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6—10世纪是中古社会大分化、大激荡、大一统的时代，其中民族问题最为复杂。每当我读到史书中有关残暴行为的描述时，心里总会激荡起难以平复的悲伤，《安禄山事迹》卷下云：“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安史之众，素号杂胡，粟特后裔自兼有突厥、奚、契丹诸部。像这样因为高鼻深目长相被误认为是胡人而在动乱中遇害的冤屈事件，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历史过程中，屡有发生。尽管这是千年前的历史记载，与当下有相当隔膜，但我还是深深体会到史学家描述时的颤抖笔端。民族残杀会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痕有多么深刻，乱世造成的民族内伤与留下的痛苦会有多么沉重，很难抚平释然。

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一个族群杂汇的时代，纷乱庞杂的族群认同和种族表相的差异问题，影响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各种话语表述当中，犹如一面多民族的镜像，反映着文化、社会、政治局面的诸多变化。每当我吟诵到唐诗时，便有一番感叹油然而生。耿《凉州词》：“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武元衡《酬严司空荆南见寄》：“金笳曾掩胡人泪，丽句初传明月楼”；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纽带不像政治经济那样说得清道得明，但往往会成为我们判断民族或族群的一个重要因素。

隋唐三百年间，民族混杂与族群认同所产生的影响贯穿始终，胡汉融合的文化张力也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传统上，学界对中古民族问题的研究爱用“胡化”或“汉化”的二元分析框架，因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开篇便称：“（种族与文化）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从此种族问题成为进入隋唐民族研究的重要路径，具体地讲，不仅有政治仕途、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等问题，还有家族血亲、身体特征、婚姻嫁娶等问题。近二十年前，我沿着陈寅恪先生探索崔莺莺族属的思路，撰写了《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一文，对他所提出的胡人姓名、善弹霓裳羽衣曲和胡人酿造乾和葡萄酒三点证据又做了五点新补充，继续推测崔莺莺可能原名为曹九九，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女子。《北京青年报》学术版编辑从《中国历史文物》选编我发表的文章后，以“崔莺莺原来是外国人”为标题公布，顿时轰动了学术界，引起的大哗久久未能平息，赞许谩骂纷至沓来。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不惜借此大谈妓女的性生活，迫使我在《光明日报》上撰写《谈崔莺莺身世角色的探索》以回应。后来，我又沿着罗香林和蔡鸿生先生开掘的思路写了《曹野那姬考》，依据《新唐书》和出土文献考证寿安公主的母亲曹野那姬为中亚粟特人，《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又被报刊以“唐玄宗有一个洋贵妃”为题铺天盖地地宣传。其实这些都是民族研究中常遇到的问题，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等族属都是如此。陈寅恪先生还提出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人老色衰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也可能是中亚粟特女子，只可惜旁证辅证还没有寻觅到确凿证据，有待后来的年轻人破解。

我们要善于利用考古文物新证据解读许多民族问题，不可忽视历史线索而轻意武断下定论。特别是“胡化”与“汉化”交错的地域，何谓“胡”何谓“汉”一直纠缠不清，特定历史环境有特殊的定义，不同人群有不一样的族群认同，很多入华的胡蕃后裔早就将自己归于汉族高门贵胄，墓志上赫赫刻以“大唐”子民的字样，至于那些“胡貌汉服”或是“胡服汉相”的陶俑、壁画人物比比皆是，难分族属。

从很多历史碎片中，我们能读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感受到一种超越历史的感悟。有些民族的变化令人瞠目，有些族群的延续让人吃惊。各民族有特长的艺人、工匠带来的异域工艺、绘画雕塑、新奇乐舞、金银珍宝、驯兽幻术、医药知识、天文历法以及军事技术等，以致中土汉地各阶层士民对“奇技淫巧”爱不释手，就是千年后人们面对这些文物遗宝仍然沉溺不能自拔。所以研究者在打捞碎片的时候，讲究对史实的多角度参证，并且要有幅度与层次，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中走出，全面把握历史本来的真相，体现出一种枝繁叶茂的民族观与历史观。

近几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关于中亚粟特人的墓葬、石棺、墓志以及艺术品层出不穷，所以学术界研究中亚粟特人成为最火的前沿热点，成为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一直是人数最多、最经久不衰的离散群体。他们散布在中国各地，通过同胞关系、家族关系、贸易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和小型生活聚落。对于那些游走于各地进行贸易的胡汉商旅而言，他们所生活的某个时期甚至比今人能想见的疆域还要大。从遥远的雪山到广袤的平原，从孤独的客驿到繁华的邸店，都有他们的身影。

当然，隋唐民族问题不只是针对西域胡人，突厥、回纥、党项、契丹、奚族、高丽、新罗、百济、吐蕃等“方外之人”都是当时民族问题需要面对的对象，史学家顶多记叙酋长、胡王、可汗、蕃将等头面人物，不可能记录下那么多普通外来族群的命运，外来的族群更像时代飓风中的微尘，像战乱动荡中的一缕青烟，常常被忽略不记。特别是在战乱动荡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外来的民族人物及其家族命运就更为多舛。我利用出土墓志撰写了一些罕见的民族人物的考证文章，很难从史籍中找寻到与他们的内心喜怒哀乐有关的记载，他们的家世渊源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或墓志的空洞骈文中消失了。历史学家只是将这些外来民族简单记录在正史的“西域传”“突厥传”等传记之中，掏空原本附在他们肉身上的一切，除了一个个名字，其他一切一无所有。

如果说“远方殊俗”“异域化外”的民族研究就像拼凑五彩斑斓的图画，不如说混杂在一起的族群印记给了我们对民族历史记忆沉淀后的思考。在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中，从魏晋南北朝走向隋唐无疑是一个记忆高峰，人类学表述的从边缘族群流动走向中心的趋势得到突出呈现，这一时段的民族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