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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的重要命题。发挥先发优势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首次提出，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追赶者，过去在经济发展中一直采取的是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努力发挥这些后发优势，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基本保证。进入“十三五”时期后，支持我国继续实施“后发优势”战略的发展环境和因素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从外部发展环境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的考虑，不可能不在技术引进、知识产权和产业转移等方面防备或限制中国。这意味着我们过去走的低成本学习模仿道路已经行不通。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出口导向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释放完毕，由此出现了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以及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现在，有一种担心是认为中国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种担心主要是怀疑发展的动力源能否成功地切换。实践证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只有如此，才能够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占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才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要素价格飙升的压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韩国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时，其人均专利数量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巴西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其人均专利数量则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20%。这说明，运用学习模仿发展模式进行追赶时，追赶者容易步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模仿陷阱”，而在先发优势战略下，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会打破技术垄断，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因此赶超者会逐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沿海发达地区，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制定国际规则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求这些条件具备的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这些地区亟须实现战略转型，即从整体上要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率先走先发优势战略的道路。为此，一是要先发制人，集中资源重点投入，形成局部绝对强势。这种战略要求在某些重要的优势领域，如具有人口和市场容量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领域，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跳跃。二是要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只有实施这种非均衡策略，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过去工业化的积累，应该为转向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来自现代服务业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应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支持。
转向选择先发优势战略后，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弱势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全球性链主。
与充当模仿和学习的追赶者不同的是，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发展，目标是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展范式，突破技术垄断者的壁垒，进入技术发展的前沿，使自己的技术标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标准。为此，引领性发展模式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显然，它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这种发展模式将使自己不再受制于对技术先行者的路径依赖，不仅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为此，我国“十三五”规划要求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因此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发展，会与发达国家原有技术垄断者之间发生激烈的研发投入竞赛、技术标准竞争和后续的产业市场竞争。这种技术创新的竞争历程，中国企业从来没有正式地、大规模地经历过。由于过去在后发优势战略下，引进的技术往往都是处在成熟阶段的技术，因此由模仿型追赶者转变为引领发展的领跑者，就要求中国企业改变技术依赖策略，通过大量、密集的研发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并且主导化。只有如此，才能在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环节上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如何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引领性作用，是长三角各地区正在努力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努力寻求有效措施并积极推动的最重要的活动。浙江省为此在努力贯彻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推出的“八八战略”，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海正在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要求，对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聚焦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江苏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设想提出了多年，科技创新能力连续数年名列全国前茅。在中共江苏第十三次党代会期间，时任省委书记李强在参加苏州代表团审议时，又专门提出了“创新四问”，即要求大家思考四个问题：（1）在全省创新格局中，苏州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2）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3）在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基础上，怎样打造标志性品牌？（4）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上，怎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包容性？这四个问题虽然是直接对苏州提的，但其实是一组经过提炼的一般化的问题，对江苏、长三角乃至其他发达地区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需要从一般意义上对此进行分析研究。
本部分我们以苏州创新发展为例，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即在过去创新发展格局中，苏州有没有发挥过引领性作用？如果有发挥过，那么该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挥这种引领性作用？如果没有发挥过，那么又该如何尽快形成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创新模式？
客观地说，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苏州更多地走的是通过吸收FDI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这种特征的发展道路，被概括地称为“模仿学习”或“模仿创新”。具体内容主要如下：一是利用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形成较优的投资环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转移。FDI不仅给本地带来了产值、就业和税收，而且给相关企业带来了先进管理技能和技术技巧方面的溢出。二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接受跨国公司有关制造业外包的发包订单，通过技术学习不断地进行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最终通过功能升级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三是通过运用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工程”等手段，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技术开发，即动态地模仿和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缩小与先进技术的差距，逐步掌握相关技术。
在早期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沿海地区中靠近全球性大城市香港的珠三角地区和靠近上海的长三角地区，走的都是类似苏州的这种“模仿创新”的道路。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克服国内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市场陷阱，以及研发和技能差距所导致的技术陷阱，从而凭借其要素成本优势，实现时空压缩化的、迅速的经济成长。
从此意义上来看，在过去全国的高速发展格局中，苏州在引领创新方面确实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这种引领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性质的，而是属于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国早年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走向开放化自主创新的必经阶段。
这同时说明，在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苏州应该在区域创新格局中尽快把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转型为具有自主创新特征的新的引领发展模式。苏州有这样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也应该有这种努力、担当、勇气和魄力。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挥自主创新的引领性作用，或率先建设成自主创新型经济，摆脱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依托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加入出口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利用的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市场，与之对应的是为其进行无自主品牌、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代工活动。在这种国际分工链条中进行国际代工，中国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活动都掌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里，中国只能做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成为人家零部件的廉价供应商。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依托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只能是早期的粗放发展阶段，外向型经济特征和指向过于强烈的地区，自主创新型经济不容易内生地成长出来，更不可能对自主创新道路产生引领示范效应。
因此在发展的新阶段，苏州要在区域创新格局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就必须加速进行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改造成为依托国内外市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即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否则，我们就抓不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给发达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