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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庭长完毕了他的演说，带着胛膊的优美动作，拿起问题表，递给向他走来的陪审长。陪审员们站起来，高兴着他们可以走开了，不知道用手做什么是好，似乎为了什么事觉得难为情，他们先后走进会议室。门刚刚在他们背后关了起来，便有一个警察走到这个门前，从鞘里把刀抽出，搭在肩头，站在门前。法官们起身走去。犯人们也被带出去了。
陪审员们进了会议室，便和先前一样，第一件事是取烟卷，开始抽吸。他们坐在法庭的位子上或深或浅地所感觉到的、他们地位的不自然和虚伪，在他们刚进会议室抽烟时，便过去了，他们带着轻松的感觉散坐在会议室里立刻开始了生动的谈话。
“女孩子是无罪的，她连累在里边了，”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对她宽大。”
“我们正要讨论这个，”陪审长说，“我们不应该屈从我们个人的印象。”
“庭长做了很好的总结。”上校说。
“嗯，好！我差一点要睡着了。”
“要点是在这里，假若马斯洛发不和他们一致，茶房们不会知道有钱的。”犹太人模样的店员说。
“那么，您以为是她偷的了？”一个陪审员问。
“我决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但这一切都是那红眼睛的坏女人做的。”
“都是好人。”上校说。
“但是她说的，她没有进房间。”
“你尽管相信她好了。我一生也不会相信这个下贱的女人。”
“但你单是不相信她，是不够的。”店员说。
“钥匙是在她那里的。”上校说。
“在她那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
“但指环呢？”
“她已经说了，”商人又叫起来，“那个商人是特别的，他还喝醉了酒，打了她。嗯，后来，当然是可怜她了。他说：‘好，不要哭了，你拿着指环吧。’我听说这个人是两阿尔申十二未尔邵克长，八甫得
重！”
“要点不在这里，”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插言，“问题在这里：主动教唆这一切的，是她还是茶房？”
“茶房们不能单独做。钥匙是在她那里的。”
不连贯的谈话进行了很久。
“请诸位，”陪审长说，“坐到桌上来讨论。请。”他坐到主席座位上说。
“这些女孩子都是坏东西。”店员说，并且为了肯定马斯洛发是主犯这个意见，他说到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在林荫道上偷了他朋友的表。
上校趁这个机会开始说到一个更动人的事情，就是一个银茶炊被偷。
“诸位先生，请你们来谈问题吧。”陪审长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都沉默了。
这些问题是这么说的：
“（一）克拉庇文斯基县保尔基村的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清肯，三十三岁，是犯了这样的罪吗——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与他人协议，图谋杀害商人斯灭尔考夫的性命，存心盗窃，在白兰地酒中给他下了毒药，因此斯灭尔考夫丧命，偷去他的钱约二千五百卢布，与钻石指环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亚·伊发诺发·保支考发，四十三岁，是犯了第一个问题中所叙述的罪吗？
（三）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二十七岁，是犯了第一个问题中所叙述的罪吗？
（四）假若女犯人叶菲米亚·保支考发，关于第一个问题是无罪的，她是否犯了这个罪呢——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在毛锐塔尼亚旅馆做女茶房时，从这个旅馆的宿客，商人斯灭尔考夫放在自己房间里的锁着的旅行提箱里偷去了二千五百卢布，她即是因此而当场用她带来的、盗取的钥匙打开了旅行提箱？”
陪审长读过第一个问题时，问道：
“嗯，诸位以为如何？”
这个问题他们很快地回答了。大家一致回答说：“是的，有罪。”承认他参与了毒杀和偷窃。不承认卡尔清肯有罪的只有一个年老的同业工会会员，他回答所有的问题时皆主张赦免。
陪审长以为他不明白，向他解释说，一切皆证明卡尔清肯和保支考发无疑是有罪的，但同业工会会员回答说他明白，但最好还是怜悯。“我们自己不是圣人。”他说，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对于有关保支考发的第二个问题，在长久的讨论和说明之后，他们回答说：“无罪。”因为她并无参与毒害的明显证据，这就是她的律师所特别坚持的。
商人想赦免马斯洛发，坚持说保支考发是一切的主动人。许多陪审员同意他，但陪审长，要严格地守法，说没有理由认为她参与毒害。在长久的争论之后，陪审长的意见胜利了。
对于有关保支考发的第四个问题他们回答说：“是的，有罪。”但由于同业工会会员的坚持，他们添说：“但她应该受到宽恕。”
关于马斯洛发的第三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陪审长认为她在毒害和偷窃两方面都有罪，商人不同意，上校、店员与同业工会会员同意商人，其余的人好像动摇不定，但陪审长的意见开始占有优势，特别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都疲倦了，很愿意附和那可以迅速使意见一致而让他们得以自由的主张。
由于审问时所经过的一切，由于聂黑流道夫认识马斯洛发，他相信她在偷窃和毒害两方面都是无罪的，并且自始便相信大家承认这一点；但他看到，由于商人的笨拙的辩护（这显然是因为马斯洛发在肉体上讨他欢喜，而他也不隐瞒这个），由于陪审长的极力反对宽恕，以及主要地，由于大家的疲倦，判决是倾向于定罪的。这时，他想反驳，但他觉得为马斯洛发说话是可怕的，他似乎觉得大家立刻便要知道他和她的关系。但同时他又觉得他不能听任事情如此发展，他应该反驳。他脸上发红又发白，他正要开口说话，沉默到此时的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显然被陪审长的权威的语调弄得发火了，忽然开始反驳他，说出了聂黑流道夫所想说的。
“让我说一句，”他说，“你说她偷了钱，因为钥匙在她那里。难道茶房们不能够在她走后用偷去的钥匙打开旅行提箱吗？”
“对了，对了。”商人同意着。
“她不至于拿钱的，因为她在她的情况中没有地方要花这些钱的。”
“这正是我想说的。”商人附和着说。
“也可能是她来了，引起了茶房们的念头，他们利用了机会，事后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在她的身上。”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愤怒地说。他的愤怒传给了陪审长，他因此特别顽固地坚持自己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说得那么令人信服。以致大部分的人同意了他，认为马斯洛发没有参与偷钱和指环，指环是商人给她的。
当谈话涉及她参与毒害时，她的热心的辩护人——商人，说应该认为她是无罪的，因为她没有理由要毒害他。陪审长说不能够认为她无罪，因为她自己承认了放药粉。
“她放了，但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也能够用鸦片害死人命的。”上校说。欢喜说话离题，他开始趁机说到他的舅子的女人服了鸦片，假若不是因为医生靠得近，救治及时，她便死了。上校说得那么动人、自信并且那么庄严，以致没有人想打断他。只有店员，受到这个例子的传染，决定打断他，以便说他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吃惯了，”他开始说，“可以吃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人打断他，继续说到鸦片对于他的舅子的女人的最后的影响。
“但已经是四点多钟了，诸位先生。”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就是，诸位先生，”陪审长说，“你们承认她有罪，却没有盗窃的动机，没有偷去财产。是这样吗？”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满意自己的胜利，同意了。
“但她应该得到宽恕。”商人添说。
大家同意了。只有同业工会会员坚持要他们说“她是无罪的”。
“结果是会那么样的，”陪审长解释，“没有盗窃的动机，没有偷去财产。这就是说，她是无罪的。”
“就是这么吧，她该受到宽恕：意思就是免罪。”商人愉快地说。
大家是那么疲倦，被争论弄得那么混乱，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回答上加添：是有下粉的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
聂黑流道夫是那么兴奋，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回答便是这样写下来送到法庭上去了。
拉伯雷
写过一个法律家办理案件，在引证了一切可能的法律，读了二十页无意义的法律上的拉丁文之后，他向法官提议掷骰子，看偶数还是奇数。如是偶数，则原告对，如是奇数，则被告对。
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做了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大家同意这样，而是，第一，因为庭长，做总结时说得那么长久，这一次却没有说到他一向所说的，就是，他们在回答问题时，可以说：“是的有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第二，因为上校很久而又乏味地说到他的舅子的女人的故事；第三，因为聂黑流道夫是那么兴奋，没有注意到遗漏了附带条件——“没有谋害性命的意向”，他以为这个附带条件——“没有盗窃的动机”可以免罪；第四，因为彼得·盖拉西摩维支不在房间里，当审陪长宣读问题和回答时，他出去了；而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疲倦了，大家都想赶快地离开，因此同意了那能够最迅速结束一切的决定。
审陪员们摇响了铃子。站在门外手执白刃的警察把刀插入鞘里，走到一旁。法官们就了位，审陪员先后地走出。
审陪长带着严肃的神情带来问答表。他走到庭长面前，交给了他。庭长读完，显然诧异起来，伸开手臂，转过脸和同事们商量。庭长诧异的是审陪员们提出了第一个附带条件：“没有盗窃的动机”，而没有提出第二个附带条件：“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根据审陪员们的决定，马斯洛发没有偷也没有抢，却同时毒害了一个人而无任何明显的目的。
“请看，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向左边的法官说，“这是惩役，但她却无罪。”
“嗯，是无罪的。”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简直是无罪的。在我看来，这个案子要应用八一八条
。”
“您看怎样？”庭长向善良的法官说。
善良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看他面前纸上的数字，他加了数字——未能被三除尽。他假定，如能除尽，他便同意，但虽然未能除尽，他却凭自己的良心同意了。
“我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他说。
“您呢？”庭长转头问严厉的法官。
“断然不行，”他坚决地回答，“报纸上说陪审员们替犯人辩护；假若法官替犯人辩护，他们要怎么说呢。我断然不能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可惜，但是怎么办呢？”于是他把问题交给陪审长去读。
大家站起来，陪审长咳嗽了一下，交换地移动着腿，读完问题和回答。法庭上全体的人：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都表示了惊异。
犯人泰然自若地坐着，显然不懂得回答的意义。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检察官，他以为犯人要受什么处罚。
检察官因为关于马斯洛发的意外成功而高兴，把这个成功归诸他的言语流利，看了一点什么，站起来说：
“我认为西蒙·卡尔清肯要受一四五二条和一四五三条第四款的处罚，叶菲米亚·保支考发要受一六五九条的处罚，叶卡切锐娜·马斯洛发要受一四五四条的处罚。”
这些处罚是可能施加的最严厉的处罚。
“法庭要退席判罪。”庭长站起来说。
大家随着他们站起，带着结束了好事的轻松愉快的感觉，开始走去，或者在庭上走动。
“先生们，我们做了可耻的事啦，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走到聂黑流道夫面前说，陪审长正同他在说什么，“我们累她去做惩役了。”
“您说什么？”聂黑流道夫叫起来，这一次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教师的不愉快的亲密。
“真的，”他说，“我们没有在回答里放进去：‘有罪但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书记官刚刚告诉我的，检察官罚她做十五年惩役。”
“但是已经那么决定了。”陪审长说。
彼得·盖拉西摩维支开始争辩，说，这是用不着说的，因为她没有拿钱，所以她也不会有谋害性命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出去之前，我读过了回答，”陪审长自己辩护着，“没有人反对。”
“我那时候到房外面去了，”彼得·盖拉西摩维支说，“您怎么把它漏掉了？”
“我没有想到。”
“原来是您没有想到。”
“但这是可以纠正的。”聂黑流道夫说。
“嗯，不行了，现在已经完结了。”
聂黑流道夫看了看犯人。他们就是命运已经确定了的人，仍旧不动地坐在兵士之前栅子的后边。马斯洛发为了什么微笑着。在聂黑流道夫的心中激动着恶劣的情绪。在此刻之前，他期望着她的免罪并留在城里，却又不能决定如何对待她，他和她发生关系是困难的。惩役和西伯利亚立刻消灭了他和她发生任何关系的可能性：受伤的鸟不复在猎囊里挣扎，不令人想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