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间有“向美一边倒”这样的说法。我就是经常被人这样批评的，但是，英国的领导者比我还要“向美一边倒”，麦克米伦首相
等人也都不例外。
“向美一边倒”原是模仿中共政权初期的一个标语“向苏一边倒”而得来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忙着批判苏联，早已不是“向苏一边倒”了。当时的“向苏一边倒”是指所有的都要向苏联学习、什么都要依靠苏联的一个褒义的国策宣传标语，可是，模仿此标语的“向美一边倒”却变成了批评日本附庸美帝国主义的贬义词，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英国的领导者都是忠实于“向美一边倒”原则的。
几年前，我在访问英国的时候向当时的艾登首相
陈述了自己一贯主张的有关南方华侨问题的一些对策，并希望他能把这个问题作为自由阵营共同的问题予以考虑。听了我的诉请之后，艾登首相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直接向华盛顿方面请示是最有效的。对英国而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什么事都干不了。”在日本国内，我一直都因为“向美一边倒”而受到批评，但是，艾登首相的“向美一边倒”比我还要厉害得多。听了他的回答，我不由地暗自在心里苦笑起来。
说起“向美一边倒”，联邦德国的阿登纳总理看上去也是这一派的人。听友人说，阿登纳总理曾经做过这样的表态：“世界现在处于冷战的对立状态之中，我们这些从属于自由阵营的国家，以美国为领导，为中心，一直走到了今天。今后，我们将依然坚持这个原则。因此，凡是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哪怕是小事，我们也决不赞成，决不协助。”
虽然这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表态，但是，我认为阿登纳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多小的事情，凡是对美国不利的，一律不参与，哪怕舆论将其批判为追随美国。他认为，作为自由阵营的一员，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向美一边倒”的问题，而是自由世界共通的仁义和连带责任的问题。
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也和阿登纳总理一样。不，他们比阿登纳总理还要忠于英美同盟。正如前述的阿登纳总理的表态那样，麦克米伦首相同样是将与美国的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不仅是麦克米伦首相，英国其他的政治家也同样。他们和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同，不会将追随美国视为劣等而不断加以批判。他们那种毅然自信、不失矜持的态度非常值得尊敬。
尽管英国坚持将对美协调作为外交基调及基本国策，但是，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或政策上，英国的政治家与美国的领导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见解。这一点不仅在工党干部身上显示的特别明显，在保守党干部那里也一样。麦克米伦首相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最早承认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在工党内阁执政的时候。这一点是美国与英国在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上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并且，还一直对此后的政局产生着影响。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在对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的确令人感觉到存在着若干的不同。
前几年，我在内阁任职期间访问欧洲时，与法国的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等朝野要人进行了会谈。那时我了解到，法国的领导者也和我一样，认为英美两国之间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会谈中，就当前亟待解决的自由阵营的协调问题，我再次强调了自己一贯的主张。即，为了削弱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自由阵营有必要制定一个共同的战略。同时还表示，在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上，英美之间产生了不同的见解，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尽管我已经在很多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自己的主张，但我依旧要借此机会再作一些说明。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拥有很强的自尊心，并拥有古老的文化和传统的国民，他们不可能永远甘心于目前这种从属于俄罗斯人的状态。中苏之间早晚会出现矛盾，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作为自由阵营的这一方，我们要想办法分离这两者，采取将共产主义势力一分为二的政策。这就是我一贯的主张。
要让我说的话，自由阵营的大国要在前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与方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如果英美两国在目标与方法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了。就像中苏两国竭力想把日本从自由阵营中分离出来一样，自由阵营应该把中共从苏联那里分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法国的政治家也对我的这个见解非常有兴趣，并表示了认同。他们回忆说，有一年的夏天，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印度支那休战问题的会议。那是一次非常罕见的中共也参加的会议，本以为是难得的与中共接触的好机会，但十分遗憾的是，因为英美两国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那次会议上未能论及印度支那以外的其他问题。
在和苏联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到英美两国的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前几年，苏联发布了声称要将柏林的自由行动限定在六个月之内的宣言以后，最早飞往莫斯科、打开与苏联对话渠道的就是麦克米伦首相。麦克米伦首相在此后的电视讲话时说，其实那时候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响。麦克米伦首相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每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美国总是显示出随时应战的强硬姿态，而英国则站在当事者中间扮演和事佬的角色。那一次，麦克米伦首相正是在完成他的任务。此后，还发生过一两次类似的事情。
如果把这看作一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或是英美两国一唱一和、实行角色分担来和平处理局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两国在对苏联的态度上一定是对立的。但是，在处理共产主义问题时，英美两国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明显地存在根本性区别的。面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英国是将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美国却认为，如果以实力相示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谈判就更没用了。
英美两国在对待共产主义势力问题上软硬不同的思考方式时常会反映在其政策的不一致上。尤其是在处理亚洲问题时，这是自由阵营中存在的一大弱点。
我们稍微将话题扯得远一些，看一下英国工党的历史。在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关系上，虽然不能说是轻举妄动，但工党作出的两个决定还是有些过于急躁的。而且其中的一个决定一直留下后遗症，成为英国对中共态度的一大特色而残存至今。
其中的第一个决定，要追溯到1918年。英国工党在这一年的年初颁布了重要产业的国有国营化纲领，即，公开了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事实。众所周知，英国的工党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其传统是来自最稳健扎实的费边主义思想
。当这个政党突然宣布执行国有国营主义时，立即引起国内和国际的强烈关注。毫无疑问，它受到了此前一年第一个在世界上诞生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影响。
虽然并没有听到有舆论批评说，英国工党对重要产业实行国有国营制度，作为工党而言是一个失败，但是，根据此后的经验和历史教训，我们不得不说国有国营制度对现在的这个政党而言，是一种麻烦的重荷。所以，我认为英国工党当初作出的这个决定是有些急躁欠考虑的。
众所周知，英国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选时以压倒性多数获得了政权，并果断推出产业国营化政策，经营着二战后的英国经济。此后，尽管政府大力推进国营化政策，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因此，在战后第二次大选时，工党的选票数出现下滑，好不容易才维持了过半数的议席。而在第三次大选时，工党未能取得过半数的席位，不得不退阵下野。听说此后的每一次大选，工党都不断地失去原有的席位，而对国有主义的是非得失的论证也成为其党内论争的对象。
与英国工党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都明确地坚守阶级政党的立场，最近都正式地对其阶级立场进行了清算，明确放弃了产业国有主义。对照这个事实，前述事例的重要性就应该更加明确了。我认为45年前英国工党推出的产业国有化政策是出于性急草率的判断，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党的这个决定是因苏维埃俄国的出现，受到刺激而产生的。
此外，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三十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出现共产主义政权时，自由阵营大国中最早予以承认的，就是工党执政下的英国政府。当时，舆论推测英国可能是担心香港的安全问题，因此，英国承认共产主义政权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特别异样的反响。然而，就此后的经过来看，英国此举的政治效果似乎并不太明显。
中国政府不会放弃要求归还香港主权，但是，也未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任何阻碍行为，而是将香港这个特殊的开埠港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加以利用。但很难说这是因为英国承认中共政权而带来的成果。实行经济锁国的中共需要有一个窗口来和外部进行交流，香港又恰好能起到这个作用。事实上，和香港具有相同性质的澳门，虽然葡萄牙并未承认中共的政权，但也没有受到来自北京政权的任何压迫。从此事上也可以推测出以上的结论。
就在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后不久，北京政府开始对留在中国的外国商社进行毫不留情的关闭和驱逐，其中包括好几家英国的大型贸易公司。这个事实是应当值得我们关注的。总之，对英国而言，基本没能获得承认中共政权的政治效果。不仅如此，反而留下了诸多与承认政权相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英国的对美协调方针相关联，在对中共的政策方面起到了微妙的影响。
与英国承认中共政权相矛盾的重要事态之一就是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和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共政权之后，英国依然继续在台湾基隆设置“领事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虽然承认了北京政权，但在加入联合国一事上，尽管北京强烈要求加入，英国却不予支持，而是与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的美国保持了步调一致。这件事似乎令中国对英国的感情受到了损害，因此，中英两国之间至今仍未正式互派大使，仅仅是设立了代办而已。
这个事实表明，如何处理与中共政权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日本的，更是一个广泛的国际性大难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证明了原英国工党内阁承认共产主义政权所带来的后遗症是如何长时间地对此后的政局产生着影响。往年，英国工党因为受到了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诞生的刺激而草率地推出了产业国有化政策。三十多年后，当东亚出现另一个共产主义大国时，又率先承认了其政权。这两件事无论哪一件，都为后世留下了问题。我对此予以了关注。
当然，麦克米伦首相不需要对英国承认中共政权的事情负责。同时，承认中共政权也没有对英国造成特别的不利，或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上述事态却能很好地说明英国对待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尤其是对中共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有举例的价值。
中共政权在其成立后不久就关闭了在沈阳的美国领事馆，还接收了天津的美国领事馆。这些事件都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国民的感情。不仅如此，此后中共还介入朝鲜战争，使得中美关系极度恶化。为了进一步打击美国，中共大力进行反美宣传，鼓舞国民将反感情绪集中到美国这个国家上。
作为回应，美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对中共政权坚持采取毫不留情的态度，最近似乎还将冷战对立的重心集中转移到了对中共的关系上。但就在此期间，以往凡事都注重对美协调的英国却因承认北京政府而与美国对立，在贸易关系上也表现出几乎要引起美国国民反感的积极的与中共接近的态度。前些年英国缓解了对中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的限制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这种在对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中共政权态度上存在的微妙的不同，是牢固的英美关系中的一个例外，是自由阵营在处理亚洲问题上的一个弱点。这个问题不仅是英国的问题，也是广泛存在于西欧各国的一种倾向。我认为有必要对照英美合作的历史传统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时，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也应该以此为鉴。
尽管英美两国之间存在前述的微妙的不一致，但是，当发生大型的国际性行动时，如前所述，英国对外政策的基调依然是坚持对美协调的原则。我相信麦克米伦首相也是这个原则的忠实的奉行者。
正如世间一般认可的那样，英美两国的国民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所谓同文同种的关系。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特有的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的民族性又决定了只有为本国谋求真正的利益，才是英美合作的意义所在。
大家都知道，虽然英国建国的历史比美国古老，英国国民在文化上拥有独特的矜持和自信，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因为获得美国的支援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在战后的东西方对立，以及面对共产主义势力威胁时，英国依然不得不将美国作为靠山。所以，英国向美国提供了很多军事基地。但是，和日本不同，在英国完全没有“隶属”、“殖民地化”之类带有劣等意识的舆论。
英国的对美协调方针在麦克米伦首相主政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和美国达成了核战略协议
，约定相互交换核武器情报，合作推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近代化。关于美国的战斗轰炸机部队的驻留问题，虽然法国对此予以了拒绝，但英国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并为装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部队提供了位于格拉斯哥
附近的基地。以上这些都是在麦克米伦首相时代实现的。
位于英国本土的美国空军基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几个，驻留部队人数接近三万人。此外，英美还共同计划在约克郡的一角设置弹道导弹早期警报装置。听说此计划将在今年内完成。英国同时还接受了美国提供的其他弹道导弹等武器。利用航空机进行地面攻击用的弹道导弹“天空之箭”也计划由美国提供。根据最近的报道，因为美国自己放弃了这种弹道导弹的制造计划，因此协议被终止了。而这也是美国向英国提供装载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述，麦克米伦首相在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上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犹豫。不仅在军事方面，从前述的加盟欧洲共同体谈判一事上也可以看出，在经济政策方面，英国同样坚守着与美国保持合作的方针。
1956年秋，艾登内阁时代与法国合作进行的苏伊士出兵作战
没有取得期待的成果，最终由联合国警察部队介入苏伊士当地才收拾了战局。这次军事行动在英国国内招致了许多批评，艾登首相的健康亦因此而恶化，此后不得不辞去首相一职。被推荐为后继者接任的麦克米伦首相为了挽回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失去的威信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努力似乎获得了极好的回报。
麦克米伦就任首相后不久又发生了中东危机。前一次的苏伊士作战，英国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遭受失败，这一次，麦克米伦首相和美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在美国出兵黎巴嫩时，英国也果断进驻了约旦。同时，当最近爆发革命、出现反英倾向的伊拉克政府向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提出领土主张、造成局部形势紧张之时，英国应科威特的要求迅速派出了军队。英国的这两次行动，都成功地完成了解除危机的任务。对麦克米伦首相而言，或许是因为幸运而取得了成功，但这些的确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事迹。
麦克米伦首相还有一个功绩，就是1958年秋天，在苏联的赫鲁晓夫发布爆炸性宣言
之后没多久，他就前往莫斯科，向赫鲁晓夫等苏联要人进行游说，并紧接着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为实现东西方首脑会谈而奔走尽瘁。1960年5月召开的巴黎四国首脑会谈，虽然最终因美苏之间爆出U-2型间谍飞机事件而流产，但麦克米伦首相的功劳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麦克米伦首相在很多场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与法国的关系上，自从戴高乐政权建立之后，英法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非常明显。也许这是因为上述麦克米伦首相的中庸的性格与戴高乐总统的，尤其是在苏联问题上显示出的强烈的个性很难达成一致的缘故吧。此外，为了对抗欧洲共同体的成立，麦克米伦首相在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时对七国发表的言论，也加深了与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中心势力而自豪的戴高乐总统之间的对立。
这种性格上的相异，似乎也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不愿意接受坚持对美协调方针的麦克米伦首相加盟欧洲共同体要求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