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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你将发现一个“地下人”在工作，一个打洞者、挖掘者、暗中破坏者。假如你有这样的眼睛，能看到这种地下工作，那么你就会看到他如何缓慢、如何审慎、如何温和而坚定地前进，丝毫没有流露出长时间缺光、缺空气所带来的那种困顿。甚至可以说，他很满意这黑暗中的工作。这岂不是好像某种信念在引导他，某种慰藉给了他补偿？或许他愿意拥有这种长时间的黑暗，拥有这种让人无法理解、深藏不露、谜一样的性格，因为他知道，他还将拥有什么：他自己的早晨，他自己的拯救，他自己的朝霞？……无疑，他会回来：别问他在那地下想要什么，当他重新“成为人”的时候，他这个假装的特洛丰尼乌斯
和地下人，会自己讲给你们听。如果你像他一样，如此长时间当过鼹鼠，孑然一身，那你根本就不会保持沉默。
确实，我耐心的朋友们，我很愿意在此借这篇迟到的前言——它很容易变成一个讣告，一篇悼词——讲给你们听，我在那地下想要什么：因为我已经回来了，而且，我是逃出来的。别以为我要促使你们做同样的冒险，或者促使你们哪怕只是进入同样的孤独！因为像这样走自己道路的人碰不到任何人：走“自己的路”就必然这样。没有谁来帮他，他必须独自应付遭遇的一切危险、意外、恶意、恶劣天气。他有自己的路走——而真是公平啊，他也有他的辛酸，有他偶尔对这种“自己的”的烦恼。例如，当得知连他的朋友们都猜不出他何在何往，得知他们有时会相互询问“怎么？他还在走？还有——路吗？”时，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做的事情，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的事情：我走到地下，往地底下打洞，我开始调查、挖掘一种古老的信赖，我们哲学家两千年来往往像依靠最可靠的大地一样依靠它——一而再三，尽管至今每座建筑都已坍塌。我开始暗中破坏我们对道德的信赖，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至今关于善与恶的思考都极为糟糕：这始终是件太危险的事情。良知、美誉、地狱，也许甚至还有警察，不曾允许、现在仍不允许无拘无束。在道德面前，有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一样，不许思考，也不许说话：在此只有——服从！自从世界存在以来，还没有哪个权威愿意让自己成为批判的对象。把批判的矛头转向道德，把道德看成问题，看成问题多多：你说什么？这不历来都是不道德的吗？——然而道德不仅掌握各种恐吓手段，来使自己远离批判之手和拷问用具，它的安全更在于它擅长的某一种蛊惑之道——它善于“鼓动”。它往往只用一瞥，就成功地让批判的意志瘫软，甚至将其勾引到自己一边。在有些情况下，它竟善于让批判意志转而自己反对自己：于是批判意志好似蝎子般把刺蜇进自己的身体。道德自古以来就很擅长各种说服艺术的伎俩：即使今天也没有一位演讲者不求助于道德（例如，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演讲，他们为了说服人，讲得多么有道德！末了他们甚至还自称是“善良公正的人”）。只要人间还有演讲，还有什么需要说服的，道德就一如既往地表明自己是最了不起的诱惑大师——而同我们哲学家有关的是，它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哲学家的喀耳刻
。为什么自柏拉图以降，欧洲所有的哲学建筑师的建造居然都只是徒劳呢？为什么他们自己诚实、严肃地视作 aere perennius
的一切都已摇摇欲坠或沦为废墟呢？噢，当前人们关于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有多错误！说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疏忽了前提，疏忽了对基础的检验，疏忽了对总体理性的批判”——康德的那种灾难性的回答，他没有因此而把我们现代哲学家真正吸引到一个更坚实、更少欺骗性的基础上！（——而事后有人会问，要求工具批判自己的出色和有用，要求智力“认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局限，这岂不是有点奇怪？岂不是简直有点荒唐？）正确的回答更应该是，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都是在道德诱惑下建筑，他们的目的好像在于确切，在于“真理”，实际是为了“庄严的道德大厦”：我们也可以借用康德的一个天真的说法，他称之为他自己“并不那么辉煌，却也并非不值得一做的”任务和工作，“为庄严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基地”（《纯粹理性批判》，Ⅱ，第257页）
。唉，康德没有完成任务，而是相反！——我们今天不得不这样说。康德有这样一种狂热的意图，真是他那个年代的世纪之子，他那个世纪比任何其他世纪都更可以被称作狂热的世纪，他很幸运地甚至在其世纪更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始终是那样的世纪之子（例如好一个唯感觉论，康德就把它拿到他的认识论中了）。他还被卢梭这只道德毒蜘蛛咬了一口而中了毒，他的灵魂深处也感到了道德狂热思想的压力。卢梭的另一个门徒，即罗伯斯庇尔，感觉并宣称自己就是这种思想的贯彻者：“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
（1794年6月7日讲演）。另一方面，心里有着这样一种法兰西人的狂热，却能够最少法兰西方式，能够最深沉、最缜密、最以德意志方式——如果这种意义上的“德意志”一词在今天仍被允许的话——行事的，实非康德莫属：要为其“道德王国”创造空间，他认为自己必须增加一个无法被证实的世界，一个逻辑的“彼岸”——为此，他就得批判纯粹理性！换言之，要不是他认为有一件事情——即让理性无法攻击“道德王国”，甚至让理性逮不住它——比一切都重要，他本来是不必批判的。他太强烈地感觉到，事物的一种道德秩序很容易遭到理性的攻击！因为面对自然和历史，面对自然和历史的彻底不道德，康德像自古至今的每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一样，是悲观主义者。他之所以相信道德，不是因为道德得到自然和历史的印证，而是因为纵然道德永远遭到自然和历史的反驳，他却硬是要相信。或许，要理解这个“纵然”，就得回想一下路德的相似之处，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悲观主义者。有一次，他以其真正路德式的大胆，让他的朋友们铭记在心：“要是靠理性就可以弄明白，神灵如何能够既仁慈、公正，又显示出那么多的愤怒和狠毒，那还要信仰干什么？”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什么比这种对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反智慧之罪的最危险之推论——credo quia absurdum est
——对德意志灵魂产生的影响更深刻了，没有什么比这种推论更是德意志灵魂已经“尝试”过的了。带着这种推论，德国逻辑首先出现在基督教的教义史里；然而甚至在今天，也就是说过了一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德国人，从任何方面看都是晚辈德国人，却嗅到了黑格尔借以帮助他那时代的德国精神征服欧洲的那个著名辩证法基本命题——“矛盾推动世界，万物互相矛盾”
——背后的某种真理的味道，某种真理可能性的味道，因为甚至在逻辑领域内，我们也是悲观主义者。
然而，逻辑判断并不是我们英勇的怀疑态度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最根本的东西：对这种判断的有效性赖以成立与否的理性加以信赖，是一种作为信赖的道德现象……或许，德国的悲观主义还有最后一步要迈？或许，它一定要再一次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让credo（信）与absurdum（谬）共存？如果本书甚至在道德方面都是悲观的，甚至在超越对道德的信赖方面都是悲观的——那它不就因此而应该是一本德意志之书了吗？因为它事实上描绘了一个矛盾，并对这矛盾无所畏惧：它宣布取消对道德的信赖。可是为什么呢？出于道德原则！或者我们该怎么称呼书中——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是会偏爱更谦虚的用语的。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我们，“你应该”这样的话仍然不绝于耳，我们仍然还是要服从一个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严格法则，而这是我们仍然要听从、仍然善于体验的最终道德。在这里——假定有这种地方的话——我们仍然是有良知的人：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到在我们看来老朽、老不死的东西那里去，回到某种“不可信的”东西那里，无论它叫作上帝、美德、真理、公正还是博爱。我们不让自己走通往古老理想的谎言之桥，我们彻底地反对一切想要在我们中间斡旋、混入我们中间的东西，反对现今的每一种信仰和基督教形式，反对浪漫主义、爱国情怀参半的倾向，也反对艺术家的享乐倾向、艺术家的无良知倾向，这种倾向想要说服我们在我们不再有信仰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朝拜；总之，反对整个欧洲的女性化（或者理想主义，这个词大概大家更爱听），它永远在把人“往上拉”，却恰恰永远在把人“往下带”
。仅仅作为有这种良知的人，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自己仍然连着这上千年的德意志正直虔诚，尽管作为其最后的不肖子孙，我们这些伤风败俗者，我们这些今天的无神论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正直虔诚的继承人，是其最内在意志——一种悲观主义意志——的贯彻者，就像所说过的那样，这意志不害怕否定自己，因为它是快乐地否定的！在我们这里（假定你们想要一句套话的话）进行着——道德的自我扬弃。
但是归根结底：为什么我们必须如此大声、如此不遗余力地说出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呢？让我们更冷静、更明智、更高远地来观察，让我们如同在彼此之间说悄悄话，乃至于全世界都听不到我们说的话，乃至于全世界都听不到我们！尤其是让我们慢慢说……本前言迟到了，但不算太晚，晚五六年有什么关系？
一本这样的书，一个这样的问题，是急不得的。此外，我们两个，我和我的书，都同样是慢半拍的朋友。亏得没有白当语文学者，还是那种，也就是说，那种教人慢慢阅读的教师。最后，我也写得很慢。现如今，这不单是我的习惯，还是我的口味——或许，这是一种很坏的口味？——不再写什么东西，那用什么不让各种“匆忙”之人绝望呢？因为语文学是那种强烈要求其尊敬者尤其要做到一件事——走到一边去，留给自己时间，变安静，变缓慢——的令人崇敬的艺术，作为一门语言的金匠艺术和金匠专业技术，不做慢工，便出不了细活，终将一事无成。正由于此，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语文学；也正由于此，它最强有力地吸引着我们，让我们着迷。在这个“工作”的时代当中，也就是说，匆忙、不讲条理、挥汗如雨地快速完成，想要马上“做完”一切，甚至每一本老书、新书都一样——语文学却不会随便这么轻易地做完什么，它教人好好读书，也就是说，慢慢地、深入地、细心地、谨慎地阅读，带着内心的思想，心扉常开，敏于用眼和手指……我耐心的朋友们，本书希冀的只是拥有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者：学着好好阅读我吧！
86年秋
于热那亚附近的卢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