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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及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并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伤寒论》所创立的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它既适用于外感热病，也适用于内伤杂病，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晋代以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约于150～219年在世。据宋·林亿《伤寒论·序》载：“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名医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由此可知，仲景少时即有才名，曾受业于同郡名医张伯祖，后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最终成为一位极有成就的医学大家。
《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200—219年）。当时封建割据，政治昏暗，战争频起，灾疫连年，以致民不聊生，贫病交加。曹植在《说疫气》中形容当时的惨状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在大疫流行之际，张仲景家族亦未能幸免，正如《伤寒论·自序》中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民众的苦难，亲人的伤痛，激发了张仲景精研医术及著书救世的责任感，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由于兵火战乱的洗劫，原书散佚不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搜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使此书得以幸存。王叔和距仲景去时未远，他所编次的《伤寒论》应基本符合历史原貌。其后，又经东晋、南北朝，该书仍然流传于民间。至唐代，名医孙思邈撰写《千金要方》时，由于未能窥见此书的全貌，故仅征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并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感慨，直至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始收载了《伤寒论》全书的内容，并载于卷九、卷十之中，此可视为现存《伤寒论》的最早版本。北宋年间，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正《伤寒论》，在其《校定伤寒论·序》中云：“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此书于宋治平二年（1065年）刊行，成为后世流行的《伤寒论》。
现今通行的《伤寒论》版本有两种。一是宋本，即宋治平年间经林亿等人校正的刻本。但宋代原校本现在已无保存，现存者只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又称赵刻本，简称赵本）。因其系照宋版复刻，所以保存了宋版《伤寒论》的真面目。另有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由成无己所著的《注解伤寒论》，称为“成注本”，该本经明代嘉靖年间汪济川校定复刻而流行于世，亦可称汪校本。
《伤寒论》自王叔和重编之后，即受到了历代医家的普遍重视。自晋迄宋，研究《伤寒论》且卓有成就者有八大家。这八大家及其代表著作分别是：晋·王叔和之《脉经》，唐·孙思邈之《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韩祗和之《伤寒微旨论》、朱肱之《南阳活人书》、庞安时之《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之《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郭雍之《伤寒补亡论》、成无己之《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中，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对《伤寒论》原文逐条加以注释，并运用《内经》理论进行阐述与发挥，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且开创了注解《伤寒论》之先河。
明清以降，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伤寒论》被尊为医经之一，成为医家必读之书，故整理和注解《伤寒论》者更是名家辈出。如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伤寒尚论篇》）、张隐庵（《伤寒论集注》）、张路玉（《伤寒缵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等都为研究与发展《伤寒论》的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注家或循原书之旧而加以阐释（如张隐庵、张遂臣、陈修园），或打乱原书之序而重新撰次（如方有执、喻嘉言、周扬俊），或以法类证（如尤在泾），或以方类证（如徐大椿），虽仁智之见各异，然皆能阐发仲景学术而有所成就。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所纂的《医宗金鉴》，集医学各科之大成，而以《订正仲景全书》揭诸篇首，实可昭示《伤寒论》在中医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清末民初之际，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唐容川、恽铁樵、陆渊雷、曹颖甫、张锡纯等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医为本体而参以新说来研究《伤寒论》，为《伤寒论》的研究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学遗产，使《伤寒论》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经方的临床应用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医高等院校成立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重点逐渐朝仲景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及病机、方药的探讨方向转移，许多疑难问题得以解决，许多不同观点得以统一，并且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稳定的《伤寒论》的研究队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又将现代实验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论引入了《伤寒论》研究的领域，开始了利用现代科研手段探索经方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的机理、分析经方配伍规律的尝试，并借助现代科学方法论阐释六经的实质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简述《伤寒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