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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舟
南菁书院是晚清江南文化精英聚集的场所。胡适曾对南菁书院有极高评价，称其“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作的论文”。
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大力支持下，于光绪八年在江阴创办，其本意是为了“专课通省经、古”。
黄体芳之后，王先谦继任江苏学政，他在南菁书院刊刻《续经解》，并刊刻《南菁书院丛书》，这两位学政和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历任山长将南菁书院建设成为东南学术重镇，也因此吸引了大批东南的优秀人才。清代江阴是常州府的属县，因此常州府的学子得地域之便，入南菁书院者甚多。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入南菁的仅武进、阳湖二县的学人便有数十人之多。这些人可以说是晚清江南学人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对其研究有助于讨论晚清江南社会及学术之变迁。不过限于资料与篇幅等原因，本文仅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进行讨论。
以下以家族为单位，根据个人入南菁书院时间顺序排列先后。
刘可毅，原名毓麟，字葆真，光绪十八年会元，官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失踪。光绪十一年入南菁书院。刘翰，原名葆谷，又名懽，字淮生，光绪十九年举人。在光绪十一年年初公布的南菁第一批甄别试名单中，刘翰是唯一的常州人，他在经学和古学名单中均列一等。
西关刘氏称其始祖为南宋学者刘子翚，至明代刘昂始迁至常州城大西关。在晚清以前从来没有取得过科举上太瞩目的成就，只是以耕读传家。刘翰的祖父刘养浩是著名的塾师，薛临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薛临正本人也是晚清常州最著名的塾师之一，他是吕思勉父亲的老师，
与孟昭常、沈同芳、陆尔奎、庄鼎彝为光绪十七年的同榜举人。西关刘氏除了耕读之外，经商是家族的主要传统。刘养浩除次子刘遵谦读书外，“其余诸子将届成年，皆令弃书习贾”。儿子刘遵路便“经商清淮，往来扬镇间”。
弟弟刘正伦也是早年攻习举业，后以家计艰难，“不能卒读，遂充儒服贾，经营二十载，艰苦备尝，业日隆起”。
到了刘养浩孙辈，西关刘氏开始迅速崛起，这一辈涌现出了刘可毅、刘翰、刘树屏、刘树森、刘垣等多位日后名噪一时的人物。刘遵路之子便是刘可毅，而刘遵敏五个儿子个个都异常出色。长子刘树屏，原名景琦，字葆良，光绪十六年进士，官至署徽宁池太广兵备道、芜湖关监督，曾任澄衷学堂监督、安徽大学堂总办。次子即刘翰。三子为刘树钧，原名葆忠，字寅生，上海富商。四子为刘树森，原名葆基，字柏生，上海富商。五子为刘垣，原名葆厚，字厚生，曾任大生纺织公司经理，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长期协助张謇从事政治、实业活动。
刘氏兄弟兼具了读书和经商两种天分，刘翰与刘可毅、刘树屏继承了刘养浩的遗钵，少年时便被称作“三刘”，名噪乡里，刘可毅更是晚清时常州最著名的才子之一。而刘树钧、刘树森和刘垣则具有出色的经营之才。其中刘树森是清末民初常州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富商之一，上海商学会的创始人，上海总商会的秘书，他在最鼎盛时期曾经拥有五家棉纺织厂和全国最大的造纸厂，更是著名愚园的主人，只是后来惨遭失败。刘垣曾回顾他和兄长创业的进程，称：“吾兄与予以孤寒无所凭藉之身，寄迹市廛，不自量力，奋臂鼓舌，思以工矿实业挽救国运，始若小有成就，卒乃后先溃败，不可收拾，坐视残余，事业随世变而消逝，可哀也已。”
赵椿年，字剑秋，一字春木，晚署坡邻老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民国后任财政部次长、审计院副院长。他也是第一批进入南菁的常州人，据其《覃研斋师友小记》，
他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入南菁，直至光绪十五年离院。
赵椿年所在的西盖赵氏自称为宋魏王赵德昭之后，赵德昭第十一世孙赵孟堙为元高邮录事参军，泰定二年过武进政成乡倾盖亭，遂定居于此，并改倾盖为西盖（今武进横林赵家塘村），为西盖迁常一世祖。赵椿年的五世祖便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赵翼，而民国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则是其侄。
方怡，字子顺，著有《韩庐劫余剩稿》。光绪十一年入南菁书院。
方毅，字叔远。民国后任商务印书馆辞典部副主任，协助陆尔奎主编《辞源》，陆尔奎离开商务印书馆后，他接任辞典部主任，担任《辞源续编》的主编。光绪二十四年入南菁书院。
方氏一族先世为湖州德清人，明永乐年间，有先祖于北京任锦衣卫指挥使者，遂入籍顺天。清初方国栋任苏松常道，在任时将其子方辰与常州徐氏联姻，从此开始定居于常州，但仍未改籍贯，因此方氏一直是以大兴籍在京城读书入学。乾隆年间方联聚于乾隆五十一年中顺天乡试举人，后任甘肃知县。其子方履篯，字彦闻，一字术民，自署江左侨民，官知县。方履篯是嘉道时常州著名的骈文家和书法家，与李兆洛、董士锡等人齐名，他的女婿是张惠言的孙子。方履篯有三子，其中次子方骏谧有三子，即方恮，字子谨，一字退斋；方恒，字子永；方怡，字子顺，三人均有文名，尤长历史地理，有文集传世。方恮、方恒都是赵烈文的女婿，方怡则是邓廷桢的孙婿。方恒子即方毅，他也是三兄弟中唯一有后嗣的，因此方毅一人承继三房宗祧。
吴稚晖，名朓，更后名敬恒，小字奇龄，字稚晖，遂以字行，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光绪十五年入南菁书院，入训字斋。光绪十八年五月，因江阴知县乘舆过孔庙未下轿，吴稚晖与同学田自芸等人以为其“非圣无法”，拦舆质询，知县拘田自芸入县衙，吴稚晖与其交涉，知县承认非法，以轿送其回书院，然山长黄以周不满其所为，令其离院。
吴稚晖的出生地雪堰桥位于常州与无锡交界处，是阳湖县境东南诸水入湖之口，太湖鱼虾、马山果品及附近数十里内之米麦猪只，皆以此为集散地，所谓“吾邑东南新塘乡滨太湖，其市镇曰雪堰，贸居贾舶集焉”。
元末吴高益自苏州山塘徙居雪堰，是为雪堰吴氏始迁祖。雪堰吴氏并非豪门，在吴稚晖之前，整个清代只出现过顺治十四年举人吴侯一人。吴稚晖六岁丧母，早年随外祖母邹氏寓居外家无锡江尖，故其生平一向自称无锡人，与无锡士人的交往也更为亲密。其父吴有成是钱肆会计，“历司鲍氏、蒋氏会计者二年，无一钱之苟”。十三岁时，吴稚晖试作八股文，被塾师视为野狐禅，外祖母欲送其入钱肆学徒，而其父以为业钱业医皆非所惬，突然商诸所亲，送其至无锡龚氏就读，其费皆典质家屋，给之不少踌躇。
陆尔奎，字浦生，号炜士，光绪十七年举人，曾任北洋学堂、南洋公学教习。后入商务印书馆，长期任辞典部主任，负责主编《辞源》。他于光绪十五年与吴稚晖同入南菁书院。
陆尔奎所在的下浦陆氏在明初由溧阳迁居常州无锡交界处的雪堰下浦村。下浦陆氏很早便已经是常州望族，九世祖陆荣曾经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八世祖陆鸾翔便娶了常州庄氏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庄起元的女儿。
清代著名学者陆耀遹、陆继辂叔侄也是其族人。陆尔奎高祖陆瑗是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堂兄陆尔熙是同治二年进士。陆尔奎的父亲陆开文曾任府经历这样的小官，其母史氏是道光十七年举人史致泽的女儿。
下浦在雪堰镇，故陆尔奎与吴稚晖早年便已相知。
蒋维乔，字竹庄，因主张“不主故常，而唯其是从之”而自号因是子，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校长，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蒋维乔在江阴岁试中名列前茅，被学政调入南菁书院肆业。
蒋维钟，字岳庄，蒋维乔二兄，通天文历算之说，著有《曲线新说》，光绪二十四年入南菁书院。
蒋氏是常州大姓，名人辈出，但蒋维乔却从不讳言他和那些蒋氏名人没什么关系，“吾家自五世以上无可考”。据他说，清初有蒋士元居武进西直厢陶家村，是为其高祖。蒋氏是常州城内最底层的市民阶层，蒋维乔的父亲蒋树德九岁入私塾，十二岁孤，遂“弃书习工”，“工作之暇，兼操杂役，夕执爨，晨饲猪，鸡鸣而兴，漏尽而息，劳苦不堪言状”，五年后“学成，以良工名”。中年以后，蒋树德“得友人之助，贷资本五百金，设肆于市，久之贸易乃日盛，复十余年，移居新屋”，因此致富。
蒋树德好读书，十九岁时遇太平天国战事，避乱靖江，“鬻薪贩甑以奉母，暇则取箧中残本《论语》读之，服膺其言至废寝食，乡人咸匿笑之，先生自若也”。所以蔡元培曾称赞他是中国勤工俭学的模范。
蒋树德对几个儿子的学业非常重视，据蒋维乔回忆，其“自幼与先兄维翰入学，每晚自塾归，先考必使讲诵日间所授书。塾中温四子书，则晚归温经书，塾中温经书，则晚归温四子书，如是循环以为常。四弟五弟则先考自课之”。蒋树德爱好广泛，“于研经之余尤喜美术、书画、音乐诸科，皆习焉。为篆隶，绘山水花鸟，歌昆曲，奏弦管诸乐器，罔勿精，以分授于诸子”，
这些爱好对他的几个儿子影响甚深，除了蒋维乔，另外几个儿子也均有成就，长子蒋维瀚继承他的家业，同时也是著名的艺术家，曾从著名画家黄山寿游，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到手即能，书法、昆曲、篆刻亦有成就。
孟森，字莼孙，号心史。孟森是著名立宪派领袖，也是近代明清史学的奠基人。孟森于光绪二十七年入南菁书院。
孟森家族自称是孟子之后，第五十二代孙孟性在南宋德祐年间迁居常州，孟森本人则是孟子的第七十世孙。孟森生父孟文镳，字骏誉。孟文镳“少孤失学，弃书服贾”，育有三子，即孟森、孟昭常、孟鑫。孟文镳“自恨失学”，深以此为憾，因此对儿子必“督令向学，以弥此憾”，“自此节缩衣食，为供修脯之计”。孟文镳去世时，孟昭常仅十四岁，为维持家计，仍令孟森读书，而孟昭常“弃书而服贾”。后孟森入县学，得以授徒自给后，孟昭常“乃复有志于读书，因书服所，夜就兄读”。
此后孟氏兄弟便走向了读书成名之路。孟氏在孟森兄弟之前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出众的文化精英，而孟氏兄弟却个个出类拔萃。孟昭常，字庸生，光绪十七年举人，曾和孟森留学日本，后当选为资政院民选议员，在清末政坛影响甚巨。民国后出任商部佥事、黑龙江实业厅长。孟鑫，字潮生，光绪二十年副贡，“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
后染疫卒，年仅二十一。其子孟宪承是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常州历来是名门望族聚居之地，明清两代常州的所有科举鼎甲都来自于名门望族，而文人学者中的最精英分子也同样如此。但在晚清，这一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在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的背景下，一些有从商经验，处事相对较理性务实的中下市民群体得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迅速崛起，进入政治文化的核心层。在江南，便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新兴绅商家族。他们的共同点是之前家族有经商史，但只是中下层小本经营的小商贩，甚至是小学徒，虽然“诗礼传家”，却从未进入文化精英阶层。晚清时，他们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家族在一二代之内出现多名精英，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常州南菁学人中，祖父或父亲辈是小商贩或者是小业主的便有刘可毅、刘翰、吴稚晖、顾成章、蒋维乔、蒋维钟、许国英、沈保枢、沈保善、孟森等人，此外来自于徽商小业主家族的则有吴翊寅、程骏遹，而刘可毅兄弟、蒋维乔兄弟、孟森兄弟、姚祖颐兄弟、唐演叔侄、沈保枢叔侄等均是一二代人之中出现多名精英的典型个案。蒋维乔曾经和李详称：“吾家别于他蒋，由高祖以上，不辨世系，老父以贫故，习工业，生维乔兄弟，厕名士夫间，皆老父余荫所及，非有重世显贵，列于膏粱著姓。”
这段话是新兴文化精英崛起的极佳注脚。他们以“孤寒无所凭藉之身”，经过努力，而终于跻身文化精英之列。
当然新兴家族的崛起并不等于名门望族就此式微。南菁常州学人中如庄蕴宽、赵椿年、陆尔奎、方毅等均是清代常州两个最著名的学术群体——毗陵七子与爱日草堂诸子的后人，亦可见名门望族文化传承的持久性。新兴家族崛起后，也迅速通过联姻等手段进入了以名门望族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新旧家族之间复杂的婚姻关系不仅促进了他们之间文化资本的传承与交换，而且组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实则严密的网络，借此不仅可以获得优于一般人的学习和交流管道，也保证了以后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文化精英。在南菁常州学人中之间便存在着这种复杂的婚姻关系。如湖南衡阳人陈钟英娶了赵烈文的妹妹，生三子，其中次子是著名的《苏报》主编陈范，娶了庄蕴宽叔叔庄宝澍的女儿，三子陈滔娶了庄蕴宽的妹妹，陈钟英的女儿们则嫁给了赵宽的哥哥赵实和沈颐的父亲沈保衡，赵烈文的女儿们则分别嫁给了方恮和方恒，而方怡和赵宽均是邓廷桢的孙婿。方毅的弟弟方粹和谢钟英的儿子谢观分别娶了浙江按察使陈允颐的两个女儿，陈允颐的弟弟陈允豫则娶了赵椿年的姑姑。程炳熙娶了吕景端的妹妹，沈颐则是吕景端的女婿，庄蕴宽弟弟庄思
的女儿则嫁给了吕景端的儿子。
此外，南菁常州学人中只有吴稚晖和奚绍声来自市镇，但所在的雪堰和焦溪分别位于常州与无锡、常州与江阴交界处，均为大镇，地位绝非寻常农村市镇可比。因此，城市在文化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到了近代不仅仍然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向。由此可见，不能对新的精英产生机制有过多的理想化描述。
黄体芳设立南菁书院，本是因“慨士习之窳陋，虑时事之多艰，欲以镕经铸史之学，振兴后进，简迪英髦，俾各养成有体有用之材，以备国家作楫作舟之选”。
他自己也说：“今之事变，前代所未有。盖时务方兴而儒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岂为攻乎夷狄者少哉？独少吾所谓儒人耳。诸生生长是邦，熟睹乎乱败之由，而务为返经以求其实，要知从古圣人拨乱世反正之道，不能独穷于今兹，而本朝圣人经营之天下，事事足以万年，不能不归咎乎儒术焉。”
主讲南菁十五年之久的山长黄以周提到编选《黄菁讲舍文集》原则时说：“凡文之不关经传子史者黜不庸，论之不关世道人心者黜不庸，好以新奇之说苛刻之见自炫而有乖经史本文事实者黜不庸。”
由此均可见早年南菁书院的治学原则。日后黄以周开除吴稚晖出南菁，当与吴稚晖“好以新奇之说自炫”有关。继黄体芳之后任江苏学政的王先谦也基本继承了这一传统，据赵椿年回忆，王先谦“下车观风之试，发《劝学琐言》一本，以《尔雅》《说文》《文选》《水经注》四种分配各属为集注。……史学则拟令补注各史之志。道学则以朱子《近思录》、刘氏《人谱》二书为归。经济则以国朝掌故、经世文编及近日诸名臣章奏为主。其言诗文尤扼要，谓古文之学，姚惜抱富于理，梅伯言寓于辞，曾文正公气主驱迈，神自朴洁，学者当由三家，以求合《类纂》之绳墨。诗则当先读苏陆以充其才，次学孟黄以老其格，然后沈潜少陵以充其体，上溯《文选》以富其材，取昌黎之骨力，兼义山之典实”。
综上可知，南菁书院早年走的是以道学为旨归、以小学为入手、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传统经学之途，而入南菁的常州学子也大都奉行不悖。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清代学术演变潮流中，常州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即使是在乾嘉考据学如日中天之际，常州学者虽然也受到考据训诂的影响，但却依然保持着其学术的独立性。当年卢文弨掌教龙城书院，讲训诂学，李兆洛便“意殊不屑”。
张舜徽曾言，常州学派“和宋元以来所讲的义理之学既不相同，与当时精究训诂名物的吴皖两派也迥然有别，而独立自成一派”，他认为，常州学术“主张用西汉宗尚‘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去代替东汉专讲‘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以为讲求微言大义，才能经世致用，可以救国家之急，这是常州学派所不同于吴皖的学术趋向”。
刘师培在其著名的《清儒得失论》中也称：“庄氏之甥有刘逢禄、宋翔凤，均治今文，自谓理炎汉之坠业，复博士之绪论，然宋氏以下，其说凌杂无绪，学失统纪，遂成支离。惟俪词韵语，则刻意求新，合文章经训于一途，以虚声相扇。”
这种评价虽然存门户之见，但“合文章经训于途”，却恰恰道破了常州学派之特色。因此，综观常州南菁学子，虽然他们取径各不相同，但其学术取向大都与常州学术固有的旨趣相类，如刘可毅“于经史大义，中外近情，循流讨源，贯彻首尾，旁及艺物裨乘，一名一物之微，大叩小叩，无不应者”；刘翰“所为诗古文，清微澹宕，悠然意远”；谢钟英工地理，“益博涉经史百家言，深究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毅然欲有为于当世”；方怡“考据掌故，诗古文辞，与举子业并有心得，穷究世界政治艺术以自辅，尤潜研推算”；奚绍声“尝作文言‘经学存则道存’”，
而其中精研经学者，不仅屈指可数，成就也不甚高，与南菁书院整体的经学水平颇不相称，也正可见清代常州学术特色之一斑。
缪荃孙为刘可毅《刘太史集》作序时，曾称他和刘可毅均以为“当由旧学窥新学，不宜舍旧学而图新，亦不能弃新而守旧”
，这句话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前常州南菁学子治学思路最真实的写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学不断传播，开始日益影响江南学子。1893年，蒋维乔从庄模处第一次看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学书籍，“庄师之大世兄伯寅有天才，喜算学及泰西输入之天文、地理、格致、制造等书。余虽不获亲炙庄师，得与伯寅莫逆，共同研究算术及上海制造局翻译各书，思想为之一新”。但当时本地旧儒听说他们研究西学，目为怪物，痛诋不已。蒋维乔因此深感常州与上海交通需用帆船，极为不便，导致风气极为闭塞。
此前常州入南菁的学子只有方怡因家学而精通算术，而庄模、庄曾谧、沈保枢、沈保善、蒋维钟、严保诚入南菁后均以算术知名，这无疑是受到了新知识输入的影响。到了甲午后，清廷战败给国人造成了极大冲击，一些知识分子沉痛觉醒，危亡意识之下，创生各种思想潮流，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1896年，张鹤龄等在屠寄的支持下在常州设立经世学社，购上海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广学会等机构出版的翻译书籍，是为常州最早的新学机构，唐演首先加入经世学社，阅遍社中图书，并对《时务报》尤热衷。时“常州学社风起云涌，学子言论风生，几复三百年前东林、复社之旧”。
蒋维乔、许指严、方毅、严保诚均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与此同时，南菁书院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光绪二十三年，瞿鸿
接任龙湛林出掌江苏学政，不久便开始整顿南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以近来时事多艰，需才孔亟，爰设特课，分类命题。令江阴南菁书院肄业生及苏省胶庠学子皆得按题呈艺，以觇经济之才”，
并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诸门类。其中有《沿海舆地形势考》一题，蒋维乔“选作此题，竭一月之力，草成文字十余万言，向王君瀚卿处借得收小放大绘图器，用西法摹绘附图三十余幅”，“案发，取列第三名，批语中有云‘西法绘图，出于士林之手，乃海内所罕觏也’”。此王瀚卿客居英国十年，充使馆随员，能英语，兼通天文，当时回里教授英文，蒋维乔每晚往学。
瞿鸿
还响应变法，于七月上奏朝廷，准备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
虽然此事最终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未果，但是瞿鸿
的举措已经开始影响南菁学子的治学取向，此后丁立钧出任山长，更推动了这一变化。其主持刊刻的《南菁文钞三集》所为文便“多指陈世务，辞气激容”，其中收入的蒋维乔《沿海形势今昔异宜论》、赵宽《俄人屯兵阿富汗论》等均已颇具现实意义。
光绪二十七年，时任江苏学政的李殿林上呈《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拟章程》，将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在其奏章中，附有学堂所设的课件，除了传统的经学、史学外，还有政学（农学、商学、工学、矿学附）、艺学（体操附）。其中艺学包括算学、测绘学、格致学、译学等。此后丁立钧出任南菁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开始推进西学。蒋维乔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朝野人士均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见解，以为院中肆业各生，非举人，即秀才，皆成材之士，其学问如经史、诸子、舆地、政治、掌故，分别研究，早具专门资格，只须补习普通学已足，故所定课程，为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以今观之，实幼稚可哂，然当时已觉太新。学生之笃旧者，犹反对主张，一致不上堂听讲，先生则锐意革新，主张上堂听讲，无形中分成新旧两派，先生（蒋自称）被推为新派领袖，襄助丁山长进行五门课程。同学或习一二门多至三门，先生则贪多务得，五门同时学习。
蒋维乔文中所言旧派便是孟森，他当时“仍以顽固自负，阴结年长学生多人，反对上课，丁叔衡山长为之不悦，意欲去之。森闻之，先辞职而出”。
孟森要到几年之后留日方才改变他对新学的看法，而蒋维乔当时已经钟情于新学。“迩时理化教习钟观光先生，讲解彻底，实验正确，最得同学信仰，且于授课之余，灌输国家思想，先生始恍然于民族革命意识，心醉其说，对于科举更加鄙视，立志不再应试。”
当时与蒋维乔志同道合、集中于钟观光身边的有严保诚，无锡人顾倬，常熟人徐念慈、丁祖荫等。与钟观光的相识改变了蒋维乔一生的命运，此后蒋维乔赴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教育会均与此有关。
除了治学门径的转型以外，职业的改变也是这一阶段南菁学子的特点。在传统社会，文人的出路除了入仕便是做官，但是到了近代，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改变了文人的从业选择，他们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僚体系的依附者向以自由职业为主的近代知识分子转型，“入仕”已不再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和个体价值的唯一途径。日后南菁学子大都赴沪，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申报等新兴机构成为他们谋生的场所。如果说程炳熙这样的人，以南洋公学教师为业，“终其身未他就”
还有着传统文人掌教书院的影子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则将办报、编刊、译书、著述这些“末途”或“副业”，变成了作为近代知识分子身份标识的“正业”，蒋维乔、许指严、方毅、陆尔奎、孟森、姚祖泰、姚祖晋、谢钟英等均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一生以办报、写小说为业的许指严曾自称“溺于雕虫小技，业残自掇，沾沾里乘野语之末”，但又因“以小说鸣于时”
而自豪，也足见世事变迁之一斑。
赵椿年曾回忆：“南菁书院之规制，视学海诂经，尤为闳美。光绪十年以后，吾苏文献，几可取征于此。”
南菁书院的经历对在读的士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维乔回忆初进南菁时，“入院谒师（黄以周），师年已六十余，道貌岸然，望之敬畏。凡入院肆业者，皆学有专长，余自愧浅陋，不敢不用功”。
吴稚晖后虽离开南菁书院，但以为黄以周书斋中自作之“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座右铭确系做人之基本准则，服膺甚深，终身奉行不悖。
南菁学子在学术上的成功与南菁的经历关系密不可分。此外，同学关系也使得这些士子彼此寻找身份的认同和感情的交流，促进群体的产生和聚集，日后江苏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商务印书馆等一系列机构中“常州帮”的形成均可追溯至南菁时期的同学友情，并一直延续其终身。综上所述，南菁学子是近代文人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形成既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因素等不可磨灭的痕迹，又呈现着新时代的某些特点，他们是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因此对其研究颇具必要，本文仅是略作简述，尚有待诸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