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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出版于1881年，1887年重版并增加了一篇前言。在著作史上，《朝霞》位于《人性，太人性》第二部分（1880）和《快乐的科学》（1881）之间。《朝霞》分为五卷，由长短不一的段落组成，少则一两行，多则一两页，甚至偶尔长达三页以上。该书比较详细的部分，特别是前三卷，看上去就像是随笔式的短文，但其思想风格是钩玄提要的而非巨细无遗的。在随后的部分中，特别是在第四卷中，每段要更短一些，带有圣经经文的思想风格。在寥寥几个句子甚至单独一个句子结构而成的格言中，论题得到集中和强调，好像短文被压缩了，最后只剩下精华。
在尼采于1886年秋为《朝霞》新版所写的前言中，随笔风格超过了格言风格。前言中所有的段落都比较长，在印刷形象上与此时正在酝酿形成的《善恶的彼岸》（1886）和《道德的谱系》（1887）等晚期作品一致。比外在形式上的一致更明显的是内容上的一致。《朝霞》第一版中已经存在的副标题“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八十年代后期的道德分析和道德批判打下了基础。作于同一时期的新增“前言”强调这一联系，使《朝霞》成为随后关于善恶的谱系学探讨的预演。为了挖掘当代主导道德的隐秘根基，需要井下作业，需要下降到大地深处，需要像鼹鼠一样打洞、挖沟和破坏——这就是塑造“前言”头两段的风格的图像和思想。它们预示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价值考古学及其工作方式。
针对挖掘善恶之基础和无基础的努力，主导道德一直有效地加以抵制。这与其说是由于主导道德作为道德权威是残酷无情的，不如说是由于它精通劝说、鼓动和迷人术。因此我们看到，有人带着禁欲主义的说“不”的激情反对一切感官和本能的诱惑，实际上自己却是最无耻的诱惑者。我们看到，道德哲学家希望利用崇高的原则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主要不是在精神上和智力上砥砺奋进，而是在道德上放毒，让人难以抵抗。人们在道德上中毒，就好像被蝎子蜇了，又好像被毒蛇咬了，或者被喀尔克施了魔法。自柏拉图以来，真理之友们一直试图给道德提供一个确定的、得到理性检验的基础，以便像康德那样，“为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前言§3）。但是他们一次次白费力气。于是他们转而对理性进行根本检验，限制其范围，以便在理性之外留下一块不需要任何基础的飞地。从此以后，面对道德和信仰的神圣狂热，任何怀疑都不再有立足之地。无论所谓信仰高于知识，还是所谓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在每一种情况下，理性之狂喜都无例外地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些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东西的神化。这一所谓两个世界的学说采取了自然与道德、认识和信仰二分的形式。它开始于柏拉图，中经路德、卢梭和康德，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尼采认为，在黑格尔关于根本矛盾性的原则中，这一学说仍然在起作用。黑格尔的原则同样是从对抗性不可调和这一悲观主义见解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又是什么推动鼹鼠穿过层层掩盖，追踪传统价值评价的可疑起源？是什么让鼹鼠不得安宁，驱使它离开众口皆曰踏实的地面，从表面下降到深处？尼采坦言，仍然是道德的毒刺，但这一次却不是为了某种确定的伦理准则，也不是为了某种真理的虚荣，而是因为某种不能止息的知识良心这样命令，因为某种对于不再值得承认的任何东西的否定意志这样命令，即使要否定的是一个人自己的可疑身份或他的疑问也罢。对于这种知性激进化的热情仍然来自悲观的道德主义，但其结果不是让人走向无所作为的听之任之，也不是走向理想化同时也是压抑性的升华。相反，它使人沿着知识的迷宫幽径“快乐地”不断追寻，因为在追求知识的意志中，意愿与认识之间的分裂被扬弃了。当尼采因此夫子自道，承认“道德的自我扬弃”这一“公式”时（前言§4），其中包含着不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多重含义。扬弃首先意味着关于善恶的传统学说被否定了；其次，扬弃意味着，这种学说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在一个不是更高但却更深刻的意义上，推动人们反思道德的前提条件，并因此得到了保存（扬弃）；第三，这种新型道德甚至追求自我扬弃，因为它力图克服善与恶、此岸和彼岸以及特别是意愿和知识之间的矛盾。《朝霞》的格言式思考即由此开始。
“格言”（aphorismus）一词来自希腊文动词aphorizein，意为“划清界限”。因此，格言的使命似乎就是：做出界定，标出某一现象的特异之处，将其从其所从属的一般存在中分离出来。然而，实际上，格言的目的不在于形式逻辑上的确定，而在于与迄今一直被认为真实的东西的“划清界限”。对于这些一直被认为真实的东西，格言将检验它们，将它们放到新的光线下，予以批评，必要时予以纠正。与格言不同，俗语（Sprichwörter）在其应用的文本联系中起证明作用，被安排在讲话中确定的位置，经常构成某一修辞性描述的顶点。当俗语大功告成，宣告某一思想进程结束，格言却正好刚开始某一思想运动。“烫过的孩子怕火”这样的短语建立在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其有效性被认为已经得到证明的，并且还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不断证明。这样的真理很快就使自己成了多余的，变成了老生常谈。与此相反，格言背离习惯，打破常规，按照自己的理解推陈出新。由于格言谋求通过语言耸动视听，它看上去与小说或奇闻逸事有某种共同性；而由于格言的风格咄咄逼人，它与戏剧性演讲和反驳近似。格言完全不是现成的、可以信手拿来和容易掌握的，所以对于它的听众和读者来说，格言是不轻松的，要求他们经过艰苦努力才能理解。它不是一个入口，而是要求思想者费力挤进去。
从许多方面来看，格言都是颇为主观化的。如果说俗语的来源大多是无名氏，那么，格言则对抗已经确立的一致意见，来源于一个具体作者，并披露作者独特而任意的思想以及感受方式。格言的内容不是建立在某种可以客观化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单个人的经验和认识之上。格言因此不是某一共同体、某一阶层、民族或文化阶段的智慧的表达。同样，它也放弃了流行箴言和警句所擅长的广大范围有效性。格言通过其修辞影响人，多于通过其逻辑影响人，与其说是在澄清不如说是在激发，它不是提供让人心满意足的回答，而是通过不断提问重新激起人们的不安。正如格言并不宣布任何可以清楚证明的真理，它也不在任何牢固和清楚界定的体系中停下来。格言的目的不是构想无所不包的广泛联系，而是将某一特别方面极端突出出来，从这一特别方面出发，新的光线甚至能够照亮广大范围的问题。
格言不再致力于认识整体性的联系，这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危机的征兆：要么是作者的能力非常有限，最多只能在一些不重要的形式方面有所创造，要么是所有喜爱格言的时代都是深刻动荡和急剧衰落的时代。当然，在所有时代都存在着解体和转化。但除此之外，在格言的繁荣和特定历史时期之间也确实可以看到某种亲和性：这些时期不是将继续发展和总结已经取得的东西作为其目标，而是更愿意与过去划清界限，决定性地开启新的开端。每当针对传统价值和现行规范的怀疑兴起，对于过去体系的攻击往往不是表现为一个相反的新体系，而是将格言和随笔用作投枪和匕首，用它们来攻击和杀伤对方的要害。就此而言，无论启蒙思想家（利希滕贝格），早期浪漫派（F.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还是尼采，其战斗目标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尼采在《朝霞》中呼吁：“警惕体系制造者！——体系制造者的表演：为了建构体系和使体系完美，他们不得不像表现其较强品质那样努力表现其较弱品质。——他们希望给人留下无所不包和无懈可击的人格形象。”（§318）
格言作者的个性化与格言的个别化相对应。格言是如此自成一体，并不需要先有一个广泛的脉络联系，然后才能有其意义，才能被理解。俗语和警句只有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是合适的，并且依赖于这一语境，因为它们只有在这一语境联系中才能兑现其意义，只有格言是自为自立的。格言是个别化的，而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个别化的：格言谁都可以读，但只有少数人能理解；非民族之殊途，实心智之陌路。格言孤悬于文本脉络之外，并苛求读者的接受，这与格言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排外性如出一辙。为了不成为其最凶恶敌人即陈词滥调的牺牲品，格言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精深的修辞造诣。平铺直叙的议论，正如单调乏味的议论，都是格言要避免的。与此相反，为了出人意料地打开多重复杂和隐秘的意义维度，格言采用了所有可想象的手段：对照和反转，矛盾和悖论，令人震惊和引人联想。
尽管格言自成一体，对一个更广大的语境漠不关心，同样也不知广大读者的多数意见为何物，它却很少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常都处于更大的集合之中。一条格言总是被与其他格言一起印刷和阅读，但这并没有消除这条格言的独立自主，因为它完全也可以不与这些其他格言一起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格言有意追求主观性，并且只是一些吉光片羽，从一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加以继承或反驳，使其得到完善或被替代，乃成为其必需。彼此并列、经常互相争论的格言乃是一些尝试，试图通过不断更新的思考透视性地把握认识对象。不是由于某一格言作者能力不足，也不是由于某一时代丧失了创造力，而是只有困难的认识问题才要求格言风格：通过不断的尝试在摸索中逼近真理，而任何直接走近的人都会被立刻推开。虽然时至今日，对于启示的信仰，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的信仰，已经不再能为“整全”提供根基，知识飘零向四方，并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欢呼主体性的解放，但是，同时也存在一种倾向，知识试图克服其孤立的存在状态，寻找新的结合形式，但其结果不是任何归纳或演绎体系，而是一组探照灯，借助它们那既不是完全汇聚也不是完全弥散的光束，我们可以在茫茫黑夜中搜寻真理。
《朝霞》以“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副题，而其五百多条格言和随笔从不同角度讨论的都是：人们在自身和世界概念中放置进去了什么，人们使自己和世界臣属于的是什么。因此，正如前言所宣告的，它不厌其烦地讨论善和恶，讨论道德命令以及道德习俗的起源和正当性。个人绝对服从戒律，对于所有人来说，戒律都普遍有效，这就是原始时代的社会风俗。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现代的）道德追求的是个人一己之出众不俗。在尼采看来，由此产生的最有害的就是罚的概念，甚至人生本身被感觉为一种惩罚，“仿佛迄今支配人类教育的都是一些狱卒和刽子手的幻想”（§13）。要打破这样一种道德，只能寄希望于用疯狂来对抗它；按照古人（柏拉图）的看法，疯狂可以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最好的东西。在卫道士们的手中，已经确立的道德不能有丝毫改变，任何创新都在排斥之列，因此不可能有也不允许有任何更好的道德存在：“道德使人愚昧”（§19）。所有在其时代被作为罪犯看待的十恶不赦的人，实际上却是好的久远道德的开创者，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最后作为解放者被宣告无罪了。早于《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尼采在《朝霞》中已经快马先鞭：主导道德（例如将谦卑和谦逊当成美德理想）乃是像动物一样需要拟态，是残酷的精致化，是压倒同伴的手段。
按照副标题，《朝霞》承诺将批判“道德偏见”，但“道德”在该书的论述中并不限于习惯和习俗，限于好的和坏的行动或行为，而是接近其在十八世纪的词义，包括不同于非人自然存在和物理存在的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同样，道德也不只是与伦理学问题有关，而且也与认识论和心理学有关，与宗教和政治有关——一句话，与康德眼中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切有关；这些研究被康德归纳为三个根本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尼采关于“人类的教育”（参§13）（这种教育由于被惩罚性观念支配而堕落成了狱卒和刽子手的行当）的讽刺性评论中，由于影射莱辛类似名称作品，我们看到了十八世纪的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了。至少在《朝霞》第三卷中，我们最后看到了对于人们愿意为之辩护的启蒙运动原则的更贴近的提示。尼采对十九世纪前半叶做出总结，看到在德国浪漫派的时代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但不是推动进步而是走向倒退：哲学家退回到“最古老的思想阶段”，历史学家和诗人则沉迷于往昔的或原始的文化，或沉迷于民族魂、民族语言等等集体现象，自然科学家与牛顿和伏尔泰精神做斗争，因此正好有效地和不祥地证明了德国人的反启蒙倾向：“对情感的崇拜取代了过去对理性的崇拜。”（§197）
然而，在尼采看来，非理性主义可能窒息知识的危险，他所处的时代却得以避免。正是那种经常被作为反动力量援军召唤来的精灵变成了知识的护卫者：历史研究，历史意识，以及因此成长起来的新的知识热情。尼采没有提到名字，但是人们在这里很难不想到赫尔德。赫尔德对历史个体性的重要发现，推动了十九世纪历史思想的发展。在德国精神历史中，赫尔德长期被看作狂飙突进的奠基人之一和浪漫派的先驱，但是从欧洲的观点看，他又一直被看作启蒙运动观念的坚定捍卫者。在其每一条格言、每一篇随笔中都体现出历史意识的《朝霞》作者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尼采讨论文化、政治，价值、宗教、习俗和意见的起源和变迁，他的观点充满了历史意识。对于人们变换居住地和景观的需要，对于人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性格的需要，从来没有人像尼采这样迫切地加以关注。在探讨人类思想、感受和行动的变迁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如气候、饮食等）原因时，尼采看到了启蒙运动的遗嘱对于时代和未来的意义。对此，尼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朝霞》中更直言不讳：“我们现在推进了这一启蒙运动”（§197）。随笔和格言，因为喜欢起伏跌宕和新奇的细腻描写，而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合适的文学形式。
这种思想和描述方式完全是试探性的，它不知疲倦地关注各种经验，就像是一种检测仪器，挡在占主导地位的真理的路上，对它们进行盘问、思考和核查。通过在证明中找到反证，在确信中发现错误，可以获得新的认识。需要不断变换方法和视角，需要多元性，因为“不存在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432）。“科学”之所以被人们称赞，被认为有价值，就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和多样的经验科学研究，比如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对尼采来说绝非不重要的“孤独学”（Einsamkeitslehre）（§453）。为了得到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认识还是令人反感的认识，所有深入探讨的手段都应该无保留地投入使用：信仰和热情，希望和支配，喜爱和厌恶。各种极为不同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从善意、温柔到恶和暴力，都有助于认识不确定性。在“厚颜无耻的德性”（§432）的驱使下，认识领域的探险家们采用临时性、假设性、可能性和或然性的感受、判断和推理方式，以寻找他们的道路。他们不仅不停地检查人们认为为真者，而且还更不断考察对真进行认定的权威机构；不仅不断修改认识成果，而且还更不断批评认识本身。尼采要求，面对某个“我们”的临时性，我们要有勇气（§453、501），这表明了“建立小型实验国家的决心”（§453）。最终目的是让所有经验共同发挥作用。
《朝霞》全书的座右铭是成为气质甚至激情的“思想的正直”（§370）。由于这种正直，思想者欢迎可以想到的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反的一切，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去隐藏它们。任何顾虑，任何挫折，都不应该成为等闲忘却此一初心的理由。这种意志坚定性类似绝对命令的强制力。尼采将这种强制力转变为对知识的责任。因此可以说，尼采完全是在启蒙运动的意义上，将道德努力的实践公设与“敢于去认识”的理论公设结合起来了。尼采因此接近了康德的要求：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跟在其他人的理性后面亦步亦趋。
但是，对于知识的一往情深是有危险的。危险在于陷入唯心主义的狂热之中。至少可以想到的是，人们也许会将纯粹的认识热情宣布为真理追求的动力，甚至宣布为真理追求的法庭。因为将知性激进化，那就意味着，将一个人自己的要求绝对化也同样是不允许的：“因此，让我们人道地使用我们的‘正义感’”（§536）。这一自我批评的保留态度从许多来源吸收了营养：首先是人们可以正当地怀疑，那种正直追求是否真的那么纯粹，真的没有利益在背后进行操纵和扭曲同时又隐藏和否认利益的存在；其次，人们也可以正当地怀疑，是否所谓认识者的清廉公正对于知识的真理性到底实际上是有好处的，还是被他隐秘的愿望所强加的。第三，人们也许会担心，认识的强硬要求会超越认识者的痛苦忍受能力，因此会不适合人类的规定性，不能满足他对幸福的渴望。这样说来，即使这一正直诫命，本身也不是什么不可削减的原则，而是同样有自我反思的责任。
纵览尼采的全部著作，可以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中，启蒙并非始终是主导性原则。第一个阶段首先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以及《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叔本华和瓦格纳追随者的批评者和狂热者。尼采这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指向“理论人”，指向十九世纪的学术界，指向德国精神的贫困化，同时怀念德国精神往日的力量、丰富性和创造力。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人性，太人性》（1878），一直延续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虽然《快乐的科学》（1882）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转向。在这一中间时期——《朝霞》就属于这一中间时期——尼采与其说是一个说“是”者，不如说是一个启蒙运动意义上的怀疑者，心理学家，以及分析家。对于哲学上和科学上的真理追求来说，最高的标准是思想的正直。任何对于伤害的顾虑，无论是对思想者的伤害，还是对被思想者的伤害，都必须在所不计。在这个阶段，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尼采都越来越远离瓦格纳，而学者在他著作中的地位超过了艺术家。艺术家的可疑的此在让心理学上明察秋毫的批评家感到不信任。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声称，艺术只具有一种中间功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甚至读到：“科学人是艺术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始的第三阶段，尼采试图克服不计任何代价都要认识的真理激情。“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复返”等宏大主题取代了启蒙思想者的怀疑主义。在说“是”的查拉图斯特拉之后，价值重估开始，尼采的伟大形而上学开始。艺术重新被恢复名誉，并作为肯定性、甚至唯一激发性的生命力量，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我们刚刚勾勒了尼采思想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尼采的思想，我们却很难清晰地描述这些不同阶段的边界，甚至无法前后一致地描述它们。然而，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演讲中，这些发展阶段却在寓言的形式下出现在我们面前。寓言一开头就这样说：“我要对你们说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孩子。”在寓言中，骆驼作为不辞辛劳的负载者负载着传统，作为一切文化成就的保存者精心保存和传承文化。随后骆驼驮着珍宝进入沙漠，在那里变成了食肉动物狮子，将年高德劭的戒律和价值撕个粉碎。《朝霞》扮演了类似狮子的角色，因为它冒失闯入了人们以为安全无忧的道德原则禁猎区。查拉图斯特拉说明了每一个变形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创造新价值——狮子尚无这种能力：但使新的创造成为可能的自由的创造——这是狮子的力量所能的。”离析和破坏是中间阶段唯一能做到的。但是，通过否定，它为属于第三阶段孩子的新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食肉动物的极端否定性是否与《朝霞》对启蒙的深情告白相矛盾？狮子岂不是会撕碎每一个猎物吗？或者它也许会放过骆驼驮着的某一部分重物——比如十八世纪的传统价值想象吗？尼采著作中存在有诸多矛盾，这是为了达到某种令人安慰的单纯性而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很有道理的。尼采对理性的辩护和他对疯狂的赞美矛盾而并存。但是，应该使自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张力至少以某种含蓄和意味深长的方式呈现出来，否则，完全接受矛盾就会有被误解为可以听任思想随便中断的危险。一方面，当我们在尼采的著作中漫步，举目可见启蒙的主题和倾向，神正论的问题（§91），任何信仰都要被传唤到理性的法庭之前的公设，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所有自由的心灵的共属一体意识——确实，如果人们严格按照关于不信神的呼吁（§96）来理解的话——所有自由思想者的共属一体意识。关于尼采在阅读上的收获，我们一再看到，他感谢法国启蒙思想家，但也感谢在精神上与他有亲缘关系的宗教思想家帕斯卡。尽管完全了解疯狂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大效果，他却不信任心醉神迷状态（§50），甚至不惜让“理性的程度”决定天才所拥有的力量程度（§291）。这种理性及其知识基础即经验被提高为“住在我们内心中的神灵”（§35），而认识的激情（§327）也许可以在浩渺宇宙的范围内膨胀，甚至有一天会和其他星球上的居民建立联系，以共同追求真理。因此，尽管充满怀疑和否定，《朝霞》同时也为启程和新开端保存了契机，为启蒙运动对未来知识的信念埋下了伏笔。“朝霞”和“启蒙”都有用光来比喻澄明开朗的开端和使命的含义，这并非是偶然的。此外，如果我们想到尼采如何一直攻击世代相传但未经过检验的价值评价，以及因为权威而得到加固和因为个人的愚昧而得到保护的各种偏见，我们会回想起康德关于勇敢的著名要求，甚至返回更遥远的过去，回想起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托马修斯的作品：《论偏见》（1689）。康德在一个世纪之后作为启蒙运动的纲领提出的，托马修斯从根本上说已经预见到了。作为偏见的两个主要来源，即权威的高压以及贪图舒服的懒散和诱惑，都在托马修斯那里得到了探讨。托马修斯已经认识到，固定不变的教条和不受控制的情感，乃是独立认识之路上最严重的障碍。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朝霞》中遇到了大量启蒙运动的名称、概念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骆驼却又必须将自己变成狮子，而在狮子的食肉动物的欲望面前，没有什么东西，包括十八世纪的原则，可以是安全的。然而，谁如果牢记尼采后来撰写的前言中第五节的要求，练习作为优秀语文学家标志的“慢读”，谁就不会错过那“敞开的大门”（前言§5），经过这一大门，从前的启蒙思想被放之于野外，离开了照料性的家庭气氛，自然和理性以及思想和行动之间失去了过去的和谐。在广阔的野外，在狮子出没的荒漠中，它们开始打猎谋生，因此并没有简单地靠启蒙运动的遗产过活；启蒙运动给它们提供了动力，但他们并没有从此膝行于启蒙运动之后。他们常常走上相反的道路，或者走上难以通行的小路，因此甚至追踪理性宗教的神灵，从后面袭击他们，指出其阴暗面和虚假。
《朝霞》在形式上追随关于自主认识的启蒙运动假设，使其上升到知性正直的激进要求的高度，而对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内容不再有任何顾虑，对其重新展开了一种启蒙性的批评。因此，它攻击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得到表达的启蒙运动的根本原则：任何认识到善好的人，也必然相应善好地行动。由于使用锐利的现代认识工具，尼采看到了将思想和行动彼此分离开来的鸿沟。作为灵魂认识者，尼采充分了解意志、本能和欲望的特有规律性和任性。尼采在心理学上目光敏锐，超过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甚至也超过了格言作家利希滕贝格。尼采以其敏锐的目光不可能看不到，彼此不同和不断变化的各种神经刺激如何变成了表面上自主的理性的“提词者”（§119）。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很长时间，尼采就认识到，思想有其心理学甚至生理学的约束条件，而梦有其特别含义：与停留在表面的清醒意识不同，梦为隐藏的意志冲动提供了发泄渠道。因此，尼采深刻怀疑启蒙运动的自由情感，以及长期公认的因果规律。因此，面对无可如何者的不安和疑问：“我在做什么，我全然不知！我该做什么，我全然不知！”尼采作为知者泰然任之：“你说对了，但你无需为此担心：你将被做！”（§120）
和弗洛伊德一样，尼采早就认识到了身体和心灵对理性的支配，并且也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是赞颂这种支配，而是以彻底的正直辨识和承认它。对于认识的这种依附性和可被诱导性的这种自我折磨的认识不正是启蒙的最后胜利吗？尼采不是为心醉神迷状态非理性地鼓舞欢呼，而是致力于认识思想有何种界限，又能取得何种成就。通过这种方式，思想甚至能够使它那朦胧缥缈的起源变得清晰起来。思想因此不是从中也获得了某种胜利的感觉吗？康德在知性和感性中的规定性看到了界限；尼采在更深的潜意识（欲望、本能等）和生理学（气候、饮食等）层次发现这一界限。
尼采的“你将被做”自供表明了人的无能为力，但也表明了人的泰然任之。尼采因此证明自己不仅是心理分析的先驱，而且也是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方式的开创者。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援引尼采作为其解构努力的证人，这并不是偶然的。在《神话与意义》的导言中，针对个人主体的同一性甚或其自主性，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怀疑，他的怀疑看上去就像是尼采的怀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发生了某些事情，但在其中我却找不到‘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路口，在路口有各种事情发生。路口本身是完全被动的；某些东西在路口发生。”确实，“我”（Ich）之合法性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直到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源远流长。其中核心问题是：自我（Ego）是如何在流动的意识中建构或被建构的。尼采、弗洛伊德、解构主义等按照各种各样、绝非平衡的路线分析自我，而这些路线早就不再是仅仅由意识提供的。这不是意味着告别了启蒙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启蒙的问题被激进化了。
正如《朝霞》质疑理性的统治要求并使思想和行动的主体在自主性和身份认同上成为问题一样，它也从根本上冲击了通常的语言理论和认识理论。人们无法再满怀信心，认为自己可以从感觉的内在性中走出，深入实在的对象世界。造成这种失落的不仅仅是康德关于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区分。这一区分无论如何仍然允许一种主体间的可靠知识存在。失落更多地是由于对于每一个人的“看”和“思”的诠释学造成的。尼采用镜子和牢房来比喻。“我们的心智是一面镜子”（§121），它永远不会向我们表明实在的关系，比如从原因到结果的实在联系，而永远只是表明实在的图像。我们试图把握事物本身，最后得到的却只是事物在镜子中的影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影像作为可能认识的基础来观察，我们看到的又仅仅是其中的事物。（§243）感觉对象和感觉的反射表面，就像囚犯和看守一样相依为命，是难兄难弟。可以说，每一个单个的人类存在都被限制在某一个囚牢之内，他所特有的感知的边界就构成了他的墙壁和铁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向实在世界的秘道、捷径和小路！”（§117）
从语言方面寻找出路是最没有希望的。因为“语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47）。尼采甚至嗅到了“藏在每一个语词背后的错误”（§423）。在此，尼采继续采用他在早期作品《论道德之外意义上的谎言和真理》中的语言学批评方式。在尼采的随笔中，这一早年之作在思想风格和描述风格上最简练，也最深刻。在这一作品中，关于符合和所指、语词和事物、演说艺术师心自用的图像与认识的言之有物的概念之间的传统区分，成为过去。针对这种区分，尼采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语言观。从一种非反映的艺术性本能出发，人类创造了一大堆隐喻和转喻。由于这些隐喻和转喻，人类按照他的感觉能力和行动能力来安排和整理世界，目的是使世界符合他的兴趣和需要。因此，人未雨而先绸缪：一种通过语言的和艺术性地加以构成（或分解）的模式，一种欺骗性前理解认识模式，已经在手。诸如“理性”“科学”和“真理”等概念都只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规范性秩序的名称，这一秩序在虚构中的起源被忘记了，以及通过习俗和习惯而被压抑了。没有什么能够不是这种“道德之外意义上的谎言”，因为即使“真理”也是一个虚构。《朝霞》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都是图画语言。”（§119）
事物这种主体定向和拟人化的命名方式没有指示任何通向其自在本质存在的道路。但是，就1873年的这篇早期作品来说，尼采似乎相信，至少艺术提供了逃离语言固有的内在性的一条出路。虽然任何图像和概念都已经是自我欺骗的结果，而艺术也使用图像和概念的传统图式方法进行工作，然而不同的是，艺术随之又通过自由挥洒的组合和即兴创作改变了它们。因此，艺术重新展开了一种虚构，但却是一种二次方的虚构。这种更高程度上的谎言不仅仅那种已经存在的伪造的一个影像，它还在三种意义上满足了一种认识功能，即使这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自在之物的真理也罢。第一，它撒谎，并且知道自己在撒谎。第二，它撒谎不是因为必须撒谎，而是出于想撒谎就撒谎的勇敢的意志，不是为了最终以某种方式支配事物，而是因为事物已经在它的支配之下。第三，因为将谎言乘方，它使之前给定的一切被表明为第一层次的非反思的谎言。艺术表明，一切都如何可以完全不同，并且让人们意识到，那因为重复而变得神圣的概念世界也不过是所谓真正世界的浮光掠影，而对这个所谓真正的世界，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任何确实的认识。
然而，即使是艺术，也并没有提供逃离语言根本困境的出路。相反，它们和概念性言说一样最深地卷入了问题之中。因为与理论认识、宗教和道德一样，艺术也远远离开了世界的真实。最晚从《人性，太人性》开始，同时随着尼采越来越疏远瓦格纳，艺术家越来越被看作一个演员，他表演人类宗教和哲学的错误，可以造成轰动效果但并不真实。作为不负责任的撒谎者和江湖郎中，他们就像耶稣的弟子们一样，只追求一己私心之满足，在关键的时刻睡着了，而不是分担认识的苦难：“思想者能对艺术家说的最痛苦的话莫过于：‘你们难道就不能和我一起警醒片刻？’”撕碎科学概念那已经习惯成自然的谎言之网，这是在《朝霞》中更少寄望于艺术家的，因为从艺术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同样是为尼采所谓支配一切的保存条件服务的，听从保存欲望的指令。因此，艺术带来的不是其意志所意愿的，而是按照其生理基础的命令，按照生理基础的意志所必须创造出来的。当艺术追问其起源的基础和深渊时，它也同样需要在启蒙的“破坏性”法庭前为自己辩护。
一方面，尼采偏离启蒙运动的根本原则，比如他以一种精神贵族的方式蔑视政治，将其看作是一种适合低等人的职业（§179），另一方面，尼采又坚持十八世纪的社会抗议并将其激进化，对人类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对社会中的少数派和受压迫者，给予高度关注，为其仗义执言。例如，尼采为犹太人所作的辩护，只有莱辛在《拿单》中为犹太人所作的辩护才能与其匹敌。对于“工业奴隶”（§206），对于工人，尼采发展了大胆的改革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完全是不现实的。尼采不是以道德标尺衡量违法者和犯人（§202），而是将其作为生理疾病来处理。在所有这些思考中，尼采都忠实于他的“蜕皮”的意志（§573），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的意志：狮子只是撕碎，但还没有成就任何新价值；它的工作就是批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带来解放的否定。因此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出发的象征与下降的象征合二为一，一首诗的焚烧成了一个新开端的前提，向西的高空飞行指向的却正是太阳落下的方向。朝霞最后岂不证明自己是一种晚霞？然而，尼采自己表示，“它具有朝霞的某种性质”（§568）。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在第一版扉页中就已经出现的引导全书的题记：“无数的朝霞，还没有升起”。印度最古老的著作揭开了序幕，并将“没有”（nicht）扩展为“还没有”（noch nicht）。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应该遮蔽未来的熹微晨光。朝向东方的遥望不代表任何预言，但却代表着机会；他没有许诺什么，但他鼓励期待。
[1] 本书根据Friedrich Nietzsche， Morgenröte ，Goldmann Klassiker 1998年版译出，编者说明和注释均为波恩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Peter Pütz教授撰写。
无数的朝霞，还没有升起
——《黎俱吠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