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大哲学”：方法论的革新

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理论来框定中国哲学思想的“反向格义”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如今愈发明显。中国哲学之所以始终无法开创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原因固然是多样而复杂的，但方法论上的困难必然能够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当我们无法通过一种适合而切近的方法来使中国哲学思考和发声的时候，我们又何谈中国哲学的创新？如前所述，研究中国哲学的传统方法，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无论是“格义”还是“反向格义”，到了现代，都已经不适于中国哲学的承续与创新。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方法论的革新，并寻找到一种既符合世界哲学的时代特征，又适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性的哲学方法论。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谈及的“大哲学”。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未来哲学的时代走向问题，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特征问题。当然，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从而需要一部大书才能回答，这显然不是本小节乃至本书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简要而概括性的思路，从而为哲学方法论的革新提供些许建设性指引。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未来哲学的时代走向问题，我们曾在本书第二章大概描述了未来哲学将会是走向“求通”的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基础当然是世界历史。我们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频繁而深入，现代化和全球化愈发使整个人类社会连接在一起，从而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与共的生活共同体，人类历史也在此基础上从历史世界走向世界历史，由民族历史步入全球历史。历史由民族向世界的转变使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不断遭遇、碰撞、冲突、对话以及融合，人们不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而且分享着彼此的思想，以及这些生活和思想背后所内含的整个民族文化的历史，世界哲学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和分享中逐渐产生。从近代世界史中我们不难推知，世界哲学的产生过程注定不会如它的名字那般温柔。世界哲学的开端必然是以西学强势话语的入侵为起点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伫立在世界哲学开端的那个哲学雏形无疑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模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和节节胜利，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瓦解，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方才展露出自己那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历史面孔，这时，世界哲学才开始添上一抹带有异域风情的非西方色彩。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东方文化不断进入西方并为西方哲学家所认识和了解，这时的世界哲学似乎才真正开始了它的世界性进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世界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哲学东渐与东方哲学西渐双重变奏的产物” 。世界哲学融东西方哲学于一体的思路和视野为哲学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开拓了新的道路、前景。自此以后，任何民族国家的哲学如果背离这一趋势，自顾自盼、自说自话、孤芳自赏，便无异于同世界哲学相隔绝。任何拒绝参与世界哲学进程、拒绝同人类思想一道前进的哲学，必将为世界和哲学所抛弃。这不仅是未来哲学的预言，更是中国近代哲学和文化的惨痛教训。诚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由此可见，哲学走向世界、走向融合乃是哲学发展的时代趋势，民族哲学只有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工作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但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世界哲学并不是所谓的“一元哲学”或者世界各民族哲学的集合。第一，世界哲学并不是“一元哲学”。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唯一的，故而作为有关真理之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的哲学也是唯一的。但事实上，人类并没有“上帝之眼”，不可能看到真理的全部，因此也就很难说有所谓超时空的、普遍而绝对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而历史的。真理作为“一”并不是单一、一元，而应当是整全的、连续的、历史的“一”，所有具体的真理都是这个真理整体的内在构成部分。与此相应，哲学作为有关真理之客观必然性的科学，并不是“一元的”，前世界哲学不是，世界哲学也不是。哲学对真理的把握恰如盲人摸象，是对整体真理的部分认知或对部分真理的整体认知；这种把握又如月映万川，是对普遍真理的具体认知或对具体真理的普遍认知。哲学即便走向世界哲学，也不会改变这种多元和多样认知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不仅是哲学的命运，更是人类的命运，因为人总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把握无限的真理，而只能在无限延长的历史中具体地把握真理并因而无限靠近真理。所以，世界哲学不是一元哲学、一种哲学，而恰恰是多元哲学、多样哲学，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依据各自的民族经验与智慧对时代精神的具体把握，是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代，甚至同一个问题和同一种命运的不同回答。这种因不同而多元、多样的哲学正是世界哲学的题中之义。中国古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此也可作为辅证。

第二，世界哲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哲学的集合。哲学从民族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民族哲学的消亡或退化，而只是说从此以后，任何民族国家的哲学都要学会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用世界哲学的视野从事哲学研究。世界哲学不是要取代民族哲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恰恰相反，它是要促成各民族哲学在同一个世界和同一时代的问题域下，凝聚世界各民族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从事哲学研究，从而努力回应人类共同的难题和命运。如果世界哲学只是各民族哲学的集合，那么人类从哲学诞生之初便已经处在世界哲学之中，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答案。相比之下，所谓“人类视角，中国眼光”恰恰是有关世界哲学的一个绝佳注脚，它很好地化解了“世界哲学”这一概念在哲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张力，虽然它的实现绝非易事。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自然推出，世界哲学并不等于某一种具体的哲学形态或哲学理论，它甚至也不是一个哲学现实；相反，它更像一个哲学理想和哲学运动，是人类哲学思考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争论或研究到底何种哲学形态才是世界哲学，而是要努力用“世界视角，民族眼光”来发展自己的哲学，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更具世界性和民族性，以便为世界哲学的时代发展和需要贡献民族的智慧与力量。

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特征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的“哲学”，有的只是按照“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划分的知识和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每一部都有哲学，也都有文学和史学，甚至同一本书既可以是哲学著作，又可以是文学著作，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大多数先秦典籍都是如此。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虽是史学著作，但同时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而且也没有人会否认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更不用说像《春秋》“三传”、《春秋繁露》这类文、史、哲、天文、历法等知识皆备于一体的著作了。即便到了唐宋明清之际，这种“文、史、哲不分家”的状况依然存在，对后世作文曾发生重要影响的韩愈的所谓“文以载道”的思想实际上佐证了这种“文”“道”一体的复杂现象。当然，学科分类不明确也并非中国传统独有的现象，西方文化早期同样如此。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同时就是文学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史学著作同样是文学名篇，更不用说中世纪哲学与宗教合一的特殊时期了。虽然西方许多学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便开始形成，如伦理学、逻辑学、物理学等，但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学科分立到近代才出现。文艺复兴之后，近代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按研究领域和性质加以划分的各个学科自然也就产生了。学科的区分因科学研究深入的需要而产生，反过来，学科的独立又促进了这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为近代西方的世界性崛起奠定了知识基础。学科的分类和细化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而走向世界，“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便是其中一例。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文、史、哲不分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分家”或者我们没有“分家”的准备或努力。就前一方面而言，中国古代确实有很多哲学家在文学乃至史学方面有相当之造诣，比如“韩愈、王安石和朱熹三位先贤同被谥为‘文’，韩愈与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朱熹则更是在文、史、哲各方都有杰出的贡献” 。这一方面说明“文、史、哲不分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有事实为证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三者兼备确有相得益彰之功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不需要“分家”或者现代学科不需要设立，西方近现代因学术分科而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尽人皆知，毋庸赘言。此外，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汉代开始便已经开始尝试进行学术分科。如汉代所设立的“五经博士”，就是对《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的专门研究，因而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学科分类的雏形。就文、史、哲三者的划分而言，南朝“刘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凡四学并建’，是国家设立的正式学科。‘儒学’具体指经学，玄学就是哲学，史学、文学不变，那么，文、史、哲的分科早在南朝时就开始了。在后来的朝代，如赵宋时的学科则分得更细” 。虽然这种学术分科并不具有近代意义，但这至少表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由学术专业化而导致的学科分类乃是学术研究的一条必然之途。

然而吊诡的是，以近代西方知识分类为基础的现代学科划分到了当代突然发生了学术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与兴盛。之所以会出现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得益于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一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二是科学研究的深化。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很多科技手段的发展与此前战争的需要有着重要的关联），在人类改变科技的同时，科技也在改变人类，在这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人类不仅升级了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社会存在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频繁而深刻地彼此影响，从而真正能够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蝴蝶效应”。愈发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使人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仅凭单纯而单一的视角和眼光就敢于去把握与认知这个世界，社会生活虽然从来都不简单，但它如今却比从前更为复杂，即便一个简单的问题和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也很难仅靠某一个理论或一两句话就解释清楚（虽然人类常常希望通过更为简洁的理论来解释清楚这种复杂的生活），更何况理论的更新速度永远赶不上问题的出现速度，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已经随之而来。但问题又不能不解决，于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与解决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人类便不得不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多元理论视角透视各种社会现象，以便解决生活问题，跨学科研究便随之产生。也就是说，在面对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生活问题时，当单一的学科研究深入到如果没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加以辅助便无法再进一步深入时，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就诞生了。交叉学科的出现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社会与改造社会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场域。自此以后，人类只能朝着更宏大且更精微的方向发展，而没有退路。哲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哲学在古希腊作为科学之母，容纳各种学科于一身，这是哲学的初级状态。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各个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单独发展，从而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哲学的必经之途。到了当代，科技和理论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各个学科之间的共通性、互补性，随着生活的复杂化，大时代、大数据、大问题成了时代的潮流和趋向，而人工智能、生物科学、量子力学、化学制药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人类对宇宙、自然、世界、大脑、心灵等的哲学认识和反思开始进入一个需要更多学科进行内部参与的总体把握阶段，当代哲学走向“大哲学”成为哲学发展的应然趋势。中国古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也成了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绝佳注脚。

所谓“大哲学”，就目前而言，与其说它是一种哲学形态或哲学体系，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思路或哲学倾向。在这里，我们主要将其视为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研究进路的哲学方法，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论革新来推动中国哲学的创新。“大哲学”（macro-philosophy），按照赵敦华的说法，是与“纯哲学”（pure philosophy）相比对的一个概念。所谓“纯哲学”，简单来说，就是纯粹地追求智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而且，“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 。由此我们可以说，那些为着知识自身的缘故而被追求的智慧、那些“为知而知的智慧”，就是“纯哲学”，其形态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描述的大部分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而最典型的“纯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既然“纯哲学”常常见诸哲学史中，那么，与之相对的“大哲学”又身在何处？在赵敦华看来，一种哲学，无论它多么纯粹、多么高于现实，它都必须而且必然有自己的“文化母体”（cultural matrix） ，即“纯哲学”得以孕育和产生的文化土壤，这就是“大哲学”的原初形态。

就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每一次“纯哲学”的突破都是从“大哲学”这一“文化母体”中产生的，但“文化母体”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古希腊时期，“纯哲学”的“文化母体”是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体现在古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神话、宗教、诗歌、戏剧、绘画、音乐、数学、医学、历史等，并产生出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世纪的“文化母体”主要是基督教，它产生了基督教哲学；近代是以自然科学的繁荣为“文化母体”的时代，从中产生了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到了20世纪，数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发展，又为哲学“文化母体”的繁荣贡献了不少新的元素。总之，“文化母体”的发展为“纯哲学”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一旦“纯哲学”与其“文化母体”之间的纽带和关联变得松弛、动摇，哲学的危机就出现了。比如，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形态是自然哲学，它脱胎于古希腊神话世界式微后所出现的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和世界观，这种观念在公元前5世纪遭到了相对主义和怀疑派的挑战，从而引发了哲学的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诞生而告终，从而迎来了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古希腊哲学在罗马时期伦理化，其“文化母体”是古罗马人的道德世界观，当这种世界观遭到罗马贵族反道德行为的破坏时，哲学的第二次危机便出现了。这次危机最终在基督教文化和信仰那里得到了拯救，在其基础上，经院哲学统治了漫长的中世纪。“千年王国”衰落以后，哲学第三次陷入危机。这一次，哲学通过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结盟来克服危机，从而在科学的“文化母体”上建立了新的哲学。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内部也出现了危机，“数学危机”“物理学危机”等纷至沓来，哲学相应进入第四次危机。在赵敦华看来，现代西方哲学至今未能走出这一危机。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看，“纯哲学”与“大哲学”实际上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也就是说，“纯哲学”凸显之际，便是“大哲学”淡出之时；相反，“纯哲学”发生危机之时，便是各种思想文化彼此交锋、碰撞、融合之际，而此时，“大哲学”作为“文化母体”便走向了思想的前台。而今西方哲学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正是需要“大哲学”发挥作用的时候。另外，跨学科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兴起，也为“大哲学”的繁荣增添了不少有力的思想色彩。正如赵敦华所言，“第四次危机也只是学院式哲学的危机，至于应用哲学、分支哲学和跨学科的哲学研究，都属于‘大哲学’的范畴。我们所处的时代，‘纯哲学’虽然没有摆脱危机，但‘大哲学’的形态之丰富、范围之广阔，更是前所未有” 。

“大哲学”和“纯哲学”的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二者实际上乃是相辅相成的。第一，西方哲学本来就是以“大哲学”的形态呈现的，很多哲学家在其他领域也都有相当之造诣。古希腊哲学家自不必说，即便是近代的大哲学家，在各个领域也都是成绩斐然。如笛卡尔，除了哲学家身份外，还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洛克在哲学之外，还进行了医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莱布尼茨也具有哲学家、数学家等多种身份，涉及的领域包括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是公认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康德不仅哲学成就突出，而且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甚至是“星云说”的奠基者之一。凡此总总，都说明了传统哲学的“大哲学”特征。相比之下，“纯哲学”乃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各门学科纷纷独立和专业化之后，才逐渐从“大哲学”中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因此，“大哲学”更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历史状况，而且，它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纯哲学”的深化，反而会为“纯哲学”的突破奠定更雄厚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第二，虽然“纯哲学”的凸显往往会掩盖“大哲学”的本来面目，但“纯哲学”的发展也会推动“大哲学”向更深层次拓展和蓄力。“比如，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等跨学科的哲学研究，都属于‘大哲学’的范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又属于分支哲学的范畴，是以‘纯哲学’为基础和核心的。” 也就是说，“大哲学”的深化和拓展是以“纯哲学”的发展为基础的，“纯哲学”的研究越深入，各分支哲学的研究就越细致，从而以分支哲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哲学研究或“大哲学”研究的路径就越宽，思路就越广，研究的层次和水平也就相应得到了提升。正如江河入海，江河之水越多，海平面自然就会上升。而且，“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各门‘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应用伦理学，以及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跨学科的PPE教学项目，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哲学形态，它们构成了从‘纯哲学’出发实现‘大哲学’的主要形式” 。总之，“纯哲学”和“大哲学”并非互相牵制，而是互相扶持。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发展虽然可能越发朝向“大哲学”的方向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纯哲学”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相反，我们既要通过“纯哲学”的发展来推动“大哲学”以完成哲学的时代使命，也要用“大哲学”所积累的视野和成果来助力“纯哲学”的理论突破和思想创新。

除了“大哲学”以外，赵汀阳也曾提出“大模样伦理学”。他说他之所以“提出大模样伦理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我们在伦理学中遇到的各种似乎难以解释和讨论的问题，即希望在一个大空间里理解各种伦理学问题的那些不容易看清楚的大背景和意义” 。我们说，伦理学所面对的问题只是生活问题的一个面向，生活中也很少有哪个问题只是纯道德问题，而与其他知识领域无涉。伦理学当然可以自说自话，制定出一套“完美”的伦理学规范和体系，但如果这套体系不能用以指导生活，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伦理学一旦要指导生活，便会牵涉到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医疗、家庭、自然等一系列问题，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域中，这些问题总有自己的倾向或重心，伦理学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便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倾向和重心，否则便会回到一厢情愿地制定普遍伦理规范的尴尬境地。所以，解决伦理问题同样需要“大背景和意义”，而不能像普遍伦理规范主义这种“小伦理学”那样，“要求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有效的规范”，因为这样的规范其实质“就是在要求把丰富立体的生活变成单薄平面的生活”。与之相反，“大模样伦理学”所要求的则是“恢复思想的复杂感觉，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要像一个成熟的思考者，在思考伦理学问题的同时”，想到其他学科、领域、阶层、民族、文化等不同背景和处境下的人会怎样思考，“而不能主观地想象所有事情、所有人都应该怎么怎么” 。因此，赵汀阳认为，“伦理学必须在其他学科的‘余地’里去思考” 。当然，之所以这么说最主要还是因为生活本身是以整体的方式存在的，理论研究就像视角观察，又像盲人摸象，或者绘制地图，我们无法一下子看到整个真理或生活的全部，于是便只能一点点地观察、触摸、描绘这个大而全的生活整体。但单枪匹马地战斗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就需要通力合作，把各种观察所看到的真理碎片收集起来，从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生活的全部。“对于哲学思考来说，不懂文化的各个方面就任何一方面都不懂。哲学（当然包括伦理学）的思想只能是一种服从细节的整体思维。” 总之，“大模样伦理学”可以被视为“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具体展开，它把伦理学和生活整体结合起来，在真理散落人间之后，通过与其他学科和理论的合作来收集真理的碎片并予以“粘连”，从而尽力实现伦理思考所要达到的对于生活的“整体效果”。

此外，吴根友也曾提出“求通”的“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基础当然是“世界历史”，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经谈过。在地域文明时代也可以说“世界哲学”，只不过那个时期的“世界哲学”更像“世界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world）而非“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因而“仅是一种反映各特定地域的哲学思想的无机之整体”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各民族国家开始逐渐连为一体，真正意义上的早期“世界哲学”才“从欧洲人的哲学观出发而建构出了第一轮的‘世界哲学’的精神图景” 。当代则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不仅共存而且联系愈发紧密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和观念之间不仅交流日益增多，而且冲突日益升级，从而恰好印证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冲突”这句著名的断言。因此，在“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哲学”，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是时代所趋。在吴根友看来，“‘世界哲学’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即设想有一种现成的‘世界哲学’形态存在于某个地方，然后由少数思想的开矿者将它从某个神秘的地方开采出来。毋宁说，我们如何根据新的‘世界历史’的要求，去努力通达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一种能为‘世界历史’之中的人们相互交往、相互接受，同时又保持各民族独特性的生存方式提供一套新的哲学观念” 。关于“世界哲学”的理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黑格尔、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甚至罗尔斯等都曾提出类似的问题。吴根友这里提到的“世界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求通性”。他说：“‘世界哲学’的诸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求通’的问题，一是各民族文化、伦理、政治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问题，二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合乎自然法则又合乎人的目的性的沟通与利用的关系问题，三是科学与人文、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的问题。” 关于这个“通”字，吴根友说他主要是取自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仁通”哲学，它在哲学上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就是要求我们对“通性”也即“通”的可能性进行哲学追问。所谓“通性”，就是一种让不通变通、让已通继续通的势或力量。这种势或力量，就主观能动性而言，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心力”，即包括意志、愿望、情感、理性等在内的一种混合的主观能量；就客体而言，主要是指材料、信息、能量之间的可交流性和可通性。因此，“‘通性’即是主体之人的‘心力’利用适当的材料、能量与信息编码，实现人与客观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交流，从而让人类始终保持与宇宙的无限相遨游的自由意志” 。其二，“通”“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活动、恒久延绵的一种渴望与活动本身的思想揭示” 。我们说，作为主体的人在与世界、他人乃至他物打交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具有“可通性”的道路等着我们去走，而是需要我们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开辟通道。因此，不是道路决定“通性”，而是“通性”开辟道路。“‘求通’的哲学要求我们学会通盘思考地球与人类的边界与可沟通性问题，从而来思考每个民族国家、种族、地区、单位、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与可能性的问题。” 其三，“求通”哲学的“通性”很像古汉字“術”的原意，即“邑中之道”。“所谓的‘通性’，即是在无限的宇宙与无限的人世之中的一条‘邑中之道’，因而它也是起点但不是唯一的起点，而是任何一个可以作为起点的‘起点’。” 也就是说，“通性”需要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并不唯一，可以是任何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起点出发，并不断打开和拓展这一起点，从而使这个起点与其他可通之点沟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有机整体。最初的起点作为“邑中之道”，虽然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但通过与外部其他的“邑中之道”进行沟通、连接，这个地方性便具有了全球性和世界性。就此而言，“‘通性’的哲学呼唤的是一种不断依靠主体的自由意志从事探索、开辟、游于无穷的实践性哲学。这一实践性的哲学甚至不以占有、拥有为自豪，而主要以开辟、探索为旨归” 。这里，“通”既不是“同”，更不是“统”，而是“主体的知、情、意、欲所形成人的目标在可控的条件下的实现、通达，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理解、领悟、承认、接受、和谐共处” 。“通”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因此，“求通”的哲学永远没有终结，只能不断地开辟新的通道、到达新的境界。

我们说，无论是“大模样伦理学”还是“求通”的“世界哲学”，实际上都在呼唤一种“大哲学”，即一种既立足哲学思考但又不限于哲学本身，而是集各种视角、思维、学科、理论、方法于一处，连各“邑中之道”于一体，以一种更宏大、更宽阔、更深层的思路来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方法论。“真正的‘大哲学’不在于其内容之包罗万象，而在于其理论根源之深度、理论面向之厚度及理论视野之广度。它既包括规模上的‘大’，即自觉地把哲学问题放在整个哲学历史发展上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理解哲学问题；也包括视角上的‘大’，即从全球意义上、从中国发展的长远需要来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和回答问题；更包含方法论上的‘大’，即不再把哲学当作独立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的另类学科，而是作为渗透于其他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宏观方法论。如果以‘大哲学’为发展方向，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交融，使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从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则必然能够使当代中国哲学跳出本土哲学、西方哲学的窠臼，在携带传统特色的同时拥有世界性的视野，从而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因此，“大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跨学科研究日益繁荣且必要的今天，“大哲学”的产生必然能够有效推动世界哲学朝着多元、广泛、深层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大哲学”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哲学在与世界哲学进行接轨的同时，承续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品格，从而有利于推进中国哲学的当代创新。 o54fHCpHO8fvFvLOdDsuhdjsJygGxZjJgnoDl1k12/2j2Nn61Mqrqsh2Wuw2cu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