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分化趋势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形成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分化的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典型表现是经济分化趋势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效应也不断显现。这种分化趋势不仅体现在较为宏观的地区增长层面，而且体现在中微观的行业和企业层面。本小节将对长三角地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分别从区域、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该地区的经济分化趋势。

（一）区域增长分化趋势

从全国的增长格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强势企稳回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追赶，而东北等地依然困难重重。表2-3是全国各省份按不变价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其中，2016年各季度增速使用折线图进一步加以刻画（见图2-10）。从表2-3可以看到，部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尤其是一些资源型、传统重化工型省份。比如，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列全国最后4名。2016年第一季度的资料显示，辽宁、山西、黑龙江三地的增速排名仍然垫底，而且辽宁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在全国也尚属首例。这意味着，过去依托本地资源的消耗型发展路径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企稳回升，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追赶步伐加快。2015年，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有重庆、西藏、贵州、天津、江西、福建等，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均在9%以上，而且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也延续到了2016年。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2016年），保持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增长格局来看，不同省市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差异。以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季度平均增速为考察视角，江苏省增长最快，浙江省次之，上海市最末，增速分别为8.1%、7.5%和6.7%。2010年至2016年，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率的平均降幅为36.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8%。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降幅由小到大依次为34.9%、36.2%和36.9%。此外，从近几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看，江苏省占了半壁江山，浙江省约占三成，上海市仅占两成左右（见图2-11）。总体看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加速分化，长三角地区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分化趋势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更加细致地考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分化趋势，我们接下来将从行业和企业层面分别做进一步的分析。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行业结构分化趋势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图2-12是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近年来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情况。从图2-12可以看到，在两省一市当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均是最低的，而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尤其是上海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经降至0.5%以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背离趋势也逐渐显现。事实上，上海市在2007年前后就开始出现二三产业分化现象，并且这种分化趋势愈加明显。截至2016年，上海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9.1%和70.5%。而江苏和浙江两省，从2015年起，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也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二者的分化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16年，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均超过了50%，第三产业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显现出愈加重要的作用。结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上海市显然已经达到后工业化水平，而江苏省和浙江省仍然正在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2-4是长三角地区主要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增长情况。从表2-4可以看到，采矿业、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增速降幅较大，而高技术产业则增长较快。2014年，苏浙沪的采矿业产值增速分别为-15.4%、-1.9%和3.4%，到2015年，则进一步降至-23.0%、-13.4%和-4.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也由2014年的-4.9%、-3.0%、0.1%大幅降至2015年的-19.9%、-9.1和-16.8%。其他如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也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速下降。而且，这些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增长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苏浙沪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总体上都保持了较高的正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产值增速分别为5.3%、13.4%和8.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增速分别为0.1%、7.9%和7.1%，仪器仪表制造业产值增速分别为2.1%、1.4%和13.9%。此外，从服务业内部来看，2015年，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9.4%、13.7%、15.9%，均超过同年地区GDP的平均增速（7.8%），而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则低于地区GDP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苏浙沪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

（三）企业绩效分化趋势

企业绩效是反映市场活力的重要指标。但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只有紧跟市场、善于创新的企业才能展现蓬勃生机，而管理僵化、对市场反应迟钝的企业往往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陷入经营困境。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区间，这种企业间的分化趋势特别明显。表2-5是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总额情况。从表2-5可以看出：一方面，2010年以来，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在苏浙沪三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私营企业则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在长三角地区内部，江苏省私营企业的盈利规模要显著高于上海市和浙江省，而上海市国有企业的盈利规模则要远低于浙江省和江苏省。事实上，长三角地区民间投资近年来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私营企业仍然获得了较快发展，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私营企业显示出了很强的适应和转型能力。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国有企业效益在总体上的表现并不乐观，但其中仍有部分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了转型升级，重新焕发了生机。例如，徐工集团加快推进制造转型，其平台下的徐工环境公司，围绕“环境保护产品销售+环境污染治理服务”两大业务，2016年实现了7.11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大增160%。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分析报告中，徐工以430.81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65位，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之首。

资料来源：根据苏浙沪2011—2016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

为更直观地考察长三角地区企业绩效的分化趋势，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按年份进行加总，从而得到长三角地区整体各年的利润总额情况（见图2-13）。根据图2-13，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利润总额要远超过国有企业，而且，私营企业利润总额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尽管利润总额难以刻画企业绩效的全部细节，但图2-13所描绘出的“一升一减”趋势，足以在总体上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企业间的经营效益分化现象。

注：长三角地区各年的企业绩效是根据表2-5中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按年份加总而来的。

资料来源：根据苏浙沪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

二、破除预算软约束与促进经济分化

（一）经济分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分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位下行后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这是因为，在经济从高增长向低增长的周期性转换过程中，受需求由扩张期向收缩期转变的影响，产业结构、企业绩效、产品创新等将发生相应变化。第一，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快速扩张的需求拉动，资源往往会根据盈利信号向高收益的产业集中，这种投资的趋同，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同构化。而进入需求收缩的增长周期后，过大的产能便会争夺不断缩小的市场容量，表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格局，残酷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产业内、地区间企业的业绩分化。第二，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急速扩张的需求拉动，产业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都可以生存下去而不被强制逐出市场。但在需求低迷、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存续下来，出现“市场份额向品牌企业集中，效益向规模企业集中”的分化现象。第三，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巨大的市场需求使产业内的企业不需要通过创新，甚至不需要提升成本效率也能安然无恙地生存。而在需求低迷时期，有的企业会为资源寻找新的去处，从事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的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缩头冬眠；有的企业则停滞在原处，指望着经济周期中景气度上升时刻的到来。上述这些情况形成的分化趋势，显然是市场规律使然。

此外，推动经济加速分化，也是加速新动能崛起的出发点和前提。因为在择优分配的规则下，如果严重的过剩产能不能消除，效率差的企业不能顺利退出市场，市场就不能出清，大批僵尸企业就要继续占用或者消耗物资资源、信贷和市场，而优秀的企业就不能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就不可能崛起，最终将阻碍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因此，促进经济分化对于形成新的发展动能而言极其必要。只有加速推进经济分化进程，才能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进而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促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与演进了两百多年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相比，我国目前的市场发育无论从成熟度来看，还是从健全性来看，都是远远不足的。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影响市场出清的一个关键性障碍就是预算软约束机制，它也是阻碍经济分化的主要的制度性力量。 预算约束不硬，政府就不能不承诺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输血”，因而就无法让资源按照市场竞争规律实现自由流动，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从不担心失败后的退出，以及不用担忧被追究决策责任，那么也就根本无法驱动资源自动进入创新领域，反而会使国有资产流失、银行出现呆账坏账等经济风险日益加剧。

实际上，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就在于破除预算软约束。首先，破除预算软约束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一般来说，在正常的竞争性市场当中，企业投资支出受其债务杠杆的约束，二者呈负相关。但在预算软约束机制下，由于有政府救助，企业往往不存在破产威胁，企业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就会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这本质上是增强了企业经理人的风险偏好，从而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换句话说，预算软约束下的债务杠杆完全失去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制约作用。因此，降低企业杠杆必须从根本上破除预算软约束这一关键因素。其次，破除预算软约束有利于去除过剩产能。实际上，国有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其过度投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过剩产能的产生，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供求结构失衡的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如果预算约束不硬，那么这种投资冲动就会转化为实际发生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引致供求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破除预算软约束对于去产能而言，无疑具有极大裨益。最后，破除预算软约束有利于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是真正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前提，但其中的关键，还在于切断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预算软约束纽带。

三、促进新动能形成的国际经验和政策措施建议

（一）从国际经验看促进新动能形成的不同路径

1.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与实践

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始于1983年，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夕，整整持续了25年。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滞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经济逃出衰退的泥潭并实现了长达25年的繁荣呢？如果仅从产业政策角度来看，那就不能不提里根新政。基于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里根新政着重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在1981年至1989年间，里根政府将个人所得税降低了25%，并增加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边际税率由11%～50%共14个税率级次调减为15%、25%和35%共3个税率级次；同时，缩短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15%～46%调整为15%～33%。为了实现减税基础上的财政平衡，里根政府也相应地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滞涨面前束手无策，新古典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重新占据上风，因此，减少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也成为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的突出表现。其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制定的五条政策原则，明确规定所有新的管制均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复审和评估主要管制计划。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相继放开了对航空、交通、天然气等行业的行政管制，且放宽了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政策效果是明显的，美国GDP增长率从1983年迅速回转，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的1989年，7年间实现了平均4.4%的经济增长，同时，失业率稳步降低至5.3%，而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2.德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托底

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开始兴起，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由于德国统一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在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下，德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而是将重点放在供给侧，通过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控制货币供给、减少公共开支等手段来激发增长要素的潜力。更具体地说，在减轻税负方面，德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启动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将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 ，同时维持相对稳定的工资水平以减轻企业经营成本。在控制货币供给方面，联邦银行将2%确定为通胀警戒线，坚持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专注德国马克的币值稳定。在减少公共开支方面，限制财政支出增长率不得超过3%，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比如哈茨计划福利改革），鼓励劳动者加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双轨制教育等），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难看出，上述一系列改革政策大多是围绕德国自身的实体经济开展的，始终以提升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为关键目标。从改革的成效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0%回升至2.5%，年通胀率从1992年的5.1%降到了1995年的1.7%。 同时，制造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得到大幅提高，产品品质也得以相应提升，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制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可见，稳定而强大的实体经济是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和基石。

3.日本：从高速增长到“平成萧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长出现显著放缓。在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换的同时，日本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直是技术进口大国，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其与欧美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技术追赶的边际效应递减，加之欧美国家有意识地限制对日本的技术出口，大量资金不能有效地流入创新集聚的新兴产业，而是涌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随着石油危机造成的能源价格和工资快速上涨，日本主导产业从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高耗能产业转到了汽车、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由投资转向出口。然而，日益扩大的出口也激化了日美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了《广场协议》的签订，从而发生了严重的日元升值萧条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提出要将经济结构从出口型转向国际协调型，出台了一系列为刺激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促进规制缓和的措施。但是，日本政府将扩大内需简单地等同于增加总需求，中央银行大幅下调利率，大量政策性贷款和财政投资投向了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公共工程。尽管金融和财政扩张刺激了国内经济景气，但通过扩大内需来消除贸易摩擦的强烈意识实际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策转换滞后，带来了货币超发和经济过热，从而助长了经济“泡沫”。根据相关资料，1985年日经平均股价为1.2万日元左右，随后迅速攀升，到了1989年年底创下了3.891 5万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1986—1990年间，日本商业用地的价格也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对泡沫经济是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警惕的，而当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之后，又采取了“一举刺破”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日本的整个经济“硬着陆”，从而迎来了被称为“平成萧条”的长期低迷时代。

（二）促进新动能形成的政策措施建议

根据本章所梳理的逻辑框架，从质与量、内与外、新与旧、大与小这几对主要矛盾切入，对促进新动能形成的政策建议进行思考是有益的。具体而言，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在质与量方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变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数量的变化，本质特征则是结构优化下的提质增效。因此，既要破除预算软约束，鼓励收购、兼并、重组，让僵尸企业在竞争中被自然淘汰，实现市场出清，也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在内与外方面，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重构以我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一战略的内涵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基于我国不断成长的庞大的内需优势，把各种生产要素“高水平地引进来”，即利用国内巨大的内需大力虹吸全球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二是以服务于全球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大规模地走出去”，主动地利用全球生产要素。“走出去”是要依托服务国内市场需求，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吸收和就地利用各种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我国匮缺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

在新与旧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动力变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转换，本质特征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贯穿经济发展新常态始终的分化逻辑是，有效益、有质量、环境友好的速度提上去，无效益、低质量、高污染的速度降下来。目前，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的增长路径已难以为继，只有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既要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从低效率企业、部门向高效率企业、部门转移，也要靠密集的研发投入和高强度的技术创新，促进关键共性技术的广泛应用。

在大与小方面，要通过优化新常态经济中的产业组织等外部环境来振兴实体经济。除提高质量、创建品牌、创新驱动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外，发力产业组织优化，推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也是振兴实体经济、构建发展新动能的直接有力的措施。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行业内大企业素质，提高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也要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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