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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战斗的过程中，卢维都尔不仅展现了非凡的领兵之才，而且还在动员民众接纳他的新思想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天赋。文森特·德·沃勃朗是驻圣多明戈的白人公使。1797年，他向法国议会发出警告，说“这块殖民地已经落入一群无知而野蛮的黑奴手中”。这番言论在巴黎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传言说巴黎方面已着手策划应对方案。
作为回应，卢维都尔发表了一篇关于海地革命的公开声明，其中详述了他关于种族与文化的观点。正如菲利普·杰拉尔德在书中所言，“他逐条列出了沃勃朗的指控，又逐条把它们推翻。他说，黑人不是又懒又蠢的野蛮人，是奴隶制度把他们变成了这样。海地革命中的确出现过暴力，但法国革命中也出现过。事实表明，面对那些曾残暴对待自己的奴隶主，黑人表现得极其宽容仁慈”。卢维都尔表示，这些曾经为奴的黑人将他们的文化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他完全可以本着正义之名就此收笔，为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呼吁一份“被视作法国公民”的权利。
1798年，在卢维都尔与英国和谈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伦敦公报》刊文指出：
杜桑·卢维都尔是个黑人，用战争术语来形容的话，他是个“土匪”。所有记载都表明，他生而为黑人。可他用行动证明，一个人的内在品格与他的外在肤色毫无关系。
英国是全球最大的非洲黑奴输入国，在其废除奴隶制的35年之前，英国国内的这家媒体就对黑人发出了这样一番赞美之词。正如卢维都尔所预见的，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塑造黑人行为的，不是黑奴们的本性，而是奴隶文化。
同样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美国人。1798年，美法关系出现裂痕。美国国会颁布禁令，停止与法国及其殖民地通商。进出圣多明戈的贸易活动陷入停滞。卢维都尔派出一位名叫约瑟夫·布奈尔的人去拜会美国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希望对方能取消禁令。卢维都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白人来担当自己的斡旋大使，巧妙地避开了美国奴隶制尚未废除这一敏感问题。1799年，在美国国会首肯下，总统约翰·亚当斯解除禁令，允许在不妨碍美国贸易的前提下，恢复与法国方面的通商。很显然，这条指令是专为圣多明戈量身定制的，因而被戏称为“卢维都尔条例”。
皮克林致信卢维都尔，信中表示美国将恢复与圣多明戈的贸易往来。菲利普·杰拉尔德在其著作《杜桑·卢维都尔传》中详细描述了这封信：
在信的结尾处他的措辞极为考究：“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先生。您恭顺的仆人。”对于卢维都尔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而言，这种外交辞令中的细微之处带给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不习惯身居高位的白人男子自称为他的“恭顺的仆人”。
美国宪法第十三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而在这之前65年，美国国会就已经为一个黑人开辟了绿色通道。他们能和这个黑人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不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肤色，而是因为感受到了他所开创的文化。
在塑造奴隶文化，使其发展为一种被全世界尊重的文化的过程中，卢维都尔运用了7个策略。下面，我将逐一介绍这7个策略。无论你身处何种机构、何种文化，它们都会对你有所助益。
为了打造自己心仪的军队，卢维都尔当初亲自挑选了500人，这些人跟着他刻苦训练，跟着他学习战术战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在打造新文化的同时，将分歧降至最低。他很清楚，只有将士兵的整体文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军队才能具备战斗力。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奴隶文化固有的优势，意识到彻底丢弃原有的文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人们不会轻易接纳新的文化标准，也不会轻易认同一套新的文化体系。
卢维都尔将奴隶文化中的两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是黑奴在行巫术时唱的歌谣。卢维都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还宣布巫术不合法，但同时他又是个实用主义者，绝不会放过现成的工具。他将这种简单而易记的曲调改造成先进的通信手段。欧洲人当时还没有掌握远距离传递密令的方法，但他的部队能做到。士兵们会分散埋伏在树林中，当他们开始唱诵欧洲士兵完全听不懂的巫术歌谣时，某个特定的小节就是发起进攻的暗号。
二是卢维都尔的士兵大多具备军事技能。他们中有些人是从安哥拉-刚果海岸线上撤下来的退伍军人。卢维都尔采纳了他们的游击战战术，尤其是在丛林中包抄敌人并将他们一举置于死地的战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将这种策略与欧洲最先进的战术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混合战术。
奴隶一无所有，也无法积累财富，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夺去性命。这导致奴隶常常以短浅的眼光看待问题，彼此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要想让一个人放弃眼前的好处，对别人信守承诺，那必须确认一点：未来他人能给予自己的好处要大于自己现在为了他人而放弃的那份好处。如果他人做不到，那信任将无从谈起。
一旦身处军队之中，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问题，因为对任何一个大型组织而言，人际信任都是基本要素。没有信任，沟通将无法维系。在任何一种人际互动中，所需的交流多寡与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高低恰好成反比。
如果我对你百分之百地信任，那就不需要你对我解释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因为我清楚，你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让我的利益最大化。相反，如果我对你缺乏最基本的信任，那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因为我觉得你说的不是真话，你不会关心我是死是活。
在一个组织发展壮大的同时，人际交流会成为最大的麻烦。假如士兵们信任将军，那么双方的交流就会顺畅得多。
为了在部队上下培养信任感，卢维都尔立下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规则：已婚军官不得纳妾。在士兵当中，强奸妇女和巧取豪夺都是常事，所以要求军官对自己的已婚配偶保持忠诚显得很奇怪。有军官说：“开什么玩笑！”还有军官要求统帅拿出制定这条规则的依据。
就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他们终生难忘的答案，一个塑造军队文化的答案。这个答案会在每一个新兵入伍时被讲一次，俨然成了军队文化的一部分。初来乍到的军官会问：“说说为什么我不能找别的女人？”答案是，“因为在这支军队中，没有什么比你的承诺更重要。如果你对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信守承诺，那我们如何能相信你对军队忠诚？”（和这条规则相矛盾的是，卢维都尔本人就有好几个私生子，可哪个领导者没有短处呢？）
在卢维都尔领导的这支队伍里，婚姻、诚实、忠诚是核心因素，他将这三个因素全部融进这条出人意料的规则。
杜桑·卢维都尔加入起义军时，多数士兵都裸着身体。他们逃离种植园来到部队，已经习惯一丝不挂。为了将这些人改造成一支部队，为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体面的战斗者，卢维都尔和其他一同起义的人穿上了当时能找到的最讲究的军服。这能不断提醒他们牢记自己的身份，提醒他们牢记自己为何而来。
菲利普·杰拉尔德写道：
为了证明自己的军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起义军中的这些人把所有旧制度下欧洲军人的那一套都拿来一用，包括配备副官、发放通行证、保留升职档案等。
很多为卢维都尔撰写传记的作家都认为，这些措施很荒唐。起义军难道不是想打垮旧制度下的欧洲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吗？当然不是，他们想要的，是建立一支能够使其获得自由的军队和一套能够使其保持独立的文化。因此，他们才将旧制度中曾经取得成功的军队作为借鉴，学习其中优秀的成分。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像着装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并继而改变文化，不仅会影响战争中的文化，也会影响商业领域的文化。
在实现文化变革的过程中，领导者可以将他认可的某种文化中的领导人才为己所用。恺撒大帝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出色。在建立罗马帝国时，他没有处决那些手下败将，相反，他任命这些将领管辖自己熟悉的领地。这些内容在《恺撒评注》中有详细记载，卢维都尔很可能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吸取了其中的精华。
与恺撒大帝不同的是，卢维都尔面临的局面更复杂一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早已习惯按照肤色划分阵营。所以，他让黑白混血儿加入军队，并且起用了被废除官职的法国保皇党军官，让他们用正规的战略战术操练部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当他拉着一个白人出现在士兵面前时，大家诚惶诚恐，但他还是坚持这么做了。有的黑人找他抱怨，说自己绝不会听一个白人或混血儿的命令，这时他就会倒一杯红酒，再倒一杯白开水，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说，“你能分出这里面哪些是红酒，哪些是水吗？我们必须一起干”。
公司文化往往服务于一个简单的目标——提供人们想要的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公司走过了最初的发展阶段后，势必与时俱进，接受新挑战。为了打败法国，卢维都尔势必了解法国的文化及其军事策略，所以他才会将深谙此道的法国军官留下来为己所用。
我经常见到一些意欲进军新领域，但又不想对其文化做出相应调整的公司。很多消费者公司一方面希望能打进企业市场，也就是说，将产品出售给大公司，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身穿奇装异服的员工。他们坚信自己原有的文化已足够完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塑造伟大的文化意味着你能因地制宜地做出调整。若想做到这一点，你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这些人才熟知你心仪的文化。
领导者的决策越是有违直觉，对于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卢维都尔在塑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时，就曾做出最有违直觉的决策。
起义军刚一占领圣多明戈，士兵们就想找庄园主们血债血偿。这原本是卢维都尔最不可能反对的事情，因为换位思考，庄园主们也会这样对待他。但是，卢维都尔讨厌复仇，他坚信复仇之风只会毁掉文化，绝不会提升文化。
同样，在与法国对战的过程中，他还得给政府提供资金援助。假如国家财政垮了，那他的革命也成功不了。圣多明戈的经济完全依靠农作物，没有它们，这个地区将不名一文。卢维都尔说过，“农业的繁荣是保证黑人获得自由的重要前提”。他很清楚，要保住经济上的优势，种植园的规模绝不能缩小。这些种植园主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知道如何将农业生产按照正常的节奏维系下去。
所以，卢维都尔不但让种植园主们活了下来，还允许他们继续保留自己的土地。条件是，他们必须将1/4的收益支付给劳动者。同时，他命令这些人必须住在种植园里，以便对劳工是否得到报酬和是否被善待直接负起责任。如果对方不服从上述命令，那他们的土地就会被没收充公。
通过这些措施，卢维都尔用实际行动向人们传递了一个理念：革命不是为了血债血偿，殖民地的经济繁荣才是最高目标。他所说的“停止报复”无疑是正确的，但真正奠定了文化基础的却是他的行为。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倾力投入。若是领导者朝令夕改，言不由衷，那无论蕴含多么精巧的设计、多么审慎的规划、各项要素被多么坚定不移地实施，整套文化都难免崩塌。
设想一下，公司CEO将“守时”定为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对“守时”的重要性发表了雄辩有力的演说，指出员工的时间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如果一人迟到，那就等于在剥夺其他员工的资产。可是，CEO本人却每逢开会必迟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员工会重视这条规定？
卢维都尔深谙此道。他对士兵要求严格，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他与大家一起住，一起干活。若是需要搬动大炮，他也会帮忙，有一次还因此弄伤了手。打仗时，他也是冲在最前面。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欧洲再也没有哪个将领会这样干。正因为如此，他曾在战争中负伤多达17次。
为了打造信任感，他首先保证了自己是个靠得住的人。正如C.L.R.詹姆斯所描述的，“他为这些人付出很多，因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1796年之前，在这群没有文化、为温饱而战、为生存而烦扰、缺乏安全感的人当中，卢维都尔的话就等同于法律，他是北部地区大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他立意打造的文化恰好反映了他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在将观念付诸行动一事上，他比大多数人做得都好。在一场短兵相接的血腥战斗中，他打败了南部地区的黑白混血指挥官安德烈·里戈。里戈不仅在之前背叛过卢维都尔，而且还蔑视他的权威，宣扬种姓制度的合理性，说黑人就该是最低贱的群体。面对里戈的支持者，他说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宽恕我们的过失，正如我们将宽恕那些施害者，你自由了，因为我已宽恕一切。”
文化的持久存在靠的不仅仅是鼓舞人心的言辞，还要看领导者是否践行了相应的价值观，因为文化源于行动，源于领导者树立起的榜样。
所有公司领导都认为自己秉持诚信，但你从员工那里听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秉持诚信的困难在于，诚信是一个抽象的、需要时间检验的概念。诚信会让你在本季度得到额外的红利？恐怕不会，可能还会起反作用。诚信会让你的产品提前一周被推向市场？同样不可能。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倡导诚信？
正直、诚实、体面，这些因素都是文化建设的长线投资。它们不是为了本季度的业绩，不是为了击垮竞争对手，也不是为了招揽新员工，而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氛围，让公司能长期处于一种更好的运营状态。当然，这些东西不可能凭空得来。它们会使你在短期内损失一些利润、一些人才和一些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都难以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地践行它们。但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当领导者违背这些正确的方针去经营公司时，最终的结果往往让他们追悔莫及。
践行诚信的一大困难在于，诚信是个很难被框定边界的概念。你不能一边保持对员工的诚信，一边欺瞒客户，因为员工会看到你的前后不一，会有样学样地彼此欺骗。所以，你的行为必须遵循统一标准，你得在所有情境中践行自己的诚信。
正是了解了这一点，卢维都尔才不辞辛苦，有计划、有决心地将手下这支奴隶军团带领到了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他没有将视线停留于眼前，而是打定主意锻造一支军队，继而建立一个国家，使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为之自豪。他的目标不仅是赢得一场革命，而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心怀长远。
这个新生的国家有一系列问题等待解决：个人产业，社会道德，公共教育，宗教包容，自由贸易，公民荣誉，种族平等。卢维都尔强调，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公民们，请感受这种新的政治地位带给你的荣耀。在获得宪法赋予你的一切权利的同时，别忘记它加在你身上的重担。”面对军中将士时，他的言辞更加直白：“别让我失望……敌人已被我们赶出了这片海岸，接下来你们将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这些现实问题。我们为之而战的自由，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不会消亡。”
卢维都尔提出的道德原则有个最重要的特征：清晰直白。通常情况下，CEO们会对产品上市等问题确立格外清晰的目标，但是对遵纪守法之类的问题却三缄其口。这样的做法十分危险，因为诚信往往与企业文化中其他一些明确的目标相矛盾。假如公司要求员工秉持诚信去做事，但又未对什么是诚信、该如何做到诚信等问题给出详细的说明，那无论雇用了什么样的人才，公司一样会落败。
这也是为什么卢维都尔要强调令行禁止。曾与卢维都尔交过手的法国将军写道，“在军令的严格程度上，任何一支法国军队都比不上卢维都尔的部队”。他们与法国军队的差异一目了然。“在戴尔索斯和其他一些地方，士兵肆意横行，贵族和骑士们违反特赦条令，砸毁大炮和武器库，杀戮牲畜，放火烧毁农庄。卢维都尔手下的这些黑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列队行进，严格遵守军令，绝不会犯下烧杀掳掠的罪行。”
在与英军作战时，卢维都尔自己的将士尚且吃不饱饭，可他却依然把食物分给了当地一些快要饿死的白人妇女。他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无辜的白人因为命运的无情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我的心被撕成了两半。”白人妇女们接受了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男子”的帮助，把这位相貌丑陋的、曾做过奴隶的男子唤作父亲。海地革命的领导者生而为奴，可殖民地上的白人女性却视他为“父亲”，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可它的的确确发生过。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截至1801年，卢维都尔在文化建设上付出的一切开始有了回报。在黑人和黑白混血一族的共同治理下，殖民地的文明基本恢复到了法国统治时期的巅峰状态。诚信的价值被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