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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还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不断增加镇压手段。张汤、赵禹等秉承武帝的旨意,在原来比较宽松的法律上增加了很多新的罪名,如“见知故纵”(知道情况故意不举报、放纵)、“监临部主”(下属犯罪,负有监察责任的上级连坐),减轻犯“深故”(蓄意使用重刑、故意将无罪判成有罪)官吏的处分,加重对“急纵”(轻率释放)罪的惩办,使一般官员宁滥不漏,谁也不敢冒灭族的风险为“囚犯”申冤。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斩首或腰斩)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项,可以比照死刑处理的事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项。元狩六年(前一一七年),张汤甚至创造了“腹诽”(肚子里说坏话)罪,并据此将位居九卿的大农令颜异判处死刑,使之成为案例。另一位酷吏杜周担任廷尉(相当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时,“诏狱”(国家监狱)中的在押犯大量增加,其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经常不下百人,各郡上报廷尉的案子每年有一千多件,大案涉及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审讯时,官吏就根据控告的罪名逼供,不服就用鞭打,动刑罚。所以一听说官府抓人,无论是否有罪,都尽量逃避。有的案子十几年后还在追查,罪名大多是最严重的“不道”,所以都要上报廷尉或中央机关,诏狱中关押的犯人多达六七万,其他监狱中增加的犯人也有十余万。有人指责杜周不照“三尺法”(写在三尺竹简上的成文法)办事,专门揣摩皇帝的意图定案,杜周直言不讳:“‘三尺法’从哪里来的?前朝皇帝定的就是律,后来的皇帝定的就是令,只要符合当今的就对,干吗要照古法办?”杜周曾被罢官,以后又被起用为执金吾,在搜捕桑弘羊、卫皇后兄弟家属时相当坚决彻底,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升为御史大夫。义纵出任定襄太守,到任那天就将狱中的重罪犯二百余人与私自去探监的宾客、家属二百余人全部杀光。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时,准备了五十匹快马,分段等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至长安途中。他到任后将郡中“豪猾”千余家定为灭族或死罪,立即接力传送,两天内取回批文,把这些人杀得一干二净。十二月结束,按规定春天停刑,王温舒顿足感叹:“要是冬天再增加一个月,我就把事情办完了。”武帝听说后,肯定他有本领,提升为中尉。当然,被这些酷吏杀掉的有一部分是该打击的地方豪强,但一味好杀,并且随意更改法律,无辜遭殃者更多。

本来,在文帝时就取消了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割鼻子)和斩左脚趾。以后因为笞刑还是不断将人打死,几次减少了笞数,景帝中元六年(前一四四年)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笞刑的刑具长五尺,宽一寸,厚半寸,用竹片,中间的节要刨平,只许打在屁股上,最多打二百下,打的过程中不许换人,打完一名犯人后才能换。但实际上,酷吏根本不遵守这些制度,“榜掠千数”,法外施刑或采用各种酷刑逼供的比比皆是。

就是对大臣和亲戚也是如此。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自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年)有罪自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太初元年(前一〇三年)病死;公孙贺继任,征和二年(前九一年)死在狱中;刘屈氂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三十一年间的六位丞相,只有石庆一人善终。石庆是汉初功臣、著名的“万石君”(本人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石奋之子,为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驾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六匹。但石庆在职时也多次受到武帝谴责,差一点自杀。所以,这个大臣中的最高官职被一些人视为畏途。

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下属,又娶了卫皇后的姐姐,是武帝的连襟。但听说要拜他为相,吓得连连叩头,痛哭流涕,不肯接受相印,说:“臣本是边远鄙人,靠鞍马骑射当了官,不是做丞相的材料。”武帝与左右见他如此伤心,也感动得都流下眼泪,忙叫左右将他扶起。公孙贺不肯起来,武帝起身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后来他儿子太仆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一千九百万军费,被关在监狱,正好武帝下诏追捕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主动请命,如能捕获,则请求释放儿子,武帝同意了。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抓获,朱安世知道是公孙贺想以他为儿子赎罪,就从狱中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行使巫术,以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象征武帝的偶人(小木人)。武帝令有关部门审讯,将公孙贺父子在狱中杀死,并灭族,武帝两位女儿阳石、诸邑公主,卫青(武帝的姐夫)的儿子、卫皇后的外甥卫伉等都被杀。公孙氏和卫氏因骄奢犯法完全可能,但要咒武帝早死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当然纯粹是一起冤案。这一点,连武帝心里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在诏书中公布公孙贺的罪行都是贪污受贿,不顾百姓死活,擅自改变政策,加重百姓负担等方面,而对要害的“巫蛊”罪只含糊不清地提了一句“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

继任的刘屈氂死得更惨。他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公孙贺死时他还在涿郡(治今河北涿州市)太守任上。从陈平、周勃以后汉朝已不设左右丞相了,此时武帝却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而将右丞相位置空着,“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等待更合适的人)。这一措施既可以解释为武帝对宗室的谦抑,也可以理解为对刘屈氂的预防,但刘屈氂看来毫无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亲亲任贤”、封侯拜相的他,一年后就步了公孙贺的后尘。当年秋天发生太子杀江充后起兵的事件,尽管刘屈氂最终指挥军队镇压了变乱,却已经得罪了武帝。当太子发兵进入丞相府时,刘屈氂“挺身逃”,连印绶也丢了。长史在报告武帝时替他掩盖,说“丞相为了保密,没有敢发兵”。武帝大怒:“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还保什么密?”后来因为覆盎门的值班官员田仁没有截住太子,刘屈氂要杀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田仁是二千石级别,不能擅自处死,应该先请示。武帝又大怒,将暴胜之抓起来责问,他惶恐自杀。刘屈氂虽一时无事,但武帝在表彰“元功”时对他毫无表示。实际上,在武帝对儿子的死悔恨不已时,这位“平乱”的统帅迟早是要成为替罪羊的。

第二年初,李广利出师匈奴,刘屈氂到郊外饯行。李广利建议他应该争取早日立昌邑王为太子,等太子继位后就可高枕无忧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外甥,而李、刘二人又是儿女亲家,刘屈氂当然满口答应。但还没有等他有任何行动,内者令郭穰已经揭发丞相夫人让巫师到社祠用恶言咒诅武帝,丞相本人与李广利一起在祠庙祷告,想让昌邑王当皇帝。有关部门要求对刘屈氂夫妇审讯,很快定下了大逆不道罪。武帝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诏令:将刘屈氂装在“厨车”(装食品的小货车)上,押到东市当众腰斩,刘妻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武帝对这位侄儿和现职丞相如此狠毒,显然并不仅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巫蛊”。

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获罪,据他给任安的信中所说,在押期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垂”(手脚被绳索捆绑,身上套着木枷,被剥光衣服,用木棍和竹板打),以后又受“腐刑”(割去生殖器)。这是从轻处罚,比起那些被腰斩、灭族的人来已经幸运多了。

武帝后期的社会矛盾已相当严重,各地不断出现暴动,南阳、楚、齐、燕等地都有发生。大的暴动有数千人参加,首领往往称王称将,攻城略地,取走仓库中的武器,释放监狱中的罪犯,抓住郡太守、都尉,将他们杀掉,还向周围的县筹集粮食。武帝派出酷吏,调动军队,连续几年加以镇压,但此伏彼起,杀不胜杀。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武帝初全国已有约三千六百万人,到末年只剩下三千二百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 Y5J3j7DKjSGQm7b4o+jCuUg1kO/C9aW70OTZz+d7zpyltjff4f+ZAN/P3Zl5fC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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