自己得到认证（直至温和得多的年代，诗人仍然从中保留了某种疯癫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例如梭伦
在鼓动雅典人重新占领萨拉米斯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疯癫，也不敢装疯卖傻，那他如何把自己搞成疯癫呢？”几乎早期文明的所有重要人物都沉湎于这种可怕的思路。关于如何把自己搞成疯癫的问题，除了对这样一种考虑和计划的无辜感，甚至神圣感以外，还流传着一种窍门和节食暗示方面的秘密指导。在印度人那里成为巫医，在中世纪的基督徒那里成为圣徒，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那里成为Angekok（巫医），在巴西人那里成为Pajé（巫医）的方法，本质上都一样：无意义的斋戒、持续的节欲、走入旷野或爬山上柱或“坐在面向湖水的老柳树上”，除了能带来陶醉和思想紊乱的东西外全然一无所思。
有谁敢看一眼也许恰好各时代最有成就之人在其中遭受最苦涩、最多余的灵魂痛苦的荒野呢！有谁敢听一听那些孤独者、惘然若失者的叹息呢！“啊，苍天在上，赐予疯癫吧！疯癫到我最终自己相信自己！赐我谵妄与痉挛、赐我突如其来的光明和黑暗吧！用凡人感觉不到的严寒、灼热，用咆哮和神出鬼没的身影，使我恐惧吧！让我号叫，让我哀泣，并像动物一样爬行吧！只要让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信心！怀疑把我撕碎，我杀死了法，法让我害怕，就如尸体让活人害怕一样：如果我不大于法，那我就是万物中最堕落的。我身上的新精神，如果不是从你们那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向我证明，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唯有疯癫向我证明这一点。”糟糕的是，这种热情竟然经常太出色地达到了目标：在基督教最充分地证明并深信自己盛产圣徒和旷野隐士的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就有大型疯人院，收容遭遇不测的圣徒，收容那些牺牲了最后一粒盐的人。
最古老的慰藉手段。——第一阶段：人在每一种不适、不幸中看到某种他得让另外一个人为其吃苦头的东西——以这种方法他意识到手头仍有的力量，这给他以慰藉。第二阶段：人在每一种不适、不幸中看到一种惩罚，也就是说，看到赎罪和摆脱一种现实中不公或想象中不公之恶毒魔咒的手段。如果他看到不幸带来的这种好处，那他就会认为他不再非得让另一个人为此吃苦头了——他放弃这种满足，因为他现在有了另一种满足。
文明的第一定理。——在不文明的民族那里，有一种习俗类型，其意图似乎就是要在一般意义上是习俗：细致入微的——归根结底——多余的规定（例如堪察加人
的规定，决不可用刀子把雪从鞋子上刮掉，决不可用刀子戳进一块煤里，决不可把一块铁放进火里——违背这些条款者，处死！），不过这些规定让人不断意识到要持续靠拢习俗，不断意识到不懈地遵守习俗的压力，从而强调了文明由以开始的伟大命题：有习俗总比没有习俗好。
善的自然与恶的自然。——人们首先把自己虚构到自然里面：他们到处看到的，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同类，也就是说，全是自己那恶的、反复无常的思想意识，仿佛就藏在云、雨、兽、草、木中间——那时候他们发明了“恶的自然”。然后一下子来了一个时代，这时候人们又把自己虚构到自然外面，这就是卢梭的时代：人们如此互相厌烦，乃至于完全想要一个人类不带着自己的痛苦而前往的世界角落——人们发明了“善的自然”。
自愿吃苦的道德。——什么样的享受对于那些始终遭受危险、处于最严格道德支配下的小团体间战争状态中的人而言，才是最高的享受呢？也就是说，对于强壮的、好复仇的、满怀敌意的、阴险狡诈的、多疑的、准备面对最可怕遭遇的、因匮乏和道德而变得坚强的人而言，什么才是最高的享受呢？是对残暴的享受。因此，在残暴中很有创意而不知满足，也可算作这种状况中的这样一个人的美德。残暴者做的事情，能让团体振奋，一扫自己身上顽固的恐惧和谨慎造成的阴暗心理。残暴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欢庆。因此我们想象，如果向诸神提供残暴场面，诸神也会振奋，也会有节庆情绪——于是世上就悄悄出现了以自愿吃苦、甘愿受折磨为有意义、有价值的观念。习俗逐渐按照这种观念在团体中形成一种实践，从现在起，人们变得更加怀疑一切过度的快感，更加坚信一切艰难痛苦的状况。人们对自己说：诸神会由于幸福而不仁慈地看待我们，会由于我们的痛苦而仁慈地看待我们——绝不会是同情地看待！因为同情被认为是可鄙的，和一个强大而可怕的灵魂不相匹配——而是仁慈地看待，因为他们由此而变得赏心悦目，心情愉快，因为残暴之人享受着强力感的最高刺激。于是在一个团体内“最道德之人”的概念中，就包含了经常吃苦、清贫匮乏、艰苦的生活方式、残酷的清苦修行等美德——不是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纪律、自律、企盼个人幸福等的手段，而是说这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让团体在邪恶的诸神那里散发出香味，好像祭坛上的一种寻求和解的持久牺牲品的香味一样袅袅上升，直抵诸神。所有能在惰性的、肥沃的习俗淤泥里搅动某种东西的各民族的精神领袖，除了疯癫以外，也需要自愿的痛苦，以找到信仰——一如既往地多半而且首先是相信自己！恰恰他们的精神越是走在新的道路上，越是因此而受内疚、恐惧的折磨，他们就越残酷地摧残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健康——就好像是为了在神也许由于风俗遭到疏忽、反对，由于新的目标被确立起来的缘故而变得恼怒的时候，可以用对快乐的替代作为祭品献给神。大家不要太快以为，我们现在完全摆脱了这样一种情感逻辑！让最英勇的人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吧。在自由思想的领域，在个体生命的领域，所走的每一小步，历来都是以身心大受折磨而争取来的：不仅是向前迈，不！任何迈步、运动、变化都需要无数的烈士，经历那漫长的几千年的开拓、奠基。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人们谈论“世界史”，谈论人类生存的这一个可笑的小片段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甚至在这种归根结底是围绕最近新闻的所谓世界史里，也根本没有比要搅动泥潭的殉教者的原始悲剧更重要的主题。换取任何东西，都不像现在构成我们的骄傲的那少量人类理性和自由感那样，需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然而，正是这种骄傲，使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对作为确定人类性格的实在的、决定性的主要历史而先在于“世界史”的那个非同寻常的“习俗道德”时期感同身受了：在那里，痛苦被看作美德，残酷被看作美德，伪装被看作美德，复仇被看作美德，否认理性被看作美德；相反，快感被看作危险，求知欲被看作危险，和平被看作危险，同情被看作危险，受同情被看作受辱，工作被看作受辱，疯癫被看作神圣，变化被看作不道德的、孕育灾难的东西！——你们以为，这一切都变了，人类因而也必然改变其性格？哦，你们这些识人的专家啊，更好地认识你们自己吧！
道德与犯傻。——习俗体现了以前人类关于纯属臆想的有用和有害所得到的经验，然而，习俗感（道德）与这类经验无关，只与年代、神圣性、习俗的不容置疑性有关。这种感觉因此抵制我们取得新经验，抵制我们纠正习俗：也就是说，道德抵制新的更好习俗的产生——它使人愚昧。
自由行为者与自由思想者。——自由行为者与自由思想者相比处于劣势，因为人们遭受行为后果之苦比遭受思想后果之苦更明显。然而，如果人们考虑到思想和行为同样都是在寻求满足，考虑到全面想一想、说一说被禁止的事情就会给予自由思想者这样的满足，那么就动机而言，两者的立足点是一样的；而就后果而言，假定我们不按照最直接、最粗线条的东西进行判断——也就是说，不像人们通常那样来判断，那么决定性的因素就会走向自由思想者的反面。人们要收回许多施加于那些靠行为打破习俗禁令之人——他们一般叫作罪犯——的诽谤。每个推翻现有习俗法则的人，至今都是先被当成坏人。然而，当人们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事后不能重新建立习俗法则并就此满足时，说法也渐渐发生改变——历史几乎只涉及这些后来被说成是好人的坏人！
“守法”。——在遵守道德规定却产生不同于承诺和期待的结果，有道德的人没有得到应许的幸福，而是和期待相反，遭遇到不幸和苦难的情况下，一切的结果便只剩下有良心之人和胆小之人的托词了：“是执行中有纰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种吃了大苦头、被压垮的人甚至命令说：“执行规定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弱得不能再弱了，我们是彻底的罪人，在灵魂最深处没有道德能力，因此我们也没有幸福和成功的要求。道德规定和道德应许是给那些比我们更优秀的生存物的。”
有所作为与信念。——新教教导者总是在散布这样根本错误的观点：重要的只是信念，有所作为必然出自信念。这绝对不是真的，然而听起来如此具有诱惑力，乃至于不同于路德一类的有识之士（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类的有识之士）都被迷惑了——尽管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亲眼所见都证实了相反的东西。最可信的知识或信念，也不能给我们以行动的力量，不能让我们精明强干地行动，它取代不了精致的、由众多部分组成的机制的实践，实践必然在先，从而某种东西才能从一种观念变为行动。首先是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实践，实践，实践！从属于实践的“信念”由此而出——你们相信这一点吧！
在什么方面我们最精致。——由于几千年来物（自然、工具、各种财产）都同样被认为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有伤害力，或者不容人的意图得以实现，所以人的无能为力感就比本该有的情况大得多、经常得多；人们就需要借助暴力、强迫、奉承、契约、献祭，像确保人畜安全一样，确保物的安全——这是大多数迷信风俗的源头，也就是说，所有人类至今所从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也许占优势的、尽管被浪费的、尽管无用的组成部分的源头！——但是，因为无能为力感、恐惧感如此强烈、如此长久地几乎持续地处于受刺激的状态中，所以强力感以这样一种精细方式发展起来，以至于现在人在这一点上甚至能够和最精致的金秤相媲美。这成了人最大的爱好；人们所发现的用于为自己创造这种感觉的手段，几乎就是文化史。
一个规则的证明。——一般说来，一个规则的好坏，例如，烘烤面包的规则的好坏，是这样被证明的：在规则被精确遵守的前提下，看它所承诺的结果有没有产生。道德规则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这里，恰恰结果是不可以判断的，或者说，是不可解释的、不确定的。这些规则所依据的是最没有知识价值的假设，要从结果来对这些规则加以证明或驳斥，归根结底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从前，在所有知识的未加工原始状态中，在人们几乎不要求对一件事物加以证实的时候，人们确定一个习俗规则的好坏，就像现在对待任何其他规则一样，就是参照结果。如果在阿拉斯加土著人那里的规则是：你不要把骨头扔到火里或者喂狗，那么它就会被如此证明：“你若这样做了，打猎时你就不会走运。”可是，在某种意义上，现在人们几乎总是“打猎时不走运”。以这样的方法反驳规则的价值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个人——被认为是惩罚的承受者的时候。其实，总会有一种状况出现，似乎它就可以证明相关的规则了。
习俗和美。——不得不为习俗说句公道话，每个从一开始就全心全意完全听命于习俗的人，其攻击器官和防卫器官——身体的和精神的——就会萎缩，也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美！因为正是那些器官的运行以及与那些器官相应的观念的运行，被看成是丑的，并被变得更丑。因此老狒狒就比小狒狒丑，雌性小狒狒则最像人：因而最美。——让我们由此得出关于女性美起源的结论吧！
动物和道德。——有教养的社会所要求的方式：小心避免一切可笑、显眼、狂妄之事，置自己的长处与更强烈的欲望于不顾，放下架子，顺从规矩，自轻自贱——作为社会道德的这一切，一般而言，到处都可以发现，甚至是最低等的动物世界也一样。正是在这低等层面，我们看到了所有那些可爱的防卫措施背后的意图：要逃避追踪者，要有利于寻找自己的猎物。所以，动物学会了自制，用诸如以下的方法伪装自己：有些动物使自己的颜色适应环境的颜色（由于所谓的“变色功能”），它们装死或者采用其他动物或沙子、树叶、苔藓、菌类的形状和颜色（英国研究者称之为拟态）。个人如此隐藏于“人”的概念的普遍性之中或社会之中，或者使自己与王公、地位、党派、流行观点或环境相适应：所有这些把自己装扮得幸福、感恩、强大、迷人的方式，我们都很容易找到动物的相应表现。就连那归根结底是安全意识的求真意识，也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我们不想被欺骗、不想被自己误导，我们怀疑地倾听自己激情的劝说，我们克制自己，暗中监视自己；动物像人一样懂得这一切，在动物那里，自制甚至是从现实感（出于明智）发展而来的。同样，动物也在观察自己对其他动物的表象发生什么影响，从那里出发，它学着反观自己，“客观地”对待自己，它取得了它那个水平的自我认识。动物判断其对手和朋友的动作，记熟其特征，做好了应对这些特征的准备：对某个种类的个体成员，它永远放弃斗争，同样在有些种类的动物靠近它时，它会猜出和平与协议的意图。公正的开始，如同明智、节制、勇敢的开始一样——总之，我们用苏格拉底之德的名称来称呼的一切，都是动物性的，都是那种教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的后果。我们现在考虑到，即使最高尚的人也只是在其生计的方式上、在什么对他有害的理解上是高尚的、有教养的，那么把整个道德现象看作动物性的，就并无不可了。
相信超人激情其价值何在。——婚姻机制顽固地坚持这样的信念：爱情尽管是一种激情，但这样的激情却能够持久，甚至持久的、一生的爱可以作为规则规定下来。由于能够拥有一种高贵的信念——尽管这种信念很经常地，几乎一般都遭到反驳，因而是一种pia fraus
——婚姻将爱情提升到更加高贵的地位上。使一种激情相信其持久性并对持久性负有责任的所有机制，都违背激情的本质而把激情提升到一个新的等级；而从现在起受到这样一种激情侵袭的人，则不像以往那样，认为自己因此而遭到贬低或受到威胁，而是在自己和同类面前感觉很得意。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机制和习俗：它们出于一时的火热献身激情而创造了永恒忠诚，出于愤怒的欲望而创造了永恒复仇，出于绝望而创造了悲哀，出于突然的、难得的一句话而创造了永恒的义务。每一次，都有非常多的虚伪和谎言经由这样一种改造来到世上：借助这样一种代价，每次也产生出一个超人的、使人升华的新观念。
作为论据的心境。——何为欣然决定行动的因？——这个问题使人们大为关注。最古老而且始终还一直流行的回答是：上帝就是因，他因此而让我们明白，他赞成我们的意愿。从前，当人们就一个计划求教于神谕的时候，人们是要从神谕那里带回那种欣然决定。每个人，如果好几种可能的行为摆在他的灵魂前，那么他都会这样来回答：“我将做会带来那种感觉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不是为了最合理的东西，而是为了一种其远景使灵魂充满勇气和希望的计划而做决定的。好心境被作为论据摆上了天平，压倒了合理性：因为心境被以迷信的方式解释为应许成功的上帝的作用，上帝借助这种作用，让他的理性被说成具有最高的合理性。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种偏见的结果，如果精明而渴望权力的人利用了这种偏见——并继续利用的话！“创造好心境！” ——你可以以此取代一切理由，战胜一切反对的理由！
美德演员和罪孽演员。——在由于美德而变得有名的古代男子中间，似乎有无数的、大量的在自己面前演戏的人：尤其是希腊人，作为矢志不移的演员，会完全不由自主地这样做，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此外，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美德同另一个人的美德或者其他所有人的美德竞争：为什么不应该施展浑身解数，炫耀一下自己的美德，尤其是在自己面前，练练手也好！无法显示或不懂得显示的美德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美德演员，基督教是要制止的：为此它发明了令人作恶的炫耀和对罪孽的夸耀，它把虚构的罪孽带到世上（直至今日，它仍然被看成基督徒中间的“礼仪”）。
作为美德的有教养的残忍。——这是一种完全立足于追求卓越的本能的道德——别把它想得太好！那么这原本是怎样的一种本能呢？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使我们自己的模样让别人难受，让别人妒忌，让别人感到无能、感到自卑；往别人的舌头上滴上一滴我们的蜂蜜，并在这自以为是的善举中恶毒地、幸灾乐祸地盯着他看，从而要让他尝到他命运的苦涩。这个人变谦卑了，现在是完全谦卑了——你们找一找那些他早就想用谦卑来折磨的人！你们很快就会找到那些人的！另一个人怜悯动物，还因此为人所称道——然而，有一些人却是他想用这种方法来对其发泄他的残忍的。那里矗立着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预感到被击败的竞争对手的妒忌而产生的快感不让他的力量睡大觉，直到他变得伟大——为了他变得伟大，他让其他灵魂为他付出了多少痛苦的时刻啊！修女的贞洁：她用怎样欲加惩罚的眼神，盯住过着不同生活的女人们的脸庞！这眼神里有多少复仇的快乐啊！——主题曲很简短，立足于主题曲的变奏却可能不计其数，但也不容易让人感到无聊，因为卓越的道德归根结底是对有教养的残忍的乐趣，这始终是一个过于似是而非、几乎让人伤痛的新闻。“归根结底”在这里的意思是：创造各种道德的第一代人。因为当某一个卓越行为的习惯被遗传下来的时候，背后的意图并没有被一起遗传（只有感觉，但没有意图遗传下来），而如果不通过教育重新产生这些意图，那么第二代人也就不再在这种事情中有任何残忍的乐趣，而只有对习惯本身的乐趣了。然而，这种乐趣却是“善”的第一阶段。
为精神而骄傲。——人的骄傲使人拒绝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理论，在自然和人之间划出巨大的鸿沟——这骄傲的原因在于一种关于何为“精神”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是相当晚近的。在伟大的人类史前史上，人们假设精神到处存在，而不曾想过尊精神为人的特权。相反，由于人们把精神的东西（包括所有本能、恶毒、爱好）当成共有的财富，因而人人有份，所以人们不羞于起源于动物或者树木（高贵的人种为这样的寓言感到荣耀），在精神中看到了把我们同自然联结到一起的东西，而不是把我们同自然分开的东西。这样，人们在谦虚中成长起来——这同样也是偏见使然。
障碍。——道德上遭受痛苦，然后听说这种痛苦建立在一个谬误的基础之上，就勃然大怒。有一种唯一的慰藉是，通过自己的痛苦肯定了一个比其他所有世界都“更深刻的真理世界”。人们十分愿意遭受痛苦，感觉自己高于现实（借助意识，以这种方法接近“更深刻的真理世界”），而不是没有痛苦地生活，因而没有这种崇高感。因此正是骄傲和让骄傲得到满足的通常方式拒绝对道德有新的理解。人们将使用何种力量来消除这个障碍呢？更多的骄傲？一种新的骄傲？
对因、果、现实的蔑视。——降临到团体头上的不幸事件，如突如其来的风暴、歉收或瘟疫，导致所有团体成员都怀疑有人做了违反习俗的事情，或者一定要创建新的风俗，以平息一种新的魔力和变化无常。这种怀疑和思考避开对真正自然原因的探究，单把恶魔般的因作为前提。这是人类智力的世袭错误的源头之一。而另一个源头则差不多，它们在原则上也一样，人们不关注一个行为真正的、自然的结果，而大为关注超自然的结果（所谓神的惩罚和恩典）。例如，规定在某些时候要有某些沐浴——沐浴不是为了干净，而是由于这是规定。人们学着避免的，不是不干净带来的现实后果，而是臆想出来的神对不沐浴的不悦。在迷信恐惧的压力下，人们怀疑，这样把不洁洗去一定有着更加大得多的重要性，就把第二种、第三种意义放了进去，渐渐败坏了自己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和乐趣，最终只在现实事物可以是象征的情况下才视其为有价值的。于是，在习俗道德影响下的人首先蔑视因，其次蔑视果，再次蔑视现实，将其一切更高情感（敬畏、崇高、高傲、感恩、爱）关联到一个想象的世界上——所谓更高级的世界。甚至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见其后果：哪里有一个人的感情振奋，那里就有那个想象世界在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这样说是悲哀的。可是，在此期间重知识的人一定怀疑一切更高情感，这些情感如此多地与妄想、胡闹相关联。并不是说这些情感本身必然是这样，或者始终是这样；可是无疑，在人类面临的一切逐步净化中，更高情感的净化是最缓慢的过程之一。
道德情操和道德概念。——道德情操显然是这样耳濡目染的：孩子在大人那里察觉到对某个行为的强烈好恶，就像天生的猴子，模仿这种好恶；在后来的生活中，在他们富有这些习得的、训练有素的情操时，他们就把一个事后的“为什么”，即为那种好恶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看作体面的事情。然而，这些“依据”既不同那些情操的起源有关，也不同那些情操的程度有关，只是甘心接受这样的规则：人作为理性的生存物，必然为他们的是非观寻找理由，而且是可指明、可接受的理由。就这方面来说，道德情操史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道德概念史的历史。前者在行动前是强有力的，后者尤其在行动后是强有力的，出于要表明自己对行为看法的需要。
情感及其判断来源。——“相信你的情感吧！” ——然而，情感不是终极的东西，不是原始的东西，情感背后是判断和评价，以情感的形式（好、恶）遗传给我们。源于情感的灵感是判断之孙——经常是错误判断之孙！——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你自己之孙！相信自己的情感——这是指，听从自己的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祖父母，而不是听从我们心中的神灵，即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
有隐秘意图的虔诚是一种愚蠢。——怎么回事？远古文化的发明者，工具和准绳、车、船、房屋的最早制造者，天体秩序和乘法规则的最初观察者，他们一定会多少无可比拟地不同于、高于我们时代的发明者和观察者吧？最初迈出的步子一定会有一种我们所有的探索发现之旅和周游世界都无法媲美的价值吧？偏见如是说，如此为对现代思想的贬低辩护。很显然，从前所有的发明者和观察者最了不起的本事是依靠偶然性，它是那些擅长发明的古人的好意提示者；现在做出的哪怕是最没意义的发明，其所需的智慧、规训和科学想象，也比以前所有时代的全部加在一起要多。
出自功利性的错误结论。——即使我们证明了一件事物的最高功利性，也还是没有因此而迈出说清该事物起源的一步：这意味着，我们决然无法用功利性来让人明白生存的必然性。但是，恰恰是回溯论迄今为止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甚至在最严格的科学领域。例如在天文学中，我们不就听说把恒星秩序的（所谓）功利性（补偿离太阳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少的光，转而让各个星球的居住者都不缺少光）冒充为其秩序的最终目的，冒充为对其何以产生的解释吗？这会提醒我们哥伦布的结论：大地是为了人而造就的，如果有陆地，就必然有人居住。“太阳平白无故地照耀，群星在夜里白白看护没有航线的大海和没有人烟的土地，这不大可能吧？”
被道德判断改造的本能。——同是本能，由于印象中有习俗对这种本能的指责而发展为痛苦的胆怯感；或者发展为受欢迎的谦卑感——假如一种习俗，像基督教习俗那样，悉心关照这种本能，为之叫好的话。也就是说，这种本能不是感到问心无愧，就是受到内心愧疚的压力！这种本能自身就像任何一种本能一样，既没有些道德品质和名称，也没有一般性的道德品质和名称，更没有某种伴随的快感或不快之感——只有在它进入到与有了善恶之名的本能的关系中，或者作为民众对其做出道德确认、道德评价的本质特征而受到关注时，才获得这一切，成为其第二天性。——所以，古希腊人关于妒忌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赫西俄德认为妒忌是善的、乐善好施的厄里斯
所赐，赋予神某种妒忌的禀性并不有伤风化
：在事态的核心是竞争时，这是很好理解的——竞争是作为好事而被确认和评价的。同样，希腊人关于希望的评价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感觉希望是盲目的、险恶的。赫西俄德在一则寓言中特别强烈地作了暗示，而且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后来的解释者都没有理解——因为这是违背现代精神的，现代精神向基督教学习，把希望看作一种美德。另一方面，通向未来知识之路在希腊人那里似乎并未被完全关闭，在无数我们只满足于希望的情况中，他们却把关于未来的探询变成了宗教义务。在他们那里，由于所有的神谕和预言家，希望必然被稍稍降格，沉沦为邪恶与危险的东西。——犹太人对愤怒的感觉不同于我们的感觉，他们把愤怒说成神圣的，为此，他们以欧洲人难以想象的高度，来看待人的那种忧郁的威严，他们对这种威严心怀感激之情；他们按照他们的愤怒的、神圣的先知，塑造了他们的愤怒的、神圣的耶和华。与犹太人相比，欧洲人中伟大的愤怒者几乎就是二手产品。
“纯粹精神”的偏见。——凡是关于纯粹精神性的理论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它到处是以其放纵来摧毁精神力量的：它教人贬低身体，忽视或折磨身体，因为其一切本能的缘故而折磨、贬低人本身；它造成了忧郁、紧张、压抑的灵魂。而此外，这些灵魂却仍然以为知道自己不幸感的原因，以为或许能清除这种原因！“原因肯定在身体里！它仍然太活跃！”——这些灵魂如此下结论，而事实上身体凭着所受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抗议自己持续遭受的嘲笑。一种普遍的、变成慢性的过度神经质最终竟变成了那些有美德的纯粹精神之人的命运：他们只认识了以狂喜和精神错乱的其他先兆形式出现的快乐，而当他们的体系将狂喜当作最高生活目标、当作一切世俗事物的评判尺度的时候，该体系就达到了其顶峰。
关于风俗的思索。——由以前的一个罕见事件粗略地做出的无数习俗规定很快就变得无法理解了：其意图和违反规定以后随之而来的惩罚一样，是很难让人确切估算出来的，甚至对一系列仪式都留有疑问——但是，当人们对此来回猜测的时候，这样一种思索的对象也身价陡增了，恰恰是一种风俗中的最荒唐的东西竟然转而具有了最神圣的神圣性。可别小看人类在这几千年中所花费的力气，至少别小看这种思索对风俗的作用！这里我们来到了巨大的智力训练场——不仅宗教在这里继续发展和扩充：这里是有价值的，尽管是可怕的，知识史前时代，诗人、思想家、医生、立法者在这里成长！对于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向我们要求仪式的不明智之举的恐惧，渐渐转而具有了那难解之事的魅力，在人们不懂得探究的地方，人们就学习创造。
Vita contemplativa
的价值规定。——作为过着vita contemplativa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何种恶事和不幸经由各种沉思后果而降临到过着vita activa
的人头上——总之，如果我们太骄傲地以我们的善举在他们面前自夸，vita activa就得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清算啊！首先，数量上在沉思者中占优势，因而是其中最常见一类的所谓宗教人士，任何时候都搞得实践之人难以为生，尽可能地败坏他们的生活兴致——使天空阴沉，使太阳熄灭，使快乐遭到怀疑，使希望没有价值，使劳动之手瘫痪——这一切他们都懂得如何去做，就像他们对苦难时代和各种情感有他们的安慰、施舍、帮助、祝福一样。其次，比宗教人士的人数少一些，却始终仍然是过着vita contemplativa的人当中一种常见类型的艺术家，他们作为个人多半让人难以忍受、反复无常、妒忌、粗暴、不好相处——这种影响应该从他们作品中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影响中扣除。再次，一种集宗教力量和艺术力量于一身，却还有第三种因素，即热衷于论证的辩证因素与前两种因素相并列的类型——哲学家，他们是按照宗教人士和艺术家的方式来倡导恶的人，此外还以其辩证嗜好让很多人深感无聊，可他们人数向来很少。最后，思想家和知识工作者，他们很少热衷于影响，而是静静地钻进自己的鼹鼠洞。所以他们很少带来烦恼和不快，而且经常作为人们讽刺、嘲笑的对象，甚至不经意间让过着vita activa的人的生活变得轻松。最终，知识变成了对所有人都很有用的东西，如果由于这种有用，很多命中注定要过vita activa的人现在满头大汗却又绞尽脑汁、赌咒发誓地开辟了一条通向知识的道路，那么那帮思想家和知识工作者也不会因这样的不幸而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自作自受”。
Vita contemplativa的来源。——在悲观判断支配人和世界的野蛮时代，感觉到自己充沛力量的个人总是热衷于按那样的判断行事，也就是说，通过狩猎、抢劫、袭击、虐待、谋杀，包括这些行为仅在团体范围内被容忍的较苍白的映像，而把想象变成行动。但是，如果他的力量减弱，感觉疲惫，或感觉有病，或感觉忧郁，或感觉厌倦，由此暂时无欲无求，那么他便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也就是说，较少有害的人，而他的悲观念头这时只能以语言和关于诸如其同伴或其妻子或其生活或其神灵之价值的思考发泄出来——他的判断将成为邪恶的判断。在这种状况下，他成为思想家和预言家，或者进一步诗意化其迷信，构想出新的风俗，或者嘲笑其敌人。然而，无论他想出什么来，所有（他的精神）
产物必然都反映他的状况，也就是说，恐惧和疲劳的增加，他对行动和享乐的评价的减弱，这些产物的内容必然符合诗人、思想家、教士情绪的内容，其中必然是邪恶的判断在起支配作用。后来，人们把所有那些持续地做着以前个人在那种状况下所做之事，因而邪恶地判断，忧郁而无所行动地生活着的人称作诗人或思想家或教士或巫医——人们会因为这样的人行动不够而喜欢低看他们，把他们轰出团体；可是这样做有一种危险——他们致力于迷信，追随神力的踪迹，人们毫不怀疑他们掌控着不为人知的强力手段。最古老的沉思者一族活在这种敬畏中——他们越不被人害怕，就越遭到蔑视！裹在这样的伪装里面，在如此模棱两可的外观中，沉思带着一颗邪恶之心，往往还带有一颗担惊受怕的脑袋，首先出现在大地上，既虚弱又可怕，私下里被蔑视，在公众场合则被倾注了迷信的恭敬！在这儿，必然一如既往地叫作：Pudenda origo！
现在必然有多少股力量聚集在思想家身上。——疏离感性观察，上升为抽象的沉思——这实际上曾经被感觉为崇高——我们不可能对此再抱有同样的感觉了。沉湎于最苍白的语言形象和事物形象，跟这类看不见、闻不着、感觉不到的东西游戏，感觉就像另一个更高世界中的生活一样，这是出自对可感的、有诱惑力的邪恶世界的深深蔑视。“这些abstracta
不再有诱惑力，但是它们能够引导我们！”——说着这些话，人们摇晃着身子，如同向上一般。不是这种智慧游戏的内容，而是智慧游戏本身，才是知识远古时代的“更高事物”。由此才有柏拉图对辩证法的赞美，才有他热情地相信辩证法必然同非感性化的善人有关。不仅认识是个别进行、逐渐实现的，而且一般而言，认识手段也属于先于人类认识活动的状态和程序。而且每一次都好像新发现的程序或新感受的状态不是所有认识活动的手段，而是一切值得认识之物的内容、目标、总和。思想家需要幻想、振奋、抽象、非感性化、发明、预感、归纳、辩证法、演绎、批判、收集材料、非个人的思维方式、沉思、概观，最后要强调的是，思想家需要公正和对存在的一切的爱——然而，所有这些手段，在vita contemplativa的历史中曾经个别地被视为目的和最终目的，并赋予其发明者以永恒幸福，在发明者突然明白最终目的之时，这种永恒幸福就来到人类灵魂中。
起源和意义。——为什么以下想法一再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以越来越缤纷的色彩照亮了我？——从前研究者在寻求万物起源的过程中，总想要找到某种对一切行为和判断有不可估量意义的东西，人们甚至始终假定，人的幸福必然取决于对万物起源的洞察。我们现在与之相反，越探究起源，参与的兴趣越小；甚至我们若是带着我们的认识退回来，接近事物本身，我们对事物的所有评价和“兴趣”，便开始失去其意义。伴随着对起源的洞察，起源的无意义反而增加，而最靠近者，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心中的东西，都开始逐渐地显出颜色、美、谜和意义的丰富性，这是前人做梦都没有见过的。从前，思想家就像关进笼子的动物，愤然地来回踱步，总是朝笼子的栏杆张望，并朝栏杆扑过去，想扯坏栏杆：通过一个缝隙就以为看到了外面、看到了彼岸和远方的某些东西的人，似乎是幸福的。
认识的悲剧出路。——在所有的升华办法里，历来使人升华、拔高最多的，是人祭。也许能用一个非凡想法一再战胜任何其他努力，从而取得对最常胜者的胜利——一种人类自我牺牲的想法。然而，人类该为谁做自我牺牲呢？我们已经可以发誓说，如果什么时候这种想法有如星座般出现在天边，对真理的认识也会保留下来作为这样一种牺牲所适合的唯一非凡目标，因为对它来说，任何牺牲都不算太大。这期间，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来说，促进认识的步子要走多远的问题尚未提出来，更不消说，究竟什么样的认识本能，能够推动人类到牺牲自己，眼中闪着一种有预见的智慧之光而死去的地步。也许，有一天，一种为了认识目的而与其他星球居民结成的兄弟关系被建立起来，人们在数千年时间里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相互传播其知识——或许到那时，认识的热情就会如此高涨了！
对怀疑的怀疑。——“对于一个正常头脑来说，怀疑是多好的枕头啊！”
——蒙田这句话一直让帕斯卡恼怒，因为没有人比帕斯卡更强烈地向往一个好枕头。究竟何处出了问题呢？
语词挡了我们的道！——远古之人每记下一个语词，他们就以为有了一个发现。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触及了一个问题，却由于误以为解决了问题，而给解决问题制造了障碍。现在人们不得不在每次进行认识时在坚硬如石的不朽语词上磕磕碰碰，没冲破语词的束缚，却折断了一条腿。
“认识你自己”就是全部知识。——只有在对万物的认识终结时，人才将完成自我认识。因为事物只是人的边界。
崭新基本感觉：我们无可改变的短暂性。——从前人们试图通过指出自己源于神而达到人的崇高感，现在这变成了一条禁止通行之路，因为在路的入口，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其他动物旁边，站着猿猴，会心地龇牙咧嘴，好像在说：别再往这个方向走了！于是人们试图走相反的方向：人类去往的道路应该有助于证明人类的崇高，证明人与神的亲缘关系。呜呼，这还是枉然！这道路的尽头，是最后之人兼掘墓人的墓中骨灰坛（写着这样的碑文：“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
）。不论人类会发展到多高的地步——或许，人类到最后比开始时站得还要低！——人类都无法过渡到一个更高的秩序中，就像蚂蚁和虫豸在其“世间历程”的终点一样不会上升到与神的亲缘关系中进入永恒。生成总是在身后拖来“曾在”：为何任何小星星，以及小星星上的一个小物种，就不可以在这个永恒奇观中有一个例外呢？这样的多愁善感滚开吧！
对醉的信仰。——崇高、狂喜时刻的人平时因为对比的缘故，也由于大量挥霍掉了其精神力量，而心情很痛苦、很绝望。他们把他们的那些时刻看作真正的自我，看作“我”，把痛苦和绝望看作“非我”的效应，因而他们带着复仇之情思考其环境、时代和整个世界。他们把醉看作真实的生活、真正的我：其他一切则都是醉的敌人和妨碍者，无论这种醉带有精神的性质、道德的性质、宗教的性质，还是艺术的性质。人类有许多的恶都是由于这些狂热的醉汉：因为他们是不知餍足的杂草播种者，不满意自己和邻人，蔑视时代和世界，尤其对世界感到厌倦。也许，所有下地狱的罪犯都不可能像那一小伙高贵的放荡不羁者、幻想者、半疯狂者，像那一小伙不能自制、只在完全迷失时才拥有一切可能之享受本身的天才那样，有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败坏大地与空气的可怖影响。然而罪犯很经常地给出高超自制力、牺牲精神、聪明智慧的证明，让这些品质清醒地保留在害怕他的人那里。由于罪犯，高于生活之上的天堂也许变得危险、昏暗，但是空气却始终是增强力量的、让人清醒的。除此之外，那些狂热者竭尽全力培养对醉的信仰，认为醉是生活之最：一个可怕的信仰！就像野蛮人现在已迅速被“烧酒”败坏、毁掉，人类大体上是在慢慢地、彻底地被使人陶醉的感觉——一种精神的烧酒，被活跃地保持对这种烧酒之渴望的人，所败坏：也许人类还因此而毁灭。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让我们宽容伟大的独眼人！”——斯图亚特·穆勒
说，就好像需要在人们习惯于相信他们、几乎朝拜他们的地方请求宽容！我说：让我们宽容大大小小的双眼人——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不会做得比宽容更高尚！
灵魂的新医生何在呢？——这是一种安慰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生活才取得了人们现在相信的那种十分痛苦的基本特征。人的最大疾病产生于同自己疾病的斗争，看似治疗手段的东西在长时间中产生了比用它来消除的疾病更糟糕的东西。由于无知，那些立竿见影、让人麻木、使人迷醉的手段，那些所谓的慰藉，被当成真正的疗效，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种立即缓解往往以痛苦的全面、强烈恶化为代价，病人不得不遭受醉的后果之痛，然后是对醉的渴望之痛，再然后是不安、神经恐惧、病态等复合情感的压迫之痛。而病到了一定程度是没法康复的——要为此负责的，正是普遍得到认可、被顶礼膜拜的灵魂医生。——有人很有道理地议论叔本华说，是他终于有一天重新认真看待了人类的痛苦，那么，最终也有一天认真看待这种痛苦之解药的人何在呢？把闻所未闻的江湖医骗术钉上耻辱柱的人何在呢？人类可是直至今天仍习惯于以最庄严的名义，使用这种骗术来治疗其灵魂疾病的。
对有良知者的糟蹋。——正是有良知者，而不是无良知者，如此可怕地遭受着劝善布道和地狱恐惧的压力之苦，尤其是在他们同时又是好幻想之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通常认为生活变得暗淡的人需要喜悦和优雅的形象——不仅为了自己的休养生息和康复，而且与此同时，人类因他们而愉快，从他们的美中吸纳一份光彩。哦，有多少多余的残忍和对动物的虐待出自那种发明了“罪”之概念的宗教啊！出自想要通过该宗教而获得其权力之最高享受的人！
为疾病担忧！——平息病人的幻想，至少让他不必像至今的情况那样，更多由于为自己的疾病担忧——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而痛苦。我认为此事重要！而且非同小可！你们现在明白我们的任务了吗？
“道路”。——所谓“捷径”，总是把人类带入巨大危险，每当他们听到找到了一条捷径的好消息时，总是离开自己的道路——于是就迷了路。
自由思想的背叛者。——究竟有谁讨厌虔诚的、信仰坚定的人呢？相反，我们不是带着默默的敬意注视着他们，为他们感到高兴，为这些优秀的人没有分享我们的感受而深深地遗憾吗？可是，怎么会毫无理由地突然对曾经有过一切思想自由，最终却变成“笃信宗教”的人产生出深深的厌恶呢？一想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令人恶心的景象，非得马上把它从灵魂中抹去！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怀疑一个最受尊敬的人，我们不是会不理他吗？而且这不是出于道德谴责，而是由于突然的恶心和恐惧！这种强烈感觉缘何而来？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给我们暗示：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及时在自己周围植上带着一种最尖锐的棘刺——蔑视的树篱，为的是在岁月使我们虚弱和健忘的关键时刻，无法爬过我们自己的蔑视之篱？坦率地说，这样是猜错了，这样猜的人毫不知晓推动、决定自由思想家的东西：在自由思想家看来，自己见解的改变本身有什么可鄙的呀！相反，在改变其见解的能力中，他多么推崇一种罕见的、高度的超群出众，尤其是在步入老年的时候！他的抱负（而非他的怯懦）甚至伸手去抓spernere se sperni
和spernere se ipsum
这两只禁果，更谈不上他对此会有爱虚荣者和逍遥自在者的忧虑！此外，所有见解皆无辜之说在他看来就像所有行为皆无辜之说一样可靠，他怎么可能在思想自由的背叛者面前变成法官和刽子手呢！相反，这样一种人的样子触动了他，有如一副令人作呕的病态触动了医生一样——面对水肿、软塌、蔓生、化脓的东西而亲身感受的恶心一瞬间战胜了理性和要救助的意愿。于是，我们的好意就因想到必然在自由思想家的背叛者心中占上风的巨大不诚实而被压倒了，因想到一种深入到性格框架的普遍蜕化而被压倒了。
不同的恐惧，不同的安全。——基督教赋予生活一种崭新的无限危险性，从而也同样创造了崭新的安全、享受、休养以及对万物的估价。我们的世纪否认这种危险性，而且问心无愧，但是它却拽着基督教的安全及基督教的享受、休养、估价的老习惯和自己一起往前走！还将其拽进这个世纪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里！多么虚弱和筋疲力尽，多么不充分和笨拙，多么武断、偏激，尤其是，现在这一切必然显得多么不安全，因为其可怕的对立面——基督徒为了其永恒的拯救而拥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已不复存在！
基督教和感情。——从基督教中也可以听到一种反对哲学的民间大抗议之声：古代智者的理性劝阻人拥有感情，基督教要把感情归还给人。本着这个目的，基督教否认美德像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作为理性对感情的胜利——有任何道德价值，尤其谴责合理性，使感情极其强烈、极其壮观地显现出来：作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敬畏，作为对上帝的狂热信仰，作为对上帝最盲目的希冀。
令人清新的谬误。——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基督教想要通过指出一条通向完美的捷径而把人从道德要求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完全像一些哲学家错误地以为能够摆脱非常艰难、费时费日的辩证法和经严格考证的事实的收集，而向人指出一条“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两者都是一种谬误——然而对于沙漠里过于疲劳的绝望者来说，却是一大杯令人清新的甘露。
一切精神终究会在身体上显现。——基督教融合不计其数喜屈从之人、所有那些或细腻或粗放地热衷于屈辱和朝拜之人的精神于一身，因此它是从乡下粗人气质——例如你一看到最古老的圣彼得使徒像时就会想到的那种气质——中变过来的一种十分有精神修养的宗教。脸上有上千条皱纹，带着有难言之隐和躲躲闪闪的表情；它让欧洲人学乖了，而不只是用神学观点来看的诡计多端。它运用这种精神，与权力相结合，很经常地是与对自我牺牲的最深信念和真诚相结合，雕琢出了或许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最精致的形象：这些天主教较高、最高级别教士的形象，尤其是如果他们出身于一个显贵家族，从一开始就带有天生的优雅的神情、统治者的目光和灵活的手脚。在这里，人的面容到了能够反映丰富内心生活的地步，这种内心生活是两种幸福（权力感和顺从感）的不断交替涨落在一种臆想的生活方式驯服了人身上的动物性以后造成的；在这里，一种由祝福、恕罪、神性体现所构成的活动不断在灵魂中，甚至在身体中，保持一种超人使命之感；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对身体之脆弱性、幸福福利之易逝性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蔑视，就像天生的士兵所具有的蔑视那样。人们在服从中有构成一切贵族品质之特色的高傲，人们在其使命的巨大不可能性中有自己的辩解和自己的理想性。教会大佬强有力的美和精致永远向人们证明教会的真理，教士的一种暂时的野蛮化（例如在路德时代）总是鼓励相反的信仰。——而在形象、精神、使命的和谐关系中，这种人之精与美的成果，难道不会也随着宗教的终结而被带向坟墓吗？难道不能达到，甚至也不可以想象更高的目标吗？
必要的牺牲。——现在打心底里仍是基督徒的这些严肃、能干、正直、深沉的人，他们为了自己，应该有一天试着较长时间脱离基督教而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应该有一天以这种方式逗留“在旷野”——仅仅为了有资格参与讨论基督教是否必要的问题。他们一时摆脱不了自己的土地，便从那里诽谤这片土地以外的世界——如果有人暗示，这片土地以外还有整个世界！基督教无论如何不过是一隅而已！他们便怒不可遏。不，你们的证词是没分量的，除非你们多年脱离基督教而生活，带着一种真挚的热情，坚持反基督教而行之；除非你们走开，远远地离开了它。不是在思乡之情，而是在严格比较基础上的判断驱使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的回家才有某种意义！——未来之人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关于过去的全部评价，他们必然自愿地再次体验这些评价——以便最终有资格对其加以筛选。
关于宗教的起源。——一个人如何可以把他自己关于事物的看法感受为神的启示呢？这便是宗教起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每次总有一个人，在他身上就可能有那样的事情。前提是，他事先已经相信神的启示。现在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他的新想法，他自己的一个包含了世界与生存的伟大假设，这种令人充满幸福的东西如此强烈地进入到他的意识中，以至于他都不敢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种幸福的创造者，而将其原因，而且还有那种新想法的原因的原因，归诸他的神——作为神的启示。人怎么可以是一种如此巨大之幸福的创造者呀！——这便是他的悲观主义怀疑。此外还有其他杠杆在暗中起作用，例如，人们通过把一种见解感受为神的启示而在自己面前确证了这个见解，人们由此抹去了假设的东西，人们不让这个见解受到批判，甚至怀疑，人们使它变得神圣。虽然人们降低到了工具论的地步，但是我们的想法却最终作为神的想法而胜利了——这种最终的胜利者之感压倒了那种低下感。还有另一种感觉在暗中起作用，当人们把其产物提升到比自己还高的地步，似乎不考虑自己价值的时候，却同时有了父爱之乐和为人父的自豪之乐，这种快乐弥补了一切，甚至不止是弥补。
对邻人之恨。——假定我们对别人的感觉像他的自我感觉一样——叔本华所谓的同情，更正确地说是“Ein-Leid”、“Einleidigkeit”
——那么如果他像帕斯卡那样认为自己可恨的话，我们就必然会恨他。帕斯卡总体上对人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古代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据塔西佗
记载，在尼禄
统治下，基督教被“定罪”为odium generis humani
。
绝望的人。——基督教有猎人的本能，猎取所有那些用某种方式就可以使其陷入绝望的人——只有人中的一部分才能绝望。基督教总是追捕他们，伏击他们。帕斯卡做过尝试，看是否借助于最敏锐的认识，就不会使任何人陷入绝望。尝试失败，让他再次绝望。
婆罗门教和基督教。——实现权力感的方法，一种适合于能自制，因而对权力感习以为常的人；另一种适合于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婆罗门教关心第一类人，基督教关心第二类人。
见异象的能力。——整个中世纪期间被视为最高之人的真正决定性标志是能见异象——也就是说，一种严重的精神错乱！而其实，中世纪所有较高之人（修会修士）的生活准则，都是要让人能见异象！如果对精神半错乱的、爱幻想的、狂热的所谓天才之人的过高评价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泛滥，也不足为怪：“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会使我们对他们小心谨慎，而不是相信他们！
给信徒的赏钱。——一个人如此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仰，乃至于以天国来为这种信仰做担保，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种保证，甚至哪怕是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人必然遭受着一种可怕的怀疑之苦，必然了解任何一种钉在十字架上的滋味：否则，他不会花如此的大价钱来收买他的信徒。
第一个基督徒。——全世界仍然始终相信“圣灵”的作者身份
，或者处于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提升”自我，是要给我们自己个人的大小困境找到安慰与指导——总之，我们读得滚瓜烂熟，读出了自己。除了几个有学问的人，谁知道其中也描写了最有野心、最讨厌的灵魂之一，一个头脑既迷信又诡计多端的人的历史——使徒保罗的历史呢？可是，没有这段值得注意的历史，没有这样一颗头脑、这样一个灵魂的糊涂与激昂，就不会有基督教。我们几乎不会听说一个犹太小宗派，听说它的创立者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要是人们及时明白这段历史，要是人们把保罗的文字不是作为“圣灵”的启示，而是用自己诚实、自由、独立的头脑来阅读，真正地阅读，读的时候不考虑我们所有的个人困境——一千五百年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读者——那基督教早就消失了。这位犹太帕斯卡的这些书页着力揭示了基督教的起源，就像法国帕斯卡的那些书页揭示了基督教的命运以及那种将会给基督教带来灭亡的东西一样。基督教之船把好大一部分犹太压舱物扔到海里，它驶入异教徒的海域，并在那里航行——这有赖于这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深受折磨、很值得同情、很不讨人喜欢也不讨自己喜欢的人。他为一个固定的观念而痛苦，或者说得更明白点，为一个固定的、始终在场的、从不平息的问题而痛苦：犹太法律是怎么一回事？该法律的执行是怎么一回事？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满足法律的需要，雄心勃勃地要做到犹太人所能想象的最出类拔萃的地步——这个民族，关于道德崇高的想象驱使它高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它还独自成功创造了一个神圣的上帝，以及罪的理念，作为对这种神圣性的一种冒犯。保罗同时成为这个上帝及其法律的狂热捍卫者与荣誉卫士，不断与违法者和法律的怀疑者进行斗争并监视他们，严厉而凶恶地对待他们，惩罚无不至极。现在他自己知道，他——一个实际上暴烈、感性、忧郁、恶毒地充满仇恨的人——不可能自己执行法律，甚至最让他感到不寻常的是，他的放纵的权力欲被不断刺激起来，而他不得不听任这种刺激。真的是“肉体性”一再把他变成违法者吗？难道不是更应该像他后来所怀疑的那样，在肉体性背后，是法律本身必然不断证明自己是无法执行的，并以不可抗拒的魔力诱人违法吗？可是当时他没有这条出路。他的良知有许多重负——他指出了敌意、凶杀、巫术、偶像崇拜、淫乱、醉酒、恣意宴饮——而他多么努力地试图通过极端狂热地推崇法律、捍卫法律，重新让他的良知，尤其是他的权力欲得到宣泄！有些时刻他会对自己说：“一切都是徒劳！因执行不了法律而受的折磨是无法克服的。”也许当路德想要在其修道院里成为完美的宗教理想之人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有一天突然以一种他都不敢向自己承认的致命仇恨，开始憎恨宗教理想、教皇、圣徒以及整个教士阶层，和他相似的是，保罗也是如此。法律是十字架，他感觉自己被钉在这十字架上：他多么恨它！他对它多么耿耿于怀！他多么努力地到处寻找一个将它摧毁的手段——不再由他本人执行法律！而他终于伴随着一个异象而心生出拯救的念头，这对于这个癫痫病患者来说，是必然的事情。他这个内心对法律厌倦得要死，却又强烈热衷于法律的人看到，偏僻的街道上出现了基督，面容上照耀着神的光芒，保罗听到了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迫害我？”当时发生的关键事情是：他的头脑一下子明白过来。“恰好迫害这位基督是不明智的！”他对自己说，“出路就在这里，彻底的复仇就在这里，我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抓住了法律的摧毁者！”这个最痛苦的高傲病患者感到一下子康复了，道德绝望一扫而尽，因为道德被扫尽、被摧毁——也就是说，被解决了，在那里的十字架上！直到那时候，他一直认为那可耻的死是反对新教义追随者所谓“弥赛亚身份”的主要理由；但是如果为了了结法律，那样的死是必要的，那又怎么样！——这种茅塞顿开、这种解谜的非凡后果在他眼前旋转，他一下子成了最幸福的人。犹太人的，不，所有人的命运，对他来说，都维系于这茅塞顿开，维系于他顿悟的这瞬间。他拥有了万思之思、万钥之钥、万光之光，今后历史将围绕他本人而旋转！因为自现在起，他是教人摧毁法律的教师。对恶麻木不仁——也就是说，也对法律麻木不仁；在肉体中——也就是说，也在法律中！与基督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也与他一起成为法律的摧毁者；与他一同赴死——也就是说，对法律已经麻木不仁！甚至即使仍有犯罪的可能，那也不再是反对法律。“我在法律之外，”保罗认为，“如果我现在想要重新接受法律，臣服于它，那我就让基督成为罪的帮凶。”因为法律存在的目的就在于有犯罪，法律总是推出罪孽，有如刺激性的药剂总是推出疾病一样。如果没有基督之死就可能执行法律，那上帝绝不会决定基督之死。现在不仅所有的债都已偿还，而且债本身也消失了；现在法律死了，法律借以栖息的肉体性也死了——或者至少几乎是腐朽着渐渐死去。在这腐朽中再活一个时辰啊！——这是基督徒的命运，直到和基督合而为一，与基督一起复活，与基督一起分享神之荣耀，像基督一样成为“神之子”。——保罗之醉由此而达至顶峰，他的灵魂的咄咄逼人也登峰造极——带着合而为一的念头，任何羞耻、任何从属、任何限制都从灵魂上抹去，权力欲的不可遏制的意志显示为陶醉于对神之荣耀的期待里。——这就是第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发明者！之前只有几个犹太教派成员而已。
独一无二之处。——妒忌与友谊之间，自我蔑视与骄傲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和跨度：希腊人生活在前者之中，基督徒生活在后者之中。
粗浅智力之用。——基督教会是一部有着最五花八门起源的原始时代崇拜与观念的百科全书，因此颇有传教能力。它从前和现在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从前和现在都找得到它所能适合、它能将自己的意义强加于其头上的相似于它的东西。不是它自身的基督教因素，而是其风俗中的普遍异教因素，是这个世界宗教传播的原因。它那同时扎根于犹太土壤和希腊土壤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善于超越民族、种族的隔阂和细微差别，同样也超越偏见。虽然人们总还是会赞美让最不相同的东西互相渗透的这种力量，只是也不要忘了这种力量的粗鄙——教会形成时期其智力上惊人的粗浅和知足：将就任何食物，消化像卵石一样的矛盾。
基督教对罗马的复仇。——或许，最让人厌倦的景象莫过于一个永远的胜利者——有两百年之久，世界看到罗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圈子圈好了，一切未来似乎都终结了，一切事物都一劳永逸地安排妥当了。是的，帝国建立，同时也确立了“aere perennius”
的潜在想法。只知道“废墟之忧郁”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那种完全不同的、人们——例如带着贺拉斯的那种漫不经心——竭力想要逃避的永恒建筑之忧郁。其他人寻找别的慰藉手段，对付近乎绝望的厌倦，对付一种致命的意识，即意识到所有的思维进程、情感历程，从现在起都没有了希望，到处都有大蜘蛛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喝干所有涌出的血。厌倦的旁观者对罗马的百年无言之恨，只要在有罗马统治的地方，最终都在基督教里宣泄出来，基督教把罗马、“世界”、“罪”概括为一种感觉：通过设想世界的突然灭亡指日可待而向罗马复仇，通过把未来重新呈现在自己面前而向罗马复仇。罗马善于把一切都变成它的史前史和当下——而这种未来，罗马与之相比不再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梦见末日审判而向罗马复仇——而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作为拯救的象征，是对行省中堂堂罗马总督的深深嘲弄，因为他们现在作为灾祸和具备灭亡条件之“世界”的象征而出现。
“死后”。——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都碰到地狱惩罚的观念：有数不清的秘密崇拜特别满意地孵育着这种观念，就好像孵育着其权力最有繁殖力之蛋。伊壁鸠鲁
相信，他能为其同类人做的大事莫过于连根除掉这种信念。他的凯旋之声在他那位忧郁然而却变得开朗的门徒、罗马人卢克莱修
口中最美妙地逐渐消失，这成功来得太早。基督教将已经凋敝的地狱恐怖信仰置于其专门保护之下，这是明智之举！要是没有这样放肆地伸手到鼓鼓的异教口袋里去掏点东西，基督教怎么可能取得对流行的密特拉崇拜和伊西斯崇拜
的胜利！于是基督教将畏惧者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一种新信仰的最坚决追随者！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以前和现在都像希腊人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执着于生活，他们很少构建那种观念。最终的死亡被看作对罪人的惩罚，死而不能复活被看作极端的威胁——这足够强烈地影响了这些怪人，他们不想失去他们的身体，而是希望用他们那种精细的埃及风格永久挽救身体。（在《马加比二书》
中可以读到的一位犹太烈士不想放弃自己被扯出的内脏，他要在复活时拥有它们——这就是犹太的方式！）对最初的基督徒来说，永恒受苦的观念还十分遥远，他们想“从死中”得到拯救，日复一日地期待着一种转变而不是死亡。（在这样一些等待者中间，第一次死亡一定发挥了罕见的作用！惊讶、喜悦、怀疑、羞愧、狂热怎样地混合在一起！——真是伟大艺术家的一个题材！）保罗议论他那位救世主的好话莫过于说他为每个人打开了通向不朽的通道——他还不相信未得救者的复活，由于他关于不可执行的法律之说，由于死亡被看作罪的结果，他甚至怀疑到那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是不朽的（或者只有很少一些人，由于恩典而非功劳才享有不朽）。现在，不朽才开始开启大门——而最终也只有很少一些人被挑选出来成为不朽——其作为上帝选民的自大是不会忽略加上这么一句的。——在求生欲望不像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这般大，不朽的前景不是立即就显得比最终死亡的前景更有价值的其他地方，关于地狱的那种异教的，然而亦非全然非犹太的补充就成了传教士手中受欢迎的工具：出现了一种认为罪人和未得救者也不朽的新教义，即关于永远下地狱的教义，它比现在完全已经淡化的关于最终死亡的想法更加有影响。只有科学才重新光复了这种想法，而且同时否定了任何其他关于死亡的想象和任何彼岸生活。我们变得毫无兴趣，“死后”不再与我们有关系！——一桩大好事，只是它还太稚嫩，无法被普遍感觉为大好事。——可伊壁鸠鲁又胜利了！
见证“真理”！——“基督徒的道德变迁，他们在痛苦中的坚忍不拔，坚定的信仰，尤其是无论有多痛苦仍然传播壮大，都见证了基督教的真理。”——你们到今天还这样说！真是糟透了！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一切既非见证亦非不见证真理。真理的证明不同于说真话的证明，后者绝对不是前者的论据！
基督徒的难言之隐。——难道下面的话不是一世纪时基督徒最普遍的难言之隐？“使自己相信自己有罪，要比相信自己无罪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一位如此有权威的法官意向如何。然而我们不得不害怕的是，他只不过是希望找到有罪意识之人！由于他的巨大权威，他更容易赦免一个有罪者，而不会轻易承认他面前的一个人有理。”——行省中可怜的人们在罗马总督面前也是这种感觉：“他太自负，所以我们不可以是无罪的。”——正是这种感觉在基督徒想象最后审判的时候如何会不重新出现呢！
非欧洲的，非高雅的。——这是基督教里的东方因素和女人气，在“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中流露出来。因为东方女人把对她们的管教和严格将她们的人身和世界隔绝视为其男人的爱之标志，如果没有了这些标志，她们就抱怨。
以为其恶便是令其恶。——如果以为激情是恶的、潜伏着危险的，那激情便成为恶的、潜伏着危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它使信徒在一切性兴奋时良心受到折磨而成功地把厄洛斯
和阿佛洛狄忒
——都是有理想能力的伟大神秘力量——变成地狱里的魑魅魍魉的。把必然的、正常的感觉变成了内心痛苦的源泉，也因此而要把每个人的内心痛苦变成必然的、正常的了，这岂不是很可怕！此外还有一种始终隐秘的，因而更加根深蒂固的痛苦——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莎士比亚的勇气，像他在其十四行诗中所做的那样，为自己在这一点上的基督徒式的阴暗心理而忏悔。——难道我们必须反对、必须限制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放弃的东西总是被认为是恶的吗？平庸灵魂的方式不就是总把一个敌人想成是恶的吗？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厄洛斯称作敌人！性的感觉在本质上与同情感、崇拜感相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愉悦而对别人做了好事。我们不太经常碰到本质上如此好心好意的行为！这样的好事竟遭到诽谤，还要通过愧疚将其看作一种堕落！竟将人的生育与愧疚密切联系起来！最终，对厄洛斯的这种妖魔化有了一个喜剧收场：“恶魔”厄洛斯渐渐对人来说，变得比所有天使和圣人都更有意思，这要感谢教会对一切情色之事总是制造流言蜚语和显出神神秘秘的样子，这使得直到我们的时代，爱情故事一直成为唯一实在地让所有各界都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以一种古代无法理解、以后有一天仍会留下笑柄的夸张形式。我们所有的诗人和思想家，从最伟大的到最微不足道的，都以无节制的造势为标志，而且不止是标志，爱情故事就是在这种造势中作为总体故事而出现的。或许后世由此可以评价说，基督教文化的全部遗产里，有某种狭隘、疯癫的东西。
关于对灵魂的折磨。——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身体加以某种折磨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大声喊叫起来，对一个竟能这样做的人的愤怒立刻爆发出来。甚至我们只要一想到可能加于一个人或一只动物的折磨就会哆嗦，而要是听说了此类凿凿有据的事实，更会痛苦得完全无法忍受。可是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在对灵魂的折磨及其有多可怕的问题上有普遍而确切的感受。基督教所用之折磨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仍然在继续宣讲这种折磨，甚至当它见到有人处于没有如此受折磨的状态时，显得十分清白地抱怨别人堕落和麻木不仁——这一切的结果是，人类今天仍然以从前看待人与动物身体所受暴虐的那种怯懦耐心和犹豫不决来对待精神火刑、精神拷问和刑具。地狱实际上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单词；而与新产生的实在的地狱恐惧相对应的，是一种新型的同情，一种早先时代所不了解的极其沉重的怜悯，是对如石像客让唐璜明白的那种“最终被罚入地狱之人”
的怜悯，在基督教时代，这种怜悯往往使石头都为之动情。普卢塔克
描绘了异教时代一个迷信者的阴暗心理状态，这幅图像如果拿来和假想自己无法再想起“永恒痛苦”的中世纪基督徒相比较，就变得无害了。可怕的征兆出现在基督徒面前，也许是一只嘴里叼着一条蛇，但仍在犹豫是否将蛇吞下的鹳；或者自然突然变得苍白，或者强烈的色彩飞越地面；或者已故亲戚的形象在脸上带着极痛苦的痕迹走近前来；或者沉睡者房间里幽暗的墙壁变得明亮起来，在黄色的烟雾中墙壁上出现了刑具和一堆乱七八糟的蛇与鬼怪。是啊，由于基督教到处竖起耶稣受难像，从而把大地描绘成“正义者被折磨至死”的场所，所以基督教善于把地球变成多么可怕的地方！而当一个劝人忏悔的伟大布道者强烈迫使个人公开所有隐秘的痛苦和“私室里”的折磨时，当某一个怀特菲尔德
“像垂死者对垂死者”那样布道，时而号啕痛哭，时而捶胸顿足、满腔激情，用极其铭心刻骨、极其突如其来的声调，毫不羞于把一次攻击的全部冲击力对准一个在场的个人，以可怕的方式将他从团体中剔除出去时
——每次都好像地球真的要把自己变成“苦海”
！然后人们看到，整个汇聚的人群有如发作了一场疯癫：许多人在恐惧的痉挛中；其他人躺在那里，失去意识，一动不动；有几个人剧烈地颤抖，或以经久不息的尖叫划破长空。到处都可以听到一种像人在半窒息状态中大声喘气的呼吸声。“真的，”这样一种布道的一位目击者说，“几乎所有听到的声音都来自正在痛苦折磨中死去的人。”——我们决不要忘记，正是基督教率先把垂危者之床变成折磨之床，它一直以折磨之床上看到的场面，以第一次被听到的可怕声调，毒害了无数见证自己及其后代人生之人的感官和血液！让我们想象一个一次也经受不住以下这番话的无害之人吧：“哦，永恒！哦，但愿我没有灵魂！哦，但愿我不曾出生！我该下地狱，该下地狱，永远无可挽救。六天前你们本可以帮助我。可是都过去了。我现在属于魔鬼，我要随他去地狱。破碎吧，破碎吧，你们这些可怜的石头心！你们不想破碎？还能为石头心做些什么？我该下地狱，让你们得救！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来吧，仁慈的魔鬼！来吧！”
行使惩罚的正义。——不幸与过失，这两样东西被基督教放到一个天平上，以至于当过失带来的不幸很大时，连过失本身的程度都要不由自主地以这样的天平来衡量。然而这不是古代的方式，所以大量涉及不幸与过失却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希腊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情解放者的一部分，这种程度是古人所感觉不到的。希腊悲剧始终是无害的，不在过失与不幸之间设定什么“充足关系”。希腊悲剧英雄的过失不过是绊倒他们、因而使他们折断了胳膊或伤了一只眼睛的小石头。对此，古人的感觉会说：“噢，他本该更小心一点，别那么趾高气扬地走路！”然而基督教会说的则是：“这是一个重大不幸，背后肯定藏着重大的、同样严重的过失，尽管我们还没看清楚！你这个不幸的人啊，你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就是顽固不化的——你还将体会到更糟糕的东西！”——此外，古代确实是有不幸的，纯粹的没有过失的不幸；只有在基督教那里，一切才变成了惩罚，罪有应得的惩罚。它还使受苦者的想象更加痛苦，于是受苦者在处境恶劣时就觉得自己在道德方面是可耻的，是被抛弃的。可怜的人类！——希腊人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对别人不幸的愤慨，这种感情在基督教各民族那里是不允许的，很少有所发展，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一个名称来称呼比同情更阳刚的、作为其兄弟的这种感情。
一个建议。——如果我们的自我按照帕斯卡和基督教的看法始终是可恨的，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甚至只是允许和假设他者——无论上帝还是人——来爱我们的自我呀！让自己被爱，同时又很清楚自己只配被恨——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抵触感了——这会体面尽失。——“然而这恰是恩典王国。”——那么对你们来说，你们的博爱也是一种恩典？你们的同情也是一种恩典？现在，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你们就再往前走一步，出于恩典而爱你们自己吧——那时候你们就根本不再需要你们的上帝了，原罪和救赎的整部戏剧在你们身上演完了！
有恻隐之心的基督徒。——基督徒同情邻人的痛苦，这同情的背面则是对邻人全部欢乐的强烈怀疑，怀疑邻人从其立志想要的和能做到的一切中得到的欢乐。
圣徒的人道。——一位圣徒碰上了一批信徒，无法再忍受他们对罪的不懈仇恨。最后他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唯独没有创造罪：他对它没好感，这奇怪吗？然而人创造了罪。人仅仅因为罪的祖父——上帝不喜欢它，就应当驱逐自己这唯一的孩子！这是人道的吗？一切荣誉归荣誉的应得者！——可是，情感和义务都首先为孩子说话——其次才轮到祖父的荣誉！”
教会的袭击。——“你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关乎你的生命！”——路德扑上前来，发出这一声喊叫，他以为我们感觉刀就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可是我们用我们当中一个更高更从容之人的话来回敬他：“我们不必对此事彼事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我们的灵魂便可省去焦虑。因为事物本身按其本性是不会迫使我们做任何判断的。”
可怜的人类！——大脑里多一滴血或是少一滴血，足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极其痛苦和艰难，我们因这一滴血吃的苦头，大于普罗米修斯因兀鹰吃的苦头。
可是只有在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一滴血是因而非“魔鬼”或“罪”是因的时候，我们才碰上了最可怕的事情。
基督教的语文学。——基督教多么缺乏诚实感与正义感的培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督教学者文字的特征中相当清楚地估计出来：他们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猜想，如同提出教条一般，而很少会对《圣经》某段话的解释诚实地感到一种窘迫。他们不断地说：“我是对的，因为有文字在那里摆着”，然后是一通厚颜无耻的武断解释，以至于一个语文学家听说了以后，会哭笑不得，会不断地问自己：怎么可能！这诚实吗？这还体面吗？在新教的布道坛上，仍然还在借助不诚实做着这方面的事情，诸如布道者无耻地利用不会有人打断他的布道这样一种优势，对《圣经》断章取义，以各种形式把糟糕的阅读诀窍教给人民——只有从不上教堂或从来都上教堂的人才会低估这一点。可是最终，我们对一门在其创建后几个世纪里围绕《旧约》上演了前所未闻的语文学闹剧的宗教，能期待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是指把《旧约》从犹太人手中夺走的尝试，宣称它只包含基督教的教义，宣称它属于作为真正的以色列民族的基督徒，而犹太人只是自以为拥有它。于是大家狂热地热衷于解释和篡改，做着完全和问心无愧无关的事情：无论犹太学者多么强烈地抗议，还是坚持《旧约》处处都在说基督，而且只在说基督，尤其处处都在说基督的十字架，但凡提到一根木头、一根荆条、一把梯子、一根树枝、一棵树、一棵柳树、一根棍子，那就是意味着关于十字架之木的预言，连独角兽和青铜蛇像的竖立，甚至摩西祈祷时张开的手臂，还有逾越节烤羔羊的炙叉——一切都成了对十字架的暗示，几乎就是其前奏曲！做如此宣告的人自己曾经信过吗？不妨想一想，教会甚至不惜往七十子文本《圣经》
中增添内容（例如《诗篇》第96篇第10节），以便以后在基督教预言的意义上利用这些偷偷塞进去的段落。大家根本就是在斗争，想的是敌人而不是诚实。
匮乏中的明察秋毫。——你们不要仅仅由于希腊人的神话与你们那高深形而上学的东西不相似而嘲笑它！你们要钦佩一个让其敏锐智能恰恰就此止步，且长期足够得体地避开了经院哲学与纠缠不休的迷信之危险的民族！
基督教的身体诠释者。——从来只是源于胃、肠、心跳、神经、胆汁、精液的东西——所有那些不适、衰弱、过分激动，全都是我们如此不熟悉的那架机器的偶然情况！所有这一切必然被一个帕斯卡这样的基督徒看作一个道德现象，一个宗教现象。他还自问：其背后是上帝还是魔鬼？是善还是恶？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哦，不幸的阐释者！他一定是在怎样地扭曲、折磨他的身体！他一定是在怎样地扭曲、折磨他自己啊，以便总是有理！
道德奇迹。——在道德领域，基督教只知道奇迹：所有价值判断的突然改变，所有习惯的突然放弃，对新对象、新人物的突然而不可抗拒的好感。基督教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上帝的作用，称为重生行为，认为这行为有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价值。通常叫作道德而与那种奇迹无关的一切，因而对基督徒来说就变得无所谓了，甚至也许作为舒适感、自豪感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对象。《新约》中制定了德行规范和现行法律规范，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德行规范：仍在做道德努力的人应该在这样一种规范面前学会感觉自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他们应该对德行感到绝望，最终求助于大慈大悲的主的悉心照料——只有取得这样的结局，一个基督徒的道德努力才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这始终是一种徒然、无趣、抑郁的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这种努力仍有助于实现那种狂喜的时刻，这时人体验到“恩典降临”和道德奇迹。可是这种道德努力并非必要，因为常常可以看到，那种奇迹恰恰是在罪人的罪像麻风病一般不可救药的时候降临到罪人头上；甚至好像从最深最彻底的有罪状态跳到相反的状态倒是更容易的事情，而且作为奇迹的明证，也是更值得盼望的事情。——此外，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不可抗拒的突变，这样一种最深痛苦和最深舒适感之间的转换，有何生理学的意义（也许是潜在的癫痫病？）——这是精神病医生所要考虑的，他们有大量同样的“奇迹”（如杀人狂、自杀狂）可以观察。基督徒病例中相对“较令人愉快的结果”与此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伟大的行善者路德。——路德的最重要影响在于他唤起的对圣徒和整个基督教vita complativa
的怀疑：自那以后，通往一种非基督教的vita complativa的道路在欧洲才重新通畅起来，对尘世活动与普通教徒的蔑视才受到限制。路德始终是好样的矿工之子，他关在修道院里，那里没有别的深井，无法在井下“深入挖掘”，他就进入自我，钻出一条晦暗的可怕通道——他最终注意到，一种沉思的圣徒生活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灵魂和身体的固有“活动性”将会使他毁灭。他曾长时间地尝试以苦修来找到通向神圣的道路，最后他做出决定，在心中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vita complativa！我们受骗了！圣徒不比我们大家更有价值。”——这当然是一种农民方式的“总是有理”，然而对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却是正确的、唯一的方式。这时来读一读路德的教理问答，这些德国人会多受鼓舞啊！“非十诫而无上帝所喜之作——圣徒们受赞颂之灵修著作均为自我想象之作。”
怀疑之为罪。——基督教倾尽全力要把圈画好，并宣称怀疑即罪。我们应该不要理性而被奇迹抛入信仰，在其中就好像在最明亮、最清澈的水中游泳：不论看一眼坚实的陆地，抑或动了或许不该单独在这里游泳的念头，又或者我们那水陆双栖的自然本性稍稍躁动了一下——都是罪！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来，信仰的依据和关于其来源的一切思考也同样作为有罪的而受到排斥。大家要的是盲目、陶醉，以及一支对吞没了理性的波涛的永久颂歌！
利己主义反对利己主义。——何其多的人始终在得出结论说：“若无上帝，生活将会无法忍受！”（或者如唯心论者圈子里的说法：“若是生活失去了其基础的伦理意义，那么生活将会无法忍受！”）——故而一定有一位上帝（或者一种生存的伦理意义）！实际上不过是，习惯了这些观念的人就不希望过一种没有这些观念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些应该是对他和对他维持生存来说必要的观念。然而，宣称对我维持生存来说必要的一切必然都实在地存在着，这是何等的狂妄！好像我的生存的维持是某种必然的东西！要是别人有相反的感觉，怎么办！要是别人恰恰不想在这两个信条的条件下生活，然后又认为生活没有价值，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神的诚实。——一位全知全能而且甚至不关心自己的意图是否被其造物所理解的神——这会是一位善之神吗？他会让无数怀疑、顾虑千年之久地持续存在，好像这些东西无害于人的得救似的吗？他还会在真理遭强暴时让人预见到最可怕的结果吗？如果他拥有真理，却袖手旁观人类可怜地为真理而受折磨，那他岂不成了残忍之神吗？——可是，也许这却是一位善之神，而他只是无法更清楚地表达自己而已！也许他缺少应付的智慧？或者缺少口才？这更糟！那么他也许甚至搞错了他所谓的“真理”，他自己离“可怜的受骗魔鬼”不远了！他这时候不是几乎得忍受地狱煎熬，眼睁睁地看着造物们为了认识他而如此受苦，而且还将更糟糕地受苦直至永远吗？他除了像一个聋哑人那样，在其小孩或小狗受到最可怕危险的威胁时，做出种种意义含糊的手势以外，不是不能出主意和出手相助吗？——一位如此得出结论、如此受煎熬的信徒，如果对受苦之神的同情比对“邻人”的同情更接近于他，那他就真该获得谅解——因为如果那位最孤独者、最原始者也是最痛苦者、最需要安慰者，那“邻人”就不再是他的邻人。
所有宗教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的特征：它们都把其起源归功于人类以前的一个不成熟的智力状态——它们全都令人震惊地对说出真理的义务不当回事。关于一种神的义务，即神对人的宣示必然包含的真理性和明晰性，它们一无所知。关于“隐蔽的神”，以及关于他自己保持隐蔽，始终只有伴随语言才有一半显现的理由，没有人比帕斯卡更雄辩地表明，他绝不可能对此平静下来，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充满信心，好像他就坐在帘子后面。他从“deus absconditus”
那里嗅到了一丝不道德的气味，极其耻于、羞于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于是就像一个心里很害怕的人那样，他尽量大声说话。
在基督教临终的床边。——真正活动的人
如今内心里已没有了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产阶层中较温和、较多思考的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个经过整理的，也就是说，一个被奇异地简化了的基督教。一位神，用爱来安排一切，让一切最终对我们处于最佳状态；一位神，将我们的美德和幸福赋予我们又从我们这里取走，使一切在总体上都变得恰到好处，没有理由把生活看得很糟糕或者干脆抱怨，总之，把听天由命和谦虚提高到神性——这是基督教留下的最佳、最活生生的东西。可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这样一来，基督教就转向了一种温和的唯道德论：剩下的，不是“上帝、自由和不朽”
，而是好意、正派观念，以及认为好意和正派观念终将主宰一切的信念——这是基督教的安乐死。
真理是什么呢？
——没有谁会不喜欢信徒喜为得出的结论：“科学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否认上帝。因此科学不来自上帝，因此科学不是真的——因为上帝是真理。”不是结论而是前提包含着谬误：如果上帝并不就是真理，而且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怎么办？如果他是虚荣、权力欲、不耐烦、恐怖、人在迷醉和惊愕中的妄想，怎么办？
情绪低劣者的治疗办法。——保罗认为牺牲是必要的，可以消除上帝对人之罪产生的强烈低劣情绪：此后基督徒们不停地把对自己的不快发泄到一个牺牲品身上——无论这是“世界”，还是“历史”，还是“理性”，还是快乐，还是别人的安宁——某个好东西必须为他们的罪而死（哪怕只是in effigie
）！
历史的反驳是最终的反驳。——从前人们试图证明没有上帝，今天人们指出上帝信仰如何能够产生，以及用什么方法取得了权威性和重要性：因此做出没有上帝的反证就变得多余。——尽管从前人们反驳了有人提出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但怀疑却始终存在，即怀疑是否可以找到比以上遭到反驳的证明更好的证明：当时无神论者们不善于澄清问题。
“In hoc signo vinces”
。——无论欧洲在其他方面会取得何种程度的进步，在宗教事务上，它还没有达到古代婆罗门的那种自由思想的质朴性，这表明四千年前的印度比现在的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也往往遗传下更多的思考乐趣。因为那些婆罗门首先相信，祭司比神更强大，其次，正是祭典构成了祭司的力量之所在，所以他们的诗人不知疲倦地把祭典（祈祷、仪式、牺牲、颂歌、韵文）颂扬为一切善的真正赋予者。尽管这里会有不少诗和迷信总是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但原则是真的！再往前一步：人们把神祇扔到一起——欧洲有一天必然也会这么做！再往前一步：人们不再需要祭司、中介，自我救赎的宗教之师佛陀登场了——欧洲离这个文化阶段还多么遥远！如果最终甚至神、祭司、救世主的权力赖以立足的所有祭典和习俗都被摧毁，也就是说，如果古老意义上的道德都死去了，那时就来了——是啊，那时来了什么？我们不要反复猜测了，还是首先争取让欧洲把印度这个思想家的民族几千年前当作思考戒律所做过的事情补做了吧！欧洲各民族现在或许有一千万到两千万的人不再“信上帝”——要他们相互给个信号，这个要求太过分吗？他们一旦这么互相认识了，他们也就会互相介绍自己——那么他们很快会成为欧洲的一股力量，并且很幸运地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一股力量！各阶层之间的一股力量！贫富之间的一股力量！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一股力量！最不安分的人与最安分、最让人放心的人之间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