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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去欧洲访问时，曾经和阿登纳总理进行过亲切的会谈，后来阿登纳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也特意跑到大矶来看我。我和阿登纳总理是老朋友了。
最近我去海外巡游，也是为了见老朋友，重温旧交。这次去的时候，联邦德国的总统已从前任的霍伊斯
改为了现任的吕布克
。阿登纳总理邀请我共进午餐，施罗德外交部长
陪同在席。我们就内外的一些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收获颇丰。
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总理是在1954年秋天的海外巡游。当时，联邦德国的复兴被称赞为奇迹，相比之下，日本的复兴要逊色很多。我自己也是带着这种想法访问了这个国家。
我非常想知道联邦德国是如何获得奇迹般的复兴成果的。除了阿登纳总理以外，还见到了霍伊斯前总统、艾哈德经济部长
等人。我想从他们的口中直接听取联邦德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众所周知，日本和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的状况非常相似。双方都是战败国，国家遭受战火破坏严重。而且，两国都接受了占领管理。同时，都近距离地受到共产主义势力的武力威胁及思想攻势。两国在战前都拥有能够与盟军作战多年的工业生产力。
联邦德国在战后复兴中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相反日本则要落后很多。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是带着竞争对手的心态来看待阿登纳总理的，而且，在这场竞争中我是败者那一方。为什么我会成为败者？见到阿登纳总理时，我非常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其中，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战败后的联邦德国是如何实现了经济的昌盛？为什么联邦德国没有工人罢工？针对共产主义的对策又是怎样的？
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阿登纳总理的远见卓识和勇气。他始终坚持生产优先、复兴第一的政策。为此，要求国民忍耐贫穷生活，将当时需求不多的娱乐以及并非急需的设施放到第二位。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还比较肤浅。面对因战败和穷困而丧失信心的国民，为了不想让他们陷入更加消沉的状态，日本对很多政策作了调整，总之是不彻底的。我对此进行了反省。所以，我对阿登纳总理是敬意有加。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的国民都知道，除了全民齐心协力努力工作，重建经济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与其为分配的多少相争，还不如将增加生产放在第一位。包括阿登纳总理在内，联邦德国的领导者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联邦德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工人罢工，是因为生产至上主义的德国国民完全没有心思去想罢工之类的事情。
这真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此后联邦德国的复兴得到进一步推进，国家进入异乎寻常的繁荣之后也陆续出现一些罢工。在复兴途中没有发生罢工的理由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明确了。不过，同样是罢工，信奉合理主义的德国国民在罢工中应该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的粗暴嚣张的暴力行为吧。
联邦德国和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这是我一开始就说过的。按照这个想法去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比起相似点，可能还是不同点更多。而且，这些不同点反而更为重要。
其中最触动我的是，面对占领盟军的干涉，联邦德国政府在重要问题上都进行了抵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前行。日本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听从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劝告采用六三制，在战败后国家最荒废窘迫的状态中硬着头皮将义务教育延长了三年。在教育内容上，道德教育和有关日本历史的课程也是被禁止的。但是，联邦德国却是断然拒绝了驻德盟军对教育的改革。
此外，在经济政策方面，联邦德国很早就摒弃垄断经济，选择了自由经济的方向。听说正因为如此，所以联邦德国很快就实现了经济复兴。这应该是艾哈德经济部长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策的功劳吧。同时，也是仰仗了明察大局的阿登纳总理贤明的指导和坚强的意志力而得来的成果。
早年我第一次访问联邦德国的时候就和阿登纳总理以及此国的一些要人说过，在战败后的困难时期里，日本的工会反复煽动过激的劳资纠纷，不仅不配合经济复兴工作，反而采取妨碍阻挠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占领政策做过了头。
驻日盟军将那些长期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主义者解放出来，还祝福和鼓励他们的重生。出狱以后，共产党的干部们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前集合，对盟军表示感谢。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初期的占领政策对共产主义者是怎样的一种态度。真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不多久，驻日盟军当局就知道了那些共产主义者对占领政策而言是有害分子，于是马上改变政策，对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镇压。事实上，驻日盟军中有一些位居要职的人，虽然不能说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却有着和共产主义者类似的激进思想，指导日本进行过激的改革。关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我已在旧作《回想十年》中作了陈述。
这种过激的占领改革中就包括极端的保护性工会法和其他劳动立法、解散财阀或是以排除经济力集中之名推行的企业细分化政策。极端的保护性劳动工会法使共产主义分子在工会内部开展活动变得更加容易，他们以自由和权利为名提出过分的条件和任性的要求，煽动过激的劳资纠纷，对增强生产的反作用非常明显。此外，解散财阀和企业细分化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极度下降，妨碍生产扩大，削弱了企业的对外出口竞争力。
造成这种事态的大半原因都是因为占领政策的过激化。但是，联邦德国既不存在共产主义者的捣乱，又没有罢工造成的对生产的阻碍，同时，盟军对经济的介入也得到了规避。这些不同，或许有环境条件相异的因素，但更多的应该是与阿登纳总理及其麾下联邦德国政治家们卓越的指导有关，为此，不得不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而且，联邦德国向政治家委托政权时，委托的期限要比日本长很多。当局者可以安心执政、实现治政目标。从我九年前最初的访问到最近的再次访问，联邦德国的总统虽然由霍伊斯变成了吕布克，但是，阿登纳总理、艾哈德经济部长等人都是十年如一日地继续留在原职上，从就任之初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这种政治安定的国家，能够顺利地实现经济的繁荣与增长，毋宁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关于针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联邦德国和日本存在天壤之别。虽然阿登纳总理说联邦德国没有必要特意实行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策，但却在切实地采取措施将共产党定性为非法政党。他所谓的没有特别必要的对策是指针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启蒙和宣传等一些需要花费很多心血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不需要采取针对国际共产势力活动的措施。
多年前在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总理的时候他就说：“虽然联邦德国也无法禁止政党的结社，但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可以向宪法法院起诉，要求禁止破坏宪法的政治活动。政府已经提出诉讼，现在正在等待判决的结果。”此后我打听了一下，据说没多久就判决共产党为非合法组织，政府根据判决采取了解散共产党、没收共产党财产等一系列措施。
联邦德国的宪法法院，是日本没有的制度，由国会两院各自选出一半人员组成，共24名法官。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的解释，结合条约与联邦法的关系以及州法与联邦法的关系来进行裁定，判断政党活动是否违反宪法。不仅联邦政府可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州政府也可以。就连联邦议会，只要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同意，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阿登纳总理当时就确信地说，因为政府准备了充足的资料，法院应该会接受政府的诉讼请求。此后的最终结果的确如阿登纳总理所说的那样。
是否拥有这种在宪法上对政党活动的界限有明确规定的制度，是联邦德国和日本不同的要点之一。首先，日本无法像联邦德国一样设立宪法法院，而且，即便能够设置同样的机构，日本是否能够顺利运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通过联邦德国国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联邦德国政府采取的针对共产党的措施就可以看出，联邦德国的社会背景中存在着民众强烈反对激进的政治活动的心理因素。
与联邦德国相反，构成日本社会底层思潮的大众心理是将共产主义看作某个进步的时代的新思想。虽然一部分人的想法可能不一定达到前述的程度，但是，不敢对共产主义加以严正批判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当我了解到阿登纳总理面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断然采取措施解散了共产党的一些详细经过时，不由得对日本及自身的情况作了反省，认为日本的对共政策的确是不够彻底的。这一点，在我和阿登纳总理见面时就已经向他提及。为了有助于大家理解阿登纳总理执政下的联邦德国的状况，借此机会大致介绍一下日本的对共政策的内容。
关于二战结束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后来遭到了驻日盟军当局的严厉镇压，但在占领初期，却是受到支持和鼓励的。尽管不是直接针对共产主义者，但驻日盟军采取了强制立法对工人以及工会实施极度保护的措施，同时，还支持其开展政治活动。因此，激进势力就此乘机，工会则被共产分子利用为活动的舞台。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与美国本国政府的想法有关。他们认为登陆日本、进攻作战成功以后有必要对日本实行军事管理。因为预见日本国内残存的国家主义势力会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所以不难想象，作为解决方法之一，他们期待以共产主义者为中心的工人、农民等所谓进步分子的支援。这不仅可以从他们对工会及其政治活动的保护措施上、还可以从他们对农民大众发布的激进的土地分配指令上得出这个结论。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政策，看上去都是在日本投降以前就已在华盛顿总部制订好的计划。
此后，虽然占领初期对工会的过度保护没多久就造成了为破坏占领政策的势力提供活动舞台的遗憾结果，但是，因土地改革而产生的新兴小地主群却成为全国农村的中坚势力，从而有效阻止了共产主义在农村的渗透这一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换而言之，初期的占领改革政策因为对共产主义者的解放、奖励以及对工会的过度保护而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逆反效应。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政策，在全国的农村形成了有力的支持者阶层。
就这样，当驻日盟军当局意识到占领初期的改革措施矫枉过正，反而为妨碍占领政策的势力造成了机会时，不仅及时发布了二·一罢工
中止命令，还制止了全递信员工工会
的罢工计划，尤其是与官公厅有关的罢工，驻日盟军当局改变态度实施了强力介入。此外，还对不久后发生的公务员及公共企业体劳动工会
的罢工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并指示将相关规定进行立法。
此后，随着一些事情的明朗化，比如，日本的共产主义者的破坏活动是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而进行的反美行动，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意欲借助朝鲜战争的爆发进行武力扩张等。驻日盟军当局针对共产主义的对策也明确地转向了镇压的方向。波茨坦政令
中的“日本团体等规正令”将党团的活动作为限制的对象，有名的“赤色整肃令”则是将个人作为限制对象。这些措施在全国各界及各阶层都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日本团体等规正令”是将币原内阁的旧宪法时代制度中以紧急敕令形式制定的“政治团体取缔令”根据驻日盟军的指令修改而成。旧敕令主要针对反抗驻日盟军的军国主义及右翼国家主义势力，修改后的新政令“日本团体等规正令”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左翼激进分子。驻日盟军的占领政策从最初的警惕右翼到后来转向镇压左翼，前述两个命令的立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标志。
赤色整肃
（red purge）被一部分的社会舆论尤其是激进的工会强烈抨击为对思想的镇压，是违背宪法的行为。他们有组织地对解职措施的合法性提起了诉讼。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他们对合法性进行的诉讼行为，其所谓对思想镇压的批判也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如果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说明，可能会有偏题的嫌疑，但是，比较日本的对共政策与阿登纳总理执政下的联邦德国所采取的政党非法化措施，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此稍作一些说明。简单地说，联邦德国是直接而又简明地将共产党作为处置的目标，而日本则是将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即个人作为处置对象。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将赤色整肃理解为是对思想的镇压，其错误是非常明显的。那只不过是不了解事态真相者的肤浅见解。共产主义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在于它的思想根源，而是在于利用这种思想做出的行动。特别是1950年和1951年，苏联的反美态度变得非常露骨。同时，正如在批判野坂参三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那样，当我们非常明确地了解到日本共产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在行动，而且他们的意图是阻碍我国的安定和复兴，同时，还明确地看到在共产主义者指导下，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时，为了保护社会各界和各阶层的重要机能，将共产主义者从相关机关单位中进行驱除是理所当然的。但整肃运动仅仅是将共产主义者解除公职而已，并没有将其作为刑事诉讼对象进行问罪。
因此，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共政策，一是以“团体等规正令”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其次是以“赤色整肃令”来限制个人的活动。“团体等规正令”在盟军占领结束时失效，作为替代的法律，日本独立后制定并公布了《破坏活动防止法》。而“赤色整肃令”则是在驻日盟军的权力推动下实施的临时性政策，随占领的结束而终止。这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如此。因为此后冷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苏联推行所谓和平共处方针，冷战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来自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危害性也基本感觉不到了。
同时，即便是《破坏活动防止法》，虽然在制定发布前后那段时间，社会上出现过极端的反对论，但在其后十多年时间里，完全没有发生过针对共产党的活动运用法律进行制裁的事实。前年，当右翼的政治性杀人事件频繁发生时，才第一次以违反此法律为理由对右翼团体进行了搜查。
关于共产党的非法化，当时麦克阿瑟总司令曾多次提出要求，让日共成为非法政党，其他内外的人士也对我进行过劝告。但是，我对四周的相关事情及得失进行了思考后，决定让贤明的国民自己判断，而没有对共产党的非法化进行立法。这也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对共政策不够彻底的表现吧。
要说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不同，或阿登纳总理和我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没有让日本进行重整军备。对于我陈述的日本不接受重整军备的理由，阿登纳总理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是非常理解。
我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日本的经济力已经无法承担起重整军备的重荷。当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是必须的。但就自卫能力的程度而言，如果成为国民的极大负担，会带来在思想上产生逆反心理的风险，万一再被激进势力趁机利用，那就非常危险了。听了我的这个解释，阿登纳总理很果断地说：其实分担占领军的军费这部分金额也很大，相反，少量地拥有一些自己国家的军队，其负担并不会太重。如果盟军明确提出希望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话，联邦德国是会接受并实施的。
当然，这是早年我第一次访问联邦德国时的事情了。作为战后复兴工作做得比日本出色的联邦德国的领导者，阿登纳总理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理所当然的。我访问波恩的时候是1954年的秋天，那时，伦敦九国会议刚刚结束。根据此次大会议定的纲领，承认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并可以重整军备的《巴黎协定》在1955年生效。联邦德国作为主权国家获得了独立，公布征兵法，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在我最近一次访问的时候听说联邦德国加入了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向该组织提供了陆海空部队。
如前所述，阿登纳总理虽然表态说在联邦德国国内没有必要实施特别针对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却对共产党采取了措施，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解散了共产党。不仅如此，面对东欧的共产主义势力，尤其是苏联的军事压力，保持着高度警戒的态势。同时，毫不怀疑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并实施了重整军备。无论是从言语还是行动，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态度和决心。
关于重整军备，联邦德国和日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联邦德国国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在野党即社会民主党不像日本的社会党那样承认共产党，相反，他们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的范围内通过发展战术性核武器来对军队实行重新武装。
阿登纳总理在其执政第十二个年头的总选举时，因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绝对多数席位而动摇了其政治基础。同时，执政党内部据说也出现了要求更迭党首的要求。在组织新内阁时，为了取得自由民主党的配合，有人提出条件，要求阿登纳总理提前辞职。此后，还有电信新闻发布了阿登纳总理将于今年秋天前后辞职的消息。听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下一期党首将是艾哈德副总理。
不管事态如何发展，阿登纳总理已经高龄，四期十六年，作为政府总理的任期而言已经是非常罕见的。可以想象，他即将在不远的将来从现职引退。但是，虽说高龄，他也只不过比我大一岁多一点。即便引退之后，依然希望阿登纳总理以其卓识和勇气作为联邦德国的领导者，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