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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从昨天起，那儿有了一位守门人。此前，内阁的部长们全是律师，如今这个最核心的机构里来了一位政治家—塔列朗。他出身法国古老的贵族家庭，本人是个主教，因信奉共和而被教皇逐出教会，一直在美国等待时机。现在他回到了法国，并且获得了一些权力。新近选出的议会两院以右翼分子占多数，他们早就在责骂督政官们：那个总司令妄图在整个欧洲实行革命，把战争一直持续下去；抢占威尼斯根本就是件耻辱的事。他们的责骂也许不无道理，可是传到军营时，只会令实权在握的波拿巴鄙视。他给两院写了份报告，更确切地说，是一份警告：“我向你们预言，并以八万将士的名义宣布：由懦弱的律师和只会夸夸其谈的可怜虫下令处死勇敢的士兵，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他已派奥热罗去保卫督政官们，就像他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为保王党人和僧侣的势力日渐强大，威胁着共和国的新宪法。波旁王室兄弟俩只要有一人敢于返回法国，各路对现实不满的力量就会归于他们麾下，他们重登王位易如反掌。然而由于他们一直藏在安全的地方，督政官们才敢于发动一场小小的政变。现在他们的人数已经由三人扩充到五人，其独立性在增强。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
在这次政变后，一位行家首次掌管法国的外交政策。他把远方的波拿巴视作唯一的竞争对手。虽然他没见过对方，但根据判断，他觉得对方将成为未来的主宰，于是他在心里甘居第二（至少暂时如此），并由此赢得了波拿巴的信任。
在各方面，塔列朗都是波拿巴的反面。他不是做统治者的料，但善于谈判，除了贪婪什么热情都没有，冷漠，奸诈，从来没有自然和坦率的时候，总是努力表现得与他眼下利用的人一样。他那尖尖的鼻子不停地嗅来嗅去，以便尽早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他那狡猾的、玩世不恭的脑袋立于饰有金色穗带的共和国衣领上方，以后这颗脑袋还将先后架在帝国和王室的制服上；第四次换装时，这颗脑袋下面的标志是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金色藤蔓。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政权数次更迭，而塔列朗一直都是掌权者的左右手。他从不全身心依附于主人，因而从来不会缺少关系。他是个瘸子，所以他的父亲无法让他穿上军装，他只好穿天主教的长袍，当年黎塞留大主教就是穿着长袍帮路易十三治理国家的。从现在起，只有塔列朗才能与波拿巴匹敌，波拿巴这个命运的主人再也摆脱不了他，即使他对他已感到憎恨。当他终于让塔列朗下台时，对后者来说这正是时候：他笑眯眯地跨过被他扳倒的主子的身体，一瘸一拐地走进敌人的内阁。塔列朗是推翻拿破仑的人，但从根本上看，拿破仑是被自己推翻的。
目前，塔列朗宽广的视野和对一切原则的漠视，给远方的波拿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9月的这些日子，波拿巴刚去了乌迪，以最终签署春季已在筹备的和约。在塔列朗这个旧贵族的后裔、罗可可艺术的鉴赏者及冷漠的虚无主义者身上，他看到了一件可以利用的工具。迄今为止，他寻找和找到的都是军人。如今他已成为政治家，他需要并找到了一位政治家。在与奥地利人谈判期间，他给这位新任外长写了封长长的所谓“订婚信”，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纲领：
“法兰西人民的国家建设刚刚开始。尽管我们法国人的自我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我们在政治方面仍然相当无知。我们甚至不懂立法、行政和司法是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一切权力都从人民出发，人民是自己的主人……政府的权力必须完全被视作根据宪法执政的、国家的真正代表。”
“你说得这么坦诚，波拿巴？”一周后塔列朗读到此信时，默默地笑了。
“对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到了18世纪还得依靠武器保卫祖国，实在是天大的不幸。这些暴力手段全是立法者的负担，因为一部面向人民的宪法也必须考虑人民的利益。”
“这么崇高？”塔列朗惊讶地想。看来波拿巴已经厌倦了战场的荣誉，打算用一部新宪法进行独裁统治。他继续往下念：
“我们为什么不把马耳他据为己有？……我已经让人用充分的理由查抄了马耳他骑士团的财产……有了马耳他和科孚，我们就成了地中海的主人！如果我们听凭英国人留在开普敦，就必须夺得埃及。只要有两万五千人和八至十艘第一线作战军舰，我们便可尝试远征。埃及并不属于苏丹。我希望你估计一下，如果远征埃及，土耳其政府会有什么反应……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日益显露出解体的迹象，这要求我们考虑与东方的贸易。”
尖鼻子外长在内阁读到这些话时，惊讶得不住扬眉。他感到波拿巴肯定是个天才，甚至可能是个魔鬼。几周后，他又收到了这样的话：
真正的政治无非是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和机会。如果据此确定我们的行动，我们便可长期成为强国和欧洲的裁判。我们掌握着欧洲的天平，如果命运垂青，要不了几年我们便可取得巨大的成功。今天，成功对于我们还只是狂热的想象和模糊的预感，但一个刚毅、顽强和深谋远虑的人，将会把这一切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