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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历史问题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的前沿问题，体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域外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往来互动。从广阔无垠的草原到茫茫无际的戈壁，从峻岭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胡汉碰撞演绎的历史与胡汉融合的文化遗痕清晰可见。一个世纪以来，中古胡汉演进图册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补充，唤起人们从历史记忆中醒来。
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也依靠文化的链环衔接与延续。千年前的中古时代已经离我们的记忆十分遥远，但是这个消失于历史深处的隋唐文化又距离我们很近很近，脍炙人口的唐诗常常被人们吟咏朗诵，斑斓多彩的唐服常常飘忽在人们眼前，风剥雨蚀的唐窟佛像不时展现在人们面前，花纹精美的金银器不断出现在各类奢侈品的海报上……今人借助隋唐大国的文化遗产仍然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出国展览的大唐文物成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中的胡俑、壁画、金银器、纺织品等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书写胡汉历史就是书写我们民族的心灵史，是提高我们民族思想境界的人生之学。胡人形象的陶俑、壁画等载体不是一幅幅威武雄壮的“群星谱”，但却是能够进入那个时代历史谱系的一组组雕像，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民族形象和艺术魅力。观摩着不同的胡人造型正反面形象，犹如端详观赏“肖像”，让我们发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多元文化的民族正面。
北朝隋唐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幻象，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雕塑、绘画、器物等种种载体看到当时人的形象，通过缩微的文物看到当时的卓越创造。所以我每次面对那些雕塑的胡俑、蕃俑、汉俑……观察那些壁画中深目高鼻、栩栩如生的人物，不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感觉，而是湿漉漉、黏糊糊的情感，文物就是当时历史遗留下的精华版，对我们的思维理解有着直观的作用，并成为今人解读中国古代最辉煌时期的向导。
20多年来，我走访了海内外许多收藏有中国古代“胡”“蕃”等外来文物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记述和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画，闪现在我眼前和萦绕脑际的就是中古时期的胡人记忆。历史的经纬中总是沉潜着被文献忽略的人群，最精彩的史页里也匿藏着深深的外来民族元素，来自西域或更西方的胡人就常常被主观避开。所幸的是考古文物印证了史书记录的胡人活动，呼应了诗赋中对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旧史轶闻中存在的疑团，生动地折射出胡汉相杂的历史面貌。尽管学界有些人嘲笑我是“纸上考古”，但这其中的辛苦一点不比田野考古轻松，只有在破解疑难问题和写作论著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
有时为了一个历史细节推敲往往要耗费几年时间，等待新证据的出现。比如狩猎中的驯鹰，我既听过哈萨克人也听过鄂伦春人的介绍，这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考证，而是为了寻求新的认知和新的叙述角度。又如马术马球，我曾到京郊马球俱乐部向调马教练、驯马兽医和赛马骑手当面讨教，理解打马球的主要细节。我在新疆进行学术考察时，维吾尔族学者就对我说，胡旋舞、胡腾舞都应是手的动作最重要，扭腰、转脖、抖肩、伸腿以及扭动臀部，都是以手势为主。现在仿唐乐舞却将腿踢得很高，女的露大腿，那绝对是笑话。这就促使我思考理解古代胡人一定不能想当然，就像舞蹈，如果按照现代舞蹈理解，古代胡人的舞蹈就会与我们有着较大的隔阂。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察，我又明白了乌兹别克族属于突厥民族，舞姿以双手为主；塔吉克族属于伊朗民族，舞姿以双腿为主。因此要贴近古代，需要认真考察思索。
我所从事的历史文物研究，不单是介绍历史知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更不是胡编乱说糊弄历史，我所看重的是发掘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及其对当代人的影响，这样才能理解今天不同语言民族分布的历史渊源，才能够看清当下中国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实质，才能在诸如国家民族文化大事议题上掌控话语权。因为华夏民族遭受过太多的伤痛，留下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沉在史料海洋里和考古文物堆中，通过文物、文字和古人灵魂对话，就是让今人知道历史上曾有一群人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这样的文字比起虚构的文学更能有助于人们认知中华民族的文化，了解中华民族并没有落后挨打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继续写下去。
中古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以遐想，这种遐想不是瞎想，而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艺术来源于真实，也高于真实，当那些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胡人蕃人形象文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常想这是不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生物，它不是玄虚文字描写的，却是从点滴微观的真实细节做起的可信典型，从而使久远的人物又有了活生生的呼吸，以及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们通过一个个造型各异的胡服蕃俑，不仅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要通过它们再现重要文献记载的史实，像断片的串接活现出有历史依据的外族形象，力求还原或接近历史。有人说我是挖掘陶俑里的胡人艺术形象，实际上我更多的是读书识人，通过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互证互映，不仅想说清楚胡人陶俑的沉浮转变，更重要的是用胡俑的记忆串起当年的历史。
有人问：哪个胡俑会说话？用土烧制的胡俑确实不会说话，但是胡俑的造型是无言却有肢体语言，此处无言胜有言，不仅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也给人聆听其声的感觉。陶俑就好像是凝固的语言、缩微的雕塑、诉说的故事，是以“人”为本的构思创作。细心挖掘它，采集创意，权威解读，它就能成为文化的承载者、历史的记忆者。伴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物发现，汉晋至隋唐的陶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有些被误判为赝品的艺术造型也从墓葬中挖出，着实令人吃惊。这些陶俑作品被人们记住，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看到的人就能感受到它的风骨、硬骨，也能感受它的柔骨、媚骨。
生活，是陶俑创造者艺术敏感的源泉，正是异族种种生活状态成为创作者接通才华的渠道，许多胡俑造型摆脱了外在奇异怪诞的生理性描绘，更重视内在的心理刻画以表现人物的本来面貌。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粗制滥造、雷同相似的陶俑，但就是有几个造型独特的胡俑便会使我们眼前一亮，感叹当时工匠精彩绝伦的艺术创造。
泱泱大国的唐朝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扫除了萎靡不振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我们崇敬那个时代，崇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而我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血脉的来历则是共同的追求。
唐代留给我们的不是到处能够“申遗”的遗址，更多的是无形却融入于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三省制使得参与政府管理的官员互相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科举制最大限度地打破门阀固化，释放富有才华的青年人的活力，使他们有了上升通道；他们远赴边塞为博取功名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而展现才华。如果说国都长安社会环境容易产生“光芒万丈”的诗人，或是浓缩很多“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个盛产传奇的时代，洛阳、太原、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通过外来文化的交流谱写了各自城市的传奇。
“拂菻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李世民《咏风》）“宛马随秦草，胡人问汉花。”（郑《入塞曲》）“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崔颢《辽西作》）“背经来汉地，袒膊过冬天。”（周贺《赠胡僧》）“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幽州胡马客歌》）像这类描写胡汉族群与艺术的诗歌俯拾皆是，钱起《校猎曲》“数骑胡人猎兽归”，鲍防《杂感》“胡人岁献葡萄酒”以及“胡歌夷声”“胡啼蕃语”“胡琴羌笛”“胡云汉月”等，过去被认为对周边种族有贬低歧视之意的“胡”，越来越成为今天国际上公认的中性词，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对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胡汉融合鼎盛时期不过几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几代人体察醒悟，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总是被困在民粹单边的囚笼里。隋唐王朝作为多民族汇聚的移民国家，深深镌刻下了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
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多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又被统一意识形态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例如《旧唐书·滕王元婴传》载神龙初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的儿子李茂宗“状貌类胡而丰硕”，很有可能他是胡汉结合的后代。又例如寿安公主是唐玄宗和曹野那姬中外婚姻的混血姑娘，被记录进《新唐书·公主传》，这类例子唐代应该是很多的。但我们并不是宣扬“和谐”、不谈“冲突”，族群之间的矛盾不会消融无踪。
胡人的脸庞并不能完全代表外来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墓葬习俗中，以胡人形象作为奴仆来炫耀墓主人的地位，是自汉代以来一脉相承的艺术表现形式。汉代画像石中就有胡人跪拜形象，东汉墓葬中的胡俑更有特殊性，不由地让我们想起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中记载的二十余国外来使者、贵人和商人，也使我想起移民从来都是弱势群体，不断会受到本地官方和各色人的威胁，除非以地域、种族形成的聚落已成为有影响的移民据点。魏晋以后，遍布中国北方的外来移民聚落和北方民族中活跃的胡人，促成了以胡汉“天子”“可汗”合衔为代表超越民族界限的国家管理系统，隋唐两代能发展到具有“世界性”元素的盛世，不是依靠胡汉血缘的混合，而是仰仗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决于血统，而是决定于心系何方。
曾有资深学者当面向我指出：现在一些研究者在书中大量使用史料以佐证胡人文化，乍一看，显得相当博学有深意，但却并不具有与其博学相当的思辨深度，这种研究成果所表现的仅仅是胡人历史线索的再现，缺失理论上的洞见，虽时有创新，却难以走出历史文献学的庸见，使得研究成果缺少一种脉络思考的深度，只是在历史研究中一次转身而已。
这番话对我震动巨大，使我认识到：高估胡蕃冲击或低估胡人活力，都不可取。胡人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不是汉地原住民的形象，“胡汉”两字并不曾被作为任何某一个朝代的专属名称，胡人进入中原仍是以中华正朔为标志，但我们用文物再现和用文字释读，就是通过截取一个非主流横剖面，力争探索胡汉繁杂、华戎混生的交融社会，给予人们一个不同的视角认识真实的中古历史。特别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移入易、融入难的外来移民问题，没有史书背后的体悟恐怕只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描写。如果我们将自己置入历史语境中，唯有以一个唐代的文化遗民、古典的学者文人身份，才能坦然地进入中华共同体的历史场景中。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人群。“胡人”意识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隐藏着域内域外互动交流的潮流。海内外研究中古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文化的学者都指出过隋唐经过对周边区域的多方经营，不仅有遥控册封蕃部的羁縻体制，还有胡汉共管“都护府”的军政体制，或者采用“和亲”方式妥协安抚归顺的其他族群，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保障了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
目前学界兴起用“全球史”的视野看待历史进程中的事与人，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的藩篱，开放包容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我们的主张。我赞成对过去历史进行宏大的叙事，但同时也执着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我要感恩汉唐古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等文化遗产，使得我们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
每当我在博物馆或考古库房里看着那些男装女像的陶俑，眉宇间颇有英气的女子使人恍惚有种历史穿越感，深究起来“巾帼不让须眉”也只有那个时代具备，真实的历史诉求和艺术的神韵呼唤，常使我的研究情绪起伏跌宕，但绝不能削弱历史厚重感，减弱人文思想性，化弱珍贵艺术品质，只有借助胡汉融合的圣火才能唤醒我们的激情，因为圣火点燃的激情，属于中古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在撰写论文与汇集这部著作时，我并不是要充分展现一个文物学者、历史学者的丰沛资源，更不是炫耀自己的广博和庞杂让人叹为观止。单是搜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料就是一件费时耗力的事情，更何况还要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则组织成不失严肃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学者专家的提点，让我对他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尽管大名不再一一单列，可是他们的学术成果永远启迪着后人。
史学创新不是刷新，它是人的灵魂深处呼出的新气息，是一种清新峻拔的精神脉络。对历史的烛照，为的是探寻现实，族群间和民族间互助互利才是王道，告诉人们和平安定的盛世社会是有迹可循的。我常常担心以偏概全，论证不当，留下太多的遗珠之憾。期望读者看完我们研究中古胡汉交会的成果就要像呼吸到文明十字口里的风，吐纳出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
我自2000年选调入京后，没有申报过任何国家科研项目，没有央求任何机构或个人资助，在完全依靠自己平时读书收集资料的情况下，写下了近百篇论文，从而编辑成即将出版的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孙机先生、蔡鸿生先生、林悟殊先生等学术前辈都教导我说，不要依靠政府项目资助急匆匆完成任务交差，精神产品绝不能生产垃圾。在没有任何研究经费的帮助下，我希望通过此书可以验证纯粹学术一定有适当的土壤，从而得以生存和结果。本书的出版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申报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又给予出版经费的补助，再一次证明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会在文化大潮中坚守不败的，学术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为这个信念而做出的坚守，其意义甚至比学术本身更大。
葛承雍
2018年7月于北京方庄南成寿寺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