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国哲学的学科历程

现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制始于1912年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其前身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可谓维新变法运动的“遗腹子”。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因为萌芽略早 而得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在当时既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统管当时全国的教育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给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朝致命一击，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帝溥仪逊位，当月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初，民国政府教育部颁令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后又加上“国立”二字，北京大学遂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以“国立”命名的大学。严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哲学门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理学门，当时的理学门下便已开设“理学研究法、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周秦诸子学派等” 哲学性质的课程。1914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预科和本科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在文科方面，除了原有的中国文学以外，增设了中国哲学和英国文学两门学科。是年秋，北京大学哲学门正式招生。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类，但起初由于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在1914年招生时有“中国哲学门”之称。 中国哲学门起初设学长一人，负责哲学门的各项工作，再聘请一些教授为学生讲课。由于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中国哲学门的课程起初只限于中国哲学史方面，“而讲课又仿效朱熹讲解理学的方式”，直到后来那些被派往欧美和日本的学生陆续回国，把新的思想和哲学观念带回国内，那种“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和授课方式才有所改观，“此后，以西方理论和学术范式理解中国传统的风气渐成主流” 。

具体来说，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1917年前后。1916年12月，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为办学方针，开启了对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改革。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和改革是从延聘教员开始的，而延聘教员的具体工作又是从文科入手的。1916年12月26日，在被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签署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蔡元培便拜访了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款的陈独秀，并邀请陈独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1日，蔡元培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13日，教育部复函批准；15日，陈独秀到任。 此后，以《新青年》为阵营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如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等，陆续来到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员焕然一新，从而既活跃了北京大学的思想氛围，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人员和思想准备。与此同时，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到来也使中国哲学门在教员上获得了新鲜血液，在课程设置上有了极大改观。

1917年前后，北京大学哲学门在课程的授课方法和内容设置上都出现了变化。比如，在哲学门成立之初，“中国哲学史”课程只有陈黻宸一人讲授，1917年陈黻宸病逝以后，改为马叙伦、陈汉章、胡适三人讲授。其中，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也只讲到商朝的《洪范》。而到了胡适，他一改以往讲中国哲学史从上古三代讲起的做法，径直从老子和孔子讲起。胡适“以可考的史料为依据，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解释中国哲学” 的做法使当时听课的学生极为惊骇，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以至于当时还是学生的顾颉刚后来回忆道：“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在胡适看来，哲学乃是对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寻一个根本的解决” ，按此标准，“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 。到了第二年，胡适将他的哲学讲义加以整理，请蔡元培作序，并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因为这部书在内容、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所以这部书一出来就风行一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此外，哲学门于1917年前后在课程的内容设置上也有了显著变化。由于哲学门在成立之初没有人讲授西洋哲学，所以1917年9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后，便在北京大学同时开设“中国哲学史”和“西洋哲学史”两门课程。在伦理学方面，虽然北京大学哲学门自1917年起便在本科课程中设置了“伦理学”，讲课教授为康心孚，但康心孚“主要是从中国哲学传统中重视人的品德修养入手来介绍有关的观点”，因而“对西洋伦理学的新成果反映与吸收不够” 。对此，蔡元培于1918年聘请了当时在湖南教书的杨昌济为哲学门教授，专门讲授“伦理学”课程。杨昌济虽然熟稔西洋伦理，但在授课时并不局限于西洋伦理，而是“中西对照”“汇通中西”，同时他还能做到“将伦理学与哲学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进步青年。与此同时，哲学门的课程设置开始溢出哲学思想，而扩展至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1915年，哲学门在课表上增加了“生物学”“教育学”“社会学”。1916年，增设了“人类学”“人种学”“美学”“言语学”“印度哲学”等课程。到了1918年，哲学门不仅举办了“最近欧美哲学”（胡适）和“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的演讲，而且开展了有关“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把外语列为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到了1919年，则开设了西洋近代哲学和西洋现代哲学的有关课程，从而大大拓展了哲学系学生的学术视野。

1917年6月，哲学门第一届学生毕业；12月，哲学门研究所成立；1918年2月，哲学门依据北京大学校方颁布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 成立哲学门教授会，并推选陶履恭为哲学门第一任主任，任期两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夏，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主持下改“门”为“系”，并对北京大学的课程制度进行了改革，“哲学门”遂改称“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程，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虽然仍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但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被打破。1919年春，几经周折之后，著名的私立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合并成立，“哲学系为第一批24个学科之一”，“最初，与心理系联合办公”，“至1921年分立门户” ，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自建校之日起“便设有哲学学门”，分属哲学及社会科学组，1923年改称哲学系，但“当时之学系，非行政实体，常视教授延聘情况而定，故变动较大” 。1920年，中法大学西山学院成立，中法大学哲学系“属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二系之一，1937年停办” 。1920年，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此即南京大学哲学系前身。就在同一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文、理科，其中文科便包括哲学系 ，此为东南大学哲学系前身。1922年9月，成立于1913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将原来的四个部改为八个系，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哲学系。1926年，教育哲学系改名哲学系，此即武汉大学哲学系前身。成立于1924年的中山大学哲学系为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著名学者冯友兰、李达、吴康、朱谦之、罗克汀、马采等都曾为其成长浇灌了血汗 ，故此闻名岭南。1926年4月15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大会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26日，学校第一次评议会决定设立17个学系，哲学系便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哲学系虽然正式建系是在1926年4月，而且直到是年9月“金岳霖被聘为清华大学部哲学教授，负责创办清华学校大学部哲学系，至此哲学系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但实际上“哲学课程从清华成立之始便已开设” ，故而其哲学传统甚为悠久。1928年，辅仁大学建立哲学系，该系“设置在文学院之中，是大学本科四系之一” ，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19年至1928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哲学系便由原来的一枝独秀发展到多点开花，可谓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史上的一个“哲学之春”。而且，现在中国高等学府的一些主要哲学院系此时也都基本完成初建，从而为后续中国哲学学科的更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这种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蒋南翔语）的时间并不长。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后，于1927年8月取消北京大学，并将其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其中，“原国立九校除北大分为两个科外，其余各校均为大学校的一个科”，“原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理两科” 。国民大革命以后，1928年6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京师大学校更名为中华大学，后又于是年8月将中华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南京政府的这一做法激起了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游行抗议，经过前后大约一年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决定大学区制停止实施，但北京大学校名仍迟迟不予恢复” 。8月22日，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全校代表会议，自行宣布恢复北京大学校名，并通电全国。“八月六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决定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自此，北京大学正式恢复独立。恢复独立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了新的系主任张颐，这在中国哲学学科史上也算得上一个重要事件。1913年，张颐考取了四川省公费出洋留学，1919年在美国拿到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于1923年在牛津大学再次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位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张颐于1924年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四门课程 ，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1926年，迫于时局等原因，张颐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在张颐任系主任之前，北京大学虽有哲学系，但“文史哲实际上仍然处于浑然不分的状态，哲学系开的课也与其他系开的课重叠” 。张颐“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之后，依照现代意义上的英美哲学系的建系标准进行学科和课程体系的规划与建设，终使北京大学哲学系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系，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 。也就是说，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至此方才与文学和历史等学科区别开。以至于贺麟后来回忆说，直到“张颐先生归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 。就此而言，张颐执掌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哲学学科的独立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且北京等地的高校颇受影响，但整体来看，哲学学科还是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这一时期，尤其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为代表，不仅在学科建设和课程安排上不断丰富完善，而且大师云集，成果丰富。在学科建设和课程安排上，不仅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和“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而且，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都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哲学课程体系，其中既有中哲、西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一般哲学课程，又有具体的专题研究和人物研究等课程，已经与现代大学哲学系课程相差无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哲学系的教授们也步入了一个哲学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不仅纷纷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有些哲学家甚至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如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等，从而奠定了他们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学科体制的完善和学术思想的创新为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使思想的薪火在动荡的岁月里继续延传。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直接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而又极为显赫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北平、天津纷纷陷落。“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北方三校开始南迁。10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四次常委会通过了学系设置，“文学院设四系，其中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个学科并设一系，合称哲学心理教育学系”，随后任命冯友兰为系主任。 但由于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哲学系不久便随文学院一同迁往南岳圣经学校办学，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1月16日，文学院公告开学，19日开始上课。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是由冯友兰最终敲定的，“三个专业分别设立三个教学组，总共开设了31门课程，其中哲学组课程有15门” ，必修课8门，选修课7门，共计72个学分。

哲学系在南岳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南京沦陷和武汉告急，作为后方的长沙已然不安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搬迁。“1938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同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样，昆明的教学资源十分有限，于是在3月15日，校方“开会决定在蒙自开辟分校，安置文学院与法学院，这里也就变成了哲学系新的所在地”，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弃用‘临时’二字，以表示持久抗战的决心” 。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就此诞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一职本来拟定的人选是胡适，但由于当时胡适正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无法到任，于是由冯友兰代理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系主任。5月4日，哲学系在云南蒙自开学，两天后开始上课，课程基本沿用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下学期课程。8月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八十四次常委会，决定“将原统合于哲学系的教育学部分抽离，与云南大学教育学系合并”，“因此哲学心理教育学系也更名为哲学心理学系” 。8月23日，哲学系学期课程结束，并有6名学生毕业。 暑假结束后，哲学系又经历了几次搬迁，先是搬回昆明，后又因日军轰炸而搬出，再后又因昆明城中有空余校舍而搬回，中间经历了不少折腾。10月18日，冯友兰被正式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1月15日，文学院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新学年，这是西南联大统一招生的第一年。到了1939年夏，“联大三分寺新校址的建设终于竣工，哲学系也随学院一道迁至” ，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南开分别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课程则统一开设，经费自筹，不由联大支付” 。西南联大哲学系自此开始进入正常的科研与教学轨道。

西南联大时期的哲学系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学科之最，不仅大师云集，课程内容丰富，而且各种思想火光交互碰撞，成果迭出。在课程安排上，“联大实行学分制，学制定位四年。每位学生在校期间须修满132学分，即平均每学年33学分”。哲学系的课程分为三种，即学院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生在修满本系规定的必修课程后，可以选修外系教师开设的课程。” 从西南联大哲学系1938年冬季学期到1946年春季学期的课程表来看 ，一年级都是学院共同必修课，二年级有学院共同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类，三、四年级则有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哲学系开设的学院共同必修课主要有三门，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是“逻辑”，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是“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专业必修课大体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伦理学”“知识论”“形上学”“美学”“儒家哲学”“人生哲学”等；专业选修课则包括“德国哲学名著选读”“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符号逻辑”“数理哲学”“魏晋玄学”“佛典选读”“西洋现代哲学”“胡塞尔原著习读”“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哲学名著研究”等，不仅涵盖范围更广，研究更细致，而且在不同学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此外，西南联大哲学系十分重视学生的外语训练，“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除规定英语为必修课（学二年）外，还规定德语为必修课” ，许多著名学者（如王太庆、张世英等）的德语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在哲学成果方面，从1937年至1946年这近十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哲学系出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和哲学著作，比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印度哲学史略》、金岳霖的《逻辑》和《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当代中国哲学》等，其他哲学专著、译著、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另外，也有一些哲学家在此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建立。这些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进行了结业典礼，即日起，西南联大师生陆续北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就此结束。10月10日，复校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于同一天开学；17日，南开大学复校开学。此后，三校的哲学系也逐渐恢复。

从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的哲学系在当时北京高校的哲学系中最为典型，同时也各具特色。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大体沿用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课程传统，不过北京大学侧重中外哲学史的研究，“重史的特点已习成风气”，清华大学哲学系则被冠之以“逻辑实在论”学派，它更重视“学生逻辑思维方式的熏陶和哲学体系的建构，也重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燕京大学本是美国教会学校，“七七事变”后选择留在北平，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日交恶，燕京大学一度被日军关闭，但随后又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于1945年在北平复校。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所以相比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哲学课多以讲解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以及社会学等内容为特色，在这里任教的张东荪号称为中国哲学界‘新唯心论派的领袖’”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通知：所有大专学生必修两门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 。“1951年5月18日，政务院批准了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报告，确定要适当而有步骤地充实和调整原有的高等院校的院系。1951年10月30日，政务院批准了全国高校调整方案。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旧大学都要进行改造。” 195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把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由此导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前后，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群贤满堂，盛极一时，成为西南联大后中国哲学教育史上的又一奇观。

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于1952年10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金岳霖为哲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调整后的哲学系共有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哲学系教师被编入四个组，分别是逻辑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和西方哲学编译组。 此次的高校院系大调整主要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来建设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教育部规定，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人员和宣传人员” 。对此，中国照搬了不少苏联“经验”。比如，把全系的教师按学科组织成不同的教研室，在课程设置上以正面讲授马列主义为主，要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分选修、必修，所有的课程学生都要上，公共外语一律为俄语；另外，一面聘请苏联专家，一面向苏联派送留学生，等等。 北京大学1951级学生朱德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所说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的哲学都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反面教材，严格地说，没有资格称为哲学。因此全部教授都学习马列和从事哲学史的备课工作，暂不开课。哲学课都由刚开始学习马列的青年同志来讲。” 当时哲学系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调整后的哲学系虽然以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讲授为主，但其他哲学专业在此期间并非毫无进展。比如，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重“史”（以汤用彤为代表），清华大学哲学系重“论”（以冯友兰为代表），由此“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而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则渐渐“融合成‘史’‘论’兼重的新的学术风格” 。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调整后，随着洪谦、熊伟等人的调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主干，由此古典与现代兼重” 。在逻辑学方面，院系调整前，现代逻辑学的重镇无疑属于有着金岳霖等人的清华大学哲学系，而随着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并入，逻辑学的中心也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另一主干专业” 。在美学方面，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和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并称“北邓南宗”，随着宗白华的调入，“加上中山大学来的马采先生，或再加上虽隶属西语系但常在哲学系任课的朱光潜先生，美学专业一时称雄全国，并于1960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 。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非没有遗憾，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自创建之初便拥有的宗教学研究传统，尤其是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随着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展起来。 总体而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利弊参半，虽然它使中国哲学学科经过多年努力方才造就的多点开花局面一度消失，从而不利于哲学学科的多元发展，以至于各个院校的哲学系不得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重新蹒跚起步；但毕竟瑕不掩瑜，因为1952—1956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仅集全国哲学名家于一堂，光彩万丈，而且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这些都使此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和“神话”；此外，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所逐渐形成的一些哲学精神与思想特色，如兼重史论、贯通古今等，也随着各高校哲学系的复建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的调离而得到发扬与传播。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而被打破。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指出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错误，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要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弯路引以为戒，不能一概照搬，并提出了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从而“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以俄为师’的局面，是当时国家建设方针的一次大调整。高校哲学系集中统一的情况，也因为这一调整而出现松动” 。当然，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已于1955年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前身）。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范围内哲学系的建立是从1956年成立的三个哲学系算起的，它们分别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195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之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便开始了恢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筹备工作。“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重建，李达兼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江天骥、陈修斋和杨祖陶等师资。”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1949年，同济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学校特在原先的社会学系中专设哲学组，为后来哲学系的创建聚集了一批人才。” “1952年8月至9月，华东地区进行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成为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全国重镇。” 可以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虽然使复旦大学流失了大量的哲学人才，但仍有一部分哲学骨干被保留在了复旦大学，他们成为日后复系的中坚力量。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胡曲园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前身是诞生于1937年的陕北公学，1950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建成，它既是“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只设文科院系的大学”，因此“是一所地位特殊的高校”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原先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哲学系，“何思敬任系主任，同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来了苗力田等教师” 。总之，三所高校成为1956年第一批建立哲学系的高校，既得益于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也与三校自身的先天优势密不可分。

此后，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高校哲学系的建立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除了原先4所高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之外，还有9所高校成功地建立了哲学系，分别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58年）、吉林大学哲学系（1958年）、江西大学哲学系（1958年）、辽宁大学哲学系（1959年）、四川大学哲学系（1959年）、河北大学哲学系（1960年）、厦门大学哲学系（196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1960年）和南开大学哲学系（1962年）。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教材编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且采用的是先材料后教材的正确步骤，所取得的成效是极为明显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资料中，“有些资料直接起着教材的作用，其中《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最为典型” 。该选辑共六辑，其中大部分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了。中哲和美学也有类似的原著选编，这对于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便启动了组织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工程，该工程从1961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4年春，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部分都完成了初稿。遗憾的是，从1964年上半年开始，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正式完成并及时出版，从而又不得不被搁浅了十多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中、高等院校便完全停课，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也全面停滞。直到1970年，停办4年多的高校哲学系才重新开始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至197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共招了6届（1971年未招）工农兵学员，每届人数都在100以上。 复旦大学哲学系于1971年开始招生，至1976年共招了6届，共300多人。“1973年，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成立了哲学系，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哲学系。” 在此期间，所谓的“教学仍然是大批判式的”，“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模式没有变” 。到了197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学点哲学史的号召，在系里设置了“毛泽东哲学著作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组、哲学史组、政治经济学组”等各种政治学习小组，并在1972—1973年编写了一些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这不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是第一次，而且当时在全国是最早的。但总体上，受大环境所限，哲学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作为。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底，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高考制度恢复，随后各高等院校逐渐恢复并开始招生，中国的哲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度停办，其哲学系于1973年“成建制地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师大哲学系，这样人民大学虽一度停办，哲学系却意外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大学于1978年正式恢复，哲学系才又回归人民大学” 。从1977年到1991年，除原有高校所恢复的哲学系之外，全国高校中增加了13个哲学系，分别是山东大学哲学系（1960年成立哲学专业，属政治系，1966年停止招生，1977年建立哲学系）、广西大学哲学系（1977年设立哲学本科专业）、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恢复设立政治系哲学专业，1977年恢复哲学系）、兰州大学哲学系（1978年）、内蒙古大学哲学系（1978年）、安徽大学哲学系（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湘潭大学哲学系（1979年）、郑州大学哲学系（1980年）、杭州大学哲学系（1980年，现为浙江大学哲学系）、山西大学哲学系（1980年）、西北大学哲学系（1977年恢复哲学教研室建制，1979年开始招生，1984年建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6年）。 总之，这一时期的高校哲学系正在努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高等教育的逐步兴盛，中国哲学学科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日趋繁盛的历史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此后，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优化高校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率和培养人才，各高等院校纷纷走向社会和市场，从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随着高等教育的系列调整和改革，高校哲学系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首先，一些高校的哲学系为了在新的环境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放弃了独立建系的机会，转而与其他文科学院合并。由于哲学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热门专业，学生毕业后不好找工作，收入也并不十分可观，因此，哲学系在专业生源方面陷入了种种窘境。对此，一些高校的哲学系放弃了独立建系的想法，纷纷并入其他文科学院，这样既能保持教学科研的独立性，又能在行政或财政方面更多地依靠学院的支持，从而保障哲学系的生存。如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995年）、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以及没有“哲学”字样的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1995年）、贵州大学人文学院（1998年），等等。 其次，一些重点高校的哲学系升级为哲学院，并下设中哲、西哲、伦理学、美学等二级科系。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05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6年），等等。最后，一些有实力的工科院校纷纷建立了哲学系，从而使这些院校的综合性特色更突出。典型院校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等。其中，清华大学原本拥有同北京大学一样悠久的哲学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大学哲学系自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之后便一直未能恢复，直到2000年才通过人才引进成功复系。浙江大学在合并原杭州大学哲学系的基础上建立哲学系。但不管怎样，“工科院校哲学系及其他文科系的成立，对于培养复合型、通用型人才，对于增强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积极和有益的作用” 。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确实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高校哲学系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突破，而且许多高校的哲学系，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系，无论是在办学水平还是在学科齐备程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新中国哲学学科事业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XkDhC4BkWk8JrXiwTfZisqIxdJ591aRJKYcUANwSVa0RvRO09mxlmuuWLvE02E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