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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已经退守四川的胡宗南正在苦心经营所谓的大巴山防线，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绝望，国共战争胜负已定，国民党军队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如今的一切抵抗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他长叹一口气，今后前途何在？出路何在？让人费思量，费琢磨。
胡宗南的心理被中共方面看得透彻，周恩来的心里油然生起了一股浓浓的黄埔情，眼看昔日的学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疑，他有心为他指点迷津。
策反胡宗南的工作在悄悄地进行，信使就是胡宗南的老部下，两年前在陕北清涧战斗中被俘投诚的原24旅旅长张新，他带来了中共有关文件和周恩来的希望。张新认为，当今天下大势已定，胡宗南是个明白人，应该能够迷途知返，阵前起义，走向新生。
胡宗南的确是个明白人，否则他就不会与张新彻夜长谈，他的心在受着煎熬，理智与感情在交战。胡宗南看得十分清楚，蒋家王朝已是明日黄花春去也，撑下去也只是为其殉葬而已。
他的心思在活动，因此他与张新的交谈十分深入，对共产党的政策也问得仔细。张新的心里燃起了希望，这正是一个人面临重大抉择前应有的审慎。
然而，走向新生就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意味着与蒋介石的决裂。胡宗南的神经显然禁不住这样的折磨与考验，士为知己者死，蒋介石对胡宗南可说是恩重如山。黄埔军校藏龙卧虎，将星如云，但由黄埔毕业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最风光者非胡宗南莫属，开府封疆，坐镇一方，率甲数十万，官拜上将，被树为“黄埔楷模”，公认的天子第一门生。如今，蒋介石正处于落难时节，他此时的投诚与起义，无疑是在蒋介石心上插上一把刀，也极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大放悲声，往事历历在目……
胡宗南，189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原名胡斋琴，听此名，就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不出乎旧式文人一类，这种家庭的孩子一般都很注重教育，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胡宗南也如此，早年就奋发刻苦，为了读书时不受蚊虫干扰，常将双腿置于酒瓮中，这就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意思了。只可惜，大清朝已经取消了科举，胡宗南中学毕业后，也只能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做个乡村教师了。
这一干就是8年，这8年间，胡宗南并不安分，经常利用暑假外出游历，去过十里洋场的上海，去过六朝古都的南京，还一个人独自北上幽燕之地，考察了津、沽、榆一带的山川地势，感时忧愤，发思古之幽情，独怆然而涕下。由此可见，胡宗南的胸怀，可不是三尺课堂能容纳的。
果然，当他一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当即起了投笔从戎之心。那一年，他已经28岁。
在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中规定，投考者年龄应在18岁至25岁之间，显然胡宗南是个超龄生了，因此，在黄埔一期的学生中，大概除了被称为“曾老大”的曾扩情（40岁）等少数几个人外，就数他年长了，再加上阅历丰富，心机深沉，因此胡宗南在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中就显得特别的稳重。比如说，当时黄埔岛上左右派斗争激烈，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为孙文学会，但胡宗南并不轻易表态，他是两方都接触，除了积极参加左派组织血花剧社的演出，还主动找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谈心，但同时又与右派学生首领贺衷寒称兄道弟的，真个是左右逢源。直到蒋介石露出支持右派的倾向，他才表明自己的选择，站在了孙文学会的一边。
胡宗南在黄埔时的照片。
从黄埔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到教导一团任见习少尉，不久，就正式担任团直辖机枪连排长，旋即参加了两次东征的战斗。胡宗南表现优异，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因为当时机关枪还是一种新式武器，战场上威力奇大，所以非在关键处是不舍得一用的，因此机枪连的表现也特别抢眼。
话说自东征打响后，黄埔军旗开得胜，先取下淡水，然而危险也在逼近，由于东征联军中的左翼杨希闵部、中路刘震寰部与叛军陈炯明部林虎早有勾结，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主力两万余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黄埔右翼军的后路。此时黄埔军已出师一个多月，攻击前进达四百公里之遥，后方补给困难，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敌我双方对这一态势都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当蒋介石率部回师棉湖的时候，林虎也率精兵两万，分数路如急风暴雨般直扑棉湖。当场就把蒋介石率领的教导一团围得风雨不透。
林虎是个善打恶仗的人，此役充分显示了他的作战风格，死围不退。近中午时，敌前锋已距团指挥部二三百米远，全靠陈诚指挥的炮兵连掩护，勉强支撑。
战至下午，敌发动最后攻击，团指挥部只剩下数十人，在前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都焦急万分。蒋介石急红了眼，下了死命令，团长何应钦必须坚决顶住，不准后退。
何应钦终于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胡宗南率领着机枪连闪亮登场，四挺机枪呈扇状铺开，子弹打得如飞蝗一般，后边则是上着刺刀的敢死队员。林虎手下都是些汉阳造之类的，如何抵御这泼风般的冲击，如同秋风扫落叶撤下阵去。
黄埔军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再加上教导2团适时地增援到位，于是主客易势，反败为胜。
棉湖之战，让蒋介石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明白，此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因此，对出力有功人员都心怀感激，特别是在危急关头冲锋陷阵的胡宗南，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应钦回忆说：“棉湖之役，余率第一团与敌苦战，宗南兄时任机枪连排长，掩护本团作战有功，自是即崭露头角，深为领袖所器重。”
自从棉湖之役后，胡宗南仕途坦荡，到了北伐时，他已经升任团长职，跟着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一路杀向了江西。
没想到，胡宗南在南昌城下吃了个败仗。
王柏龄算是黄埔的元老了，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也是蒋介石在黄埔时期的左膀右臂。此人虽然颇有能力，但思想反动，作风散漫。自打进入江西以来，第一师的纪律就逐渐松弛，以致打下南昌后，师长本人竟不在驻地牛行车站，而是钻进了省城花天酒地。因此，当孙传芳的军队反攻牛行时，竟然军中无主，导致阵脚大乱。
驻守牛行的有北伐军三个团，分别是孙元良的第1团、胡宗南的第2团和薛岳的第3团。关键时刻，就看出了个人素质的高低，孙元良首先放了鸭子，胡宗南尽管也抵挡了一阵，但孙元良一撤，他也没了信心，跟在后面溜之乎也。只有薛岳认认真真地抵抗着，最后力所不支，且战且退，始终保持着队伍的完整。
由于牛行车站的失守，孙传芳的部队调动自如，一举反攻南昌得手，北伐军遭遇自出征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事后总结失败原因，蒋介石很气恼，认为率先逃跑的孙元良罪不可赦，当众宣布军法从事。
胡宗南壮着胆子进入了蒋介石帐中，孙元良是他的黄埔一期同窗，黄埔同学枝叶相连，出于情谊，他恳求蒋介石枪下留人。
鉴于孙元良的一贯忠诚，又是自己的黄埔弟子，蒋介石答应了胡宗南的请求，将之秘密送往日本，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胡宗南心里也是一阵感动，他打心里认定了蒋校长有一片慈母严父的胸怀。他没想到，正是蒋介石的偏心，让森森军法打了折扣。
自牛行败后，蒋介石对第一师进行了严厉的训话，声斥他们忘掉了第一师的优良传统，坏了军纪。知耻而后勇，胡宗南在后来的一系列战斗中表现神勇，攻打涂家埠，一举切断南浔线，赢得了江西战场上的主动权。接着重夺牛行车站，会攻南昌，江西全境克复。一个多月后，又开进浙江战场，富阳之战，以少击多，救友军于苦海，严州苦战，孤军斗敌，全身而退。胡宗南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用兵才华。有人说，这也是胡宗南在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最指挥如意的时候，真个是进退自如，如身使臂。因此也有人讽刺他，胡宗南也只有指挥一个团的能力。再多，他就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