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曹野那姬来历推测

曹野那姬的来历，虽系宫闱秘事，史无明文记载，但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以及近年来对入华粟特文化的研究，笔者推测无非有三个可能：

其一，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亚昭武九姓胡与唐王朝经常通过“贡”与“赐”的方式进行交往。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中描述胡人进贡盛况：“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实际上，西胡入贡不仅次数相当可观，而且贡品种类繁多，蔡鸿生先生据《册府元龟》统计 ，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到代宗大历七年（772）近150年间，共入贡94次，其中曹国8次。特别是8世纪上半期由于阿拉伯帝国不断向东进攻，对中亚两河流域诸国步步进逼，迫使它们向中国求救。唐玄宗时代九姓胡自开元五年（717）至天宝十四载（755）共入贡56次。天宝四载，曹国国王哥罗仆禄呈贡表称：“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兹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明确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唐朝的一个小州。在这种背景下，曹国贡品除了进献名宝、殊玩、异品、马豹等外，完全有可能进献胡人女子。天宝元年，曹国的进献只记载有名马，其他未说，但很有可能献有胡人女子，因为开元七年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子，开元十五年康国进贡胡旋女子，史国开元十五年也两次进献胡旋女子，米国在开元十七年一次进献胡旋女子三人。这已是昭武九姓胡的传统惯例。曹国最后一次进贡是在天宝十四载三月，虽然没有记载贡品内容，但国王设阿忽贡奉的估计仍是名马、胡旋女子等。

其二，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买卖市场也非常兴盛，尤其胡人奴婢买卖特盛，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买婢市券可为明证。《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今陕西兴平县）人唐荣，得练肆拾匹。”《唐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称：“今将胡婢绿珠年十三岁，于西州市出卖与女薛十五娘，得大练肆拾匹。” 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口合绢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长安价格是西州的6倍多，因而刺激来往中原的行客和兴生胡们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吐鲁番文书市券注明绿珠、失满儿是胡婢，有些用汉人女子名字的春儿、桃叶之类，也有可能是胡婢，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记载唐麟德二年（665）张玄逸家中失盗，怀疑婢女春香所为，婢女自辩云：“春香等身是突厥（人）” ，夜宿在家并无盗窃之事。可见，婢女虽用汉人春香名字，实际却是突厥人。兴生胡是胡人奴婢主要的贩卖者和经营者，为了市易取利，他们是不管什么民族情结的，往往将本民族的同胞女子转手倒卖。

其三，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流寓迁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兴生胡，常常以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所记唐高宗时期，曹禄山与其兄曹炎延均是客居长安的兴生胡，与他们沿丝路北道同赴弓月城的还有“曹果毅、曹二（即曹毕娑）是胡，客京师，有家口在” 。由此印证当时曹姓胡人商贾在长安不仅人数多，而且在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长安西市作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为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因而，传承“曹”姓种族的胡人女子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长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就有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当然，皇家梨园中也有不少胡人艺术家，尤其是传承三代的琵琶世家如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等，享誉乐坛，胡姓曹家的女子作为乐户身份入宫后，也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

对比分析以上三条，笔者认为曹野那姬如果是出身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原名，当时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是胡旋女子，因此她很有可能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作为“最喜欢的人”，也就是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擅长“拂菻妖姿，西河别部”才能进入后宫，赢得皇帝的喜爱。“有容止，善歌舞”的赵丽妃就是玄宗为临淄王时于潞州藩邸得幸的倡女，后生太子李瑛。杨贵妃也擅长胡旋舞，就是靠“善歌舞，晓音律”而令玄宗大悦。唐玄宗时期后宫飘散着外来的缕缕胡风，故曹野那姬倚仗胡旋女这条捷径进入后宫的可能性较大。 9N2XI/RHJfj4Wk31X7Sn4hZoSr6quLOrA36sw+kPoRpexB1kQj4c5vjfP0EHPU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