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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少尉在科西嘉登陆，就像一位先知带着新教义来到外国海岸，因为他第一个把象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红帽徽带到岛上。这里本来不是生活着自由的山民吗？他们曾经实行自治，但二十年来却遭受着占领者的压迫，后者懂得利用贵族和教会，却不理解民众。
直到昨天为止，这个年轻的雅各宾党人还靠祖先的贵族身份生活，并且完全凭借这个身份才获得国王资助，得以接受教育，但他管这些干吗！国王又关他什么事！我们不是终于认识到，各民族都有权实行自治吗？如果刚觉醒的新法国如此，那么被旧法国戴上镣铐的科西嘉也必须宣布自由！同胞们，时候到了，快拿起武器！让我们每个人都戴上新时代的帽徽，像巴黎那样组建国民自卫军！我们要夺取国王军队耀武扬威的工具！我对大炮比较在行，我会做你们的领头人！
二十岁的波拿巴急匆匆地奔走在小城阿雅克修的街头。这里的人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他脸色苍白，蓝灰色的双眼透射出冷峻，不停地慷慨陈词。跟在他身后的人渐渐增多，有的是渴望自由，有的是渴望变化。最后，他来到广场上，像个不折不扣的古罗马护民官站在众人面前，心里充满了热烈的希望。在这个半东方式的民族，在这些好斗的家族，“很早就可学会洞察人心，”他后来说。
但是他出师不利。山里的援军迟迟不见踪影，正规军却来了。革命者被驱散，并在几小时内全被缴了械。出于谨慎，正规军没有实施逮捕。拿破仑再次感到失望：他想做殉道者都不能，只能成为一个被打败的民众领袖，这几乎显得可笑。然而，发烧的人会寻找一切手段给自己降温。他给巴黎的国民公会写了份申诉书，先以当时盛行的风格歌颂新自由，然后提出了一大堆申诉和恳求，例如：绞死替国王效力的官吏！武装科西嘉的公民！一个委员会很快随他在申诉书上签了字。
接下来是几个星期的等待。巴黎方面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呢？他猜测着。有一天，信使终于送来了答复：科西嘉是拥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法国省份；根据米拉波的提议，保利和其他自由战士都将被召回国内。少尉惊呆了：省份？如此说来，尽管有了新思想，甚至恰恰因为这些新思想，科西嘉人仍要做法国人？这是一种多么怪异的自由！然而，为了替巴黎方面的这一决定祈福，由各机关领头的游行队伍已浩浩荡荡地向教堂行进。波拿巴当即决定随大流。他写了火热的告同胞书，在新成立的政治俱乐部里寻找支持者，并帮助他的哥哥入选市议会。与此同时，他继续撰写他的科西嘉史，并把某些章节读给母亲听。
这就是伟大的保利？当心目中的这位英雄在被流放二十年后，终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回到科西嘉时，波拿巴问自己。他的言辞和目光多么中规中矩，活脱脱是一个政客，根本不像一个战士。可是必须跟他搞好关系，因为国民自卫军也要归他指挥了。他陪着这位父亲当年的上司，在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一老一少两个科西嘉人，一个久经考验，另一个正朦胧地追求着什么。每当他们坐在一起或骑马并行时，拿破仑总是激动地讲述用武力让科西嘉摆脱新法国统治的计划。这时保利会用一种介于骄傲和恐惧的眼光注视他。他觉得，这位《科西嘉信札》的作者确确实实有一种张扬自我的欲望。他身上附有魔鬼，更严重地说，是脑子里附有魔鬼，因为那里只闪耀着剑的光芒。保利摇着头说：“你身上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拿破里奥尼，你来自普鲁塔克时代！”
帕斯卡·保利（1725—1807），科西嘉革命者、政治家
年轻的少尉生平第一次有种被了解的感觉，因为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才是他的理想。保利是第一个发现波拿巴与古罗马英雄相似的人。
他终于听到一句能增强自信心的话。当他受保利委托在乡间起草一篇宣言时，他飘飘然地以“共和二年1月23日于米迪里我的小房间”一语收尾。这是怪异还是自大？不管怎样，在完成这个专制的落款当天，他不得不赶回驻地，因为他的假期虽一再延长，但还是到期了。难道要他放弃这最后的依靠？为了什么呢？现在他留在岛上还有什么意义？第一把交椅已经被人占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