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项合作倡议的简称，后两者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旨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7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以及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场合，均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重要论述（见表3.1）。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推出了经济刺激政策，但总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区域分化明显，并可能长期保持缓慢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由2018年的3%下降至2020年的2.5%，但受贸易摩擦、金融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影响，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全球经济增速也可能放缓至1.8%。美国的经济增速预计由2018年的2.9%放缓至1.7%，欧盟的经济增速预计由2%下降至1.6%，日本的经济增速预计保持在0.8%至0.9%之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由2.3%下降至1.8%。同期，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预计由2.7%降为2.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预计保持4%的经济增速。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差异显著，除大部分保持稳定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受阻。比如，中东、南非、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发展前景相对暗淡。未来，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升温、金融环境收紧、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以及新兴经济体市场波动增大，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表3.1 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
根据网站资料搜集整理：资料来源
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表现出现明显的背离。美联储启动渐进式缩表，利率政策不断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调控政策将在巩固复苏和预防通胀之间反复徘徊，预期分歧扩大、利差扩大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同时，全球股市不断走高但成交量却不断减少，普遍的低利率时代将逐渐结束。在全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潜在违约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已累计达24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2倍。
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超出市场预期，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不同阶段，经济政策落差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压力。发达国家过度依赖高新技术和虚拟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贸易模式单一，这导致全球经济结构不稳定。同时，金融市场的“黑天鹅”“灰犀牛”，以及“逆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重心下移、跨国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经济政策协调困难等对全球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生了明显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球政治格局是各国经济实力在政治领域的延伸。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呈逐年下降态势。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的数据，1985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为34.38%，2018年下降至24.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同一时期，日本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以1995年的17.51%为节点呈逐渐上升后不断下降的态势，1985年和2018年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10.95%、5.86%。欧盟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以1992年的33.82%和2004年的31.63%为节点呈现两轮上升下降态势，1985年和2018年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5.01%和22.1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由1985年的2.45%稳步上升至2018年的16.0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经过艰难调整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受此影响，发达国家的GDP增速普遍持续下跌，而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逐渐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急剧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据，1985—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5%上升至42%，发达国家的比重则由73%下跌至55.7%。出口总额方面，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由25%上升至44.8%，发达国家的比重则由72%下跌至52.1%。
这种总体态势同样表现为单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1995—2018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上升至10.8%，美国的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4.2%下跌至13.2%，日本的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6.4%下降至3.8%。同一时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8%上升至12.8%，美国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8年的14%下降至2018年的7.9%。日本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由8.6%下降至3.8%。欧盟作为国家联合体，内部贸易规模巨大，与外部的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规模的比重居于世界前列，例如，2015年欧盟进口、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口、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4.4%、15.2%，贸易总额位列世界第二。
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动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相对下降。其中，作为全球经济龙头的美国对这种地位变化的反应尤为强烈。曾经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出现了政策转向，普遍对自由贸易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内部问题表现出了不安，并从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政策向主张社会保护的方向转变。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中尤为明显。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自身国际地位的下降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例如，美国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不断废除贸易协定、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限制华为发展、与发达国家签订排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协定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约的外部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虽然自由贸易扩大了经济总量，但各参与方利益分配不均，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内部原因在于，一些西方国家虽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但仅在少数富人之间进行分配，比如，美国1%的富人掌握了全国40%的财富。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获得的利益少，精英阶层获得的利益多。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后者的主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兴起，在选举政治的引导下，部分西方国家开始将对中国的不安转化为对中国的实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目前，一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多种制约措施。在国际贸易秩序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准则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在威胁如果不能进行让美国满意的改革就“退群”的同时，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逼迫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达成明显排除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和构建新的贸易体系，解决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与美国现行利益和力量不匹配的问题。美国的对华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中美分歧在不断博弈和摸索中逐渐升级。贸易、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贸易问题尚可通过谈判解决，而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则是现阶段无法预测的。在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的前提下，美国在贸易领域或将采取更多措施，如通过联盟、协议等形式限制中国发展。
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发达国家不断挤压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以下几种战略选择。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理解存在分歧，存在这种分歧的表面原因是规则、模式和标准之争，根本原因则是利益之争。发达国家认为现行国际秩序在利益分配方面于己不利，与自己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便试图通过优化既有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来改变现状。这些规则的制定是二战之后由美国、英国等大国主导的。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看，这些规则有利于西方大国，使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认为过去由它们制定的规则让它们吃亏了，它们要改变这些规则，而且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等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力量不断壮大，也要求修改国际规则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美国等发现自己被自己制定的规则束缚住了。各种力量都希望国际规则有所改变，因此，要求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很高。中国可以选择适应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秩序，满足它们提出的要求。在部分领域，这并不影响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全球利益在特定阶段的平衡。但从长远看，这会导致中国经济缺乏足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继续争取与发达国家共存、共荣的前提下，中国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开拓新的战略空间。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亚洲，而中国正好位于亚洲，同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极强的互补性。这可以扩大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规模，加强技术、贸易和服务方面的合作，带动经济发展。这有利于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供新的战略空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欧美主要国家便密集地提出各种质疑，表现得谨慎、焦虑不安。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挤压它们的国际生存空间、影响既有国际体系、动摇“民主模式”，并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在制约中国方面做出了实质性安排。这更加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的明智之选，也表明规则之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因此，我们既要与发达国家维持于己有利的贸易关系，防止经济“脱钩”，也要考虑抓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的经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