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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他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部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他对旧习惯的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对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个意义说，《死魂灵》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蒂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地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环境的主观态度，却很迅速地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后，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要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抵捂，对于他这样的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让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里这才非常显明地见于俄国文学中。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里在西欧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奠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全都追踪果戈里的前轨，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地，但也艺术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至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流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生动、真实、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碑。这并非是在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而是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观念和轮廓。
果戈里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该有怎样的重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散文，都逐步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提醒读者，这是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一八〇九至一八五二年）——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用批评的智力和幻想指导和控制他强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里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是将诗歌贡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静的自然描写的纯粹意境。这个矛盾，就决定着他一生的全部悲剧。
果戈里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精神的特质，是不断地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去，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正义的不可逾越的概念，对永久之爱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在黑暗的日子里，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现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地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们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地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人生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在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对美丽将来的预先赏味中。对现实持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认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全面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和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这让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反映我们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分的尘世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作为人和作家，果戈里的全部悲剧即蕴含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情怀，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预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冲突中，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用一种健全的批判审视存在和确定，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认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实现，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他一切的浪漫资质中，果戈里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这成就了他一生中所有幸福和美好的根源，但同时也制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诗意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一切，却都涌到果戈里的调色板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出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艺术家——果戈里这样的人，产生得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分裂时，既自然要承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离开坚牢的分裂，这分裂，是只有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才能够结束的：或者用那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浪漫的精神坚持，或者反之，艺术家以浪漫的情调来闷死或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里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在这才能已将消失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后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里天才的晚成果实，是他幻想的浪漫倾向和他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天赋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里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诗人，将古代的传说重新创造，使它复活。他最早的作品很明显地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中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许多人物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里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代谢，就能清楚地看出诗人的创作还没有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可见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的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另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创作的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里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命运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出来的那种苦恼。果戈里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地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
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作品。
果戈里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试图在艺术中抓住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种目睹，让他有些害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涅瓦大街》和《狂人日记》两篇故事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里的创作里，渐渐地起了决定性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地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球的消极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立即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过了的：“如果用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就像把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了艺术品上，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里并不能长久地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地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得》的短篇小说集中，尤其可以分明地觉得。
这些小说中有一篇《旧式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双面人凋零的人生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动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地、人工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忧郁的或是易受刺激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故事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沉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里创作上，昭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在历史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里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他从早先的理想化风格，向写实主义的明显转变，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中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里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的复杂，恐怕不亚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一样的丰富性，做法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里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写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包含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写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传说，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一切，作家都用了一种神奇的写实手法，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地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不但不累及著作，反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从那史诗式的匀称描写，尚武的制作精神，尤其是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湛方面来看，它可以说是小俄罗斯的《伊利亚特》 [1] ——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许考古学也跟着传说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冲进这叙事诗里。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里在他那有名的喜剧《钦差大臣》（一八三六年）里才达到了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里是创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之一。俄国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喜剧开始。在这部剧本里，作家用了十足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叶卡捷琳娜一世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让人觉得还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地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这情景在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绝不是天才的喜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去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钦差大臣》里，俄国的官场到底还是被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喜剧讽刺的对象，其实看客早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作家所写的攻击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进行道德说教的一批剧本中，就看得很熟悉了。《钦差大臣》却只凭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那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们中遇见。果戈里之后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形成了几种很典型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向于理想化的俄国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里在他的喜剧里，紧盯着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真相，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糊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把他们委给一个豪言壮语者，让他们忍受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喜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客观和事实，临末就自然分明地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糊涂，这本身就尽够看客嗤笑和轻蔑的了，对于他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恰如在《伪君子》 [2] 的末一幕里一样，是充当法律的代表，来镇压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永远是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超群的艺术才气，使他懂得调和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之间的矛盾。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钦差大臣》里却完全没有这言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喜剧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中大家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感人的喜剧，也不是一本趣剧，更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作者带来很大苦痛和失望，因为这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里常用于治疗自己的忧郁和精神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好。渴慕漫游和变换居住地，源于他那浪漫的才情。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遥远的国度去的热狂者，有许多类似。果戈里也向往这样的一个辽远的国度，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他在外国的人群中，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里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历生活。他归因于自己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像有些后悔，而且增长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里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离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拜伦和夏多布里昂
都曾经历过，而且弗朗兹·舒伯特
在他那谣曲《流浪者》里，在这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现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
然而，果戈里在经历了五年（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年）的国外旅行后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它庆祝了年轻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里在诗界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当果戈里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很勤奋，工作也顺利地进行。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主义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后一回，就逐渐地退开，让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占了坐。他的蓬勃发展的才能，不断地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地获得胜利，不但在表现形式上，还在旧浪漫形式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积累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对果戈里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里就在这时候改写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时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这部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作品中的先例，而且恐怕是最全面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故事的一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特别地喜爱，曾向果戈里直接采用。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发展，西方已经在文学和行动中开始了对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地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而果戈里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他的《外套》这一篇作品，被人称为俄国所谓的“弹劾小说”
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该看得见，在果戈里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诗人使我们和他那老实的主人公，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驿站；我们到他的屋顶房里去拜访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地，终年数着一小堆铜元，为了好去换银币，他在那里挨饿受冻，节省蜡烛，脱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地坐着，精神上穿着永远的理想的外套；我们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们不太留意他，好像飞过的苍蝇，在那里人们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地在纸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誊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里让这故事以幻想收场，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诙谐和玩笑的混合，以至于几乎完全退向后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性格破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来让他的小说以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来结束而已。
果戈里的艺术，如果从他的旧样式转了向，并且使他的敏锐的观察才能诙谐自由驰骋起来，就是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想要认识这天才的力量，就应该读一读悲壮滑稽的诗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页上都留下了煊赫的证据。
创作《死魂灵》的工作，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诗整页地好像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尚的享受和满足，但成年累月地满怀热望等候着灵感，却也是他向来未曾经历过的。这工作果戈里整做了十六年：从一八三五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页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神从他手里把笔掣去的时候为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这之间，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诗）——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花在续写他的作品的尝试上了。
按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该是一篇“诗”，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门来。果戈里要在这里用新的形式使旧的史诗复活，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说比作荷马的歌唱——一篇韵语，也就是一篇诗。这作品的全盘计划，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设定的，后来就选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静的、并不有趣的叙事诗的故事，逐渐地变为宣讲道德的真理和但愿俄国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渐地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训，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理想里去了。
这诗的全局，果戈里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间或用很平常的样子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计划是怎样地大而深。果戈里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激人的傲语，在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们嫌恶，不高兴听这种话。依他们的见解，以为艺术家的计划倘使真的远大，也许会增长他更甚的骄慢，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伟大的艺术，而是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执着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讲起这真理来。
果戈里对关于他的作品的计划，虽然保守着秘密，但我们也可以根据他偶尔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他和亲近的人们的谈话，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用十分的充足看出作家的秘密——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创造了我，”果戈里曾经说，“他对我并没有隐瞒我的使命。我的出生，不全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简单而切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思考的范围是魂灵，是人生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创作，也应该强大和坚实。”《死魂灵》的整体构造，该是一个这样“强大的、坚实的”工作，当风暴扑向他们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支持，它是他们的救济之道的问答示教
。这诗对于读者，应该是引导道德复苏的领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做一个虔诚的祷告，忏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诗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呢？
果戈里的天性，原是容易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讲。这劝善的调子，早就见于他先前的书简中，而且作证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精神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抒情诗，也曾表现于他的小说上，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在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诙谐中，看见了很是忧郁的短章；看见了人生的许多悲哀和苦痛。然而到得果戈里的诙谐严肃起来的时候，诗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束缚，以为他的责任，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倾向，也逐步地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钦差大臣》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观众眼中，真有一种道德的力量，就决计要用这力量来给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费他已成的势力。在他年轻时，还没有觉察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梦想着成就一种大事，做大众的恩人和教师，做祖国的英雄和战士。因为要贯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重要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现便要给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
于是关于《死魂灵》的奇谈就飞快地失掉了它的滑稽性，果戈里转向那些没有分明的界限和适宜的框子的材料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里便向这主题集中了他的抒情诗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现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着手把这材料进行开拓、掘深，提它到那“伟大的对象”的高度，让他可以说，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贵的作品，就要完成了。把一个简单的奇谈改造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缓缓地、渐渐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显然还说不出当它完成时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明明白白的。
在伦理倾向之外，还有诗人的爱国志向，也给诗篇以很有力的影响。果戈里的爱国主义，原是与时俱进的，当诗人准备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对于祖国的爱，已经和上述的宗教色彩，结合成一种坚强保守的世界观了。而且这爱国主义也如他努力将真理之路指示给同类市民的努力一样，并不停止前进，诗人愈是开拓和掘深他的作品，这爱国情怀也跟着愈加强烈。果戈里在他的小说里，一定要谈起俄国，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经发过许多微辞。他在还没想到续作他的诗篇时，给我们看了他的故乡的“另一面”，而且还是它最不像样子的“另一面”。小说的主角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物，都是空虚得简直可怜的人。那尽写得——十分冷酷和无情地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关于它那好的一面，也就是关于需要我们爱敬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里滋长不止的爱国之情，使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他的诗篇里对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说一句鼓励、同情和亲切的话。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他就越加迫切地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里就从诙谐和讽刺走向文饰俄国和赞美俄国的道德。他要在他的诗篇里给他们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读者是有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开始给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像他先前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飞扬的亢奋了。
这是诗篇的全盘计划中的爱国理想的部分。要使果戈里在流寓中逐年增强的宗教的情结，在诗人的创作上不产生有力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在外国，确定了自己的特别使命。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定的信仰，鼓励着他。他的文字的创作，在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作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里首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履行他的作家的任务；他“决然地改造自己”，他决不宽容地剿灭他认为不洁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他所谓的道德的苏生，来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唯有用纯洁的心灵和明净的感情，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绪和思想，自然也流露在他的诗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同类和同胞赎罪的道德说教的一种方法了。
在果戈里看来，作家的职务是这样地和他本心的特质融为一体的。在果戈里看来，他的诗是给他赎罪的牺牲品。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赎取和惩罚，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误的魂灵净化和明悟的过程，带着一种深沉神秘的气味，就像果戈里总带着尊敬的惊异来读的但丁
的伟大叙事诗一样有意义。
果戈里想做从黑暗进向光明、由地狱升到天上的但丁第二，有一种思想，很深地掌控而且震撼着诗人的魂灵，让他依靠感悟和忏悔，将他的主角引出孽障，纵使不入圣贤之域，也要使他成为高贵的道德的人。这思想，本来是要在诗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现出来的，然而果戈里没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败了，最后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都抛在火里面。所以以完成的诗的圆满的形式，就只有诗篇的第一部：俄国人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虚、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如果我们从《死魂灵》里，除去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诗篇的秘密意义和其他部分的作用，就剩下诗人自己对一切抒情诗的讲解，那么，这部小说就几乎成为《钦差大臣》的直接的，至少是更加丰富、内容更多的续编。两部作品描绘出一幅俄国生活的并不错杂却真实惊人的图像。所写的人物，《钦差大臣》里是官僚，在《死魂灵》里还夹进地主和农奴去。但那图画，在这里是显得无穷之广和深的。《钦差大臣》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差别较小，也不大复杂，而《死魂灵》里满是强有力的对照，跳动着丰富且有差异的人生，它们完全不一样。小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画卷，每个典型都叙述分明，从诗篇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写得毫无差错。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在我们面前生活、动作着的主角：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并没有纽带将他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倒是他从外面飘了进来，恰如赫列斯达可在《钦差大臣》里一样。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别的眷爱和细心塑造出来的。他是枢纽，他周围聚集着诗篇中的所有人物，我们的头领在这农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览会里，随意取出一个，就会引发这样无穷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来，便惹起一种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里对待他的主角，是还很宽容的。乞乞科夫是一个道德上实有可疑，往事无非黑暗，现实确也无聊的人吗？这并不是问题。以人和市民而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骗子，从典型代表者的人格而论，他则是一个展得很大的人物，剥开道德，在它的最深处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着，也使别个活着的。对于这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强盗，诗人并不满足于这冷淡和偏颇的性格描写；他给我们讲他少年时代的全部经历，他给我们解释乞乞科夫怎么会发生这强盗行为的本能，而且引导我们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恶棍和骗子行为的全部责任，是应该判给乞乞科夫一个人，还是他的罪恶的大部分，倒该落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上呢？是的，作者终于向读者直接提出了问题：“那么，乞乞科夫的确是一个这样的无赖吗？”他立刻接下去道：“为什么就是无赖？对于别人，我们又何必这么严厉呢？——他不过是人们所说的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
罪恶第一是在于占有的欲望：它就是使世界显得不大干净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欲望的牺牲品，“然而有些欲望，也非人力所能挑选”。
只要办得到，对乞乞科夫就已经很宽容了，对于那些实在没有这么坏的朋友和相识者，当然更是如此。实际上，诗人是用大慈大悲来对待一切的。首先，是对于贵族，他比对待官僚还要宽容得多。他们自然也是空虚、无聊、猥琐的人，但并不会激起我们特别的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们肯定会耻笑他们，我们怜悯他们，但我们到底也还可以在他们之间生活，用不着妥协和做出大的牺牲。对于总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人的诚实而恳切的马尼洛夫，还提什么非议呢？是的，就连那个索巴克维奇，也几乎可以容忍：这笨重粗暴的刽子手。不过他那动物的本能有时使我们惊骇，此外倒也毫不损害他的邻人。连普柳什金和科罗博奇卡，也赚得我们的同情多于我们的审判。作者自己，陈列了他们的灵魂的渺小和空虚，他们的生活的无聊，但也连忙来使读者在太早的审判之前，先从这两样中选取它一样。他向我们说明了普柳什金的幸福生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就知道面前站着一个不幸者，是他自己无法抵抗的热情的牺牲品。作者怀着深深的苦痛，讲述着一个人堕落下去的无聊、渺小和讨厌；他展示出人像的变异来，并且给我们充满智慧的忠告，如果我们从娇柔的童年跨进了严正固定的成人时期，就得给自己备好一大批灵感和理想，作为存储，不能在中途随便浪费。果戈里用活尸来恐吓我们，然而他总说这并不会使人胆怯，倒博得我们的同情之泪。即使是诺兹德廖夫，这浮躁、无耻、欺骗和冷嘲的集成，果戈里也写得他还有一点可取之处，连坏心思也都没有遮掩，他对我们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使我们对他也无须真的发怒了。
果戈里也是这样恳切和宽容地来描写他的主角的同伴的，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人一类，本身并不是官僚。但反之，对于这一类人物，他就严厉得多了，如果他们担任着国家的一种什么职务，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官。
恰如在《钦差大臣》里一样，《死魂灵》也毫不包含政治讽喻的痕迹。讥刺也没有一句触着地位很高的上等人，不过一个一个地向着官场中的小人物。
整个诗篇，是一个美的模范，所以也不会使读者觉得它是对统治和行政的批判，但除了《戈贝金大尉的故事》，这是检查官绝对不肯放过的，由作者大加改换和检讨，这才通过了检查。这故事是果戈里敢于对君权置议的唯一的表演。别的一切作品，他只不过是选取由这权力而来的机关为目标，还要细看了主角的品级和地位，再来区别他的攻击的轻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就愈温和，他的目标，自然并不在专来奉承统治者，倒只为了一种假设，以为高的智识，就也会恪守高的道德。
因此，《死魂灵》里的所有的大官，除了总督和知事，其他官也都是可敬可爱的人们，至多也不过是有一两点古怪和特别之处。这美好的官场，给道德家仅留下了很少的一点暗淡，真的，从果戈里的表现来看，他可以置身他们之中，简直好像在家里一样。
然而图画突然强有力地变换了，如果我们从这位分较高的外省官员的圈子，走进低级的区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进那坐着小官的办公室里去，这时我们就到了公文的王国，有龌龊的，有干净的，而这不法和邪恶的里面，还有一片很宽广的活动余地。我们参加对假证人的处置审判，真到场的很少，大抵是挑选些没受过教育的法官。我们看见乞乞科夫的骗局怎样得到法律的许可，单是为了情面就不收取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写在别个请愿人的账目上……总而言之，已经不是沿着上司划定的符合道德的路线而行，却向冷静而纯粹的功利主义的真的恶棍和骗子的社会投降了。
如果我们再走下去，出了都市，走到乡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地方遇到十足的废物和无赖，例如宪兵大佐特罗巴希金，是一个心肠柔软的汉子，历访各村，像逞威的时疫似的无处不到，因此他最终也被农人们送往别一世界去了。那报告我们乡村警察的英雄行为的一段，在全部诗篇里，的确要算是很大胆的。
《死魂灵》的第一部，因此实在是一篇关于可怜和无聊的人们的叙事诗。这禀着猛兽的本能的钻谋骑士的可怜，都市社会全体，男男女女的可怜和猥琐，这细小和无聊的利益关系，这没有目的的醉生梦死，这精神的愚钝，这唠叨和谗谤的王国的可怜。然而最具有特点的，也还有农人，作者只不过适当简短地提及了一下，在《死魂灵》中，作者出色地描写了他们的难看和可怜方面。农人是无所谓无德和有德，无所谓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钝、麻木。果戈里不愿意像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和心思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愿意把他们写得很坏，像讽刺作家那样，将读者的注意拉到我们可怜、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们的玩味和赏识。
诗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看看乞乞科夫对他买进来的农奴的命运做出的推测，就能够明白诗人在幻想这些可怜人的命运，这些人们，都被很生动地描写着死掉之后，他们的主人就给了他们高度的赞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见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卡伊大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话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诗篇中，也没有一处可以发现俄国农夫天生的机智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让我们喜欢，而且凡是祖国的朋友，也应该常常并且有意讲给我们听。
这就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诗幸存部分的内容真相。据我们看来，这作品，在它的作者看来是有很深的道德意义的。它先使我们遇见一群空虚、邪恶和可怜的人，接着再给我们一幅他们振作起来的美丽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诗篇是献给他的祖国的誓约，首先涤荡过一切可憎和污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伦理意义，是果戈里依据他的宗教观念，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软的、怜悯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里对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的态度很坚决，一句话，他就是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报效祖国的崇高使命而服务，是没有人能够夺取和克扣的。
然而熟读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并不单在于弹劾和谴责。这讽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被缚到笞柱上去的人，给以公平的宽恕。他还替最邪恶者找寻饶恕和分辩的话，他绝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于是就另选出一个名称，叫作孱弱者，想借此使读者对于被弹劾和被摈斥的人，心存宽恕。他引导人认识自己的罪孽。那方法，并不是揭发他们的坏处和罪恶，倒往往是在他们那里，引起他们对于因自身或别人的罪过而陷于不幸的周围人的同情。
但《死魂灵》在俄国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伟大意义，却并非这道德的理想和观照。作品还没有完成，俄国的读者从诗人冷静的誓约中毫无所得。读者留在手里的，只不过是一卷对于他所生活着的社会的弹劾状，是一卷成于真正的诗歌巨匠、伟大的写实作家之手的弹劾状。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伟大的写实小说的开端和模范，而常常捉弄人们的是，在这浪漫者和诗人所写的写实小说的伟大标本中，那作者的行径以浪漫的梦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讲终。
然而造化将神奇的才能给这宣讲者放在摇篮里了，他禀着别人没有的纯净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羁的描写真实的能力——在这才干达到顶峰，又极迅速而不停地消失的短时期中，诗人用极深的真实，创造了这巨大的图画，在这上面，俄国人这才第一次看见他们自己，看见狼狈的生活本身的真实映像。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1] Ilias ，希腊诗人荷马（Homer）所作有名的两大史诗之一。——译者注
[2] Le Tartuffe ，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的作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