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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08年，算来已有十个年头了，市面上早已脱销。虽然印数不多，但也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最贵的竟然标价500元一本。当然，这也与本书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而主要由一些随笔、访谈、讲演和短文组成有关，其中与本人青年时代亲身经历相关的部分，可能对今天那些仍然在逆境中艰难拼搏的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次新编，我去掉了一些比较沉闷的、哲学专业性太强的以及已收入其他文集中的文章，补充了一些较有可读性的文章，并加了一些新旧照片，使文章读起来更加直观。算来减少的部分有10篇，增加的部分共12篇，保留的有17篇，总的字数有所增加，特别是加了一篇自传性的《一个“右二代”的“革命”经历》和几篇文学艺术评论（其中最长的一篇是《史铁生的哲学》，为最近在北京青年报社的一次演讲），并配上相应的图片，内容更为生动。所以这个本子仅仅称为“修订本”已经不够了，干脆叫作“新编本”。但主题仍然是“人论三题”，即人生的功课、人格的建构和人性的镜子，这也是我数十年来整个学术研究背后最重要的三个主题，无论我面对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那深奥晦涩的文字，还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艺术现象，或是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波诡云谲的国内外时势的跌宕起伏，这三个主题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内心中向我提问，逼迫我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所发生的最大变革是什么？我想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人的发现。这本来是人们经常用来形容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赞语，但不同的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在反抗中世纪的思想禁锢时，他们手中现成的武器就是古希腊罗马所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相反，中国当代的“人的发现”却不可能采取“文艺复兴”这种形式，因为我们从古代传统中所能够继承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就是“人的扼杀”或“人的遮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归结为“家国天下”，就是归结为“自然”。这一传统的阻力不但时时将人们引回古老的时代，而且近些年大有笼罩一切、控制一切之势。但毕竟，随着国门的打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在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已经睁开眼睛看自己了。同一个“人的发现”，在西方近代采取了文艺复兴的方式，而在中国则是采取了面向西方文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实则为一——就是揭开千年以上的文化遮蔽而返回到普世的人性。
我本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现在的青年人可能很难理解，我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而获得对西方文化的最起码的教养的。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西方文学经典作品，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经磨难后所仅存下来的硕果。这两种西方的意识形态，一个从思维方式上，另一个从情感方式上，猛烈地撞击着当时我那渴求光明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中那么频繁地回到自己的知青生活，因为那就是我的启蒙时代。我以自己的经历证明，即便是“文革”和上山下乡那样的思想荒漠，也不能完全抹杀和阻止人在黑暗中的摸索，正如顾城所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今天举国上下的商品经济大潮带来了另一种思想黑暗，人们纷纷返回到古老传统中去寻求心灵的避难所，试图在那里维持几千年来的麻木和自欺。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是鲁迅在《死火》中所描绘的处境：要么让自己冻灭，要么燃烧起来，“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哪怕烧完。思想上的懒汉等于未曾诞生，又何苦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也正是我自己当年的想法。由此我也悟到，现在的年轻人和我的知青时代有同样的困惑，需要付出同样的毅力和决心来抗击周围的黑暗。这也许正是我的书能够得到年轻一代的关注和共鸣的缘故吧。
编完此书，我想到还有两个多月，我将迈入人生的“古稀之年”，本书第一部分“人生的功课”可以看作我对七十年心路历程的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在这里，我为我自己，也为年轻的读者们，感谢吴思博女士的约稿，以及三联书店慨然接受此书的出版！
邓晓芒，2018年1月20日，于喻家山
正当我七十岁将满，准备从华中科技大学按正常程序办理退休手续前夕，今年4月4日，湖北大学聘我为该校哲学学院资深教授，获终身教职。在聘任仪式上，我为学院一百多师生做了一场关于生死问题的演讲，决心将有限的余生，用来从事自己深爱的哲学事业。这不是矫情，而是我的真实想法。
2018年5月13日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