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日本最新章节_吉田茂著

法国的荣光
——戴高乐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离开被德军攻陷的巴黎，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那时我已经辞去日本驻英国大使一职回到了日本。此后，在战争期间，我不是退官在野，就是被关在牢狱里，因此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也基本无法获知关于他的消息。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从法国开始对德军进行扫荡。戴高乐将军经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回归本国，为复兴祖国建立临时政府。但是没多久他就辞职下野，此后便几乎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印象中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政治家，我只知道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有很多人信赖他，但是同时，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

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将军是在1960年5月至6月期间。那时，我作为亲善使节到美国参加日美建交百年的纪念活动，并借此机会去欧洲各国巡访。当时时机不佳，阿尔及利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些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右翼军人发动叛乱，戴高乐将军正在为平定叛乱而绞尽脑汁。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反对岸信介内阁修改条约的安保斗争呈现白热化状态。是否需要拒绝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日，成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政局陷入极度的不稳定之中。因此，我的心情也受到影响，难以保持既往的沉着。戴高乐将军也同样，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心思来接待一个从远东而来的前首相。

那时，法国是我欧洲巡访的最后一站，我匆匆离开了巴黎，于6月14日回到刚发生过哈格蒂事件、时局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日本，飞机降落在羽田机场。就在两天后的6月16日，日本政府作出了要求中止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的决定。

所以，我和戴高乐将军相对比较尽兴的一次会谈是最近访问南北美及欧洲各国的时候。这一次，巴黎也是我巡游计划中的最后一个访问地。在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我和戴高乐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上，我提出了自己一贯主张的有关东南亚华侨的对策以及其他与对抗共产主义有关的问题。戴高乐将军的态度与前一次见面时完全不同，对我说了很多开诚布公的话。当我说到将苏联和中国实行区别政策时，他还特意做了笔记。

有骨气的政治家——戴高乐将军

如前所述，我和戴高乐将军亲密接触、对他进行了解的机会非常少，但是，多年来通过听说的一些关于他的事情而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和我见到他以后获得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在我亲自见过面的领导者中，有一些是个性非常强烈，或是性格极有特点的，这虽然很难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总之，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比较特殊的人物。戴高乐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他还有联邦德国的阿登纳总理、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以及已故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他们都属于这一类特殊人群。

当然，英国的麦克米伦首相、美国的肯尼迪总统也毫无疑问是非常杰出和优秀的政治家，同时，他们也都拥有诚实的品格。不过，尽管他们是杰出和优秀的，但却没有比优秀和杰出更胜一筹的，即我们世俗所谓的“有骨气”这种特性。

如果要我直率地阐述印象的话，阿登纳、丘吉尔，还有已故的杜勒斯等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他们的英名依然会留存于世，如同在烈火中重生的不死鸟，再次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中。戴高乐将军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虽然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总之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物。

既然说到了人物评价，赫鲁晓夫、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是不属于以上提到过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另一种特异的人物。虽然我没见过赫鲁晓夫总理，也没有见过希特勒，但是，当我作为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去罗马赴任时，曾见到过墨索里尼首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留下的绝不是什么好印象。

那是我作为新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去向意大利首相递交“信任状” 时的事情。一间非常宽敞的房间里，墨索里尼首相站在房间深处的桌子后面，一直看着我走到他前面，丝毫没有要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欢迎我的意思。他挺着胸膛、死死瞪着我的眼神至今令人难忘。在此后的会谈中，大概是为了向我显示威严感，他刻意在姿势上作了多次调整。在他的身上完全看不到诚实和真挚这类风格。

回归法国的荣光

戴高乐将军对共产主义或是苏联的态度，毋庸置疑，一定是彻底反共的。但是，他所感受的来自共产主义或是苏联的威胁的程度看上去却并非那么强烈。当时，以“还不到时候”为由，反对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就是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

对戴高乐将军而言，他最关心的是法国自身的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挽回法国这个昔日的欧洲强国曾经拥有的荣光是他最迫切的任务和愿望所在。而且，戴高乐将军正在逐步实现着他的愿望。自从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以来，法国的经济开始恢复繁荣，国内的政局趋向稳定，国外的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也得到了妥善处理。

此外，在戴高乐总统执政时期，法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一次在撒哈拉沙漠成功进行原子弹试验后，戴高乐政府于1960年末制定了有关核武器政策的法律，并压制在野党的反对，使该法律在国民议会上获得通过。法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核武器拥有国的地位，与法国的内政安定、经济力提高等要素是分不开的。可以想象，戴高乐将军一定因此而增添了更多的自信。

我在内阁任职期间曾访问过欧洲，那是1954年的秋天，戴高乐将军还在隐居之中。当时的法国总统是科蒂，总理是孟戴斯·弗朗斯。那时，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刚进入休战状态，法国国民总算开始安定下来。但是在欧洲以及自由阵营中，法国这个国家的地位还未获得较高的评价。

此后，当我1960年第二次访问法国的时候，法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完全不同。戴高乐将军获得国民的信任出任总统，正充满自信地领导着法国第五共和国。去年，即1962年的夏天，作为欧洲的领头羊之一，法国的国际地位更趋稳固，戴高乐总统的心态也比之前更加沉着坚定了。如今的法国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曾被喻为“欧洲的病人”的法国了。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戴高乐总统的心境

还有一件让戴高乐将军更加增添自信的事情，那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辉煌发展。

去年我在访问欧洲时顺道去布鲁塞尔访问了欧共体总部，拜会事务总长哈尔斯坦，就欧共体的成立过程及现状进行了交流。谈话的内容总体上都与经济有关，有些细节的地方我没有能够全部理解，但是记得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从1962年开始的第一期计划已经完成，现正已进入第二期的阶段。在对加盟六国的相互贸易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由于法国是唯一一个农产品出口国，不太容易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取得一致，为此谈判曾一度出现僵局。现在终于达成了互让与妥协，所以，顺利地按原计划于1962年进入了第二期阶段。

哈尔斯坦还告诉了我其他一些事情，比如英国也非常强烈地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国从西方大同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英国的加盟表示了支持。虽然其中许多细节我不太了解，但他说的大体的意思我都理解了。而另一方面，反对英国加盟的法国戴高乐总统的想法和立场，我也同样非常理解。

英国为了对抗欧共体，另行成立了一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由七个未加入欧共体的西欧国家组成。就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立的时候，我曾想过，欧洲“内六国”和“外七国”分别团结了起来一起发展，不久之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交流也一定会加深。而且，它们都是在西方的大同团结的范围内组成的集团，应该不会出现有碍自由阵营团结的事情。然而，没过多久，英国就做出了背叛“外七国”的事情，试图向欧共体靠拢。

关于这件事情的内情，我是一点都不了解。因此先不说英国的意图，或是“外七国”内部的关系如何，仅从表面上来看，我觉得英国的加盟计划是有些勉强和不自然的。

此外，英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因历史因缘而产生的英联邦存在。欧共体六国大多是国土相邻的工业国，而英联邦的那些国家原先都是旧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地，不仅在地域上相距甚远，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各有不同。除了英国本国以外，英联邦国家不是后进国家就是农产品出口国，它们通过农产品贸易与英国保持着特惠关税的关系。

换而言之，对英国而言，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具有想断却不容易断的复杂性。因此，英国试图以暂且继续维持与英联邦各国之间的特惠关系，然后再逐步进行调整为条件，要求加盟欧共体。麦克米伦首相的苦心非常值得同情，但是，与同为农产国的法国之间发生矛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英国的欧共体加盟计划的另一个障碍点。

基于上述原因，我觉得拒绝英国加盟的戴高乐将军有他的立场，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虽然这不是在确切的根据上作出的判断，但我推测法国的国民一定会出于同样的心情或利害关系作出相同的判断。有人批评戴高乐总统过于拘泥法国过去的荣光，固执于对欧洲大陆的指导性立场。尽管这种评判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对戴高乐总统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能理解的。

欧洲防卫体制和戴高乐将军

在英国加盟欧共体失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有消息说，肯尼迪总统和戴高乐总统因为西欧防卫体制的问题产生了隔阂和对立。关于欧洲大陆受到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和法国在感受的强弱程度上存在相异之处，这是可以想象的。这一点，在与苏联谈判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将军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和法国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关防御体制的问题，就如传闻的那样，美国和法国出现意见背离或许也是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两国意见对立的原因还远不止这一点。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从军国主义侵略中拯救出来的美国，如今又要为第三次面临的共产主义侵略威胁作出准备。而且，美国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是其最终可以依赖的力量，因此，美国所感受到的共产侵略的可能性，与其他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的那些国家所感受的程度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法国也好，英国也好，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了战胜国，但是，它们能够从军国主义德国的铁蹄下获得解救，都是依靠美利坚合众国的介入才得以实现的。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牺牲，同时，还为支援英法等联盟友邦而承担了巨额费用。流亡到伦敦，保卫了自由法国政府的戴高乐将军的功和劳虽然非常值得评价，但他之所以能够回到祖国、组建临时政府的首套班子，也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战场上获得了成功、即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成功，才得以实现的。

就这样，英、法等西欧国家在遇上战争的重大局面时，总是能迎来强有力的救援者。这在过去的经验中已经得到过两次验证，而且将来也依旧是能够被期待的。这些国家除了自身以外，最后还有其他国家可以依赖。所以，和最终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依赖的美国之间，在对共产侵略的可能性上所感受的强度有所不同也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情。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欧洲的防御体制问题上与美国的见解有所不同，同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局势的紧张程度的缓和与紧张，对相关国家产生了影响。1948年的柏林封锁令西欧各国产生共同的危机感，促使北美大陆和欧洲之间缔结了如北大西洋同盟那样的广泛的条约，同时，欧洲大陆的防御指导权被掌握在隔海的美国手中。

柏林封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第一次行使武力的行动。当时，没有一个西欧国家有能力主张欧洲的防御要由欧洲自己来解决。法国应该也是同样的状况。对西欧各国而言，大战的疮痍尚未治愈，面对来自苏联的武力威胁，毫无疑问，除了依赖美国的武力和经济力以外别无他途。而从美国这一方而言，也一定是将为西欧的防卫出力理解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然而，今日的状况与当时已经大为不同。虽然在柏林封锁之后还间歇性地发生过与西柏林有关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在1961年夏天的东西柏林封锁事件之后没有再出现，所以，此后欧洲的紧迫感逐渐消失。而规定了时间期限的赫鲁晓夫的爆炸性宣言，也随着其反复的引用而失去效应。特别是1962年的古巴事件以后，世界的紧张感尤其是西欧对共产侵略对策的迫切感都得到了极大的缓和。

时至今日，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对苏联的武力威胁相对比较轻视，同时，对西欧防卫体制中美国的作用也不抱太多期待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在此意义上而言，戴高乐将军反对美国介入西欧的防卫体制，同时重视本国核武装的方针并不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人心就是这样，这也是一种必然。欧洲的紧张局势出现缓和后，西欧阵营内部原先多多少少存在的一些对立也开始显露。这也同样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对美国人抱有的民族感情

根据以上的这些事实判断，有关戴高乐将军拒绝英国加盟欧洲共同体，主张欧洲单独建立防御体制，反对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那些舆论应该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此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欧洲人对美国人抱有的民族感情问题。

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国民，因为他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所以对新世界的美国人怀有一种轻侮的感觉，有把美国人看作暴发户或乡下人的倾向。虽然没有理由要去特别在意这种感情，但是，在论及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时，这种充溢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心理有时却是无法忽视的。

关于这种类型的民族感情，听说在德国人看俄罗斯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把话题稍稍扯得远一些。对俄罗斯人抱有轻侮感觉的德国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而言，都处在从属于俄罗斯人的立场上，那是一种处于下风的立场。尤其是二战后的德苏关系，从民族感情上而言是不自然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因此，德国的难民问题，会令人自然地想到是与前述的民族感情有一定关系。

我们姑且将以上的题外话放在一边，回过来再看西欧人对美国人的评价，不能否认在西欧人的思想深处确实存在前述的民族感情。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种感情在现实的政治上如何起到作用，但是像戴高乐将军这样属于传统时代的人物，他们成长在法国和英国位于世界中心的时代，充溢在他们胸膛里的那种对昔日辉煌所具有的感情，应该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的思想。就像我这样的人也一样，年轻的时候在心底里留下深刻印记的一些事情，直至今日仍会在不经意间决定着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因此，包括以上种种因素在内，戴高乐将军以法国为中心或以欧洲本位为出发点来看待欧洲防御体制，反对美国介入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两国之间的对立程度并不像舆论报道的那样激烈也是事实。两国之间即便存在一些意见的对立，但在面对共产主义侵略时，两国会站在西方共同的立场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在当今的集团防御时代，只靠西欧的力量来谋求安全是不可能的。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