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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统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山宗师”，在文学、哲学、史学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研究。他于1923年12月10日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所作的演讲《书院制史略》，
从形式上看好像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实质上却是中国学人以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书院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演讲开头便说：“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制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作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胡适很惋惜书院制度的废除，认为中国的书院制度，可比得上外国的大学研究院，并举南菁书院为例。
胡适在演讲中提到了书院代表了时代精神，“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如宋朝书院，多崇拜张载、周濂溪、邵康节、程颐、程颢诸人。至南宋时就崇拜朱子。明时学者又改崇阳明。清时偏重汉学，而书院之祠祀，不外供许慎、郑玄的神像。由此以观，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不过，“书院的真正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时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导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的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胡适提到了清代的四个书院，南菁居首。
胡适在演讲最后说道：“譬如南菁书院，其山长（黄以周）先生，常以八字告诫学生，即‘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因为研究学问，遇困难处若以调人自居，则必不肯虚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弃了。”“又如上海龙门书院，其屏壁即大书‘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即可知古时候学者的精神，惟在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了。其意以学问有成，在乎自修，不在乎外界压迫。这种精神，我恐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又当声明者，即书院并不拒绝科学，如清代书院的课程，亦有天文、算学、地理、历史，声、光、化、电等科学。
尤以清代学者如戴震、王念孙等都精通算学为证。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吾以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精神，与书院制不谋而合，不得不讲这书院制度的略史了。”胡适在这里又举江阴的南菁书院和上海的龙门书院为例。一个演讲，三处提到南菁，胡适对南菁可谓是情有独钟。
胡适研究书院的兴趣，以及他撰写的有关书院内容的文章，大概始于1920年前后。他有一份“书院的教育”残稿留存至今，内中说道：“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抬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手稿内容与东南大学演讲的记录稿大同小异，很有可能就是那次演讲的底稿，流畅的白话文，比文白相间的记录稿更为通达。这份残存手稿未注明撰写年月，但从“二十年前”废除书院的这句话来推测，不会早于1918年。因胡适撰写此稿的二十年前，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1898），光绪帝发出上谕，将书院改学堂。
胡适直到晚年，还在继续搜集有关南菁书院的史料。1958年11月，他看到了赵椿年晚年所写的《覃研斋师友小记》，这篇文章曾于1941年3月发表于北平日据时期的刊物《中和月刊》上。胡适赶紧将有关内容抄了下来，说：“此《记》中记南菁书院最详，我摘记一点。”胡适搜集有关南菁书院的史料，当初并不全是为了作书院研究，而主要是为了研究《水经注》。他说：“我搜访南菁书院的最初动机是要寻求一切有关慈溪林颐山的资料。”
因为林颐山在《水经注》的研究上，很有见地。林颐山曾主讲过南菁书院的古学。
那么，胡适既然很赞赏书院的自主的研究精神，并又与不少南菁书院学人有过往来，对书院尤其是南菁书院的学生生活，所谓“活”的状态也颇多了解，为什么他只是在东南大学作了一个开拓性的演讲后，便再也没有发表过有关书院研究的专题性的文章呢？
这其中原因也许可在他给叶英的复信中，看出一些端倪来。这位叫叶英的，写了一篇文章，想登在《独立评论》上。文中认为现在的新式教育，不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而科举时代是做人与做事兼顾的。胡适复信，称“你误信了科举时代的是做人与做事双方兼顾的。我毫不迟疑地对你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胡适又说“你说起书院时代的山长的责任，这更是误会。书院的山长，院中人每月只公见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过是看看书院课艺而已。有时候山长完全可以不到书院，只看看课艺”。胡适强调“新式教育虽然还很幼稚，究竟比旧式教育宽广得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旧教育多得多了”。最后胡适说道：“我对于你的重视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为你误信旧教育的好处，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险，也许还有点‘复古’的潜意识，所以我写这信答你。”
胡适早先之所以对书院的取消表示惋惜，只是因为书院有自主的研究精神。但是，旧式教育终究只能培养出那种“做人没道德，做事无能力”的旧式人物。现在如果还在一味赞扬书院教育，尽管本意也只不过是赞扬那自主的治学精神，但带来的后果则很严重，就有可能滑向复古，就很难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这就与他当初提倡现代教育应有自主的研究精神的主张背道而驰了。所以胡适后来减退了对书院研究的热情，这恐怕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适提到的山长不负责任，对于一般书院来说，恐也是实情。但对南菁书院来说，不存在这个情况。自杨颐主政南菁起，南菁便实行双院长制，并规定院长必须常川住院（参见拙著《南菁书院志》）。胡适自己还将此南菁模式搬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4年，清华校长请胡适代为设计国学研究院的组织，“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制定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
与南菁的不同之处在于，导师人数略多一点，导师的治学方法也更科学一点。
胡适交友极广，友朋中南菁学人有不少，大都要比胡适年长一二十岁或二三十岁，算是“老辈”了。他们早先都在南菁书院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胡适的交往中，既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也有“国故”研究的交融。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座右铭，吴稚晖终身服膺，胡适又对它作了阐释，似成了最可代表南菁学人治学精神的一顶冠冕。
吴稚晖 ，名敬恒，阳湖（今常州）人。吴稚晖与胡适交往甚多，也是最得胡适敬重的一位南菁学人。
光绪十五年，胡适的父母胡传与冯顺弟结婚；该年，吴稚晖进南菁书院。十七年，胡适出生；该年，吴稚晖中江南乡试举人，仍在南菁肄业，次年离开南菁。二十九年，吴稚晖因“《苏报》案”亡命英国，时胡适尚在安徽绩溪上庄老家读书。三十年，胡适到上海进梅溪学堂，吴稚晖在英国勤习英文。宣统二年，胡适赴美留学。1917年，胡适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吴、胡两人初次见面，估计在1917年或1918年。
1918年，吴稚晖任教唐山路矿学校。吴于该年11月13日曾发信给胡适，邀请他于该月29日到该校讲演。信中称：
……这里许多学生做着代表，同我来商量，要叫我写信恳求先生，可否在本月二十九日到天津去演讲完了，顺便光降唐山，教训他们一回。因他们在唐山校内也成立了一个学术演讲会，先生的演讲，是计算中最先有的，也可以说，就是要为着要听先生等几个人的教训，所以立那个讲演会。 [1]
胡适后赴唐山演讲，并住宿在学校，与吴稚晖有过一次长谈。胡适晚年回忆此事：
我同吴先生见面时很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书，邀我去讲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员宿舍里，同他联床，谈了好几个钟头。那是我同吴先生单独谈话最久的一次。后来在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后期，我有一次到上海，吴先生到我旅馆里来看我，我们谈到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忽然发了一点“自叙”的兴趣，谈起他少年时，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拜见书院山长定海黄以周先生，看见黄先生的墙壁上有他自己写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吴先生说，他初次看见这八个字，使他吃一惊。因为“实事求是”四个字是《汉书·河间献王传》里的话，读书的人都知道，都记得，但“实事求是”底下加上“莫作调人”四个字，这是黄以周先生最精警的话，古人从没有这样说过，所以使吴先生吃了一惊。吴先生说，他一生忘不了这八个字。
他老人家是南菁书院（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府）的高材生……
自1918年至1927年的十年，胡适与吴稚晖关系很是友好，胡适屡次在日记中提到吴稚晖，且多有赞语。尤其是吴稚晖在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言辞激烈地抨击中国固有文化中的缺点，使得胡适顿生知己之感。1927年，胡适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演《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称：“顾炎武代表这时代的开山大师。颜元、戴震代表17—18世纪的发展。最后的一位，吴稚晖先生，代表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发展。”
对吴可谓推崇备至。
然而，1928年6月15日，在大学委员会于南京大学院召开的会议上，因北京大学的改名与校长人选的问题，吴稚晖却跟胡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竟直指胡适为“反革命”。胡适非常不快，其愤懑、失望的心情，在以后的日记和书信中屡有透露。
6月21日夜写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暑夜独坐，静念十年来朋友聚散离合之迹，悲哀之怀不能自已。”
十年后，胡适赴美，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卸任，仍留美从事学术研究。这时吴稚晖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提案说汪精卫投日叛国应开除党籍。两人相隔数万里，都在为抗战尽力。1943年初，胡适推荐吴稚晖担任美国国立人文科学研究所荣誉会员，后吴稚晖、胡适二人均当选。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作《当代中国思想》演讲时，仍把吴稚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代表。
抗战胜利，胡适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隐执学术界之牛耳。1948年，他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隔年，胡适便写信给萨本栋、傅斯年，开出拟推名单，其中哲学组吴稚晖第一，胡适作简短的说明：“吴敬恒，他是现存的思想界老前辈，他的思想比一般哲学教授透辟得多，故我很盼望孟真、济之两兄能赞成把这位老将列入提出之内（参考我的《文存三集》，‘几百年来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吴敬恒’一章）。”
后两人均当选为中研院院士。
1948年，选举总统，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马竞选，自己则出任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然而遭到了国民党中常会的反对，赞成此案的仅有吴稚晖、罗家伦二人。
1953年10月31日，吴稚晖死于台北。远在美国的胡适，在该日日记中记下“吴敬恒先生稚晖今天死在台北，享年八十九岁。他大概生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的话。并写了《追念吴稚晖先生》一文，叙述他们最后一面的情景：
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去问候他，那时他的病情减轻了一点，他一定不肯在病床上见我，一定要我在隔壁房里坐，他穿了衣服过来，还是那样高声健谈；我走时，他一定要送我到房门口，等我转了弯，他才回病室去。我们别后不满一年，他老人家就死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怪杰就离开我们了。
1954年3月，台湾“中国历史学会”成立，大会推举胡适任主席，胡适致辞中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字赠全体会员。
胡适于1958年离开美国，到台湾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屡屡提起吴稚晖。1960年5月4日下午，胡适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的“五四纪念会”，他的演讲词中提起，过去三十年来，国民党中只有吴稚晖、蔡元培、蒋梦麟、刘大白等前进人物，帮助这个运动的推行。
1962年1月14日，当他看到抗战前吴稚晖给蔡元培的一封信的剪报，便要秘书胡颂平复写几份。这封信的大意是反对故宫宝物南迁：
（故物）这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请先生指导我们……走上一条干燥无味的科学工艺路上去，至少学了苏俄做一个十五年计划，故物府君必康强无恙。否则，二百五的再让精神大哥来说痴话，一旦脱神，故物府君必寿终正寝。……哀启而已，则亦何益之有哉？
胡适又对其秘书说：“稚晖先生的文章也往往有不通的句子，标点很难点。那时幸亏有吴稚晖先生在着说话，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四十天后，即1962年的2月24日，胡适逝世。
白作霖 ，字振民，通州人。白作霖可能是胡适最早与之有过交往的南菁学人。
胡适少年时在上海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进的第二个学堂是澄衷学堂。胡适回忆，他1905年十五岁时，进澄衷学堂，“这时候的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总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学，他见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劝我进澄衷学堂。光绪乙巳年（1905）我就进了澄衷学堂。”白作霖是胡适二哥胡绍之在南洋公学的同学。胡适认为，自己虽在澄衷仅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对白作霖管理学校的方法大加赞赏：“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因为考试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故每个学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这种编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现在办中学的人参考的。”
但不久，胡适就与校方发生了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
胡后来进了中国公学。白作霖不久也离开了澄衷，北上京师，曾充京师译学馆提调、内阁中书。入民国，任教育部佥事，转任视学。时胡适已在美国留学，还怀念澄衷对他的造就：“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丁福保
，字仲祜，无锡人。南菁学人所编撰的书中，胡适最早读到的可能是丁福保编译的算学书《代数备旨》。胡适说他刚进澄衷学堂读书时，最喜欢数学，“我这时候对于数学最感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
胡适归国后，与丁福保应有交往，只是踪迹难觅。丁福保曾笺注陶渊明的诗集，出版后，知道胡适爱读陶诗，还特地赠送一本与胡，附信称“曩者消夜乏术，尝取陶诗笺之，藉遣永昼”，并请胡适阅后郢正。
孟森 ，字莼生，别号心史，阳湖人。胡、孟二人相识，不知始于何年。1928年12月，胡适的日记出现孟森的踪迹，该月日记夹有12月4日《民国日报》剪报一则，标题为“省政府处置愚斋义庄之方针”，内容大要是：
江苏省乃派孟心史前往检查，并提出处置方针。孟提出的处置方针是：将义庄所有财产择要暂时封存，改组董事会，明定管理章程，仍尊重原捐人之意，将基金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决不收归省库或供其它事业之用。
时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与国民党关系紧张。孟森则被聘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孟、钮是南菁书院、南洋公学的先后同学）的秘书。愚斋义庄为盛宣怀所置，盛死后，因义庄管理不善，起了风波。于是，孟森此时被派往上海处理愚斋义庄之事。孟森提出的“仍尊重原捐人之意”的处置方针，估计会得到正在高呼“人权与约法”的胡适的共鸣。
1931年，孟森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明清史，胡适亦于同年应新任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出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重返北大，孟森初进北大，都在1931年。至抗战爆发，孟森于1938年逝世于北平，孟、胡两人在北大共事六七年，谈艺论学，最为相得。
当时，孟森每写一篇论文，总先请胡适提出意见，胡适则对孟森严谨的治学至为佩服。举一例以见其他：胡适在1934年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孟心史先生送来《清世宗入承大统考》，要我提几个字。我一气读了，约两三万字。他用了不少新出材料，钩稽参互，证明雍正帝确有篡夺之行为；助成其事者，在外有年羹尧之牵掣允禵（十四子），在内有九门提督隆科多之掌握禁兵，而其事实不可掩，遂流传众口，至曾静一案发生时，雍正帝始知外间如许流言，故造作种种弥缝之法，愈弥缝而痕迹愈不可泯没。”胡适读毕，当日即写回信，连呼佩服：“先生判此案，如老吏断狱，当可成为定谳。佩服，佩服。”
胡适也常向孟森请教，如当他看到孟著《朱方旦》一文时，即去信：“《心史丛刊》一集页十五，有云：‘其缘饰以儒学，出入于九流者，厥惟程云庄之大成教，今其流派尚有存者，虽经黄厓杀戮之惨，崇奉之信徒曾不径绝。如毛庆蕃其人，固无人不知为大成教徒者也。’程绵庄之《青溪集》中屡提及程云庄之《易学》，我正想考研其书，但苦不得其线索。今读先生所论，似先生熟知此派之掌故，亟盼示以应参考诸书，使我得稍知此一派之内容，不胜感谢。”
孟森曾与胡适讨论过戴震、赵一清校《水经注》的事，孟森认定是戴抄袭赵，胡素来钦佩孟的考证功夫，于是也下结论：“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古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人，其治学成绩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人滥用其聪明……”
然而，当他在美国重起《水经注》研究时，才发现戴、赵二人根本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而是两人分别独立研究的结果。这时，胡适恨不能重起心史先生于地下，再续文字因缘也。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两人有明显的分歧。胡适曾作《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一文，内云：
尊经一点，我终深以为疑。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做人模范？我们在今日尽可挑出《论》《孟》诸书，或整理成新式读本，或译成今日语言，使今人与后人知道儒家典型的来源，这是我很赞成的。其他，《诗》则以文学眼光读之；《左传》与《书》与《仪礼》则以历史材料读之，皆宜与其他文学历史同等齐观，方可容易了解。我对于“经”的态度，大致如此，请教正。
先生问：“中国之士大夫，若谓不出于六经，试问古来更有何物为制造之具？”此大问题，不容易有简单的解答。鄙意以为制造士大夫之具，往往因时代而不同，而六经则非其主要工具。……所以我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约略估计之，我们可以说，经学的影响不如史传，史传的影响又不如宗教，书本的教育又不如早年家庭的训育。
胡适认为中国的士大夫绝非是由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六经根本培养不出领袖人才。因此，胡适有时会感觉到孟森等老辈都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
胡适与孟森都是书生，却都有谈论政治的兴趣。所以两人的讨论，有时也不限于学术，时政问题也常常会引起争执。如“九一八”事变后，对于“国联”对东北的调查是否公正合理，两人的看法就很不一致。
孟森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辑译过很多法政著作。民初又担任过国会议员，有实际的操作经验。所以，胡适在1933年6月14日，请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添聘孟森等三人为宪法顾问。
孟森1938年病死于北平时，胡适已受命赴美，为国效劳去了。胡适晚年提起孟森，称他与王国维为“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
方毅 ，字叔远，武进人。1921年7月，胡适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之邀，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结识馆中几位南菁学人。时方毅正继陆尔奎主持辞典部工作，为商务印书馆主要职员。胡适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在商务与方毅的接触。7月25日，“与方叔远、马涯民（瀛）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胡适在日记中对方毅的计划有点微词：“他们开出的‘账’，只有书本子里的旧账，只有古典主义的老账，却没有现在最不可少的新账。”两个多月后，胡适写出的对于商务编译所的意见报告书中，于辞典部有如下建议：
……以上所说，毫无轻视陆、方等诸位先生研究的功力之意，我对于他们的研究功夫非常佩服。但我以为他们做的研究都是专门的高等学术，应属上文说的应提倡的一类著作物，不当属于字典、辞书的一类。……所以我说关于这一类的书，第一步是认明这类书的目的是应用的。
胡适还劝方毅用标点符号，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说：“叔远发起一部《音韵学丛刊》，拟有书目一百多种。我劝他用标点符号，并分段。”
钮永建 ，字惕生，上海县人。胡适与钮永建相识不知始于何日。1958年6月16日，两人同乘机赴美，中途在冲绳岛闲谈，谈的便是南菁书院。胡适对此事有记载：
今年六月十六日，我搭飞机从台北起飞，上机始见钮永建先生夫妇。在冲绳岛停半点钟，客人都得下机走走。我和钮先生闲谈，劝他把南菁生活记下来。他说，有人说他知道江苏革命的事最多，也劝他记出来。我们回到飞机上，我用铅笔写小诗递给钮先生：
冲绳岛上话南菁，
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
当年侪辈剩先生。
钮先生今年八十九岁了。他在海外看见我摘记的南菁史料，我想他一定也会高兴的。
当时胡适力劝钮永建将南菁生活记下来。然而，事与愿违，记录终未能留在人间。后来，唐德刚叙述此事，仍有余恸焉：
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也是当年南菁书院的学生。1960年夏，胡、钮二公同机飞美，途过冲绳岛休息，二人于海滩散步时，谈话的题材便是南菁书院。钮氏动人的故事使胡氏大感兴趣，所以胡公劝他到纽约时务必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联络，好把这段学术史保留下来。胡公兴奋之余，并口占一绝，以赠惕老。诗云：“冲绳岛上话南菁，海浪天风不解听。乞与人间留记录，当年侪辈剩先生。”
胡氏抵纽之后，曾把这首诗抄给我，并要我立刻与钮惕老联络，赶快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笔者在胡公敦促之下，真于百忙中抽空往长岛，钮公的女儿李夫人家，数度拜访。钮氏这时虽已年逾九十，但是耳聪目明，步履如常人。他老人家对口述个人回忆亦至感兴趣。钮公是我国革命元老中自同盟会以后，无役不与的中坚领袖，他的故事是说不尽的，他也急于全盘托出。可恨笔者当时是哥大雇佣研究员，每日都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校方对我的工作时间不作适度的调整，我是无法抽出时间来访问惕老的。后来我想出一变通办法，由我于夜间抽空赶编一份简明的《淞江钮惕生先生年谱》，
把其中重要情节拟出大纲来，想请惕老的女儿抽空代为录音，好让我于周末抽空编校。但是钮小姐夫妇也是忙人，他们也抽不出空来做此额外工作。我们一拖再拖，钮老终于等不及而撒手人寰。胡适之先生要想为人间留下南菁书院的记录，竟以笔者忙乱而未能如愿，今日思之，真是仍有余恸。
与胡适有过交往或相识的南菁学人还有很多，如李平书、沈恩孚、张一麐、陈懋治、汪荣宝、蒋维乔、储南强等，都是民国年间的名人。
[1]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54页。
按：编者将此信归于“年份不明”类。此信吴稚晖落款为“十三日”，无年月。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二十二日，先生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再结合此信内容，可断定吴稚晖写此信应在1918年11月13日。胡颂平将胡适赴唐山演讲事系于1918年12月，似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