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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是资源依赖型经济，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它们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石油卖不出去，造成财政短缺；二是油价大幅下跌，影响国家经济平衡。防范风险的手段包括：一是保证石油能卖出去，平衡好石油产量并控制好生产节奏，产油国之间结成联盟并协调好产量收放，这需要用好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二是参与国际原油期货交易，用市场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生产者和供应者，石油是其重要的出口物资，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2014年2月底，“乌克兰事件”爆发，紧接着3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打压油价将会打击支持俄罗斯政府的财团并影响其财政预算。在俄罗斯2014年财政预算中，油气相关收入占财政收入的48%。摩根士丹利预测，俄罗斯政府要维持当年财政预算平衡，油价必须高于96美元/桶，如果油价下跌10美元/桶，俄罗斯出口将损失324亿美元，财政收入将损失190亿美元（见图2.1）。
图2.1 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情况
2014年3月12日，美国能源部宣布释放5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应声下跌超过2%。西方媒体认为，油价下跌将让受到西方经济制裁的俄罗斯雪上加霜，甚至有媒体将此次油价下跌与导致苏联解体的1985年油价下跌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极其相似。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国际油价呈“断崖式”下跌，从最高位的115美元/桶跌至27美元/桶，给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产油国以沉重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油价下跌不排除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阴谋，其影响严重危及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2016年年初，俄罗斯财政部长表示，30美元/桶的原油价格是个重要关口，油价若跌至这一水平，将令俄罗斯的财政体系难以维持稳定。而且，俄罗斯已经开始削减财政支出以应对油价走低，油价的持续下降将使其陷入继续增产的恶性循环。2017年9月，高盛提醒俄罗斯用期货市场规避原油价格波动风险，但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认为，俄罗斯没必要进行对冲，因为国家法律规定，预算费用不能用于对冲油价。俄罗斯的经济和石油工业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其无法将原油价格维持在一个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密切相关，没有用期货市场更好地管理风险是重要原因之一。
墨西哥的做法与俄罗斯有所不同，同为石油出口国，面对同样的问题，墨西哥选择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2008年，墨西哥石油相关行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的35%，墨西哥政府设立了专项基金，利用国际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和对冲油价波动风险。石油收入在墨西哥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一直很稳定。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油价暴跌期间，墨西哥比索的跌幅也远远小于俄罗斯卢布的跌幅（见图2.2），这主要是因为墨西哥事前就在期货市场上锁定了原油的出口价格。
图2.2 卢布和比索相对于2007年年初的贬值幅度
国外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证明，具有定价影响力的本土商品期货市场，能够保证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防范市场被操控。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短短一年半时间从64美元/桶涨到147美元/桶的历史高位（见图2.3），油价的飙升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美国国内对原油期货市场投机活动的指责日益高涨。2008年5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全面调查原油期货市场。6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将对进行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易的外国交易所采取更严格的限仓措施。8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修改了监管规则，将一家持有3.2亿桶原油期货合约的交易商的身份由“商业交易商”变为“非商业交易商”，使得该交易商的持仓由套期保值持仓变成了投机持仓。
图2.3 2006年以来WTI期货价格情况
注：WTI=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
这一重新认定导致市场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非商业交易商在未平仓合约中的持仓比例由38%大幅上升至48%。原先属于商业交易商套期保值持仓的部分可以申请豁免，不计入投机持仓，而非商业交易商的投机持仓要受到持仓限制，这导致重新认定后的非商业交易商要调整仓位，对超过持仓限额部分进行平仓，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抛售，导致原油期货价格暴跌。美国通过调整期货市场规则达到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目的，与此相对应，石油输出国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少具有定价影响力的本土期货市场，只能被动地接受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
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博弈一直都是事关国家战略的关键问题，定价话语权的缺失会导致国家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利，反之，则会使国家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益。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从中东购买原油时普遍接受普氏价格指数，这个由少数投行与油商参与编制的柜台报价系统容易被操纵而偏离实际。但亚洲由于缺乏一个参与者广泛、交易量大的原油期货市场，在原油贸易谈判中只能被动接受这一价格指数，而中国企业在原油进口谈判中更是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相关统计显示，扣除运费因素，沙特阿拉伯销往亚洲的原油比销往欧洲的原油贵1.5~4美元/桶，而沙特阿拉伯将原油销往美国，再从美国销往中国的价格都比直接销往中国的价格低，这被称为“亚洲溢价”，仅此一项，中国企业每年要多支付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进口费用。
2018年3月26日，中国首个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期所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在建立原油定价中心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上海原油期货虽然上市时间短，但由于吸引了大量投资者，成交量远远超过迪拜商业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货。这个市场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亚洲原油贸易在普氏价格指数之外有了另一个定价基准，这为改变“亚洲溢价”开了一个好头。截至2019年6月30日，上海原油期货的累计成交量达到4659.79万手，累计成交额为人民币21.71万亿元。另外，完成备案的境外交易者已有52家，广泛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日本、韩国、荷兰等地，境外交易者的成交量占比为8%~18%，持仓量占比为15%~25%。上海原油期货合约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主要反映亚洲地区的供需情况，价格波动介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WTI和洲际交易所（ICE）的Brent原油（出产于北大西洋北海的的轻质低硫原油，是市场油价的标杆）之间（见图2.4）。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个市场能够成为亚洲国家原油交易的定价基准。
图2.4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注：每日收盘价根据人民币兑美元的每日汇率收盘价来换算。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目前，上海原油期货正在逐步改变“亚洲溢价”。从2018年10月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向亚洲供应的长约原油的价格，将参照阿曼原油期货价格，而后者与上海原油期货存在高度联动性，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首次修改定价基准。未来，随着更多境外交易者参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和期货市场功能的逐步发挥，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有望成为全球24小时亚洲时区定价基准的重要补充。
2002—2010年，铁矿石的价格由不足30美元/吨上涨至150美元/吨，而同时期钢材的价格仅由人民币2000元/吨涨到4400元/吨，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铁矿石总进口量的65%，但依然缺乏定价话语权，巨额利润被南美洲、澳大利亚的矿商赚取。2013年10月18日铁矿石期货在大商所上市后，作为铁矿石国际贸易主要定价基准的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的“快涨慢跌、涨幅大、跌幅小”的特点得到了抑制，且由原来紧钉螺纹钢价格向与铁矿石期货价格高度相关渐变（见表2.1），螺纹钢和铁矿石的价格比稳步提升，国内钢厂的加工利润逐渐回升。国内吨钢利润由2011年的275元人民币增长至2017年的853元人民币，全行业节约成本约100亿美元（见图2.5）。大商所的铁矿石期货被客户誉为现货价格的“压舱石”，较好地维护了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和供给侧改革的成果。
表2.1 铁矿石期货上市前后普氏价格指数与螺纹钢价格的涨跌幅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中国铁矿石期货市场已经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2018年期现相关性高达0.98，2015年以来套期保值率约为80%。而且，中国铁矿石期货与国际主流定价基准的相关性逐渐提高。2018年，中国铁矿石期货价格与普氏价格指数、新加坡交易所铁矿石掉期价格的相关性超过了0.98（见图2.5）。2018年5月，中国铁矿石期货通过引入境外交易者，迈出了国际化的关键一步。一年后，开户的境外客户达125家，41家境外经纪机构开展了转委托业务，10家银行开展了境外客户保证金存管业务。境外客户来源广泛，成交量、持仓量分别增长了637%、264%。有境外背景的客户超过了250家，成交量占上市以来总成交量的19%。基差贸易模式得到推广，2018年基差贸易量超过了1000万吨，约为2017年的两倍。在现阶段，中国铁矿石期货的国际化面临着更小的竞争压力。同时，由于铁矿石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具互补性，这些国家会用铁矿石贸易赚取的人民币更多地购买中国的技术、机器设备等，这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定价中心的建立。
图2.5 普氏价格指数、螺纹钢现货价格、铁矿石期货价格走势
注：螺矿比即螺纹钢和铁矿石的价格比。
2006年年底全球首个PTA期货上市时，中国PTA产能为945万吨，产量为670万吨，进口依存度为51.5%。随着国内PTA需求的不断增长，产能也不断扩张，2012年中国PTA产能达3298万吨，占全球PTA总产能的近50%，跃升为全球最大的PTA生产国，也从大量进口转变为自给自足并逐步过渡到产能过剩。2018年，中国PTA产能达4578万吨，产量达4056万吨，表观消费量达4048万吨，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生产国的地位。2018年，中国PX（对二甲苯）总产能达1402万吨，产量达1101万吨，表观消费量达2692万吨，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消费大国的地位。但是与PX消费大国和PTA生产大国地位不匹配的是，在上游PX进口定价与下游PET（聚酯）出口方面，国内市场的影响力较弱，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冲击。随着PTA期货的渐趋成熟，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在国内PTA现货贸易中，买卖双方开始普遍采用期货点价的交易方式，并且绝大多数的PTA生产企业、贸易企业和PET企业都掌握了利用期货规避风险的方法。PTA期货作为产业链唯一的品种，其产生的价格在国际贸易中对上下游产品的定价影响力不断增强。
随着期货市场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一些大宗商品定价方面有了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如原油、铜、铁矿石、PTA等。当然，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与某类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是不同的，前者需要更多期货品种的开放和定价权的建立。中国建立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一直在路上”，一方面，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相对封闭，开放程度不高，要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任重而道远，建立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这代表中国在通过建立国际定价中心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当前，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中心主要在美国、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期货市场价格对现货贸易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大宗商品的成交量跃居全球前列，商品期货的成交量也跃居全球前列，但因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放程度不高，在国际贸易中，境外企业一般会将美国、英国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为谈判的定价基准。在开展现货贸易时，由于中国期货市场的被接纳程度不高，中国企业还需要在美国、英国的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策略等容易被国外期货交易所掌握，面临着各种商业信息暴露在外的风险。例如，中国进口的大豆多是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进行点价和套期保值，头寸都在国外，中国企业的生产、销售等各类信息都暴露给了国外的监管者、交易所、经纪机构。尤其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的新形势下，中国转而从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进口大豆，但却只能在美国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风险倍增。
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在本土建立和发展商品期货市场，打造国际定价中心，从而对其他国家的大宗商品买卖行为进行监控，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就可能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影响其他国家的交易行为。早在1930年，苏联纺织品辛迪加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做了约800万蒲式耳谷物的空单，后被认为不受欢迎而停止交易，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芝加哥小麦期货市场上的大量购买行为也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惕，后者要求美国监管当局严查苏联的购买动机。美国可以利用期货市场来监控大宗商品买卖，维护本国利益。美国早已认识到，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没有这种监管主动权，对国家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成功的期货市场应当发展起来，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的发展会鼓励我国的其他金融活动，通过服务出口提供更多的附加收入，并减轻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