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基于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全面综合分析，中央提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判断。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这些基本判断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重大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四降一升”问题。这“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方向上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是来自供给侧。造成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高级化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广义货币发行总量（M2）是160万亿元左右，相对于80万亿元不到的年GDP，规模显然已经不小，应该说经济运行中并不缺少流动性和有效的购买力，但是许多产业的产能仍然需求不足、严重过剩，说明存在着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只有把资金运用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越过商品变成货币的“惊险一跃”，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性质上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素质性的。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过去各级政府在推动出口导向战略时期形成的，2008年后因刺激经济，政府鼓励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规模又有所扩大。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些过剩产能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是不可能得到有效化解的。这当中与政府直接干预有关的遗留下来的问题，与经济增长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即周期性现象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此外，现今很多产能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的素质和质量达不到消费和产业迅速升级的要求，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仰仗进口，这种供需结构之间不匹配的矛盾不解决，滞销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地下降，实体企业的盈利水平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三，“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时间上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而需要在中长期中不断地在供给侧综合施策发力，才能逐步加以解决。从理论上说，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与货币投放或回收现象有直接关系的快变量；而供给侧体制性、素质性、结构性的问题，由于需要通过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手段来解决，因此是一个慢变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量化宽松刺激来实现V形反转，而可能需要经历一个L形的增长调整阶段。在这方面，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具有局限性，必须启动结构性改革。
显然，指出“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三个重要特征，是为了强调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作为性。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强调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说明中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的政府在新常态下有所作为，不要消极地等待经济周期的自然循环，不要指望经济自动复苏、自动恢复均衡并走向繁荣，而是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抓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最佳“窗口期”，坚定不移地处置各类僵尸企业，避免经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第二，既然是以结构性矛盾为主，就说明宏观上不需要搞什么货币的放水漫灌，不要过于宽松的需求刺激，也不要搞什么顺周期的紧缩，而是要把改善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产出素质作为主攻方向，实现高水平供需均衡。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艰苦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第三，既然是以结构性矛盾为主，而最有效的结构纠偏机制并不是政府的计划和行政手段，而是市场的自主调节，这就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回到坚持政府微观管理的老路，不是要搞什么“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形成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决定性地位和态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资源配置调整。因为提高经济的自由度、市场化水平，对结构改革来说最重要也最有效。应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主要指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如产业（行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投资消费比例调整、空间结构调整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条件下，从总供给端发力，进行技术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革。前者主要适用于计划体制，后者适用于市场自我调整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二是经济体制这个病根问题。分析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内容、重点和任务，以及系统性地设计经济政策去精准推进改革的基本保证。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来看。过去，在处于贫困的发展阶段时，我国的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加市场供给。市场短缺的实质，是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在这种双短缺的经济态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提升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二是要在收入水平既定的目标下，尽力扩大储蓄率，从而增强国内资本形成能力；三是要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缓解短缺经济下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奇迹，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茅，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双短缺经济的特征逐渐消失，变成了双过剩，即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产短缺，即资产荒。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同时伴随着信用杠杆的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是要由过去努力地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要千方百计地缓解产能过剩；二是由过去要解决的两个短缺，变成现在需要解决两个过剩；三是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了要缓解“资产短缺”。
以资产价格迅速高企为主要外在特征的资产荒，对实体企业发展的环境起到了极其严重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它拉高了资产的价格，全社会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提高，这使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不良格局，融资成本提高将伴随着这些企业盈利水平的持续下降；二是高企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吸纳了居民主要的收入，广大居民不得不凑钱、借款买房，因而严重挤占了居民正常的消费需求，使其他产业的需求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出现产能过剩；三是资产价格的迅速高企，引诱一大批原本老老实实做实业的企业家转而投向资产经营，放弃了实体经济。因此，缓解资产荒，就是缓解融资成本高，就是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就是缓解产能过剩，就是增加实体经济经营的吸引力。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成本刚性加上销售量的收缩，必然导致企业产出的售价和盈利不断下降，由此导致宏观上的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增速下降。这种恶性的经济传导机制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的飙升往往与高杠杆的利用联系在一起，对应着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
其次，从体制性病根来看。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中所出现的资产荒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深化等措施加以缓解。从资产荒到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这个过程只具有可能性，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的泡沫经济，尤其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说明资产荒已经演变为旷日持久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助推供给侧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定是内生化的体制问题。
如产能过剩除了与经济低位运行有关外，还是追求GDP的政府动员型体制干预的直接结果。另外，父爱型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也是大量国有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可以继续消耗或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的重要原因。
再如，实体企业成本高，并不完全是企业自身效率低所致，而是因为两种成本高昂：一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各种税费、行政审批、垄断性市场的存在，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另一种是生产制造成本高，主因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要素的价格都在循环累积性上涨。
还有，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我国实体企业偏重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直接融资方式受到体制的金融抑制。
最后，改变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债务结构，防止出现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根本还在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及破除土地财政的弊端。
综上所述，中国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主要指向和核心任务等，都与西方供给学派以减税、放松管制为主要的政策诉求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减税政策主张，首先与其国家高福利的背景紧密相关。同时，减少管制的政策诉求，则与其政治主张有关，反映了它们的经济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基于私有财产权和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特征，反映了从需求侧管理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困境。这两个背景，显然与目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中国社会目前的税负虽然也很重，但却没有高税收所伴随的高福利国家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正处于艰难的、探索性的转型和转轨中，因而政府管制仍然处在较多、较滥的阶段，政府各种有形的“手”对企业和市场活动插手较多、较深。
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其中，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
为此，要通过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中国语境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点是供给侧，但着力点却是结构性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主基调，但政府职能转变却是基本前提。它既有给企业减税减负、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方面的问题，又有放松政府管制、减少不适当干预的问题；既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也要力争达到“微观经济放活”的目标。从改善供给侧的推进要素来看，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随着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时代的迅速到来，过去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开始衰退，现在要做的是在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刺激劳动者努力劳动、加大对劳动者素质培养和技能培训的力度，或者提高劳动者驾驭机器生产的能力。为此，建议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在理念上建立把“技术工人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的价值观，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行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首先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它们实施比“211”大学更加倾斜和优惠的扶持政策，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技术创新。过去主要是靠技术模仿，但如今中国逐步强大了，西方不让你模仿它的技术了，就会以知识产权为武器遏制你在模仿中崛起。因此中国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这里有一个如何激励社会把资源投向自主创新领域的问题。如果这个方向引导错了，资源就会流向股市和地产，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地方，从而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毁坏，导致发展的停滞，可能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只有引导资源流入技术创新领域，国家才有突破和崛起的希望。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向创新驱动必须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法治，坚决打击各种名义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激励制造企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尽快形成核心竞争力。
第三，资本。也就是要提高资本的效率。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消费率上升同时储蓄率下降是必然的，这是长期性的问题。储蓄率下降，投资就会下降。如何提高投资率？如何从质量上提高投资效率？尤其是后者，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涉及改变我们的投融资方式的问题。从资本市场方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腿”，一直都是“少了一条腿”，即我们的货币市场一直很强大，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一直很虚弱，由此不仅带来了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难问题，使中国企业的债务杠杆过高，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通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具有重大风险特征的技术创新活动。另外还要通过资本市场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收购兼并，提高制造业企业的集中度，增强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
第四，制度创新。过去好改的东西基本都改掉了，现在留下来要改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改不动的，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也就是说，“增量改革走到尽头，存量改革启动不了，但不改革将无力给发展注入新动能”。如民企进入行政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十几年来只闻其声但未见有真动静。现在是改革最好的拓展时期。十八大以来，一些腐败官员被大规模整治，各种反对改变、改革的势力被大力遏制和肃清，这时候推进有实质性成效的改革，其时间窗口最佳，也最紧迫，改革也应该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