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城市的陷落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不过，如果说一个城市的陷落代表着一个在长久的岁月中持续影响周边世界的文明的终结，这样的例子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又能数出几例？更何况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不仅能明确到年，还能明确到某月某日，不，甚至能明确到时刻……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不仅有明确的灭亡之日，也有准确的诞生之日，这是一座非常罕见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在330年5月11日之前被称为拜占庭，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后以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成为东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即讲希腊语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历时1123年。
这里，我们采用英语发音把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是最常见的称呼。但在这座都城存在的1 000余年间，其通行的名称并非只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名称，与这座城市有点关系的民族都有自己对它的称呼。例如意大利与这座城市的晚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称其为康斯坦蒂诺波利斯（Constantinopolis）。这座城市在现代的正式名称“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也不过是Constantinopolis的土耳其语发音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的变音而已，只是变化之大令人想象不出原音为何。
这就如同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在当代土耳其语里成了埃迪尔内（Edirne）一样。哈德良堡的原意为哈德良皇帝之城，但在本书中不再用这个称呼，因为从1369年起这里就已成了土耳其的首都。然而，其实很多当时的土耳其人也不会用土耳其语名字称呼这座城市，所以我在本书中选择统一使用史料中用得最多的意大利式发音的名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olis）。
正因为西罗马帝国在不断衰退，君士坦丁堡这个人称“新罗马”的城市的急速发展才吸引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关注。这座城市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要冲，从诞生之时起便注定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
不过，这个“新罗马”有一个方面与西罗马完全不同，那就是东罗马自诞生伊始便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正式场合所穿外套的颜色并非紫色，而是红色，因为基督教会把紫色这个古罗马帝国皇帝象征权力的颜色定为丧色，也就是死亡之色。
据传从公元4世纪创立之时起，东罗马就比西罗马更加繁荣。但直到西罗马灭亡的5世纪末，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才确立了地中海世界首都的地位。此后不到一个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在6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虽然不及鼎盛时期的古罗马，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查士丁尼皇帝
时代就已经扩张到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波斯边境，北起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南至尼罗河上游的广大疆域。
不过，到了十字军兴起的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开始大幅度缩小。在这个西欧基督教势力与东方伊斯兰教势力碰撞的时代，拜占庭帝国成为因教义问题而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希腊正教的大本营，是一个在这两大新兴势力之间旗帜并不鲜明的中间国家。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也是在这个时代从拜占庭人手中转移到了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国的手中的。尽管这样的状态只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却使得第四次十字军于1204年创建了拉丁帝国
，并因此导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在这个时期，只有逃离君士坦丁堡的人们在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尼西亚帝国
传承了东罗马帝国的血脉。
土耳其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断蚕食欧洲国家的地盘，曾经恣意妄为的大帝国的领土，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周边，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部分。南面的爱琴海被只有区区20万人口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意大利海洋国家牢牢攥在手里。
在从6世纪到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鼎盛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包括郊区据称已达百万。但到了15世纪初，人口却减少到不足10万，甚至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比之更高。当时的意大利人因掌握了冷静而合理的思维方式成为文艺复兴文明的创造者。在他们看来，15世纪的拜占庭人是一群中世纪式的非合理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想把精神上的宗教与现实中的政治分离开来，只热衷于谈论宗教，完全缺乏高效运营共同体必不可少的积极性和协作精神，而且很容易为迷信所动。一句话，拜占庭人在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眼中是一种散漫民族的形象。
15世纪的拜占庭，领土被土耳其包围，军事形同于无，经济受制于西欧商业国家。统治这个帝国的皇帝是碰巧与开国皇帝同名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他是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49岁，崇尚名誉，性格沉稳，是一位精悍的绅士，恰好体现了逐步走向灭亡的优雅文明。他结过两次婚，都是皇后先他而去，没有子嗣。
拜占庭文明受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影响，却又与这些文明不同，它从东方的影响中充分汲取养分，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位君士坦丁皇帝肩负着保卫拜占庭文明的象征——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使命，而他的对手是一个刚过20岁的土耳其青年。
1300年前后肯定没有人关注过在小亚细亚内陆的安纳托利亚积蓄力量的奥斯曼土耳其民族。但仅仅28年以后，他们就征服了位于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布尔萨城。他们之所以选择向西扩张的道路，是因为东面的蒙古帝国不好对付，而西面的拜占庭帝国当时已经开始衰落。对于安纳托利亚游牧民族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土耳其人把首都定在布尔萨城，小亚细亚就此染成了清一色的土耳其色彩。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满足。土耳其民族后来仍不断西进，于1354年占领了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海峡的沿岸港口城市加里波利已经不再属于亚洲，虽说它地处边缘一端，却完完全全属于欧洲。这座城市地处要冲，可以由此从爱琴海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马尔马拉海，然后直接北上去往君士坦丁堡。攻陷加里波利不仅会刺激失去此地的拜占庭帝国，也肯定会刺激到西欧海洋国家的，这些国家靠着通过这里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城市做生意的商人而繁荣起来。威尼斯共和国以拥有当时最完备的情报网为傲。这一年，它发出了第一份关于来自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威胁的情报。
而且，拜占庭帝国已经无力自行反击，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大海洋势力又不得不把力量投入西欧内部的纷争中去。就在他们坐失应对良机之际，土耳其却在稳步推进着对巴尔干地区的攻势。
1364年，菲利波波利陷落。
1369年，阿德里安堡陷落。
色雷斯地区完全归土耳其掌控。两年后，土耳其把首都从亚洲一侧的布尔萨迁到了欧洲土地上的阿德里安堡。没有比这更加明确的意志表露了，他们以后将继续西进。与色雷斯接壤的保加利亚、马其顿以至拜占庭帝国都失去了平静。保加利亚以及还正式属于拜占庭领土的马其顿都被迫同意充当土耳其的属国，每年缴纳贡金并提供军队。就连拜占庭帝国皇帝也背上了义务，每年向苏丹的宫廷缴纳贡金，苏丹远征时，皇帝或一位皇族将率兵从军。
自那以后，土耳其军连战连胜，竟不知败仗为何物。1385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陷落。1387年，马其顿的塞萨洛尼基也落入土耳其之手。拜占庭帝国进一步变为属国，因皇族之争无法确定下任皇帝时，也要等待苏丹的裁决，这后来竟成了惯例。到了14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皇帝力量可及的地区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皇帝专程前往西欧去乞求援军对付土耳其。凡是了解东地中海世界现实的人都能看出，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仿佛是风中的一盏油灯。到了这个时期，土耳其已经完整地构建起一张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网，最乐观的政治家也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曼努埃尔皇帝接到土耳其大军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消息后紧急返国，却意外地被告知，土耳其的威胁竟然消弭于一夜之间。1402年，巴耶济德苏丹率领的土耳其大军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与帖木儿
率领的蒙古军对战，吃了大败仗，连苏丹也成了俘虏。被蒙古军穷追猛打的土耳其军遭到了灭顶之灾，甚至令人怀疑那支大军已不在人间。土耳其兵以残忍著称，但蒙古兵的残忍却更甚。传说蒙古人所过之地不闻犬吠，没有鸟鸣，更听不到孩子的哭声。
苏丹被敌人俘获，土耳其宫廷因首次完败而动荡，内部迅速分裂。这种内部斗争的状态直到3年后帖木儿去世，蒙古帝国骤然崩溃以后都难以收场。以拜占庭帝国为首、以前同为土耳其属国的各国都认为这是取得自由的好机会。然而，在土耳其从这次打击中重新站起来所耗费的20年中，这些国家只是对向土耳其支付年贡金和提供军队的要求装聋作哑，却没有把这些钱用来提高本国的防卫能力。20年后土耳其再次进攻，这些国家面对土耳其无计可施。结果，尽管土耳其打了败仗，但君士坦丁堡仍在它的包围之中，以拜占庭帝国为首的这些国家很快便屈服于穆拉德苏丹的要求，承诺支付和提供中断了20年的年贡金和军队，情况又回到了1402年时的状态。
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穆拉德苏丹都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也许他相信把心思放在维系再次夺回的领土才是上策。尽管他也打过一些仗，但几乎都是防卫战，根本没想去碰君士坦丁堡。当时的君士坦丁堡虽说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港的地位。以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主的西欧通商国家与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人等东方传统商业民族都以这里为基地，进行着商业竞技。土耳其人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并不一样，本质上还是游牧民族，从来不擅长商业。也许穆拉德苏丹认为，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就由其他民族代劳，利益还能滋润土耳其的首都阿德里安堡，因此不妨默认这个单纯自由港的存在。苏丹最信任的宰相哈利勒帕夏以亲西欧和亲拜占庭而闻名。无论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都与土耳其签订了正式的友好通商条约，他们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在与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各地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如果要在现实的视野中寻找以共存共荣为目的的妥协点，那么对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采取怀柔政策正是这样的妥协点。这种感觉在15世纪前半叶曾经占据着主导地位。
然而，拜占庭帝国也好，西欧也罢，他们都不知道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土地上，一个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恺撒有着异样兴趣的年轻人正在成长。
穆罕默德二世1432年出生在土耳其首都阿德里安堡，是穆拉德苏丹的第三子。据说他的母亲是出身低微的原基督教徒奴隶。穆拉德苏丹大概并不特别宠爱为他生子的这个女奴，在穆罕默德两岁的时候就把他连同母亲、奶妈一起，送到自己长兄当总督的小亚细亚的阿玛西亚去了。3年后长兄去世，5岁的穆罕默德被任命为阿玛西亚总督，但这并不是什么刻意的安排。作为苏丹的儿子，他有时也会受到邀请去参加在阿德里安堡举行的宴会。此后不久，他还与他的二哥交换任职地，二哥来阿玛西亚，他则前往马尼萨。
但是，1443年发生了一个案件，穆罕默德的二哥遭到暗杀，凶手身份不明。已满11岁的穆罕默德借此机会成为苏丹的继承人。既已成为唯一的继承人，以前一直没有给他特殊待遇的苏丹父亲也想把他召回首都。于是穆罕默德不得不离开母亲，迁入阿德里安堡的宫殿。苏丹因军务会经常离开首都，所以尽管穆罕默德还很年少，但父亲不在时他得代父摄政。
每到这种时候，辅佐穆罕默德的都是宰相哈利勒帕夏。不过，哈利勒与其说是辅佐，不如说是监视，而且有时还会误解穆罕默德的言行，以至于公然唱反调、出尔反尔的事情也不鲜见。哈利勒宰相能够为所欲为，不仅是因为在众多原基督教徒奴隶出身的大臣中，只有他出身于纯正土耳其血统的名门（他的父亲甚至当过宰相
），也因为穆拉德苏丹对具有优越平衡感的哈利勒的政务工作能力予以了完全信任。尽管哈利勒只是个臣子，但身为父亲的穆拉德甚至让儿子称哈利勒帕夏为“拉拉”“老师”。
第二年，穆拉德苏丹在瓦尔纳之战
中大胜基督教军，然后突然宣布退位，也许他觉得这一仗以后土耳其领土可以安稳一阵子了。他才40岁，正值能干的盛年，下这样的决心不仅让土耳其国民，也让欧洲人大感意外。尽管大臣们苦苦央求，穆拉德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让位给12岁的儿子，自己干脆隐居去了马尼萨。威尼斯的谍报机关并不相信苏丹的权力已经完全移交，在此之后也一直称身在欧洲阿德里安堡的穆罕默德为“欧洲的苏丹”，称隐居在亚洲马尼萨的穆拉德为“亚洲的苏丹”。
事实上，穆罕默德只掌了两年权。父亲就突然回到首都，重新坐上苏丹的宝座。这是一次政变，始作俑者是宰相哈利勒帕夏。传说这是因为14岁的穆罕默德开始表露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哈利勒对此感到不安；也许他对穆罕默德无法在土耳其新军中树立威信而感到绝望。尽管出面请求穆拉德复位的是宰相，但另外两位大臣伊萨克帕夏和萨鲁贾帕夏也与宰相保持了一致，剩下的大臣中只有扎加诺斯帕夏是穆罕默德派。父亲抵达首都的那天，穆罕默德本人被安排去狩猎，什么都不知道，等回到宫殿时一切均已结束。
穆拉德苏丹命儿子穆罕默德即日起蛰居马尼萨。尽管那里是到昨天为止父亲一直隐居的地方，但这与流放并无两样。再度亲政的穆拉德宣布哈利勒、伊萨克、萨鲁贾三大臣留任，只有扎加诺斯帕夏被以辅佐不力之罪问责并左迁亚洲。
穆罕默德颜面扫地。虽然他才14岁，但已是可作为成年人对待的年龄，穆罕默德又有着傲人一等的气质，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在马尼萨的日子里，穆罕默德的心情也一定与以往大不一样。父亲作战时常常准许他同行，但他在征战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可圈可点。因为他后来完美地展现出这方面的才华，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平庸是因为父亲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倒是身处远离首都的马尼萨，穆罕默德因私生活混乱、男女不忌而出了名。
流放第二年，穆罕默德得了个儿子巴耶济德。孩子的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原是基督教徒，与穆罕默德的生母一样，是出身卑微的女奴。一年后，他娶了土耳其的名门之女为正妻。妻子的姐姐嫁的是开罗苏丹，足见其门第之高。据说他的妻子的美貌要在姐姐之上，但16岁的丈夫却根本不爱她，两人也没有孩子。在同一时期，穆罕默德失去了母亲。
在这种生活的第五个年头，1451年2月，穆罕默德在马尼萨得知了父亲的死讯。穆拉德是一个大酒鬼，这与伊斯兰教教义是相悖的。有一天他突然倒下，再也没有恢复意识，第四天便一命呜呼，去世时刚满47岁。宰相哈利勒按照处理这种情况下的惯例没有立即公布苏丹的死讯，而是派急使去了马尼萨。穆罕默德三天后得知了父亲的死讯。
这个差两个月才到19岁的年轻人根本不等准备妥当，只撂下了一句话“愿意跟随我的人，来吧”，便跨上黑色的阿拉伯爱马，马首冲北疾驰而去，作为新苏丹进入首都。穆罕默德心里清楚大臣们和新军（耶尼切里）军团此前对自己的评价。而且，穆罕默德在首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其母亲出身于土耳其名门，深受穆拉德宠爱。年轻人驱马日夜兼程，直到上了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去加里波利的船，才得以休息。
1451年2月18日，穆罕默德二世正式即位。大厅里挤满了土耳其的重要人物，但除了后宫主管宦官外，没有人愿意靠近苏丹的宝座。宰相哈利勒帕夏、大臣伊萨克帕夏和萨鲁贾帕夏都只是远远地站着。大厅里的人没有一个不了解以前发生的事，紧张的气氛沉重地笼罩着大厅。这时，传来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声音：
“我的大臣们为什么站得那么远？”
他又对身边的宦官道：
“让哈利勒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沉闷的空气好像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哈利勒及以下的前苏丹大臣们就这样得以留任。穆罕默德二世对宝座右边并排站着的三位重臣说道：
“请伊萨克帕夏作为安纳托利亚军团的军团长护送亡父遗体前往布尔萨陵墓。”
伊萨克帕夏来到宝座前，以头叩地，行土耳其礼，领受了命令。这时，前苏丹的宠妃现身，献上即位贺词。穆罕默德郑重地接受了贺词，并把这个后妈赐给伊萨克帕夏为妻。然而，就在大厅里上演这一幕时，穆罕默德年幼的弟弟已被杀死在后宫的澡盆中。穆罕默德二世由此开创了先例，形成了日后土耳其帝国苏丹即位后立即杀死弟弟的惯例。
人们一直以为被砍头都不足为奇的哈利勒帕夏居然得到留任，但这也并非像就此放心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伊萨克帕夏是哈利勒的盟友，以哈利勒政策的共鸣者著称。他在安葬了前苏丹的遗体后被留在安纳托利亚，禁止回到首都。联盟就这样被巧妙地拆散了。同时，被前苏丹贬谪的扎加诺斯帕夏被召进首都。
然而，不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西欧各国，都没有深刻思考这一连串现象的意义，新苏丹对续签穆拉德时代与以拜占庭帝国为首的东方各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没有任何刁难。与热那亚和威尼斯续签友好通商条约一事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且，塞尔维亚国王的女儿玛拉原来被献给前苏丹，虽然没有生子，却是前苏丹的另一位正妻。她进入后宫时带来了很多陪嫁的金钱。年轻的苏丹不但把这些陪嫁的钱还了回去，甚至还赏赐她许多礼物和礼金，让她回了故国。玛拉在土耳其期间一直保持着基督教徒的身份，西欧也都知道这一点。很多人把这看作新苏丹对基督教徒持稳健态度的证据。欧洲各国评价，19岁的新苏丹是一个人才，有足够的力量继承义字当先的伟大武将父亲的遗产，并牢牢捍卫。
但是也有少数人并没有这样盲目乐观。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就是其中的一人。尽管土耳其与拜占庭之间续签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仅一个月后，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向西欧派出了使节请求援军。可是，这个请求与希腊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再度联合的难题搅在一起，连拜占庭皇帝本人都没有指望这个请求能够轻易得到令人满意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