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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理性化
。——一切长期存在的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都逐渐理性化了，以至其非理性起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几乎所有关于起源的准确描述不都给我们一种矛盾和悖谬之感吗？实际上，
悖反
（Widerspricht）不正是好历史学家之能事吗？
学者们的偏见 。——学者们说，所有时代的人，都自以为 知道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赞扬，什么该谴责。这批评很正确。但以为 我们现在比任何其他时代都知道得更清楚 ，这就是偏见了。
一切自有其时。
——当人最初赋予所有事物以性别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随便说说，而认为他由此得到了一种深刻洞见：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他才认识到——也许即使现在他也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同样，人也赋予一切存在以一种道德联系，给世界加上某种
伦理含义，
而将来会有一天，相信事物之道德意义在那时具有的价值，不多不少正是相信太阳之阳性或阴性
在今天所具有的价值。
关于诸天体的虚幻不和谐。
——我们必须将我们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
虚假
的宏伟性再取消掉，因为这对万物不够公正。为此，不将这个世界看得比其本来的样子更不和谐，是必须的。
值得感谢！ ——人类迄今为止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再也不用每天生活在对野兽、蛮人、神祇和我们自己梦像的恐惧中了。
魔术师和他的对手。 ——科学中让我们惊奇的东西截然不同于魔术中让我们惊奇的东西。魔术力图让我们相信，存在的只是非常简单的因果联系，实际上却是非常复杂的因果联系在起作用，而科学却相反，要我们在一切都似乎明白无误的地方放弃简单的因果联系，承认我们受了现象的欺骗。“简单不过”的其实是 异常复杂 的——一个永远让人惊奇的事实！
空间感的变化。 ——实在的事物还是想象中的事物对人类幸福贡献最大？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借助于想象力，在极度幸福和极度不幸之间才展开了 广阔的空间 。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空间感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弱——正如我们从科学已经学到的和仍然在学到的：浩瀚宇宙，茫茫大荒，地球如微尘，太阳系乃沧海一粟。
变容
（Transfiguration）。
——拉斐尔将人划分为
三等
：可怜的受苦者、混乱的梦想者、出世的迷狂者。我们现在已不再这样看待世界——拉斐尔现在也不再
能
这样看待世界：他将目睹一种新的变容。
什么是习俗道德
。
——与人类千万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惊人地衰落了，而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随风消逝了。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使获得了，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或者因为它们好像有辱道德！例如下面这
主要命题
：道德完全是（也就是说
只是
）对作为行为和评价的
传统
方式的任何可能习俗的服从。哪里不存在传统，哪里也就不存在道德；传统决定生活的程度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小。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自己做主而
不肯
依赖传统：所有原始状态的人类都把“恶”与“个别”“自由”“任意”“非常”“不经见”“不可测”等等当作一回事。以这些初民社会的不变标尺衡量，如果一行动之发生
不是
传统使然，而是出于别的动机（比如对个人有用的动机），甚至哪怕是出于最初缔造了这一传统的那些动机，它就应该被称为不道德，而行动者自己也感觉它不道德：因为行动者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服从传统。何为传统？传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对人们有
好处
，而是因为它
命令
。——对于传统的这种感情与一般的恐惧感区别何在？它是对一种发号施令的更高智慧的恐惧，对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对一种超个人的存在的恐惧，——一种
迷信
的恐惧。——在古代社会，举凡教育和保健，婚姻，医疗，建筑，战争，农事，说话和沉默，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的交往，全都属于道德的范围：它们要求个体服从指令而不考虑
作为个体的自己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皆为习俗，谁想超越习俗，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成为立法者、巫师和某种半神之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自己动手
创造习俗
——一件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工作！——谁是最道德的人？
首先
是那些最经常服从律法的人，恰如那些婆罗门
，他们随时随地不忘律法，所以总是能够找到将律法付诸实施的机会；
其次
是那些在最困难情况下也服从律法的人。人们认为，最道德的人即为习俗做出最大
牺牲
的人。但问题在于，什么才叫最大牺牲？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几种不同的道德类型；但
最经常服从
道德和最
困难
服从道德之间的分别仍然是最重要的分别。关于那种以对习俗的最困难实践作为道德标志的道德学说，让我们不要错认它的动机！自我克服之所以必要，
不是
因为它可以给个体带来有益的结果，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习俗和传统才能不顾个人的一切愿望和利益而形成支配：牺牲个人——这就是习俗伦理的无情命令。另外一班道德家，如踵武
苏格拉底
者，教
个人
自制和禁欲，作为维护个人
自我利益
的手段和用来打开幸福之门的私人钥匙，则
构成例外
——如果从我们的观点看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正是在他们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全都走上了一条新道路，被所有习俗道德代表看作十足的恶人，——他们割断自己与群体的联系，成为不道德的人和最深刻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在每一个真正的、规矩的罗马人眼中，所有“汲汲于其
一己
之拯救”的
基督徒
都是恶的。——在一切存在着群体并因而存在着习俗道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认为对于伤风败俗行为的任何惩罚，针对的都首先是有关群体：这是一种人们如此诚惶诚恐地加以探究，而其表现形式和限制条件又如此难以理解的超自然惩罚。群体可以强迫个体为其行为造成的直接伤害赔偿另一个个人或整个群体，也可以因为假定个体的行为使神的震怒降临群体而对个体进行某种报复，——但无论如何，群体都首先将个体的罪过感觉为
其自身
的罪过，将对个体的责罚作为对
其自身
的责罚承担起来。——“每个人心里都在悲叹，如果放任这种行为，习俗将不再成其为习俗。”每一种独特行为，每一种独特思考方式，都唤起了恐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总是被别人——以及
确实也被他们自己
——当作坏人和害群之马，那些稀少的、杰出的、有创造力的心灵忍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在习俗道德统治下，每一种创造才能都不得不背负起良心的十字架；直到现在这个时刻，最优秀的人一直生活在一片本来不应该那么暗淡的天空下。
道德意识和因果联系意识的此消彼长。 ——道德意识的范围随因果联系意识增加而缩小：一旦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必然机制，知道如何将它从所有偶然和不重要结果中分离出来，迄今被当作习俗基础和被人们信以为真的无数 想象中的因果联系 也就无处容身了——实在的世界远小于想象中的世界——世界上的恐惧和强制减少了，对习俗权威的敬重也就相应削弱了：道德正经历一个衰落过程。谁想反其道而行之，他必须知道如何使结果成为不受人们 控制 的。
民众道德和民众医学。 ——一个群体的支配性道德不断得到全体成员同心合力的证明：大多数人反复提供假定的 因和果 、罪和罚之间的联系的例证，证明其可靠性，强化他们的信仰，少数人对行动和结果做出新观察，并从这种观察得出结论和规律；极少数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异议，因此在这里或那里削弱了有关信仰。——然而，就其活动的极端简陋和 非科学性 来说，所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样的：无论提供例子、进行观察、提出异议，还是证明、确认、表达某一规律或反驳某一规律，——其内容和形式都毫无价值，正如所有民众医学的内容和形式之毫无价值。民众道德和民众医学完全是半斤八两，人们习惯上对它另眼相看是没有道理的：它们同属 最危险 的伪科学。
视结果为追加。 ——人们曾经以为，行动的产物不是先行原因的后续结果，而是一种自由的神的追加。还有比这更错乱的想法吗？行为和结果竟然必须通过非常不同的手段和实践分别处理！
革新人类的教育
。
——你们有能力并愿意帮助者，请伸出你们的手，因为有一件工作等着你们去做：清除蔓延整个世界的惩罚观念！没有比这更有害的杂草了！它不仅毒化了人类行动的后果——把原因与结果看作原因和惩罚就够让理性恶心和惊悚的了——，而且这种根据惩罚观念进行解释的无耻方法，也剥夺了事件的单纯偶然发生和清白无邪的特点。人们甚至疯狂地要求将生存本身看作一种惩罚，——好像迄今支配人类教育的都是狱吏和刽子手的幻想！
疯狂在道德历史上的意义。
——尽管在成千上万年的史前时期，以及大体上也在直到我们今天的整个历史时期，所有人类社会都一直生活在可怕的“习俗道德”的压力之下（只有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小特区或者说罪恶世界），离经叛道的思想、价值、冲动还是不断涌现出来。然而，它们都是在一个可怕伙伴陪伴下登场的：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疯狂为新思想开辟道路，打碎人们崇敬的习惯和迷信的枷锁。你知道为什么只有疯狂才有此能力吗？如果某种东西像风云变幻的天空和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可怖、狰狞并发出阵阵吼声，它是否因此就同样值得畏惧、值得敬重？癫痫者的抽搐和谵沫如此不容怀疑地表明他的完全不由自主，使他看上去就像是某位神灵的面具和传声筒？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新观念创造者的心中唤起一种自我敬畏和自我恐惧，让他的羞耻之心失灵，驱使他变成他的观念的发布者和牺牲者？——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总是反复告诉我们，天才带有疯狂而不是理智的印记，而所有古人却更愿意相信，只有在疯狂中才有天才和智慧，才有——如他们有时窃窃私语的——“神圣”。有时，他们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表达自己。“希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拜疯狂所赐”
，柏拉图和所有古代居民一样深信不疑地说。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一切生来不能忍受某种道德枷锁和注定创造新律法者，
如果尚未真疯
，除让自己变疯或装疯外，别无他法——而且这适用于所有领域的革新者，不只于神学教条和政治规章的领域为然：——就连诗律的革新者也必须求助于疯狂的签证
。（甚至到了相当文雅的时代，诗人仍然固守着某种疯狂传统：比如梭伦在鼓动雅典人重新征服萨拉米斯时就不得不求助这种传统。
）——“若人未疯，也不敢装疯，则如何才能使自己真疯？”几乎所有古代文明的哲人们都为此苦思冥想，有关技术和饮食方案的秘密教导，以及这样一种思索和计划的无罪感，甚而一种神圣感，蔚然成风，传芳流叶。要成为印度人中的法师，中世纪基督徒中的圣人，格陵兰人中的安基科克
，巴西人中的巴基
，方法都是差不多的：极端节食，长期禁欲，走进荒漠，或爬到一座山上，或爬到一根柱子上，或“坐在湖边的老柳树上”，
全神贯注地让自己获得那种迷狂和精神错乱。谁有胆量向所有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人们在其中挣扎的无边苦海和精神深渊望上一眼！听听这些孤独而狂乱心灵的呻吟：“呜呼！神，赐我以疯狂！只有疯狂才能让我真正相信自己！赐我以谵妄和痉挛，电光和浓黑，骇我以凡人未曾经受的严霜和烈焰，让我在咆哮声和鬼影中嚎叫、哀鸣、像野兽一样爬行：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相信我自己！怀疑已将我吞噬，我杀死了律法，律法让我感到恐怖，正如死尸让活人感到恐怖：如果我不
超出
律法，我就是所有人中最邪恶的人。新的精神在我心中，这种新的精神如果不是来自你又从何而来？告诉我，我是你的；只有疯狂才能告诉我这一点。”这一热烈祈求常常过于充分地应验了：在基督教最多产圣徒和荒漠隐士并企图通过这种多产证明基督教自身的时代，耶路撒冷也建起了巨大的疯人院，以收容那些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的流产圣徒们。
最古老的安慰法。
——第一阶段：每当人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觉得必须为此让其他什么人受苦；通过让其他人受苦，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拥有权力
，并从而得到安慰。第二阶段：每当人感到痛苦和不幸，他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惩罚、赎罪和从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不义行为的罪恶阴影中
解脱
出来。一旦他认识到不幸带来的这一
好处
，他就不再认为必须让其他人为他的不幸受苦了，——他放弃了这种满足，因为他现在找到了新的满足。
文明的第一命题。
——在未开化民族中，存在着一类习俗，其目的似乎就是习俗本身：这些习俗非常苛刻且几乎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堪察加人
的习俗规定，勿用刀去刮鞋上的雪，勿用刀尖去扎煤，勿将铁投入火中——违反者将会死掉！），但是，它们不断提醒着人，习俗无所不在，需要持续不断地加以服从，从而强化了文明由以开始的第一命题：任何习俗都好过没有习俗。
“恶的自然”和“善的自然”。
——最初，人在想象中将他们自己与自然交织起来，到处都看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类，看到他们那些不好的、恶劣的性情，仿佛它们就隐藏在乌云、风暴、猛兽、树林和草丛之中：这时他们发明了“恶的自然”。然后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将自己从自然中重新孤立出来，这就是卢梭的时代
：他们现在是如此互相厌烦，以至只有一个人及其苦难无法进入的世界死角才能使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因此发明了“善的自然”。
自愿受苦的道德。 ——对一个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总是处于危险中、实行最严厉道德的小团体中的人们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或者说，对那强力、爱复仇、以敌视为乐、狡猾、怀疑、随时准备做出最可怕的事并因匮乏和道德而变得冷酷的人们来说，什么是最大快乐？ 残忍行为 （Grausamkeit）之快乐：在这种状态下，对残忍行为的欲望和才能被视为这样一些生灵的 美德 。在残忍行为中，群体获得了新生，平日的小心和恐惧的阴云一扫而空。残忍行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欢乐。人们因此认为，如果让 天神 看到残忍景象，他们也会开心和像过节似地高兴，——因此就在世界上埋下一种想法，以为 自愿的受苦 （freiwillige Leiden）、主动的牺牲有高尚意义和价值。习俗则在群体内部逐渐创造出一种符合这种想法的实践：人们开始对一切过度幸福感到疑虑，对一切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到释然。人们对自己说：事情完全可能是，天神不因我们幸运赐恩，但因看到我们痛苦垂爱——却不是出于什么同情！因为同情 [1] 被认为是卑贱的，对一个强健、猛烈的生灵来说是无尊严的——他们因为我们的痛苦使他们欢愉和高兴而赐恩：在这种对于我们的残忍中，神享受到最高程度的权力感的满足。人们由此认为，群体中最有道德的人的美德是：经常痛苦，穷困，艰难生活，极端禁欲，但不是作为——让我们不惮其烦再说一遍——纪律、自我约束和满足个人幸福愿望的手段，而是作为使团体见爱于恶神的美德，作为贡献在祭坛上的永远的牺牲的芳香。每一个想要搅动其习俗沉闷、可怕泥浆的人民精神领袖，要获得人们对他们的信仰，特别是要获得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除了疯狂的手段之外，自愿受苦也是不可少的。他们的精神在新道路上走得越远，他们的良心和焦虑就越不停折磨他们，他们就越无情地向他们自己的肉体、欲望和健康开战，仿佛是给神提供一种欢乐作为补偿，以免神因为他们对现存风俗的忽视和反对，以及他们所奔向的新目标而恼怒。不要轻率地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感受逻辑！关于这个问题，那些最勇敢的生灵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无论是在自由思想领域，还是在个人在其中被塑造的生活领域，任何最微小的脚步，都不得不以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来争取——这并不只是指向前的脚步；在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漫长的千万年历史中，任何脚步，任何运动，任何改变，都有无数人为之献身。但是，这千万年历史，请注意，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世界历史”，那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可笑而渺小的一幕。然而，就是在这一实际上只围绕最晚近发生的事情鼓噪的所谓“世界历史”中，那些 试图在死水中掀起波澜 的殉难者的古老悲剧也是唯一感人的主题。我们付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代价，才换来我们现在引以为荣的那一点点人类理性和自由感。然而，正是对于理性的这种自豪，使那些处于“世界历史”之前的“习俗道德”的洪荒时代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这些洪荒时代却是 决定了人性的真正关键的历史时代 ，在这些时代里，受苦是美德，残忍是美德，伪装是美德，报复是美德，否定理性是美德，相反，幸福是危险，求知是危险，和平是危险，同情是危险，被同情是可耻，工作是可耻，疯狂是神圣，变化是不道德和孕育厄运的！——你认为由于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变化，因而人类也必定同时改变了其特性吗？你们这些人类的认识者啊，学习更好地认识你们自己吧！
道德使人愚昧。 ——习俗代表了前人的经验，代表了他们对于有用的和有害的东西的看法——但是， 对习俗的情感 （道德）关心的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而是习俗的古老性、神圣性和不可争辩性。因此，这种情感妨碍新经验的获得和旧习俗的修改，道德成为创造更新更好习俗的障碍：它使人愚昧。
自由行动者和自由思想者
。
——与自由思想者相比，自由行动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为很显然，人们更常因为行动的后果而不是思想的后果受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二者的目的都是寻求满足，就动机来说二者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自由思想者那里，仅仅通过思索和表达被禁止的事物就可以获得这种满足；就后果来说，只要我们不是仅仅根据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东西进行判断，也就是像人们通常那样判断，我们就会看到，自由思想者甚至可能处在一个更为不利的地位。人们对所有那些以
行动
破坏习俗规矩的人毁谤有加，往往将他们称为罪犯，然而后来又往往不得不大量收回这些毁谤。每一个推翻某种既定习俗规矩的人，迄今总是先被看作
坏人
，然后，当人们看到，规矩迟迟得不到重建成为事实，他们就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谈论它：——历史完全是那些后来变成
友好谈论对象
的坏人的历史。
“守律令”。 ——每当服从道德规定的结果不是人们预料和期待的结果，善男信女得到的不是预期的幸运，而是与希望相反的不幸和灾难，那些心怀虔诚和恐惧的人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执行过程中 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个深度痛苦和绝望的人甚至会宣称：“我们原本不可能真正守律令；我们彻底是虚弱的和有罪的，在灵魂深处是道德无能的，因而是不能要求成功和好运的：道德命令和道德报偿是为比我们更好的存在准备的。”
行动和信仰。
——新教教导者一直在散布一个根本错误的观念：一切都取决于信仰，从信仰必然产生行动
。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它是如此动听，以至于除了路德派，其他思想者（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派的思想者）也都惑而不察：虽然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每天都表明事实相反。最确定的知识或信仰，也不能提供行动所必须的力量或技巧，不能取代那种高度复杂的完整机制的作用，而任何观念要转化为行动，这种机制都必须首先发动起来。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这也就是说，起而行之，起而行之，起而行之！有关信仰就会尾随而来，——这一点千真万确！
我们最精于什么。 ——由于人类千万年来一直将物（自然、工具和各种物品）同样看作是活的和有灵魂的，有能力伤害人，阻止人实现其意图，从而不必要地极大增加和强化了人类的软弱无力感：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要用暴力、强力、讨好、约定、献祭等对付其他人和动物，而且还要用这些手段对付物，——这便是许多迷信风俗的来源，这种迷信风俗构成迄今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一个巨大的、 也许是主要的部分 ，虽然是多余的和无用的部分！——然而，由于无力感和恐惧感如此强烈和长期不断地受到刺激，人的 权力感 （Gefühl der Macht）遂以一种极 微妙 的方式得到发展，以至于人现在可与最精密的黄金天平媲美。这种力量感变成了他的最大乐趣，而为制造这种感觉发明的手段几乎构成了全部文化史。
规则的证明。 ——一般来说，一条规则，比如如何烤面包的规则，好还是坏，要看在正确遵守的前提下，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道德规则的情形却与此不同：因为道德规则的结果或是不可见的，或是可以加以不同解释的，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些道德规则建立在最少科学价值的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它们的结果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它们。但是，在过去的时代，当所有科学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一丁点儿证据就可以使一件事被认为得到 确证 时，确定道德规则有效性的方法与我们今天确定任何其他规则有效性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结果的证明。如果阿拉斯加土著相信下述规则：“勿将骨头丢到火里或喂狗”，其证明则为“这样做的人将在狩猎时不走运”。但是，由于一个人在狩猎过程中几乎总会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不走运，因而通过这种方式 反驳 这一规则的效力是非常困难的，当惩罚的承担者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群体时就更是如此，而看来证明规则的某些情形永远都可以找到。
习俗与美。 ——应该承认，习俗的价值在于，一个人越是从小就发自内心地屈服于它，他的攻击和防卫器官——无论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越是退化，他也就变得越来越美！因为使一个人成为丑的和愈发丑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些器官的活动及其伴随性情。因此我们看到，老猩猩比年轻猩猩丑，而年轻的雌猩猩最像人：也就是看上去最美。——由此可知女性美之由来！
动物与道德
。
——小心避免任何可笑、引人注目、狂妄行为；隐藏个人的才能和强烈愿望；与环境同化，顺从等级秩序，自我贬抑，所有这些为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做法，作为原始形式的社会道德普遍存在，甚至见于低级动物的世界，而正是在这些低级动物身上，我们才看清这许多可爱措施背后的真实目的：逃避敌人和帮助捕食。出于这一目的，动物学会控制自己和伪装自己，例如，通过所谓“长期适应
”使自己的颜色接近环境的颜色，装死，或模拟其他动物的样子和颜色，或伪装成沙砾，树叶，地衣，菌类等等的样子［这种种行为，英国动物学者称之为“拟态”（mimicry）
］。同样，个人将自己隐藏在“人”这个概念的普遍形态下，或藏身于社会之中，或有意识地与其时其地的贵族、阶级、党派、舆论保持一致：所有这些使我们显得幸福、有礼貌、有力和可爱的巧妙行为，其实与动物世界的那些伎俩并无二致。甚至真理感，说到底也不过是人和动物皆有的一种安全感：人不愿意自己被骗，不愿意误入歧途，他不信任地倾听着自己情感的呼声，迫使自己反对自己，留心自己：动物做起这一切来毫不逊色，它们的自我控制同样来源于现实感（也就是来源于明智）。它们同样察言观色，辨别其他动物对自己的反应，并根据这种反应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把自己“客观化”，它们也有某种“自我意识”。动物判断其朋友与仇敌的活动，记住它们的特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它们和某些种类的动物订下永久和平协定，也能从其他一些动物走近的方式辨认它们具有和平友好的意向。公正、明智、节制、勇敢、总之，我们所谓的
苏格拉底美德
，其开端全都是
动物性的
，都是促使我们寻找食物和躲避敌人的同一种本能的产物。只要我们记住，万物之灵的食物种类更多，他关于什么对他有害的观念也更高级和更精微，那么，把整个道德现象说成是动物性的也许并无不妥。
信仰超凡激情的价值。
——婚姻制度顽固地坚持相信，虽然爱只是一种激情，却能够持续存在，甚至相信长期和终生的爱情可以被确立为普遍规则。通过坚持一个高贵的信念，不顾它经常和几乎总是遭到反驳而成为“神圣的欺骗”（pia fraus）
的事实，婚姻使爱变得更高贵和更庄严了。无论何种激情，只要制度
信仰它的持存
，并把这种持存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与激情的本性相反，它就被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以后，那些被这种激情击中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自己因此被降低了或陷入了危险，而是认为无论在自己眼中还是在同类眼中，自己都被提高了。看看我们的那些制度和习俗吧，它们将一时的以身相许转变成永远的忠诚，将片刻的怒火中烧转变成永远的复仇，将瞬间的绝望转变成永远的悲伤，将偶然发生的简单的语词转变成永远的义务。这种转变每一次都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伪善和谎言，但以此为代价，它每一次也都带来了一种提高人的
超人的
[2]
新概念。
心情作为理由。 ——“使行动能够发生的愉快的决心从何而来？”——此乃人类极为关注之问题。最古老和现在仍通行的回答是：从神而来；神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知道，他批准了我们的意向。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在做某些事情之前先去请教预言者，他们从他那里希望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愉快的决心；而每一个面对几个不同的行动选择的人也都这样对自己说：“什么使我产生这种感觉我就选择什么。”因此，他所选择的并不是最合乎理性的道路，而是其形象最能唤起心灵的希望和勇气的道路。良好的心情被当作权衡的根据，而且是比理性更为重要的根据：心情被迷信地说成是预示成功的神的行动，神的理性的声音因此成为最高的理性的声音。请想象一下，那些聪明的权力渴望者过去曾利用这种偏见，而且他们现在还在利用这种偏见！“制造心情！”——然后他就可以取缔一切理性和消除一切反对意见！
美德与罪的表演者。 ——在以美德名世的古人中，自我表演者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天生的表演者希腊人，一定完全沉醉在自我欣赏的表演中，感觉良好。因此，每个人的美德都与另一个人或其他所有人的美德处于 竞赛 中：为什么不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来展示自己的美德， 首先是展示给自己看 ，即使仅仅是为了操练的缘故！一种人们无法加以展示或不知道如何展示的美德有什么用！——基督教给这些美德表演者的演出画上了句号：为此它发明了罪的令人恶心的铺陈和炫耀，它给世界带来了一种 虚假的 负罪状态（直到今天正统的基督徒还把这种“负罪状态”视为“合宜得体”）。
被当作美德的巧妙的残酷。 ——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 杰出欲望（Triebe nach Auszeichnung） 基础上的道德——我们不要对它评价过高！那么，这种欲望究竟是什么？其背后的思想又如何？我们希望自己能 刺痛 另一个人，让他感到嫉妒、虚弱和沮丧；我们在他的舌尖上放上一滴 我们的 蜜，让他尝到一点所谓的甜头，同时目不转睛和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他，等待他啜饮他的命运的苦水。请看这位已经变得谦卑和无比谦卑的先生，正在四处寻找他长久以来就渴望用他的谦卑来加以折磨的同伴！他肯定会找到他们的。再请看另一位先生，他仁慈地对待动物，并因此受到人们赞扬——然而他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残酷发泄到某些人身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种预期的欢乐使他在成为伟大之前绝不会罢手，他仿佛看到了他的猎物的羡慕的神情——在他的伟大的背后，是多少其他灵魂的痛苦和辛酸！修女的贞节：对于那些过着不同生活的女人，她打量她们的眼光多么让人不寒而栗！其中洋溢着多少报复的欢乐！主题是简短的，可以演奏出来的花样却是无穷的、几乎永远不会乏味的，因为追求杰出的道德根本上乃是一种巧妙的残酷，这永远都是一种异常矛盾和几乎让人痛苦的新奇。所谓“根本”，这里指的是创造各种道德的最初的一代，因为虽然某些表现行为的习惯累代 遗传 下来，这些行为的隐秘思想背景却没有一起遗传下来（思想不能遗传，只有情感能够遗传），因此，如果不通过教育重新产生这些思想，那么即使第二代人对这种残酷也会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而不过是对于习惯感到快乐而已。但是， 这种 对残酷的渴望，却正是“善”的最初开端。
以精神为骄傲。
——人类的骄傲使他对于人类起源于动物说
不能认同，而在人和自然之间划下巨大的鸿沟。这种骄傲的基础是一种关于精神的性质的
偏见
，其历史
并不久远
。在伟大的史前时期，人们认为精神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人的特权和专利。相反，由于精神（以及所有本能、恶意、愿望）被认作公有财产，而且是为如此多的事物所公有，以至人并不以出自树木或动物
为羞，那些
高贵的
部族反倒以拥有这样的传说为荣，他们在精神中看到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与自然的联结。他们因此变得
谦虚
——这是又一种
偏见
的结果。
障碍。 ——我们因为道德的原因受苦，别人却告诉我们这种痛苦其实只是一个 错误 ，这使我们愤怒。对我们来说，痛苦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带来一种独特的安慰，使我们在痛苦中看到一个任何其他世界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深刻的真理的世界，因此我们 宁愿 忍受痛苦，通过痛苦走向这一“深刻的真理的世界”，从而觉得自己 超出 现实之上，也不愿意没有痛苦但也没有这种崇高感 [3] 。阻碍我们对于道德的新 理解 的正是这种骄傲及其习惯的满足方式。用什么力量才能消除这种障碍呢？更多的骄傲？或一种新的骄傲？
蔑视原因、结果和现实。 ——每当有不幸的偶然事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次歉收或一场瘟疫——降临到一个群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习俗不知怎么受到了冒犯，要不就是出现了什么新的超自然的力量和精灵，需要发明新的方法加以纡解。由于不假思索地认定超自然的原因，诸如此类的怀疑和思考使对现象的真正自然原因的任何调查都无从开始。这是世代相传的人类心理变态的一个来源，而人类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来源与此也相去不远；根据同样的原则，人们对一件行动的现实自然 结果 远不如对其超自然结果（即所谓神的惩罚和奖赏）来的关心。例如，按照规定，人们要在特定的时间进行特定的洗浴，而之所以要进行洗浴，不是为了清洁，而是为了不违反规定。人们要去避免的不是忘记洗浴带来的肮脏的现实结果，而是忘记洗浴引起的想象中的神的不悦。在迷信的恐惧的压力下，人们觉得这些洗浴绝不可能仅仅是洗掉身上的污垢这么简单，而是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他们在其中找到一种又一种不相干的意义，但却逐渐丧失了现实感和对现实的兴趣，以至到了最后，现实对于他们的价值 仅仅是作为符号 的价值。因此，在习俗道德的驱使下，人们先蔑视原因，然后蔑视结果，最后蔑视现实，同时用他们的所有更高的情感（敬畏、崇高、骄傲、感激、爱等情感）编织出 一个想象中的世界 ，也就是所谓更高的世界，其结果直到今天仍然可见：每当人的 情感高涨 ，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就赫然出现。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科学工作者不得不对 一切更高的情感 加以怀疑，因为它们与幻想和胡说联系得实在是太紧密了，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生来该受怀疑或永远该受怀疑的。但是，在人类走向 纯化 的所有缓慢过程中，这些更高的情感的纯化肯定是最缓慢的过程之一。
道德情感和道德学说。 ——道德情感显然是以如下方式世代相传的：儿童观察到大人意欲或回避某些行动，并作为天生的猴子 模仿 这些意欲和嫌恶；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身上就充满了后天的和充分发展了的情感，并把说明和证明这些情感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种“证明”与情感的起源和强度并无任何关系，不过是人作为理性生物应该做的：作为理性生物，人必须有理由地好恶，而这些理由又必须是可接受的和可举证的。就此而言，道德情感的历史与道德学说的历史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力量主要表现在行动 之前 ，后者的力量主要表现在行动 之后 ，以便使行动成为可理解的。
情感及其判断来源。
——“信赖你的情感！”——但是，情感并非什么终极的或原初的东西，它来源于判断和评价
，我们以情感（意欲、厌恶）的形式继承了这些判断和评价。因此，一个发自某种情感的灵感已经是一个判断——往往是一个虚假判断——的孙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你自己亲生的。信赖自己的情感，实际上就是听从自己的祖父祖母以及他们的祖父祖母，而不是听从我们
内心的
神灵——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经验。
[4]
愚蠢的虔敬及其隐秘目的。 ——谁第一个制造了工具和测量杆？谁最早发明了马车、船和房屋？谁是天体秩序和乘法规则的最初发现者？啊，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创造者，他们真的与我们今天的发明家和观察家无可比拟地不同和更为高明吗？难道这些最初的进步具有那样大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今天世界上科学发现领域里所有的旅行和环球航行加在一起也不能与之相比吗？这是偏见，是贬低现代人的谎言。谁都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时代，机遇实际上是最大的发现者和观察者，是那些古代发明家最为慷慨的施主；在今天最不重要的发明中消耗掉的精神、劳动和科学的想象力也比过去所有时代加在一起还要多。
根据有用性做的错误推论。
——如果我们证明一事物具有最大有用性，我们并没有因此说出关于这事物的起源的任何东西。换言之，我们永远不能从事物的有用性推出它的必然存在性。但是，直到今天，甚至在最精密的科学领域，这种回溯论仍然很有市场。例如，在天文学中，我们不就听说，行星排列方式的（假想的）效用（即补偿因为远离太阳而产生的光的强度的减弱，以便所有天体上的居民都不会生活在黑暗中）乃是这种排列的最终目的并因此解释了它的起源吗？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哥伦布的逻辑：地球是为人类创造的，因此，所有存在的国度都必须予以殖民：“太阳无端挥洒它的光明，彻夜闪烁的星斗白白悬于无人航行的海上和无人居住的陆地，这可能吗？”
被道德判断改变的冲动。
——同一种冲动，如果面对习俗谴责的压力，就会成为一种痛苦的
怯懦
的感觉；相反，如果它碰到的恰好是基督教那样的习俗，这种习俗体贴它并称它为
善
，它就会成为一种愉快的
谦卑
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种冲动既可以与好良心也可以与坏良心联系起来。就其本身来说，这种冲动
像任何一种冲动一样
，不仅不具有这些道德性质和名称，而且不具有任何道德性质和名称，甚至不具有任何确定的愉快或痛苦的性质。所有这些都是当它与其他已经被标明善和恶的冲动发生关系时作为第二天性获得的，或者是作为那些人们已经对其进行过道德确定和道德评价的存在的性质获得的。——因此，早期希腊人对
嫉妒
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对嫉妒的感觉。在赫西俄德那里，嫉妒乃
善的
、仁慈的厄里斯所赐
，把诸神说成是嫉妒的是可以的：在一个竞赛就是一切和竞赛被感觉和评价为善的社会中，对于嫉妒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希腊人对
希望
的评价也与我们不同，在他们看来，希望是盲目的和欺骗性的，赫西俄德在一篇寓言
中最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态度，其意义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没有多少晚近的评论者能够恰当地理解它，——因为它与从基督教那里学会将希望当作美德来信奉的现代精神背道而驰。对希腊人来说，未来的知识的大门似乎还没有完全关上，在无数我们只满足于希望的情况下，他们却把探究未来提高到宗教使命的高度：由于他们的预言家和占卜者，希望变成了某种低级、卑劣和危险的事情。——犹太人对
愤怒
的感觉与我们不同，视其为神圣的：他们对于体现在人身上的盛怒的评价之高是一个欧洲人所不能想象的。以其愤怒的神圣先知为蓝本，他们创造了愤怒的神圣耶和华
的形象。与这些愤怒的形象相比，欧洲人的最伟大的愤怒者也仿佛只不过是些赝品。
“纯粹心灵”之偏见。 ——无论在哪里，只要所谓 纯粹心灵 （reinen Geistigkeit）的教导流行，它就会摧毁精神力量：它教导轻视、忽视和折磨肉体，教导人们应该由于他们内心的所有本能冲动而轻视自己和折磨自己；这种教导不仅使人们变得阴郁、紧张和感到压抑，而且还使这些人天真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不幸感觉的根源并可以动手消除它。“根源必定在身体！身体 还在野蛮生长 ！”——他们如是得出结论说，而实际上，他们感受到的痛苦表明，身体对它受到的经常的蔑视，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抗议。最后，一种变得普遍和长期化的神经衰弱成为那些拥有美德的纯粹心灵的命运：当他们只有在迷狂以及接近疯狂的形式下才能感受到 欢乐 ，并把迷狂当作生活的最高目标和据以 谴责 一切世俗事物的标准，他们的王国就最后落成了。
对于习俗的冥思苦想。 ——无数习俗规定都是人们根据某些非常事件匆忙做出的，随后很快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我们既不能确切断定隐藏在这些规定后面的意图，也搞不清违反这些规定所带来的惩罚的性质；我们甚至在仪式的执行方面也会发生疑问——但是，随着我们的冥思苦想，我们苦苦思索的对象的价值增长起来，而一种习俗的最荒唐部分最后竟然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我们不可小看千万年来人类在这方面花费的心思和力量，更不可小看 对习俗的冥思苦想 对人类的作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巨大的心智训练场，在这场地上兴起和发展的不仅是宗教，这里也是科学的光荣与可怕的史前世界，诗人，思想家，巫师和立法者也在此成长。对于一种以我们不明白的方式要求我们参拜如仪的事物的焦虑，逐渐转变为对难以理解事物的乐趣；当人们不知如何解释时，他们就开始创造。
对思想人的评价。
——作为思想人（vita contemplativa）
，我们不应该忘记，沉思的后果给行动人（vita activa）带来了哪些痛苦和不幸——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在他们面前自豪地吹嘘我们的善行，行动人又该要求我们赔偿他们受到的哪些损失呢？
第一
是所谓
宗教人（religi
ö
sen Naturen），
他们在思想人中人数最多，因而也是其最常见的类型。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使实践之人的生活变得艰难，尽可能让他们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使天空暗淡，阳光消失，欢乐蒙上怀疑，希望失去价值，能干之手残废——他们熟知这一切，正如他们熟知如何在苦难的时刻提供安慰，帮助，施舍和祝福。
第二
是艺术家，他们比宗教人要少，但在思想人的世界中仍然是常见的。这些艺术家作为个人多半是顽劣、任性、嫉妒、暴躁和不好相处的：与其作品之欢乐和崇高的调子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是
哲学家，该类型集宗教与艺术之力于一身，同时还和另外一种因素即爱好证明之辩证法
结合起来，因此除了以与宗教家和艺术家一样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损害以外，还由于他们对辩证法的嗜好而让许多人不胜厌烦；不过，他们的人数总是很少的。
第四，
科学思想家和科学研究者；他们几乎从不以影响他人为目的，而只是像鼹鼠一样在他们自己的沙丘下悄悄挖掘。因此，他们很少引起其他人的烦恼和不快，倒是作为人们促狭和嘲笑的对象，常常在无意中使行动人的生活轻松一些。不仅如此，科学现在还成了某种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东西。如果说，
由于科学的这种有用性
，许多本来注定要投身行动的人现在却操心费力、不无怨恨地投身科学，那么，这种悲剧并不是那些科学思想家和科学研究者的错；这是“自讨苦吃”。
思想人的起源。 ——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对世界和人普遍持有悲观的看法，而那些觉得自己足够有力量的人随时准备按照这种看法行动，将悲观观念变为悲观现实：猎取、抢劫、攻击、伤害、谋杀，以及在团体内部所能允许范围内的这些行动的一些弱化形式。但是，如果他的力量衰退，感到疲倦，不适，空虚或餍足，并因而暂时放弃欲望和愿望，他就变成一个相对好也就是不那么有害的人，这时他仅仅通过言语和思想表达他的悲观看法，比如关于他的同伴、他的妻子、他的生活或他的神的看法——他的判断必然是一些 恶的（b ö se） 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成为思想家或先知，或者诗意地阐述他的见解和发明新的风俗，或者嘲笑他的敌人——但无论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的一切产物都必然反映出他自己所处的状态：他的恐惧和疲倦的增加，他对行动和享乐的评价的降低；与这些诗意的、沉思的和宗教的情绪内容相呼应的必定是他的思想产物的内容；其中支配性的必定是恶的判断。后来，所有将这单个的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行为变成长期行为的人，也就是所有那些惯于作恶的判断、忧郁和不善于行动的人，开始被人们称为诗人、思想家、教士和法师。——由于他们乏于行动，人们可能更愿意唾弃他们和将他们逐出群体，但这样做有危险——他们精通迷信和善于召唤神力：人们从不怀疑他们拥有未知的权力手段。这就是人们对 古老的思想者家族 的尊敬——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不害怕它，人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唾弃它！思想就是这样以伪装的形象，可疑的威望，坏的心肠和混乱的头脑第一次在大地上出现的，既虚弱又可怖，私下被人唾弃而在公开场合又受到迷信的敬重！在这里像通常一样，我们必须称之为：pudenda origo（可耻的起源）。
今天的思想者需要同时具有多少能力。 ——远离感官经验，上升到抽象世界，——过去人们确实觉得因此得到了 升华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这种感情了。带着对这个有形的、充满诱惑和罪恶的世界的蔑视，过去的人们在暗淡的语词构造和事物构造中找到了欢乐，在这些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知的存在身上看到了光明，觉得自己生活在它们中间就像是生活在一个 更高的 世界。“这些抽象概念（abstracta）当然不会让我们目迷心狂，但它们能引领我们向前！”——人们一边这样说，一边扶摇而上。在科学的史前时代，不是这些精神运动的内容，而是这些精神运动本身构成了“更高的生活”。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推崇辩证法，热烈相信辩证法对非感性的善人来说必不可少。不仅知识是一点一点缓慢地积累起来的，而且知识的手段，即先行于知识的人类存在方式和方法本身也是一点点缓慢积累起来的。并且，每当人们发现新的方法或感受到新的存在方式，他们都觉得这新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达到知识的手段，而本身就是内容、目的和值得认识的一切。幻想，自我提高，抽象，非感性化，创造，预感，归纳，辩证，演绎，批判，材料收集，非个人的思想方式，沉思和概观，同样还有对于所有存在事物的公正和爱，这些都是思想者获得知识的必要手段，但是其中的 每一种 手段在思想的历史上都曾经分别被当作目的和 最后 目的，给它们的创造者带来了一种极乐的感觉；每当人的灵魂瞥见某种最后目的的乐土，他们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起源与意义。
——为什么下述思想总是萦绕我心头，越来越五彩斑斓？——
从前
，追寻事物起源的知识探索者总是相信，他们的发现对于所有行动和判断都无比重要；他们甚至总是
预先假定
，人的
拯救
必须以
对事物起源的洞见
为前提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事情刚好相反，
我们越是接近事物的起源，事物对我们就越是变得索然
；确实，如果我们在追根溯源的路上走得太远和太靠近事物本身，我们曾经赋予事物的所有评价和趣味都会开始丧失它们的意义。我们对事物起源的洞见越多，这些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就越少。另一方面，那些
离我们最近的事物
，那些就在我们身边和在我们内部的事物，却逐渐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早期人类梦想不到的色彩、美、魅力和丰富意义。从前，思想者就像被人抓住的野兽一样在笼中愤怒地走来走去，仇恨地注视着栏杆，不时扑向栏杆，企图将它们推倒：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相信他通过某个缺口看见了外部世界的某些东西，看见了某些遥远和彼岸的东西，他确实似乎是
幸福的
。
知识的悲剧性结局。
——在使人升华的所有手段中，人之牺牲是最让所有时代的人感到升华和自豪的。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人类的所有其他努力最终都将汇聚在
一个
巨大观念的旗帜下，使它成为王者中的王者，号令中的号令——这就是
自我牺牲的人类
的观念。但是人类应该向谁牺牲自己？人们现在发誓说，一旦这种观念的灿烂星座出现于天际，那时将只有关于真理的知识能够作为一个巨大目标与它相辉映，因为对真理目标来说，任何牺牲都不会是太大的
。然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究竟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路上走多远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更不用说究竟什么知识追求可以引导人类带着对未来的智慧的预见无悔地死去了。也许，假设有一天，人类与其他星球上的居民为了知识的目的建立起联系，在千万年里将他的知识从一个星球传播到另一个星球：也许，那时对知识的热情将能够上升到这样一种让人眩晕的高度！
对怀疑的怀疑。
——“对健全的脑袋来说，怀疑是多么好的枕头！”
——蒙田
这话总是使帕斯卡恼恨，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一个去忧解惑的枕头。他到底怎么了？——
阻碍我们前进的词。 ——原始人每创造一个词，都相信自己做出了一项发现。这与事实相差多远！——他们触及一个问题；由于假定自己已经 解决 这个问题，他们为问题的真正解决设下了障碍。——现在，为了获得任何一点新知识，我们都不得不在死去的词的化石中跌跌撞撞地穿行，往往折断了腿而不是踢碎了词！
全部科学都是“认识你自己”
。
——只有当人认识所有事物之后，他才能最终认识他自己。因为事物不过是人的边界。
新的致命打击：我们无可逃避的易朽性。
——过去，人们曾经通过指出人的神圣
起源
来证明人的高贵伟大，但现在这种方式行不通了，因为在这条路的开端是与其他种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站在一起的猩猩，它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龇牙咧嘴，仿佛在说：“回去！此路不通！”因此，人们现在试图走上相反道路
：人类
前进
的道路将证明他的高贵伟大和与神的亲缘关系。呜呼！这同样是白费心机。矗立在这条道路尽头的是
最后
一个人和自掘坟墓者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人性所在，我无例外（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
。”无论人类进化到多么高的程度——他最后站的地方说不定比他开始站的地方更低！——他都无法移居一个不同的更高的世界，正如蚂蚁和蠼螋在其“尘世生活”结束时仍然与神和永生攀不上关系。已成总是像尾巴一样拖在生成的后面：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一永恒景象会对某些微不足道星球或这些星球上某些微不足道的物种破例呢？丢开这些妄想吧！
对迷醉的信仰。 ——有过高度兴奋和迷狂时刻的人，在正常时刻，由于对比和神经能量的大量消耗，往往处于欢寡愁殷的可怜状态，把那些昙花一现的时刻看作他们的真正“自我”，而把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说成 “非我”（Au ß er-sich）之物的结果 ，从而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时代和整个世界都满怀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迷醉才是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自我，其余的一切，无论其为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还是艺术的，都只不过是达到迷醉状态所要克服的障碍。这些热烈的饮者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罪恶，因为他们是不倦的杂草播种者：对自己、对别人不满之杂草，对时代、对世界蔑视之杂草，特别是悲观厌世之杂草。也许，即使倾地狱里的所有 罪犯 之力，也不可能像放浪、幻想、半疯狂、丧失自制能力、除非完全迷失自己就不能体会到任何欢乐的那一小撮天才的高贵小团体一样，给世界带来如此无远弗届之压抑的、污染大地和空气的巨大影响：事实上，罪犯经常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控制、自我牺牲和智慧，并在那些恐惧他的人中间唤起同样的品质；他们也许会使生活的天空变得阴沉和危险，但空气仍然凛冽、清新。——不仅如此，这些酗酒者还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对迷醉的信仰，仿佛迷醉才是生命中的生命：多么可怕的信仰！正如酒精很快败坏和毁掉了野蛮人一样，这些 精神 “烈酒”及其推销者所造成的酩酊之乐也将逐渐而彻底地毁掉人类：它最终也许会消灭人类。
我们目前的状态。 ——“让我们对伟大的独眼人宽容！”斯图亚特·穆勒如是说，似乎要信仰和近乎崇拜某物就必须宽容它们！我说：让我们对双眼人宽容，无论其为伟大还是渺小——因为 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除宽容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心灵疾病的新医生在哪里？
——人们用来安慰自己的那些手段使生活变得极端痛苦，但他们现在相信生活本来就痛苦不堪；人类最可怕的疾病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用来消除疾病的那些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立竿见影，最终却产生了某些比它要消除的疾病还糟糕的东西。他们无知地相信，那些能够在瞬间麻醉和解除他们痛苦的东西，即止痛剂，就是真正的良药；他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为这片刻轻松付出的是健康的全面和彻底的恶化，看不到不得不忍受麻醉剂副作用之痛苦，日后停止使用麻醉剂之痛苦，以及最后日夜烦躁不安、神经质和神经衰弱的痛苦。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疗将不再可能：那些受到普遍信仰和崇拜的心灵医生应该对此负责。根据不无公正的说法，在人类的痛苦被长时间忽略之后，叔本华
开始重新严肃对待它们：那么，在人类痛苦的真正解药被忽视了这么久之后，谁能重新严肃对待它们、并把那些人类迄今一直依靠他们治疗心灵疾病的有着堂皇名字的江湖骗子的秘密公之于众？
有良心者的磨难。 ——牧师的布道和地狱的可怕压力使之最痛苦的不是那些无良心之人，而是那些有良心的人，特别当这些有良心的人同时又是具丰富想象力之人时就更是如此。因此，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欢乐和愉快景象的人，他们的生活被弄得最悲惨：他们需要欢乐和愉快，这不仅能使他们本人得到休养生息，而且也能使人类能从他们那里收获某种快乐和美。由于宗教发明的罪的观念，职业宗教家的权力欲得到了极大满足，但他们给世界增加了多少不必要之残忍和苦难！
对疾病的感想。 ——让病人活跃的想象力平静下来，以使他不再因其对疾病的想象受苦， 更甚于 因疾病本身受苦——这将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这件事将功德无量！你们现在明白我们的使命了吗？
“路”。
——所谓的“捷径”总是使人类处于极大危险中：他们总是在发现这样一条捷径的“福音（frohen Botschaft）”
中离开他们的道路——并终于
迷路
。
自由精神的变节者
。
——谁会对于虔诚的坚信者感到厌恶呢？相反，我们不是每每以无言的尊敬和喜悦对待他们，并为这些优秀人士与自己感觉不同而颇为惋惜吗？然而，如果看到一个人，他
曾经
一度是完全自由的心灵，后来却
变成
一位“信徒”，我们就会感到突如其来的深刻的嫌恶；每当想到他，我们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别扭，恨不得马上吐出它才好；即使是最可敬重之人，如果他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怀疑，我们也会背他而去，但却不是由于什么道德成见，而是由于一阵突然产生的反感和厌恶。这一强烈反感究竟从何而来？也许我们应该认为，这种反感表明，我们在内心深处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周围种下一片多刺的轻蔑的玫瑰，以便在岁月的风霜使我们变得虚弱和健忘之后，我们在那些关键的时刻爬不过我们自己的轻蔑之林？——坦白地说，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只能说明作这种推测的人对发动和决定自由精神的东西一无所知：对自由精神来说，
改变
意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鄙。相反，他高度评价改变意见的
能力
，将其看作不平常的、高超的本领，特别是当这种能力直到暮年仍然不减时就更是如此！他的野心（而
非
他的胆怯）甚至伸手摘取蔑视蔑视者（spernere se sperni）
和蔑视自己（spernere se ipsum）
的可怕果实：不用说，对此他完全没有虚荣和自满之人的那种恐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
所有学说都是无辜的
，正如所有行动都是无辜的：那么他怎么会又以审判者和行刑者的形象出现在自由精神变节者面前呢？这种景象让他震惊，正如某些患有令人反感疾病病人的形象让医生震惊：对发炎的、坏死的、肿胀的和溃烂的东西的生理反感瞬间压倒了理智和治病愿望。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自由精神变节者必然表现出来的可怕
欺骗
的思想，在瞬间使我们的善之意志失效：一个完全、彻底堕落心灵的观念，在瞬间使我们的善之意志休克。
不同的恐惧，不同的安全。 ——基督教给生活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 危险状态 ，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快感、娱乐和对一切事物的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理直气壮地否定了这种危险状态，然而就在否定基督教的危险状态的同时，它仍将基督教古老的安全、快感、娱乐和评判抓在自己手里！甚至将它们供奉在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的神殿！但是，由于这些安全和欢乐由以产生的那个可怕背景，即基督徒对其能否获得 永恒 拯救的永恒 恐惧 ，已不复存在，所以它们看上去全都变得多么乏味、多余，多么残缺和笨拙，多么想入非非，特别是多么不安全！
基督教和情感。
——在基督教中，可以听到一种针对哲学的大声的群众抗议：古代哲人以理性之名要求人们远离情感，基督教却重新将情感
归还
给人们。出于这一目的，它否认哲人心目中的美德——理智胜过情感——有任何道德价值，全面谴责理性，同时以最堂皇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情感：如上帝之
爱、
上帝之
畏
、上帝之狂热的
信
和上帝之盲目的
望
。
带来安慰的错误。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教希望通过指出一条它心目中的 更近的完善之路 卸掉日常道德实践的重担，正如某些哲学家以为，只要指出一条“通向真理的大路”，就不再需要艰苦乏味的论证和严格的科学事实的收集。二者都错了——然而对于在旷野中疲惫、彷徨的旅人来说，它们都是极大的安慰。
一切精神最后都成为肉体上可见的。
——基督教融无数天性柔和者的精神于一炉，集从最单纯到最深刻的所有谦卑和敬畏的热爱者的精神于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摆脱了其最初的乡村的粗陋——如果我们站在最古老的圣彼得使徒画像前，我们就会强烈感觉到这种粗陋
——而变成了一种高度
精神化
的宗教，具有最为复杂、巧妙和高深的面部表情；由于基督教，欧洲人变得更巧慧，而不仅仅是在神学上更精通了。这种精神影响与自我牺牲的力量一起，往往也与对这种牺牲的坚定信仰和忠诚一起，
雕琢出
了也许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最精美的形象：天主教较高级教士和最高级教士的形象，特别是那些出身贵族、生来具有高雅举止、威严目光和优美手足的高级教士的形象。在一种精心构思的生活方式驯服人身上的兽性以后，他们的面容在两种不同快乐（力量感和屈服感）的轮番激动下变得完全精神化了；赐福、赦罪、荣耀神等一系列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灵魂中，
以及确实也在他们的肉体中
，唤起一种超越人的使命感；战士特有的那种高贵感觉支配着他们，使他们蔑视容易毁坏的肉体和尘世幸福；他们因服从而
骄傲
，表现了一切贵族的特有品质；他们的任务的巨大不可能性既使他们的神情变得沉静、安详，又使他们的目光永远充满热烈向往。教会贵族夺目的美和雅总是在向群众证明教会的
真
；而僧侣的偶尔野蛮化（如在路德的时代那样）也总是把人们推向相反的信仰。——身体、精神、使命之间的和谐所产生的
这种
人的美和雅会随着宗教的灭亡结束吗？难道就不能获得、甚至也不能想象什么更高的东西吗？
必不可少的牺牲。
——那些严肃、能干、正直和怀有深刻感情的人，只要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应该让自己做一次实验，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基督教而生活，为了
他们的信仰
而到“旷野”中生活
——只有在这样做之后，他们才有资格谈论基督教是不是必需的。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把自己关在他们那牢笼一般狭小的王国里，对每一个碰巧处在他们的围墙之外的人大肆辱骂；不仅如此，每当有人告诉他们，在他们的蕞尔小国之外存在着一个广大世界，他们的基督教不过是这广大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都怒火中烧，咬牙切齿。但是，直到他们离开基督教生活多年，直到他们已经热情、诚实地过上一种与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生活：直到他们已将基督教远远抛在身后，走到天涯海角，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议论都将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他们不得不从遥远的天边返回，但却不是由于难耐的乡愁，而是根据严格
比较后
做出的
判断
，他们的回乡才有某种意义。——未来的人将以这种方式处理所有从前的价值，自觉地让这些价值，以及与它们对立的价值——即使仅仅是为了最终
有权
筛选这些价值——
统统在生活中再来一遍
。
论宗教的起源。 ——一个人如何能够把他对事物的某种看法看作神之启示？关于宗教的起源的问题在于：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启示现象是可能的。前提条件是，这样一个人已经相信启示。然后，某一天，他突然产生出一个 新的 想法，他的想法，一个在想象中包括整个宇宙和所有存在的伟大想法，使他心中充满幸福快乐，这种幸福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不敢认为他自己是这种福乐的作者，而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以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的原因，归于他的神，看作神对他的启示。如此巨大幸福怎么可能来自一个人！——他的自卑使他不能相信。在宗教产生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当我们把一种意见感觉为神之启示时，我们就在自己心目中 赋予这种意见以力量 ，去掉了它的假设的性质，避免了一切批评，甚至也避免了一切怀疑，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确实，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免使自己降低到工具（Organon）的地位，但是，我们的观念，作为神的观念，却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最终获胜的感觉征服了我们自己被降低的感觉。另外一种暗中发挥作用的感觉是：当我们把我们的 作品 抬高到我们自己之上，我们无疑使自己损失了一部分价值，但我们却由此得到了慈爱和父母因为子女而骄傲的快乐，这种快乐补偿了我们失去的一切，而且还有盈余。
他人之恨。
——假如我们像另外一个人感觉自己那样感觉他——叔本华称之为同情（Mitleid），但也许称为“移情”（Ein-leid）更合适——那么，当该人像帕斯卡一样认为自己可恨，我们就应该对他感到憎恨。这也许就是帕斯卡心中对人类的基本感觉：早期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据塔西佗记载，在尼禄
统治的时代，他们因为odium generis humani［天生憎恨人类］而被“定罪”
。
令人绝望。 ——基督教具有一种猎人本能，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通过某种方法使之感到绝望的人——人类中只有一部分人是能够使之绝望的。基督教等待他们出现并希望抓住他们。帕斯卡试图发现，能不能在最敏锐的知识帮助下，将每一个人都带到绝望中。他失败了：这让他加倍绝望。
婆罗门教和基督教。 ——获得权力感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知道如何自制并因而已经习惯权力感之人；另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自制之人。婆罗门教是为第一种人准备的，基督教则是为第二种人准备的。
看见幻象的能力。
——整个中世纪都认为，最高之人最终和决定性的标志在于：他能够看到幻象——这也就是说，使高人成为高人的是严重的精神紊乱！实际上，中世纪的所有高人［思神者（der religiosi）
］的生活都是这样安排的，以便他们最终
能
看到幻象！因此，毫不奇怪，对于歇斯底里的、幻想的、狂热的所谓天才之人的过分尊崇甚至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确！但这应该使我们警惕他们而不是相信他们。
信徒的价格。 ——一个人如此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仰，以至他宁愿用天堂来交换这种信仰，把天堂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甚至也送到十字架上的那个窃贼的手上：这样一个人必定为一种可怕的怀疑所苦和了解每一种十字架之苦，否则他就不会如此不惜重金收买他的信徒了。
第一个基督徒
。
——整个世界至今仍然相信是“圣灵”写下了圣经，或是仍然处在这种信仰的长期影响中：我们打开《圣经》，希望通过阅读《圣经》“净化”自己，或者找到安慰我们的大小苦难的片言只语——简言之，我们活学活用地阅读《圣经》。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又有谁知道，《圣经》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最狂妄和最不安分的灵魂的历史，一个既迷信又狡诈的头脑的历史，使徒保罗的历史？但是，没有这一特殊历史，没有这样一个头脑和这样一个灵魂的迷乱和痛苦，就不会有基督教；我们几乎无从知道一个其导师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小宗派的事迹。毫无疑问，如果人们早早理解了这一历史，如果人们曾经自由、诚实而不是断章取义地阅读保罗的作品，也就是
真正阅读
保罗的作品，而不是把它当作圣灵的启示，那么基督教很久以前就会不复存在了——但在基督教的一千五百年中，还没有这样的读者。在这位犹太帕斯卡
的作品中，基督教的起源暴露在我们面前，正如在那位法国帕斯卡的作品中，基督教的最后命运和消亡过程暴露在我们面前。基督教之舟能够将大量犹太教压舱物抛到水里，扬帆驶向异教徒的公海，——这全都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历史，这一个极痛苦、极可怜、极讨厌并且他自己也极讨厌自己的人的历史。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
固定的
、总是无可躲避的和从不止息的
问题
：犹太
律法
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更具体的，如何才能
满足律法
？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竭力满足律法的要求，热切向往犹太民族——这个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醉心于崇高道德之幻想，并且是创造了神圣上帝观念以及冒犯这一神圣存在之罪的观念的唯一民族——所能想象的这种最高荣誉。保罗很快成了这位上帝及其律法最狂热的捍卫者和荣誉保卫者，不停地与一切侵犯者和怀疑者进行战斗和监视他们，对他们既严厉又恶毒，必欲使他们受到惩罚而后快。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这样一个人——一个易怒的、纵欲的、阴郁的和恶毒的仇恨者——是
不可能
满足律法的；而且，他不可思议地看到，他那高度膨胀的权力欲不断促使他破坏律法，而他
不得不
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冲动。难道真是他的“情欲”使他不断成为破坏律法者吗？难道不是，如他后来所怀疑的，律法本身
必定
在不断证明，它的要求是做不到的，并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诱惑人们破坏它吗？然而那时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许许多多东西压迫着他的良心：他提到仇恨、谋杀、巫术、偶像崇拜、不洁、酗酒和放荡的口腹之欲，而他越是试图减轻他的良心的负担，他的权力欲就越以疯狂敬重和捍卫律法的形式拼命发泄自己，最后他终于对自己说，“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破坏律法之痛苦是不可克服的。”当路德在其修道院中希望成为精神理想中的完人时，他的感觉大概是差不多的：路德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从心底里恨死精神理想、教皇、圣徒和整个教士阶级，这种痛恨越强烈，他越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痛恨——保罗也是这样。他觉得律法就是他被钉在上面的十字架：他多么痛恨它！他多么无法忍受它！要是能够
毁灭
它——无须再遵守它——该有多好！最后，一种拯救性观念不期而至，同时还有一种只有像他这样的癫痫病人才能看到的明亮景象出现在他眼前：这位内心对律法厌烦至极的律法的狂热战士看到，面带神圣光辉的基督形象从一条寂静的街道向他走来，他听到基督说：“你为什么迫害
我
？
”这一事件的实际意义在于：他的
心
一下子开朗，“迫害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
无道理的
！这就是我的出路，这就是我的完美的复仇，这就是我成为
律法毁灭者
的唯一道路！”这位最为傲慢所苦的病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恢复了，他的道德绝望不见了，因为道德本身在十字架上已经不见，化为乌有了——也就是说，
被满足了
！在这之前，对他来说，那一丢脸的
死亡
一直是新学说追随者宣扬的“弥赛亚国”的根本反证：但现在，如果这一死亡是
废除
律法
必须
要求的，那又如何！——这种观念的巨大后果，这一谜底的巨大后果，在他眼前闪烁，使他立刻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犹太人的命运，不，全人类的命运，仿佛都系于这一观念，系于他福至心灵的这一瞬间。他拥有思想之思想，钥匙之钥匙，光明之光明，人类历史从此将围绕他旋转！因为从现在开始，他就是
律法之毁灭
的教导者！远离罪恶——也就是远离律法！在肉欲中生活——也就是在律法中生活！与基督合一——也就是与律法毁灭者合一！和基督一起死亡——也就是像他一样死于律法！以后也许仍然会有罪，但将不再有反对律法之罪：“我超出律法”。“如果我现在重新接受律法和甘心受它支配，我将使基督成为罪恶的同谋。”因为只有在律法存在的地方才会有罪恶发生，律法不断产生罪恶，正如催吐剂不断产生呕吐；如果没有这一死亡也可以使律法得到成全，上帝是不会忍心坐视基督死亡的；现在不仅一切罪恶都得到革除，而且罪本身也已消失；律法已经死去，它所居住于其中的“肉身”已经死去——或者至少是正在死去，好像是在腐烂。生命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坏死的时光——这就是基督徒的命运，直到他变成与基督合为一体，与他一起复活，分享基督天上的荣光和像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这使保罗的迷狂达到顶点，同时也使他的灵魂的放肆达到顶点：由于与基督成为一体的观念，一切羞耻、谦卑和节制都从他身上消失了，他那无法控制的权力欲
化为上帝荣光中的预期的
神圣
欢欣。——这就是
第一个基督徒
，基督教的创造者！在他之前存在的只是几个犹太宗派而已。
不可同日而语。 ——在嫉妒与友谊、自我轻视与骄傲 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空间：希腊人生活在前者中，基督徒生活在后者中。
心智粗鄙之益。
——基督教会是所有史前崇拜和来源极为不同的各种思想的一部大全
，所以它才如此善于“传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总是能够在任何它愿意立足的地方立足，找到一些与自己有类似之处的事物，使自己适应它们并渐渐赋予它们以一种基督教的含义。使这种宗教流行开来的不是它的基督教因素，而是其
习俗
中无所不在的异教特点：它的思想既来源于犹太世界又来源于希腊世界，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把自己提高到民族和种族的计较和门户之见之上，如同将自己提高到偏见之上。我们可能惊奇于这种导致各种最不相同因素合并的
力量
，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种力量固有的可鄙性质：其心智在教会形成时期令人震惊的粗陋和颟顸无知，这种粗陋和颟顸无知使它可以吞下
任何食物
，消化鹅卵石一样的矛盾。
基督徒对罗马帝国之报复。
——也许没有什么比一个永远胜利者的景象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了。在两个世纪时间里，世界看到罗马征服一个又一个民族，疆界合拢，不再有未来，一切现在存在的事物似乎都会永远存在下去——确实，当帝国
建筑
，它以一种aere perennius（比青铜更久远）的精神进行建筑；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毁灭之忧伤”的人来说，完全不同的“
永恒的建筑
”的忧伤几乎是无法理解的，面对这种永恒建筑的忧伤，人们不得不设法拯救自己——比如通过贺拉斯那样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拯救自己。其他人则寻找另外的办法，以对抗这种令人绝望的厌倦之感和下述致命意识：心灵和头脑的任何冲动都不再有希望，罗马帝国像一只巨大蜘蛛蹲伏在那里，它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无论哪里只要还有血在流动，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吸光。疲惫的观众对罗马统治的这种无言的百年仇恨最后在
基督教
中爆发出来，使它把罗马帝国即“尘世”与“罪恶”合并成
一个
概念。基督徒报复了罗马，宣布了世界的迅速和突然的毁灭
；他们再次确立了一个未来——罗马曾经把一切事物都变成
它自己的
过去和现在——，在这未来中，罗马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梦想来一次最后
审判
——而十字架上的那个犹太人作为拯救标志乃是对不可一世的罗马行省官员
的最深刻讽刺，因为他们现在成了不幸和即将毁灭的尘世的象征。
“死后生活”。
——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碰到地狱惩罚的观念：所有神秘崇拜都在这种观念中找到一种特别满足，拥抱着它就像拥抱孕育其权力的最有希望的蛋。伊壁鸠鲁相信，他所能惠予其同胞的最大帮助莫过于根除
这种
观念：他的胜利在他的思想弟子卢克莱修——一个悲观然而开明的罗马人——口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但这胜利来的太早了——基督教重新将这种已经凋落的阴间恐怖信仰置于其特别保护之下，而它这样做又是多么精明！如果没有对于这一纯粹的异教学说的大胆借用，它又怎么能取得对广泛流传的密斯拉和爱色斯崇拜
的胜利！通过这种观念，它使那些胆怯之人站到它的一边——他们成了新信仰的最坚定的追随者！犹太人，作为一个像希腊人一样和比希腊人还要执着于生命的民族，对于下述观念几乎毫无所知：最终一死作为对罪人的惩罚，永远不能复活作为最大的威胁
——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身体，而以一种精致的埃及主义
希望永远保留身体的奇怪的人来说，这种观念的影响是足够强烈的。（《马加比二书》中记载了一位犹太战士，他不想放弃已经流出的肠子：他希望
带着
它们一起复活——这就是犹太人的作风！
）对最初的基督徒来说，永恒受苦的观念还相当遥远：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从死亡中得到了
救赎
，每天期待的是一种转变而不是死亡。（对于这些满怀期待的人来说，第一次死亡必定使他们多么奇怪啊！震惊，欣喜，怀疑，羞耻，狂热，所有这些都同时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心情又该是多么复杂啊！——一个值得伟大艺术家探讨的真正主题！）保罗对他的救主所能说出的最好的赞美不过是他为每一个人
打开了
通向不朽的大门
——但他却不相信未被救赎者的复活；确实，根据他的律法之不可满足性和死乃罪之后果的理论，他怀疑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成为不朽（或者只有很少几个人由于慈恩而非他们自己得享不朽）：不朽的大门现在才刚刚
开启
——最后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得到拣选——选民的骄傲又使他不禁这样补充说。——在其他地方，那里的生命冲动不像在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中那样强，不朽的前景也并不天然地比最终死亡的前景更有价值；异教的但也不是完全非犹太的地狱观念被补充到基督教中，并在传教士手中变成了非常有用的工具，这时才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义，认为甚至罪人和未得救者也是不朽的，将要遭受永恒的责罚
。这种新观念比最终死亡的观念更生动有力，
最终死亡
的观念从此消失了。只有
科学
才重新克服了这种观念，同时扫除了关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所有其他观念。我们在
某个
方面变得贫乏了：“死后生活”再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只不过开始的时间还太短，否则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多么恢弘和寥廓了。——伊壁鸠鲁重新取得了胜利！
“真理”之证明。——“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道德性，他们面对痛苦的坚毅性，他们的信仰的不可动摇性，特别是基督教传播和扩张的不可阻挡性，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性”，——甚至直到今天你们仍然这样喋喋不休！我可怜你们的语无伦次！你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反驳真理；真理的证明与真诚的证明并不是一回事；后者不能被当作前者的一个论据！
基督徒的心思。 ——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中，最通常的想法必定是：“还是 认为 自己有罪好些，因为我们不清楚这样一位 有大权力 的法官到底怎么想——人们不能不 担心 ，也许他乐意看见意识到自己有罪的人！以他之权能之伟大，他可能更愿意赦免有罪者，而不愿意承认谁在他面前是无罪的。”——那些可怜的乡亲在罗马行省总督面前就是这样感觉的：“他太自负了，不可能承认我们无罪。”——当基督徒描述最后审判者时，一种完全相同的感情难道就没有发挥作用吗？
非欧洲的和非高贵的
。——基督教中的东方性和女人气由下述思想可见一斑：“上帝喜爱者，上帝责罚之”
；因为东方女性把其丈夫的打骂和人身拘禁看作是他们的爱的标志，一旦这种标志不存在，她们就开始不安
。
将一事看作恶的就是使其成为恶的。
——将某种激情看作恶的和有害的，就是使这种激情成为恶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信徒每当欲念产生时所感到的良心折磨，而成功地将爱若斯和阿芙洛狄特
——伟大的理想化的能力——变成凶恶的魔鬼和幽灵。将人类必然和经常的感情变成内心痛苦的一个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痛苦成为
每一个人
必然的和经常的处境，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而且，它还一直是一种隐蔽的因而更深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
所做的那样，公开承认基督徒的这种痛苦。所有我们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东西，所有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限制或有时不得不将其从心中彻底清除的东西，都总是被称为
恶
！这与
普通
人总是不假思索认定
敌人
为
恶
的做法有何区别！而且，人们可以将爱若斯称为敌人吗？性爱与同情感和爱慕之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一个人在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我们竟然会去诽谤它，通过把它与一种坏良心联系起来而消灭它！将人类的生产与坏良心联系起来！——但是，爱若斯的这种魔鬼化最终以喜剧收场：由于教会在所有性事上的诡秘作风，“魔鬼”爱若斯渐渐变得越发美丽起来，比所有圣人和天使加在一起还更吸引人类，以至于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
爱情故事
仍然是
所有
阶层都能同等地带着一种夸张的热情乐此不疲的唯一的东西，这种夸张的热情对古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未来的人看来也将是可笑的。我们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所有思想和诗情，都具有赋予爱情以过分重要意义的特点，
甚至不仅仅是特点而已！由于这个原因，未来的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所继承的全部基督教文化遗产都带有某种疯狂和封闭的特征。
论折磨别人的灵魂。
——今天，如果一个人折磨另一个人的肉体，整个世界都会对他大呼小叫；人们对他的愤怒瞬间就会爆发出来；仅仅想到可能加之于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折磨就会让我们发指，而如果得知某时某地确实发生了这种折磨，我们的心灵就会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对于灵魂的折磨及其可怕性，我们却远没有达到这样明确和一致的认识。基督教曾经空前广泛地实行这种折磨并且还在继续实行这种折磨；每当碰到尚未遭此厄运的人，它甚至天真地抱怨人心的堕落和冷漠——所有这些造成一种后果，使人类直到今天对精神上的火刑、折磨和刑具抱可怕沉默和默许的态度，正如人们从前对人和动物所受肉体酷刑的态度。地狱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在这个词的背后，不仅有新创造出来的真正的地狱恐怖，而且还有与这种恐怖相对应的一种丑恶的、沉重的、以前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怜悯，被怜悯的是“永堕地狱之人”的命运，如石客向唐璜
[5]
所指出之命运，这种命运在基督教时代甚至使铁石心肠也会发出悲叹。普鲁塔克为异教世界中的迷信者描绘了一幅悲惨的画面，然而，与一个
以为
自己不再能够逃脱“永罚”的中世纪基督徒相比，这幅画面就算不上什么了。基督徒看到种种可怕征象：一只鹳啄着一条蛇，却又
瑟缩地不敢
将它吞下；天地万物突然变得惨白，或有火红的颜色从大地上掠过；脸上带着异常痛苦表情的死去亲属形象向他走来；当他睡觉时，黝黑的四壁突然变得明亮，在黄色的火光中现出刀山剑树和牛鬼蛇神的样子。确实，通过在大地的每个角落都竖起十字架和将大地说成“好人
受磨难
至死”之地，基督教已经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所在。当伟大的布道者以其雄辩将个人深藏的所有痛苦和“私人”的不幸都公布出来，当某个怀特费尔德牧师
“像一个垂死的人对另一些垂死的人”那样讲话，时而号啕，时而跺脚，既冲动又无耻，声音急促而尖利，无情地向某一听众发泄他的仇恨和愤怒，并以一种可怕方式将他开除于群体之外时，这时的大地确实已经离“眼泪谷”
不远了！人们看到的是疯狂发作后的一堆受害者；许多人由于恐惧而痉挛；还有人漠然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还有人不停战栗或发出长时间的刺耳的呼号。到处都可以听到长长的呼吸声，就像是一些快要窒息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的确，”这种布道的一位目击者说，“听到的几乎是一片
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者
的声音。”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基督教使人类的
安息之床
变成受刑之床；这一折磨之床的场景，只有现在才第一次被人们听到的可怕的声音，使无数见证者的感官和血液被毒害，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请想象一个头脑单纯的人，他听到下面这些话后，就再也不能摆脱它们：“啊，永生！让我永生吧！但愿我没有灵魂！但愿我没有出生！我被打入了地狱，打入了地狱，永远打入了地狱！六天以前也许你还能帮助我，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是魔鬼的仆从。我和他一起走向地狱。哭泣吧，落泪吧，可怜的石头的心！你不会哭泣？除了哭泣和落泪，石头之心还能做什么？我走向地狱而你却可以得到拯救！看，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来吧，仁慈的魔鬼！来吧！”
——
报复性正义。
——不幸与罪过不是一回事——基督教却把前者当作称量后者的砝码：因此，如果一个错误带来的不幸相当严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该错误必定是大错。然而，
古人
并不如此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其中详细讨论了不幸与惩罚，但却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才会成为解放心灵的伟大力量，
其重要程度甚至这些古人自己也尚未认识到。他们尚未如此工于心计，要在罪过和不幸之间建立一种“充分的联系”。确实，他们的悲剧英雄的过失不过是阻碍他们行动的一些小石头，有时使他们折断了一只胳膊和弄瞎了一只眼睛。对此，古代的想法是：“他应该小心点走路，不应该太趾高气扬。”只有基督教才会这样说：“我们看到一种巨大不幸，在这巨大不幸后面
必
隐藏着一严重的、
同样严重
的过失，虽然我们不能清楚看到这一过失！如果你这不幸的人感觉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你的心灵已经变得
冥顽不灵
——看吧，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到你身上！”——因此，在古人那里，简单的、真正的和无罪的不幸
[6]
是存在的；只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后，所有惩罚才都变成罪有应得的惩罚，使受苦者不仅因他的痛苦受苦，而且还因他对这种痛苦的想象受苦；每一次不幸都使不幸者觉得自己道德上有罪和不齿于他人。可怜的人类！希腊人对于其他人的不幸感到愤慨并有一个特定的词来称呼这种愤慨
：在基督教民族中间，这种感情是不受欢迎和不允许发展的，因此，他们没有用来称呼同情的这位更为
男人气
的兄弟的词汇，这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个建议。
——既然按照帕斯卡和基督教的说法，我们的自我总是
可恨的
[7]
，那么，我们如何又能够允许和假定其他人——无论是上帝还是凡人——去爱它呢？允许其他人去爱我们，同时又完全清楚我们所
配得到
的只能是恨，甚至其他更为不堪的感情，这样做显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是，这里不是别处，这里是慈恩
的王国。”那么，你对你邻人的爱是一种慈恩？你的同情是一种慈恩？那么，很好，既然你能做到所有这些，也请你为你自己做点什么吧：出于慈恩而爱你自己，然后你就会不再需要任何上帝，关于人类的堕落和救赎的全部戏剧都会在你们中间落幕了！
同情别人的基督徒。 ——基督徒同情别人痛苦的另一面：从心底里怀疑别人的所有欢乐，怀疑别人渴望和能够得到的任何事物所带来的欢乐。
圣者的人道。 ——一位圣者被一群信徒包围，听够了他们仇恨罪的喋喋不休，开口对他们说：“上帝创造了所有事物，但没有创造罪：因此，他老人家不喜欢罪是不奇怪的。但是，人创造了罪，因此，他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这一造物的上帝祖父对它加以白眼就拒绝接纳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呢？这符合人性吗？对于值得尊敬者表达尊敬是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必须爱我们的孩子和对他们负责——其次才是祖父的荣誉！”
精神恐吓。 ——“你必须做出决定，这决定攸关你的生命！”路德这样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我们仿佛已经感觉到抵住我们喉咙的锋刃的冰冷。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位比他更高明也比他更通情达理之人的话回敬他：“关于世界上的这事儿那事儿，我们并非非有某种意见不可，灵魂的无端烦恼完全是自寻的，因为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并不 必需 我们的判断。”
可悲的人类！
——大脑中多一滴血或少一滴血都会使我们的生活想象不到地悲惨和困难，从而使我们因为这一滴血受到的痛苦比普罗米修斯因为他的兀鹫受到的痛苦
还要多。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不
知道
使我们痛苦的原因就是这滴血，而认为是什么“魔鬼”或“罪”！
基督教语文学。
——基督教之漠不关心诚实感和公正感的培养，充分体现在基督教学者的文风中：他们不作任何说明就提出他们的假设，仿佛这些假设不是猜测，而是不可置疑的真理；对于《圣经》文字的解释很少能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困惑。我们听到的没有例外地总是：“我是正确的，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记载的。”接下来就是不害臊的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如此武断离奇，以至于一位听到这种解释的语文学家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到愤怒呢还是应该感到好笑；他问自己：“可以这样做吗？这是诚实的吗？这还算是体面的吗？”——仍然有多少这类欺骗在基督教讲坛上被当作真理，教士因为知道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打断他而变得多么放肆，《圣经》在他们手里变得多么支离破碎和面目全非，人们对于每一种
坏阅读的方式
变得多么熟悉：只有那些从来不去教堂——或者从来就去教堂——的人才会对此估计不足。然而，另一方面，对于该宗教的后果，我们本就不该抱任何希望；此宗教在其创立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上演了关于旧约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语文学闹剧：试图将旧约从犹太人手中强抢过来，断定它只包含基督教的教导，
属于
作为
真正
以色列人的基督徒，而不属于冒名顶替的犹太人。随着这种断定而来的是一大堆解释和夹带，这些解释和夹带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问心无愧的：不顾犹太教学者的大声抗议，旧约被认定是讲述基督和只讲述基督的，特别是只讲述基督的十字架的；每当提到一木、一棍、一梯、一枝、一树、一柳、一竿，都被认为预示了十字架之木；就连独角兽和青铜蛇像的竖立，就连摩西祈祷时伸展的手臂，甚至就连复活节时烤羊肉用的叉子——全都成了十字架的暗示，似乎在冥冥中预示了它的到来！那些作出这种断言的人究竟有谁真
相信过
这种断言？教会甚至不惜增添希腊文《圣经》
的内容（例如诗篇96，箴言10
），以便随后把这些私货说成是基督教的预言。他们正在进行一场
战争
，全神贯注的是他们的敌人而不是诚实。
完美的不足。
——不要因为希腊神话远不能与我们深刻的形而上学媲美而嘲笑它！相反，你们应该惊叹，这个民族恰好在这一点上勒住了它那敏锐理解力的笼头，并长期机智避免了学究气和烦琐哲学
的危险！
身体的基督教解说者。 ——起源于胃、肠、心跳、神经、胆汁、精液的一切现象——所有疾病、衰弱、激动，以及一部我们对之了解的如此之少的机器的全部随机活动——在一个帕斯卡那样的基督徒眼里，都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现象，必须搞清支配它们的是上帝还是魔鬼、善还是恶、拯救还是诅咒！一个多么不幸的解说者！他不得不随时扭曲和折磨他的体系！他不得不随时扭曲和折磨他的躯体，以便总是有理！
道德奇迹。
——在道德领域，基督教只知道道德奇迹：全部价值判断的急剧变化，所有习惯行为方式的断然放弃，对于新事物和人的突如其来、不可抑制的倾慕。基督教将这些现象看作上帝做工的结果，称之为重生，赋予它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价值，从而使所有其他被称为道德但却与这种奇迹没有关系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成为无所谓的——事实上，它们甚至可能使他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往往伴随有骄傲和幸福之感。新约中确立了符合律法行为和美德的名目，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确立的，使它成了一种
不可能的美德
的名目
，看到这样一种名目，任何仍然
追求
道德的人都应该学会认识到，他们正在离美德越来越
远
，他们应该对美德感到
绝望
，并最终奋然
投入仁慈者的怀抱
——只有以这种方式结束的基督徒的道德努力才可以被认为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一直保持为一种不成功的、痛苦的和可悲的
努力
时，它才会多少具有一点
价值
，有助于产生那使他体验到“神恩浩荡”
和道德奇迹的高度兴奋瞬间。——但是，这种追求道德的奋斗实际上是不
必要
的，因为常常可以看到，正是当罪人在罪恶中陷的最深之时，奇迹却伸出援助之手：显然，从罪孽深重和恶贯满盈到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跳跃似乎更容易一些，而作为奇迹的更为醒目的
证明
，它们也
更可取
一些。——只有精神病学家才能决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抗拒的
逆转
，这样一种从不幸的深渊到幸福的顶峰的置换，其生理学意义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癫痫症？）；类似的“奇迹”（如以自杀狂形式出现的杀人狂）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基督徒的奇迹的
结果相对来说要更令人愉快一点
，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造福者路德。
——路德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唤起了对圣人和所有基督教vita contemplativa（思想人）的不信任：从那个时候起，欧洲非基督教思想人面前的道路才变得又可以通行了，而对于世俗活动和俗人的轻视也告一段落。路德不愧为他那矿工父亲的好儿子，在被关进修道院之后，由于找不到其他矿坑和“竖井”，他就下降到他自己内心的深处，掘出一条可怕的黑暗的通道——路德最后认识到，一种圣人般的沉思生活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在那种生活下，他那与生俱来的灵魂的和身体的“活力”就会使他走向毁灭。他曾长时间试图通过禁欲走向神圣——最后他毅然对自己说：“哪
有
什么真正的思想人啊！我们上当了！圣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其他人更有价值。”——这是一种农民式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却是正当和唯一的方式。当他们在路德派教理问答中读到这样的话时，他们是多么高兴：“除十诫外，
没有什么
创作为上帝所悦纳——
人们赞美的
圣人的精神作品都是一些自我编造的东西。”
怀疑即罪。 ——基督教竭尽全力自圆其说，甚至宣布怀疑即罪。人们奇迹般地、非理性地投入信仰的怀抱，从此畅游在信仰中，就像畅游在表里澄澈和风平浪静的空气海洋中——即使是对地面世界的悄悄一瞥，即使人活着也许不仅仅是为了畅游这想法本身，即使我们的两栖本能的轻微颤动，都已然是罪！人们认识到，对信仰的任何试验和证明，对其起源的任何思索，都将是非法的；需要的是闭目、陶醉、在吞没理性的波涛上唱永恒颂歌！
自我中心反对自我中心。 ——有多少人仍然这样断定：“如果上帝不存在，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或如那些唯心主义者所说：“如果生活不具有一种伦理基础，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因此， 必然 有一个上帝存在（或生存必然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然而，这些议论实际上只能表明，那些已习惯这些概念的人不希望在没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生活：因此，对于他们和他们的生存来说，这些概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认为凡我的生存所必须者，就必须实际 在那里存在 ，这是多么狂妄的理由！好像我的生存就是世界的使命！其他人的感觉可能正好相反！他们也许并不愿意生活在这两种信仰下，如果这两种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将不再认为生活是值得过的：——现在就是如此！
上帝的诚意。
——上帝全知、全能，但却对于他的造物能否理解他的意图这一点漠不关心——这样的上帝能说是一位善的上帝吗？千百年来，面对无数疑虑和无所适从，这位上帝一言不发，似乎所有这些怀疑和犹豫对人类的拯救毫无影响，然而同时，他又对任何一个误认其真理的人宣布最可怕的命运。如果他手中有真理，但却若无其事地看着人类为了认识真理而呼号痛苦，他难道不是一位残忍的上帝吗？——或许，他真是一位善的上帝，只是不
能
清楚地表达自己？也许他缺少表达自己的智力？或口才？这岂不更糟！因为这样一来，关于他的所谓“真理”，他同样可能弄错，而他自己变成另一个“可怜的误入歧途的魔鬼”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看到他的造物因为对于他的认识而越来越痛苦，既不能
安慰
他们也不能帮助他们，而只能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当他的孩子或狗经历最可怕的危险时，发出一些呜呜噜噜的声音，他岂不是也像是受着地狱中的刑罚吗？如果一位这样推论的不幸信徒对于这位痛苦的上帝的同情超过了对其邻人的同情，那么他确实是应该得到宽恕的，因为如果这位最孤独和最原初的存在同时也是最痛苦和最需要安慰的存在，那么他的那些邻人也就算不上什么邻人了。所有宗教都表明，它们的兴起有赖于人类早期的、未成熟的心智——它们全都惊人地
忽视
讲真话的责任：对于上帝应该对人真诚和使用可理解的表达方式的
责任
，他们一无所知。——关于“隐匿的上帝”，关于上帝所以如此隐藏自己和一直半吞半吐讲述自己的原因，再也没有比帕斯卡
说的更好的了——这是一种征象，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能够完全说服自己：然而他的声音是如此从容不迫，听上去就好像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曾经与这位幕布后面的隐藏的上帝坐在一起！他在“隐匿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概念中嗅到了某种非道德的气味，这使他深感窘迫和大为恐惧，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气味；因此，像每一个深怀恐惧的人一样，他尽可能地大声说话。
基督教的弥留之床。
——真正行动性的人现在心里已没有基督教，而属于精神上中产阶级的更温和、更富思想的人，拥有的也只是一种改良基督教，也就是一种极端
简化的
基督教。上帝出于爱以一种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安排一切；上帝赋予我们美德和幸福，以及拿走我们的美德和幸福，因此从整体上看，一切都不多不少，恰恰正好，我们没有理由将人生困难化，更没有理由抱怨人生；总之，顺从和谦逊被提高到神圣的高度——这就是基督教保存下来的最好的和最有生气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基督教由此就变成了一种温和的
道德主义
，我们现在拥有的与其说是“上帝、自由和不朽”
，毋宁说是一种善意和高尚思想，以及对于善意和高尚思想最终成为主导的信心。这便是基督教的“安乐死”。
何谓真理？
——没有谁会对信徒喜欢的
推理
表示异议：“科学是假的，因为它否定上帝。科学不是来源于上帝；所以科学是假的——因为上帝才是真理。”错误不在结论，而在前提。如果上帝恰恰不是真理，如果被证明的恰恰是上帝
不是
真理，那又如何呢？如果上帝是虚荣，是权力欲，是无耐心，是灾祸，是人类错误的、可怕的幻想，那又如何？
不悦之治疗手段。 ——甚至保罗已经开始认为，要消除罪所引起上帝之大不悦，就必须有所牺牲。从这以后，基督徒就一直不停地将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某一 牺牲品 之上，无论其为“世界”“历史”，还是“理性”，或其他人的快乐和安宁——总之，为了他们的罪，必须有一些 好东西（Gutes） 去死（哪怕仅仅是象征性地去死）！
历史的否定作为决定性的否定。
——从前，人们试图证明上帝之不存在，——现在人们却表明，上帝存在这种信念如何
形成
，如何获得其重量和意义，从而使一种上帝不存在之证明成为多余的。——以前，当每一种已知“上帝存在证明”
被反驳之后，仍可怀疑，是否能提出比这些已被反驳证明更好的证明：那时无神论者还不知道清源法。
以此标志所向披靡（In hoc signo vinces）
——无论欧洲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进步，它在宗教方面还没有达到古代婆罗门那种自由思想的质朴：四千年前的印度比我们今天更富于思想，并愿意留给后代更多思想的快乐。这些婆罗门相信，第一，僧侣比神更有力量；第二，僧侣的力量在于宗教仪式，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诗人歌颂宗教仪式（祈祷、典礼、献祭、圣歌、韵文）从来不知疲倦，赞美它们是美好事物的真正给予者，虽然其中不乏幻想和迷信的因素，这些命题本身却是
真的
！接下来一步，神被扔到一边——欧洲人总有一天也将不得不这样做！再进一步，人们甚至不再需要僧侣和中间人，
自我救赎宗教
的教导者——佛陀（Buddha）
——出现了：——欧洲距这种文化阶段仍然多么遥远！最后，一旦神以及僧侣和救赎者的力量建立于其上的所有宗教仪式和习俗被废除，一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不得不走向灭亡，那么将出现——好吧，那时将出现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停止漫无边际的思索吧，让我们还是回到欧洲，确定它将把印度人这一思想家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已按照思想的命令做过的事情补做一遍！目前，在欧洲诸民族中，也许有一千万人到二千万人不再“相信上帝”——如果要求他们彼此给出
某种标志
，这是否要求他们太多了呢？——一旦他们因此相互认识，他们同时也就会使他们自己为其他人所认识——他们将迅速成为欧洲的一种
权力
（Macht），而且令人庆幸的还是这样一种权力，它
超出
民族、阶级、贫穷、富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最不安静者和最安静、最平和者等等差别之上！
[1] 特别在18世纪的进程中形成的强调感受和启蒙主义的同情伦理学在基督教的邻人之爱中有其历史根源。按照卢梭的观点，同情是人的一种自然的、非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社会化和文化的进程中变成了一种反思性情感。它可以说是将自我之爱（amour de soi）推及其他人，或者说，当这一自我之爱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堕落为自利自私时，它就走向了其对立面。莱辛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将其置于基督教的和道德的框架内，强调同情的反思特性。这种同情最后成为敏感的感受性和开明的宽容精神的代表：同情之人成了最好之人。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中，莱辛将启示简化为一种如此理解的爱之诫命。明确地以卢梭和莱辛为榜样，以及带着对康德的形式—法则性义务伦理的批评，叔本华的应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Moral ，1840）最终将同情确定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一传统路线的共同宗旨是利他主义，以及同时——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一种利己考虑，正如其特别是在卢梭的自然状态构想中所表现的那样［《论不平等》（ Discours sur L ’ inégalité ），1755］，或者在叔本华对同情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中所表现的那样。按照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正是对一种自然的自我肯定和社会拉平化，应该对无法获致一种“最高可能的强力和辉煌的人的类型”负责，因此道德乃成为“危险中的危险”（前言，节6）。
[2] übermenschlicher，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中，尼采创造了“超人”一词，并且是在一种神学思想方式的倒转的意义上。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从根本上创造出了某些超出其自身的东西，因此他是“桥梁而非目的”，“一个 过渡 和一种 毁灭 ”（节4）。迄今为止人从超尘世生活的希望出发来规定他的过渡和毁灭，他的“牺牲”和存在，查拉图斯特拉却教导人将人的克服作为超人自己的创造。反神学的对抗却走向了其反面，人们希望将超人重新看作人的一种“上面”和“彼岸”。“超”的含义与其说是拉丁文的supra（高超），不如说是trans（超过）。但通过神学自身自我克服的思想方式而对神学的克服必须最终也指向克服的方式本身。此外尼采在此还应用了另外一个运动比喻：在所有矛盾之间和之上舞蹈的比喻。所有试图将惯常的思维习惯加以固定的意义设定，将被卷入到这一舞蹈的旋转之中，因此无论对立还是对立的克服都不是什么最终的东西。
[3] Gefühl des Erhabenen，崇高这一概念在古代已经产生。这一概念之近代深化的前提条件在柏克（Edmund Burks，1729—1797）的作品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关于我们的崇高概念和美的概念之起源的哲学探讨》（1757）中得到完成。柏克第一次将美和崇高定义为相反概念。影响尼采之将崇高解释为“可怖之艺术性的遏制”（《悲剧的诞生》，Goldmann Klassiker 7555，页58）的，首先是康德的崇高学说，也许首先是通过叔本华的中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三篇§39）。在其《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将愉悦和不愉悦感规定为美学知觉的工具。美的愉悦来源于一个本身合目的的形式的鉴赏，想象力和知性的一种自由的轻松的和谐。与此相反，崇高感之形成，则是由于一种无限的大或一种压倒性的自然力否定了人类的认识和欲望，与此同时对人自己所具有的超感官的—无限的、最终伦理地规定的天性自然（Natur）的一种意识，又使他的被压抑的力量更多地释放出来。席勒的古典美学试图用“优美”（Anmut）概念来调和美和崇高。在不久前的过去，特别是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的推动下，与尼采之名联系在一起的摆脱了可认识性和可描述性的现实之现代经验，被回溯到康德关于崇高的理论。在其中，对二十世纪的艺术先锋由于抽象和缺少形式而导致不可描述性的否定性描述找到了其根据。这种描述观念最早可见于《悲剧的诞生》的艺术哲学。
[4] 尼采的这一呼吁符合启蒙运动的原则，关于这一原则，康德在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这样表述：“Sapere aude！［敢于去知］要有勇气运用你 自己的 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柏林月刊》（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F. Gedike和J. E. Biester编，IV，1784，页452。（参编辑说明）
[5] 尼采指的是罪犯和骗子唐璜与一个被他杀害的人的超自然幽灵的碰面，如在西班牙作家Tirso de Molina（原名为：Gabriel Telez，约1571—1648）在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塞维拉的嘲讽者和石客》）一剧中所第一次描述的：在戏剧的结尾，唐璜在塞维拉的一所教堂里见到他所杀害的Don Gonzale的一尊石像，嬉皮笑脸地邀请死者参加一次盛宴。雕像复活，反过来邀请唐璜参加一次地狱里的宴会，在宴会上他亲自成为神圣复仇的执行者，最终将徒劳地乞求恩典的唐璜拖下地狱。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ere，原名Jean-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在喜剧Don Juan ou Le festin de pierre（《唐璜或石客》，1655）中对素材进行改编，使主人公和骑士团首领的雕像的碰面，表现了不同的重音转移：唐璜在第三幕的最后一场中已经拜访骑士团首领的墓碑。雕像的突然复活之可以给唐璜提供一个悔改机会，一个被主人公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轻蔑地拒绝的恩典。这一点在喜剧的最后一场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唐璜的地狱旅行之前骑士团首领所说的教训之言，表明骑士团首领，也就是唐璜的罪恶品质的牺牲者，同时也是神圣的恩典的传达者。尼采所谓通过石客形象而表达出来的对被诅咒下地狱的唐璜的同情，在莫里哀的唐璜改编的背景下成为可以理解的；不那么清楚的是与莫扎特（1756—1791）的《唐璜》（ Don Giovanni ）（1787）的联系。
[6] 俄狄浦斯王可以作为希腊神话中无辜而陷于不幸的英雄的典型。在尼采看来，“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形象”就是“不幸的俄狄浦斯”（《悲剧的诞生》，Goldmann Klassiker 7555，页66）。他在不认识父母的情况下，如德尔斐神谕所说的那样杀死了他的父亲Laios，并且在他将Theben从Sphinx手下解放出来之后，娶了他母亲。经过德尔斐神谕的再次指点，在寻找出杀死Laios的凶手后，他发现了真相，绝望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尼采强调俄狄浦斯主观上的无辜，他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以及客观的、他不能加以改变的获罪。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 Oidipus Tyrannos ，前429年以后）中戏剧化地表现了俄狄浦斯命运的这一阶段。尼采眼中聪明的俄狄浦斯没有解开斯芬克斯的谜底为“人”的谜语。但是，通过他的灾难性的、不可窥视和不可避免的命运，俄狄浦斯认识到，人不是谜底，反倒本身是一个不可解之谜。俄狄浦斯的智慧不仅在于关于人的知识，而且也在于对其深不可测性的认识。关于智慧的这种理解意味着阿波罗的和狄俄尼索斯的知识和直觉的一种综合。
[7] 尼采指的下述内容：Le moi est haissable［…］vous êtes donc toujour haissable（因为自我是可恨的〈……〉所以他们也总是可恨的）。（帕斯卡： Pensees ， fragments et lettres ，Prosper Faugere编，巴黎1844，第一部分，页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