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于1911年9月22日至1912年8月6日期间前往意大利和希腊进行游历，参观古代遗址、观察地形、想象古人如何在他眼前的地理环境里生活，并任凭自己的历史想象力在从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希腊与意大利历史中自由驰骋。他选择徒步旅行的方式，随身带着一个水瓶喝水，带着一件雨衣防水，背着一双干净的备用袜子，并带好了足够的钱财以便沿途向村民购买食物。他有时露宿在星空下，有时睡在咖啡馆的地板上。他足足走了近3000英里，大部分时候沿着山羊群踏出的小径前进，但有时也会绕弯路——或是为了占据制高点以便观察地貌，或是为了找到前往某个古代遗址的近路。

他起初跟着其他英国古典学家们一道旅行，参观了大部分著名的古代遗址。随后，当冬季来临之时，他同罗伯特·达比希尔两人结伴前往更偏僻的地区。1912年4月达比希尔回家后，汤因比经常一个人旅行。起初，他曾通过单日往返于雅典和苏尼昂海角（Sounion）之间来考验自己——即在路况相对不错的路线上步行40英里。两周后，他离开了早已被人踏平的道路。他向母亲汇报道：“我完成了十分刺激的五日徒步旅程，没有随身行李，也一直不知道当天晚上会在哪里安歇。” 在这次探索中，当精疲力竭的同伴们踏上归途之后，汤因比还多逗留了几个小时，以便探索另一条穿越阿提卡与彼奥提亚（Boeotia）之间的西塞隆山（Mt. Kitharon）的道路。这种现象非常典型。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结伴同行，汤因比都会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强烈好奇心、跋涉耐力和面对眼前景观时的丰富学识与想象力。

旅行至少可以帮助汤因比逃避两件烦心事。首先且最为明显的是，他逃离了1909—1910年父亲精神失常后出现的严重家庭危机与无法解决的难题。书信往来当然还会让他偶尔面对家里的种种问题，但他每过几周才会处理一次信件。当汤因比在偏远地区游历时，别人是找不到他的。因此，家里的其他成员只好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其次，行万里路也使他摆脱了书本的束缚。旅程开始之际，他在意大利写道：“我用自己的双腿和双眼学到了大量历史知识。” 两个月后，他在提洛岛宣称：“这是一种加深理解的绝妙方式——它赋予了旅行者的‘历史想象力’以绝佳的素材。庞贝城或许保存得更加完好；但那里不过是公元1世纪的一处次要浴场。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则是辉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要集市。研究者可以在这里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即便从这里发往米科诺斯（Mykonos）的船只一周内只有两趟]。”“古代宗教圣地提洛岛”的现存遗址和日后希腊化时代奴隶市场遗迹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激发了汤因比的想象力，使他看到“普世性的希腊文化如何倒灌回来，淹没了孕育自己的朴实无华的、内敛型的地方性希腊文化”。 （原书页码：39）

这种在情感与求知两方面同时摆脱束缚的经历是极其难得的，并且汤因比将之利用到了极致。他在给已经返回日常平淡生活的往昔旅伴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一个人越是自由，他也就越幸福；我从未像在徜徉于希腊这样自由自在。” 汤因比毕生珍视这段回忆，并在他80岁出版的《往事》一书中用了20多页的篇幅描述了他所谓的“第二次”希腊史教育——这次他接触到的不仅是古代文本，还有希腊的地貌与居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探索对他而言也意义重大。在渡海前往法国之前，汤因比从未得到过哪怕尝试讲一门外语，或为自己安排衣食住行等琐事的机会。他一直被包裹在学校与家庭之中；成年人的生活完全自理是别人的事。汤因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从法国寄回的第一封信中向母亲承诺道：“请您记住……我回去时会比出发前更干练、更有出息，也更富有男子汉气概。” 刚到希腊时，他仍倾向于依赖别人安排生活琐事，尤其是因为他很排斥高声同商贩讨价还价。而在离开希腊之际，汤因比已精通如何砍价，并成功应付过遭遇野狗、偷羊的窃贼和被怀疑自己的宪兵逮捕等麻烦。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还了解了富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因为我在这里十分富有。”“真的，从小参与各种狩猎、射击与游历活动的富人确实占据着一种巨大优势——他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解关于这个世界的大量知识；而我只能尝试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任务。三个月前，我还从未张口说过外语或使用外币；现在我却可以毫不费力、相当自然地找到适宜的法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字眼……这样的一年游历胜似死读十年书。” 简言之，日常生活的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充分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多重意义上，汤因比确实如自己所愿，在游学旅行的一年间成长为一名男子汉。

然而，汤因比家里的种种麻烦并未烟消云散；留在家里的家庭成员们不得不自己决定如何照料与治疗哈利·汤因比。由于病人在精神失常近两年后仍未表现出任何好转迹象，全家人于1911年10月决定将他转送到希灵登（Hillingdon）的一家更为昂贵的新医院。伊迪丝和她的儿子都希望病人能够“真正好起来”（用年轻儿子的话说）。 但到了年底，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试图安慰母亲的汤因比写道：“不要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看看孩子们的成长吧。”他还在同一封信中写道：“让上帝来最后评判你和父亲的一生吧。” 但残酷的事实是，哈利在希灵登的昂贵治疗费用只能靠富裕的兄弟们帮忙垫付。在伊迪丝乃至阿诺德眼中，这未免过于仰人鼻息。汤因比在3月给母亲写道：“我非常高兴您能赞同我的意见。我在不断改进自我。这次我没有对叔叔们发火。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的精神变得日趋稳定。我认为那是户外新鲜空气、体育锻炼与闲暇造成的效果……但也许只是因为我已长大成人了。” （原书页码：40）

1912年5月，哈利再次转院，这次他住进了治疗费用更少的北安普顿（Northampton）圣安德鲁医院（St. Andrew's）。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41年去世时为止。这一安排让伊迪丝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财务独立——支付丈夫治疗费用的渠道如今来自托管基金、阿诺德的一点贡献和她自己的收入[她最终找到了工作，负责整理编辑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文集]。但隐藏在这场小胜利背后的则是更大的失败——从丈夫进入圣安德鲁医院时起，她就已经放弃了他有朝一日能够康复的一切幻想。儿子安慰她说：“完全依靠托管基金和我们自己总要好得多。我是这样认为的；相信那也是您的感受。妈妈，我知道您在承认连希灵登医院也无法治愈爸爸的精神失常时有多么痛苦……我自己一度也对那所医院充满希望。”

造化弄人的是，就在一家人做出关于哈利·汤因比治疗问题的最终决定之际，哈利的儿子于1912年4月26日饮用了伯罗奔尼撒地区被污染的溪水，从而患上了另外一种严重疾病。汤因比日后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恰恰是由于误饮了被细菌污染的水源而患上的痢疾。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场疾病的主要影响是缩短了汤因比在希腊乡间无忧无虑的考察日程，迫使他提前回家——因为希腊当地的治疗手段（服用大量白糖和微量砒霜混合而成的药剂）无法缓解他的病痛。当汤因比于1912年8月6日返回英格兰时，母亲把他送进了一所医院。在接受了数周流食疗法后， 汤因比于9月底痊愈出院。

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汤因比充满活力、勇于探索的头脑在游历过意大利与希腊后迸发出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对他日后一生的重要意义堪比他同样从这次旅行中收获的自立精神和“救”了他一命的传染病。有趣的是，汤因比晚年的回忆与他当时写给母亲的信件并不一致，经常彼此矛盾；但二者应该都真实反映了汤因比本人明确意识到的若干观念——只不过其中一些在当时显得重要，另一些到了日后才凸显出其重要性。此外，二者也存在着可公约性。当时的反应与日后的追忆都表明，汤因比当时正在思索他所熟悉的英格兰同自己在游学旅行中接触到的希腊—意大利乡村社会之间的文明差异（这一思想在1920—1921年期间已经成熟并凸显）。 （原书页码：41）

但在起始阶段，英国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同意大利人、希腊人举止之间的差异令他大为光火。汤因比的反感充分反映在他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在自己遇到的每个人身上的称呼——“南方佬”（dago）之上。他向母亲解释道：“这里可不像在‘欧洲’那样存在着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之间的差别。这里的所谓‘教养’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花架子。这些地方的‘衣冠楚楚者’确实是可恨至极的——我很同情那些想要踢上等人屁股的、在印度居住的英格兰人……我现在能够理解种族歧视了。人们确实需要像反对其他丑恶事物一样同种族歧视斗争——但印度人确实还无法自治！”

然而，汤因比明白，使得希腊人成为“南方佬”的并不是血统，而是社会环境。他在抵达雅典一周内写道：“古希腊人与现代希腊人一样吗？我不这样认为。前者或许还比后者物质上更为贫穷……但真正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道德水准差异。古希腊人位于世界的中心，四面八方的人都会为了贸易、诗歌和雕塑而来到纳克索斯岛（Naxos，汤因比此时就在岛上——作者）。他们如今却依附于欧洲，向我们学习各种模范——他们最优秀的品质也仅仅是对我们二流品质的拙劣效仿。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也将成为‘南方佬’——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武装到牙齿，为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优势与领先地位而奋斗到底，统治印度、开发西非并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就像古希腊人开发色雷斯、殖民西西里（Sicily）、统治亚洲一样——我的结论在道德层面上是何等反动。”

然而，这种认为文化地位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行为习惯巨变的思考并不影响汤因比对触犯其良知与正义感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愤慨。例如，在被怀疑为土耳其间谍而遭到逮捕后，汤因比利用自己的英国人身份报复了影响他在希腊—土耳其边境漫步的官员们。他在家信中写道：

《这》我昨天去了（英国）领事馆，跟领事进行了谈话。那帮家伙（希腊官员们）将全体受到严惩，尤其是那个警察局局长。好在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对“南方佬”的轻蔑具有一种奇妙的镇静作用……不看人下菜的、一视同仁的法律在这种人眼里就像一视同仁的价格一样不可理喻。这是赤裸裸的生存斗争——掌权者运用手中的权力碾压没有特权的人，所有的买卖行为都是一场恶仗……

我认为，这一年里最大的收获是我理解了英格兰（或少数……文明开化国家）的价值所在。文明人数目还很稀少，因而极其珍贵；如果我们与德国人互相残杀的话，那真是莫大的疯狂。此外还有种族偏见的理直气壮和所谓“人权”的空洞无物……我如今凭经验认识到，世上并不存在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特定禀赋的“智人种”（“genus”Homo Sapiens）；在黑猩猩和超人（Supermen）之间存在着无数过渡阶段……我很希望能深入研究“南方佬”，但必须首先观察南美和西西里。与野蛮人不同的是，“南方佬”是一种寄生虫——他们只能在充满活力的文明阴影下成长——他们的本性来自拙劣的模仿。例如，我并不认为这些人在革命年代里（1821—1830年）开始同欧洲打交道之前就是“南方佬”。即便到了现在，偏远村庄和山间牧人也并非“南方佬”，而是白皮肤的野人……这跟人种没有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造成的；我认为疟疾对“南方佬”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但穆斯林们都不是“南方佬”；他们信奉的宗教里有些元素会阻止他们对别人亦步亦趋…… （原书页码：42）

不过，最关键的是拉米亚（Lamia，汤因比在那里遭到了逮捕——作者）的这帮小人将遭到严惩，这可以防止他们在下一位考古学家到来时秀自己的下限……好吧，我会向自己遇到的所有崇拜希腊者（philhellene）大肆宣讲希腊的坏话……但我还是无法解决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希腊人跟他们一样吗？”

如果我们将汤因比的这些愤激之语同他在《往事》中对同一事件的回忆进行对比的话，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带着我登上军署的长梯，来到本地军事长官面前。每登上一级台阶，我都会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和粗鲁无礼。然而，他们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长官很快给我签署了一份清白证明，把我打发走了。” 他之所以回忆这次遭遇，是为了说明自己一直拒绝认清“十分聪明、机警和直言不讳的希腊男男女女们”试图让自己了解的国际形势：当时的种种变化即将导致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的爆发。事实上，汤因比在年老时已完全改变了自己当时的道德立场，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自己的回忆：“我在雅典的英国使馆里的表现纯属小题大做。那里的工作人员策略性地表达了对我的同情，但很明智地什么都没有做。”

在汤因比对意大利与希腊生活方式的负面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本人对当地金钱交易的厌恶。他讨厌被人骗钱，也反感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争取到大致公道价格的买卖。这使得他同希腊与意大利农民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后者认为面红耳赤的、灵活的讨价还价是任何公道交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使得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交易人性化，变得有滋有味。从童年时代起，父母已让他牢牢树立了害怕入不敷出、必须精打细算、重视理财的观念。因此，汤因比记录了自己旅行期间的每一笔花销，并算好了直到返回英国时所需的全部费用。每次花钱的时候，他都感到支持自己宏伟探访计划的剩余经费在减少。而一直折磨自己的疑虑——他可能因为不善砍价而花了冤枉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损失的感觉。

然而，在回家前的几个月里，汤因比对巴利奥尔学院大学教师奢侈生活方式的反感促使他重新认识这一切；这种反思在他年老时臻于成熟。他在给达比希尔的信中写道：“如今，由于我已不再会被他们的谎言、拖拉和无法做到和这些人一样而轻率地恼羞成怒，我开始慢慢认识到了‘南方佬’们也有自己的美德：他们精打细算、从不趋炎附势（我认为趋炎附势确实是‘黑衣人’们的坚实‘美德’）。你要明白，耶稣基督是可以在现代希腊云游行善的，但他在牛津大学里将没有立足之地。” （原书页码：43）

但在当时，在同异质文化社会的第一次遭遇中，汤因比仍旧把自己封锁在狭隘的社会礼仪规范之中。例如，他拒绝让来自剑桥大学的女学者玛格丽特·哈迪（Margaret Hardie）跟随男学者们一道前往著名古代景点考察，借口是她跟不上自己的步伐。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女性具有天然的可怕生理缺陷，并且让她们在我们男性的圈子里抛头露面也不好。”他对母亲说这些话未免冒失，因为他的母亲年轻时就曾在男性世界里抛头露面，并取得了些许成绩。“她们表达的不满其实是在反对上帝。毫无疑问，她们最近试图强占的是实至名归的男性领域。倘若她们真正进入了这个男性世界，她们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我认为那将是她们中的许多人无法承受的巨大悲剧。”

同样，汤因比也很反感自己在罗马遇到的天主教教士们；那些人在圣彼得大教堂里“油头滑脑地、机械古板地唱个不停”。 他对阿陀斯山（Mt. Athos）的东正教教士们也评价不高，声称他们的宗教虔诚缺少一件“欧洲的道德与博爱外衣”，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寄生模式”。他总结道：“我们期待着奥地利控制萨洛尼卡（Salonika），德国经营安纳托利亚和巴格达铁路，越快越好……无论哪个大国控制这里，关闭阿陀斯山这座历史博物馆都是件好事。这是个神奇的地方，但过时的东西都不值得维持下去；并且我确信这个僧侣团体应当被解散。”

类似的偏见只是偶尔闪现，并不占据重要位置；但与汤因比日后的普世主义世界观相比起来，这些看法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当时，他真正关心的是作为意大利与希腊历史舞台的地理与地貌环境。无论走到哪里，汤因比都会在观察当地环境时思考人类在历史上——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是如何利用它的。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军事天险和远征路线。他在旅行结束时宣称：“我几乎已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事实上，他寄给家里的信件包含着对所考察地貌的描写，往往还配有手绘地图和古代防御工事的工整素描。

汤因比曾三度（如果他晚年的回忆确实可靠的话，我认为的确如此）经历过同历史的神奇遭遇。1912年1月10日，在观察狗头山（Cynoscephalae）古战场时，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公元前197年罗马人在这里击败马其顿人的场景，这幅复原场景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汤因比在40余年后自问道：“在那一瞬间，那位梦想家怎能沿着绵延21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顺流而下，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现实当中，并骑在马背上游览呢？” 3个月后，汤因比在克里特岛又有了一次类似经历——他看到了一座废弃的威尼斯庄园——它无声地诉说着土耳其人在1669年的胜利。第三次体验则是在考察莫奈姆瓦夏（Monemvista）的莫雷奥特（Moreote）要塞期间，他在看到遍布该遗址的废弃铜炮时“再度陷入了时光旋涡之中”。 （原书页码：44）

早在这三次非同寻常的体验之前，汤因比的丰富想象力也曾让他脱离过常人的意识状态。早在1911年准备牛津大学的考试时，李维（Livy）著作摘要中描述反抗罗马的同盟者战争中一位领导人之死的寥寥数语已经足以激发他类似的想象——这种“思维迁移”（transport）只在“弹指一挥间”中闪现，但它造成的印象却极其深刻，令汤因比终生难忘。 而在之后的两次经历中，其他文本与遗址也产生了使他“同某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们短暂共处”的类似体验。按照汤因比自己的统计，这样的现象在他身上一共出现过六次。

想象力没有那么丰富的人们会如何看待类似的体验呢？汤因比本人显然认为，他同过去交融的想象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在其巨著的最后一册中如此认真地记载这些体验经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幻象都是在汤因比承受着特殊的个人压力情况下向他显现的。显然，对父亲健康状况的担忧和同母亲关系的危机在1911—1912年间困扰着汤因比，即便在徒步考察部分缓解了他对自己家庭的担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将会看到，汤因比日后看到的那些幻象也是在特殊的焦虑时期里出现的。因此，我们或许有理由将这些神秘体验视为汤因比逃避人生困境的惯常方式的一种极端戏剧化手段——他会在那样的情况下自觉地埋头于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时代中寻找藏身之地。

但汤因比对意大利与希腊地貌的研究结果却很少带有神秘色彩。每到一地，他都会单刀直入地追问自己，人们如何与为何在那些地方建造居所与军事据点。他的兴趣绝不仅限于古代，而是涉及与当地地貌有关的一切，甚至延伸到并包括了希腊独立战争（1821—1830年）结束后在从前土耳其人领土上建造的平原村庄。1912年5月23日，在从拜占庭时代建于米斯特拉（Mistra）的要塞俯瞰欧罗塔斯（Eurotas）河谷时，汤因比回忆了对该河谷的政治控制权是如何在平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间转移的——没有城墙保护的古代斯巴达城邦和控制进出下方肥沃原野的要塞都位于那里。登高俯瞰的汤因比可以看到欧罗塔斯河谷中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人类定居点的痕迹——在他眼中，这些废墟的位置是山民与平原定居者、牧人与农民之间永恒对抗关系的可见证据。

这些地貌启发他意识到了当地历史的循环模式：古代的循环周期[其载体是一座现存的、在河谷内各处清晰可见的迈锡尼（Mycenae）时代的山顶要塞和开阔平原上的古典时代斯巴达城邦遗址]和如出一辙的第二周期（证据为他身处其中的中世纪山顶要塞和1821年在古斯巴达遗址之上建起的现代村落）。 日后，他在1922年围绕希腊历史地理学所做的一系列精彩报告中总结了这一见解。 毫无疑问，文明理论已开始在他关于人类历史的成熟观念中占据中心地位；尽管与其日后的见解相比，他在1912年的思考还只是雏形而已。 （原书页码：45）

这些体验并未反映在汤因比同时期的信件中；而在他后期著作的自述性段落里，汤因比强调了这些彼此孤立的、多半属于可视性材料的证据的意义。他很可能是日后从游学旅行的庞杂回忆中抽象出这些观念的，因为它们一直萦绕在汤因比的脑海中，并随着他历史观的成熟而获得并确立了重要意义。汤因比在日记里认真记录的大量地貌细节 对他日后而言并无任何用处。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还是从日后的回顾来看，他的游学之年（ Wanderjahr ）都是一段奇妙且欢乐的时光：大量新思想与新观念涌入了这个日趋独立的成年人的头脑。这十个月的收获之丰硕是空前绝后的；尽管汤因比此后花了数年时间才将自己在意大利与希腊经历的一切整理成为令人满意的学识宝藏。然而，于1912年8月返回英格兰并开始在巴利奥尔学院任教的汤因比在若干重要方面已不同于不到一年前离开学院的那个学生。他已见过了世面——至少是大千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还将自己学到的书本知识同古典时代意大利与希腊的地貌结合在一起，并将之视为贯穿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涵盖了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元素的普遍规律。无怪乎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整理所有这些新思想！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汤因比花了六周在医院里治疗痢疾，在出院时刚好赶上了1912年10月开始的巴利奥尔学院秋季学期。他对新生活既迫不及待，又有几分不情愿。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向达比希尔写道：“我急不可耐地想要开始在巴利奥尔学院的任教生涯，并体会一下这份工作究竟如何了。那些笨学生曾让你失望透顶——但难道真的无法点拨他们吗？只要还有热情，我就会努力尝试下去；如果失败了，我也不至于愤世嫉俗……但我怀疑，这种为了履行教师职责而牺牲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磨砺出来的思想的工作是令人灰心丧气的。” 入职一个月后，他的矛盾心理仍未解除：“我正在迅速适应教师的身份：他们永远待在学院里，并且生活一成不变——这与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截然不同。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到了59岁还会在做一模一样的工作。学院同事们非常友好，并且他们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守旧。但他们的生活为何要如此奢侈呢？……我打算毛遂自荐担任青年财务总管，让这帮人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我想捣毁这里，把学院徽章熔化掉。这里的一切是如此肮脏……这就是我想要跑掉的原因。”

然而他也得到了一些补偿。汤因比热情地同学生们分享自己之前学到的一切。“我的工作是教授历史，也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一种与我们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明。它从根上就与我们的文明不一样，并且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壮大……如果我能让学生们从精神上[但那是桑迪（即林赛——作者）的任务]、体魄上和道德上走近希腊人——并想象他们生活环境里的石灰岩、松林与蔚蓝大海——那么我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他的15名学生中，似乎只有3人对学业多少有一点兴趣。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我解释得太多。我啰嗦的都是废话，试图启发他们思考，为他们构建一幅鲜明的图景。教师本应关注学生们在写什么、关注什么问题。我有一次在学院里无意间听到了这样的对话：‘你觉得汤因比怎么样？’‘哦，我觉得他还不错。’‘这只是一方面。他跟你们谈论自己太多了，以至于你们根本不用参与讨论。’所以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授课方式。但教书总归是好的……我不认为自己注定要熬到江郎才尽、文思枯竭的那一天。在此期间，我将有充足时间去消化吸收更多的历史知识——那是我多年以来的内在动力，并且我没有看到这种动力有任何衰减的迹象。我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到了12月，他已能够用同样自信的口吻宣称：“即便在遵守学院种种琐碎规定的情况下，我这个学期也过得相当愉快。” （原书页码：46）

汤因比的热情没有白白浪费；至少一些同事支持他的做法。林赛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还不清楚学院结业考试中的整体答卷质量究竟如何；但我应当告诉你，学生们在希腊史与罗马史科目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考虑到他们原本天资平平，我理应向你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教书和履行学院教师职责并非汤因比生活的全部。他在巴利奥尔学院任教的第一个学期里“构思了一篇讨论斯巴达的人口、军事组织与动员的宏伟论文，希望能在《希腊研究期刊》（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上发表它”。 当它于当年晚些时候见刊时，这篇论文成了汤因比的第二篇发表作品。这是一篇篇幅很长、极其博学的文章，试图探索一条调和彼此矛盾的、关于斯巴达军队规模及其居民[公民、边民（perioeci）与希洛人（helots）]法律地位的古代史料的道路。汤因比这篇文章的独特贡献在于以其对斯巴达所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领土进行的细致地形学考察为基础，指出了相关人口数字“必定存在的关系”。 就这一点而言，这篇论文是他一年田野调查所取得的宝贵收获，也是古代史学者传统生涯的不错开端。

但汤因比并不满足于当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史学者。他的头脑倾向于建立一套“历史哲学”，以便分析他在希腊游历期间关注的古代、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种种联系与统一性。作为建立宏观认识的第一步，汤因比欣然接受了吉尔伯特·穆雷的邀请，为现代知识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撰写了一部希腊史。到了1913—1914年间，该计划被扩充成为一部从史前时代一直延伸到拜占庭时代的通史。汤因比还将计划纲目寄给了几位知名专家，以便征求他们的意见。吉尔伯特·穆雷答复道：“我认为你的希腊史纲目很棒。”但在表扬之余，他也列出了一长串希望汤因比加以调整的意见，认为他应当更充分地赞扬希腊人的成就。 剑桥大学的伯里（J.B. Bury）答复道：“你的知识储备十分雄厚。我抱着极大兴趣通读了全稿。”他在回信结尾处提出了“一点点批评意见”。 作为上一代学者的代表，瓦尔特·利夫（Walter Leaf）回答道：“我怀着比预想中更浓厚的兴趣——简直可以说是兴奋——读完了你的手稿。”但他接下去写道：“但就你对荷马的评价而言，我只能对你的认识报以一声叹息。” 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一项目；它直到多年以后方才恢复。这项计划同他关于斯巴达论文的精细考据构成了鲜明对比，反映了汤因比特有的、追求宏观视野与整体视角的渴望——它压倒了对细节的精确把握。但细节仍旧令他着迷。“我正在写作一篇篇幅超长的、讨论荷马《船谱》的论文，准备在月底的语文学学会（Philological Society）大会上宣读它……它各方面的枝节都在不断增加。我希望在全部工作完成后将成果印成一本小书。” 然而，这篇论文从未正式出版，并且也没有保留在他的现存文章中。 （原书页码：47）

在学术研究计划之外，这位青年史学家也开始密切关注巴尔干战争中的战役与外交活动。这些战争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先是联手打败了土耳其（1912年），随后因为战果分配问题而发生了争执，导致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结果，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联合起来打败了保加利亚。汤因比在1912年写道：“我在跟任何人见面时都只谈战争。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希腊人）的战事进展顺利。他们——‘南方佬’和其他所有人——的表现是如此出色。这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并且他们的立场是正义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正义战争的话）。”另一方面，他谴责欧洲列强是一帮“无能的懦夫”，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他对英国的要求是：“我希望我们能在当地舆论一片哗然之前慷慨地将塞浦路斯岛让给希腊。”

1913年，当希腊使团前往伦敦与列强展开谈判之际，汤因比有机会见到了使团成员并记载道：“我幸运地能够运用自己唯一会讲的外语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的秘书以及韦尼泽洛斯（希腊总理——作者）本人交流。我之前便想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如今我日益坚定地认为他们是‘讲阿尔巴尼亚语的希腊人’（Albanophone Hellenes）。”

时事政治很快进一步迫使汤因比对之予以关注，因为政局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并影响了牛津大学中的所有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居民的一生。但这一切在1913年还是不可想象的。真正萦绕在他的头脑里、干扰他的教学生涯与史学研究的是同母亲关系的老问题：由于一个新的爱慕对象——罗萨琳德·穆雷——的出现，这一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并且无疑大大激化了。

汤因比于1910年第一次见到罗萨琳德·穆雷，当时她还不满20岁。尽管汤因比与罗萨琳德的见面时间很短，并且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她留给他的印象却是极其深刻的——她在汤因比眼中更像是一位仙女公主，而非世间凡人。这个机智、聪颖、成熟、富有贵族气质并惹人喜爱的女孩是无法企及的——至少在她的暗恋者还只是一个养不起妻子的本科生时如此。但汤因比的母亲已嗅到了对手的气味。无论如何，汤因比毕竟在首次出门旅行时给母亲吃了一颗定心丸，表示自己“目前还没有结婚的愿望，或许今后永远也不会有”。 然而，几个月后，当母亲非难罗萨琳德新出版的小说《月籽藤》（ Moonseed ，1911）的道德倾向时，汤因比却为罗萨琳德辩护，声称“尽管有人对她说三道四，但罗萨琳德却从未用泼冷水的方式打击过别人”。 （原书页码：48）

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于1912年8月：汤因比不得不拒绝穆雷一家让他过去住上一个月的邀请，因为母亲执意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痢疾。他在给达比希尔的信中写道：“自从结业考试后的那次野餐以来，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我原本打算这个夏天住在他们那里，结果却只能终日躺在床上，直到即将开学的日子。” 无法如愿见到罗萨琳德的恼火或许确实使得汤因比无法同母亲实现真正和解，尽管如此尽心照料他的母亲正在重拾因父亲精神失常而一度忽视的职责。

但汤因比肯定动摇过。他在病床上写道：“我觉得默认自己的虚弱无力是一种自然的、值得称赞的状态。” 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默认自己的虚弱无力意味着默认母亲有权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但即便在病中，汤因比也不肯事事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在汤因比离开的这段时期，伊迪丝已从伦敦搬走，汤因比自童年时代起十分熟悉的生活环境已不复存在，无法维系与规范他和母亲的惯常行为。相反，汤因比对自己的依附地位感到愤慨。他在住院前给达比希尔写道：“如果我的母亲抓到我还在对外写信的话，事情就糟了。我将忍受屈辱。因为我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或至少是个痊愈中的病人，只得听凭她摆布。” 在恢复健康并开始在巴利奥尔学院任教后，汤因比急不可耐地恢复了自己从前在意大利与希腊所享受的自我独立。

汤因比对母亲感情的决定性变化出现在1912年圣诞假期，在帮助母亲在温彻斯特附近安好新家之后，他认为自己的母亲简直不可理喻：“她举棋不定，几乎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好像怎么选择都不称心如意。但我们确实应该搬进那座房子——附近有一所很棒的女子学校，并且我们已在疏通房屋下水道等事务上花了不少钱。焦虑和神经质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坏东西；因为它们会传染，并且将在你希望做一个明智的人时摧毁你的判断力。” 在这次令人泄气的会面后，返回巴利奥尔学院对于汤因比而言已成为一种解脱。罗萨琳德与穆雷一家的魅力则随着他自己家庭关系的每况愈下而与日俱增。

汤因比对罗萨琳德的爱正是在这一局面下产生的。他在几周前已向达比希尔秘密交底：“我爱上了罗萨琳德·穆雷小姐——吉尔伯特·穆雷的千金。我的感情已萌生了两年多，但生活中的磨难让我的情感变得更为炽烈……昨天，我在晚饭时与她见了一两个小时的面，但仅仅是通过那种许多人聚在一起的、毫无用处的方式。她如今独自住在伦敦，从事写作并在伦敦东区工作（具体工作地点其实是以他叔父命名的汤因比纪念馆——作者）……可悲的是，我并不真正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却在如此情况下陷入了爱河。我的想法仅仅出于猜测，但却相当肯定她就是那样的性格。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鲁莽与一厢情愿！对于她而言，我显然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但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的我真是愚蠢至极。你只能耐着性子倾听我向你吐露的这一大堆以自我为中心的废话。但你理所当然要成为那个牺牲品，因为我在给你写信时就像我们彼此交谈那样毫无顾忌。” （原书页码：49）

但到了1913年3月复活节假期前夕，汤因比对罗萨琳德的爱恋和对母亲的厌烦已临近爆发点。他自己写下的话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亲爱的罗伯：

支撑我同您谈话、审阅所有学生答卷并批改分数、表示我会在明天上午返还这些试卷的干劲如今已烟消云散。我昨天认认真真地批改了试卷……随后我前往穆雷家用餐。罗萨琳德·穆雷当时在场，使得我后来在批改这些愚蠢答卷的收尾阶段内心陡起波澜。冲动促使我给你写信，因为我想找人聊聊，并且此时显然无法静下心来阅读城防战术家埃涅阿斯（Aeneas Polioceticus）的作品（讨论城防战术的一篇古典文献——作者）。我本不想由着自己的性子自暴自弃，无法承担自己此刻本想完成的工作。我从前年6月起只见过罗萨琳德·穆雷3次。我们昨晚共处了两个半小时，上学期的一个周日晚上共处了两个半小时，还在另一天的一次聚会中远远对视了2.5秒……前年6月，我曾跟她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查韦尔河（the Cherwell）河畔做了一条独木舟。在整整一年半的光景里共处5个小时能有什么用？不管怎样，我认为自己对她已足够了解（这是我之前聊过的老话题），但我还想要更多。我一直都很恼火。每当他们邀请我过去住几天的时候，我要么在卧床休息，要么在国外，要么确实需要帮我妈妈的忙。那一天我甚至想过推脱责任。但在母亲刚搬进索思沃尔德的新家时，我必须前去陪伴她。但我本可以陪伴穆雷一家去意大利待上三周。诚然，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心里却闷闷不乐的人纯属咎由自取。但这寥寥数小时确实毫无用处：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对方，你肯定会希望同对方共处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在这个夏天拥有更好的运气。无法全面了解对方的思想（或至少了解一些对方的想法），而仅仅知道人家怎么看待你是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因为别人六分之五的思想是与你毫无关系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如果不能至少了解对方的一部分想法，你就将一筹莫展。在心痒难耐的情况下在学院的四方小院里踱步，并且明知你希望陪伴她散步的爱人距自己只有15分钟路程，却无法走过去说“来跟我一起散步吧”是何等痛苦啊！此外，她每次只在牛津住上几天——其他时间要么在伦敦，要么陪她的兄弟待在巴罗（Barrow）。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得回到书本中去，写作一部历史巨著，晋升教授并赚钱……同时还要抓住一切机会同她见面——下次机会或许不到3个月内就会到来。一边工作，一边让自己不要像傻瓜一样心事重重！我得就此搁笔了。因为我的信似乎不是写给你的，而是写给我自己的。罗伯……

好的，晚安，请尽快复信，尽管我最近回信很迟。

你的挚友
阿诺德·汤因比 （原书页码：50）

下一封寄给达比希尔的信语气欢快了一点儿：“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假期。” 这主要是因为他和朋友们前往苏塞克斯（Sussex）进行了一次家庭旅行；之后母亲和两个妹妹又来牛津看望了他。接下来，在提及了对自己事业的一些担忧后，汤因比坦承：

但以上这些并非我在心无旁骛地做着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深陷爱河之中（幸运的是，那并非我上学期末见到她后向你倾诉了一大通时的那种状态，我当时其实是太病弱疲惫了）。最近，我在一个周日晚上与她相处了两个半小时；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争取越来越多的机会同她见面。像这样同恋人一次见面仅一两个小时，并且身边还有6个外人在场的感觉真是心如刀割，仿佛人们在把你的恋人放在玻璃柜中向你展示一样。这正是我推迟给你写信的原因——担心自己又会开始诉苦……但这种全心全意爱恋对方，又完全不知道人家是否会有一分可能爱上自己的状态是无法一直忍受下去的。我认为，如果她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会喜欢我的话（那并非全无希望），那么我越早表白，结果就会越好。但我必须先同穆雷先生谈这件事情。因为我父亲的病和她的肺结核病史是两座大山。我首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尝试是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毫无机会的话，那么我还没有机会去打动她就是一件幸事；因为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我认为现在的她今后是不会再想起有我这个人的。如果我有机会，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我可以单刀直入地询问那个答案，可能失意的只有我自己罢了。在此期间，我会尽可能地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无论我是情场得意还是失意，它们现在都是并且将来也一定是我的事业。我身体的器官确实在不断恢复之中：我已厌烦了上次痢疾的后遗症，于是在大约6周前拜访了一位好大夫。医生禁止我吃面包、蔬菜、水果和我餐桌上的一切东西。从那时起，我的身体明显好转（依靠食用我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如果能在9月之前完全康复的话，我肯定会跟着韦斯（Wace）和奇斯曼（Cheesman）（两位青年古典学者——作者）奔向波斯尼亚（Bosnia）的。但等到这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肯定也知道另外那件大事结果究竟如何了……悬在半空的感觉确实糟糕。

你的挚友
阿诺德·汤因比

汤因比确实忠实执行了这一计划日程表。但他在行动之前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于是就有了她写来的下面这封信：

1913年4月30日

我最亲爱的阿诺德：

我非常高兴你告诉了我这件事，这比你之前为我做过的一切都更让我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之前就有所觉察，但我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认为，由于我们之间一直如此亲近，我已凭直觉多少猜到了你的心思……

首先，我必须要说，上帝垂青于你，让这样的好事落在了你的头上。我一直都认为你会早早恋爱的。你和你父亲的恋爱气质注定要满足自己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找到一处天然港湾。我相信，你的爱情也会一样深切与沉稳。

我很想帮助身处人生危机中的你。我希望你在这方面一帆风顺。但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并且爱情也很少是没有坎坷的。

首先，你似乎还不知道她是否在乎你。难道一点都不了解吗？我知道，人们不应该认定所有青年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他们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希望你不要感到受了伤害；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认为她的心曾被其他男孩打动过……你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绝望。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人们也会在爱情方面进行种种尝试。但当真爱到来时，它与之前的试探截然不同，以至于当事人认为自己这次一定不会看错——那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原书页码：51）

你父亲患病的悲剧使得他（或许只有父亲的去世才能治愈你的痛苦）如今成了你赢得那位姑娘芳心的主要障碍。

亲爱的阿诺德，你一定要等到将一切向她的父母和盘托出后再开始尝试追求那位姑娘……克雷格医生（Dr. Craig）曾告诫过你，为了中和我和爸爸遗传给你的敏感气质，你最好为自己将来的子女选择一位性格和善、温柔而又坚强的母亲。我对罗萨琳德本人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担心她的父母对她百般呵护，致使她的家庭生活环境过于雅致。至于她的肺结核病，我确信如果病情决定了她不宜结婚的话，那么她的父母是不会把她嫁出去的。

在其他琐事方面，我不认为存在着任何难题。她的父母是民主派，不会因为找了一个“出身中产的女婿”而感到难堪。经济收入……也基本不成问题。你能挣到足够的薪水。你不用承担别的负担。我能料理好你父亲的一切，并且妹妹们也不用你养活……

我本想劝告你过3年再考虑个人感情问题；但说这些已没有意义，因为木已成舟……我们无法预测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喜是悲……或许你会认为我是一个冷血动物。但请你记住，我见过她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不要担心我会不喜欢任何一个能够使你幸福的人，我还是

你的妈妈

汤因比自己的话最全面地记载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1913年6月13日

最亲爱的罗伯：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给你写信了。不，这段时间恍若十年。现在，她爱我，并且将要嫁给我。我在这学期开始前已见过她数次，比此前（我回国后）见过她的总次数还多，并且我对此已不再纠结。一个星期三[肯定是四周前的那个周三（1913年5月14日）]，我突然得到通知，自己要在第二天的5点15分去见她的父母，将这件事解释清楚。我原本以为她患有肺结核，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也以为我父亲的精神崩溃会影响我的婚事，但其实也没有。但我还是在下一个周四（5月22日——作者）为此去看了医生。罗伯啊，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且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可以看到，罗萨琳德的父母对我完全信任，允许我自己去向医生询问真相（他们只在确定女儿愿意嫁给我之后去咨询了那位医生）。因此，当时的情况不仅仅是我要为自己辩护，还要担心医生的答复没有左右逢源，或流露出哪怕一丝疑虑。但我对此很放心：医生是个很活泼、心直口快的人，他总是面带微笑且乐于助人的。他只说我不能过度劳累或超负荷工作，因为我父亲的病例确实说明我容易精神劳损，但那并非实实在在的遗传病。一切全在于我自己——取决于我是否会做傻事。我想他确实说中了我的问题：我曾为了多挣钱而超负荷工作；我的母亲和妹妹们是我挣钱的主要动力，因为我接替了父亲养活她们的责任。但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当时还是上午。我原本计划当天下午去跟她谈话。（我在上周日告诉过她，我那天会去伦敦办事——当然，其实就是去看医生。在那样的情况下保持语气平静是极其困难的；我猜自己当时是胆战心惊的）。随后，我在那片城区的公园里散步，试图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去见她的家人，告诉他们医生的诊断意见确实对我有所约束，但主要是关于挣钱的问题，与我当前的健康状况无关。有些丢人现眼的是，我当时急切地想要展示自己的活力与脚力，知道自己已摆脱了精神病遗传的可怕阴影。这真的很幼稚。但我在午饭时间走到了海军部，邀请那里的一个名叫格莱多（Gleadowe）的人（罗萨琳德的朋友——作者）出来共进午餐。我同他交流了这件事（或不如说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口若悬河）。耽搁的时间迫使我发电报给罗萨琳德，告诉她见面时间不得不推迟，我会乘下一班火车回来。随后，他们回复我说停止超负荷工作没有问题，罗萨琳德是有财产的，我尽可以妥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我之前并没有考虑太多钱的问题，因为健康问题总归是高于一切的。于是，我第二天（5月23日——作者）上午去见罗萨琳德（她住在贝克大街旁边的一所公寓里）。我像上足了发条一样准时前往，并说出了自己想讲的话。她对此大吃一惊，几乎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没有预料到那样的情况：我以为她会是平静而温和的；我才会吞吞吐吐，除非她的友善让我不再紧张。但这次表白却似乎让她方寸大乱。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在近三年里一直将这个秘密保守在你我之间，我从未想过要去影响她。于是我只好接着说下去，认为那样是帮助她恢复平静的最好方式。我们就这样交谈了3分钟。随后我径直返回牛津，那是整整三周前的事情。随后我便一直等着她的答复……到了周日（5月25日——作者）下午，她的母亲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说这件事已经没有希望了。她在周一寄来了一封亲笔书信，但我当时已度过了最难熬的阶段。遇上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个人毫无办法，只能不断地回忆过去；那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但谁也无法阻止自己那样做。那天傍晚，我绕着新学院踱步。空地上那座建筑的影子在草地上映出奇妙的图案。太阳已开始西沉，那本应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由于极度疲惫，我到家后便沉沉睡去。但过早醒来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那个周一清晨尤其如此。人是很难在天亮前的虚弱时刻控制自己的；痛苦袭遍了我全身。我在周一剩下的时间里是一具行尸走肉。我无法向前看或向后看，只能跟尽可能多的学生待在一起来打发时光。我感觉这种状态将会延续几个月。但在周二早上起床时，我突然开始思考未来，意识到我不能一辈子待在学院里……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成为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从而真正干出一番事业。之后，我会去做和我父亲一样的或其他关注人的生活、为人们排忧解难的工作。于是我给齐默恩（阿尔弗雷德·齐默恩——作者）写信，要求他在未来的六年里一定要帮我登上能做这样一番事业的平台。这真是古怪的事情：我自己一直在向后看；但我却意识到，只要自己还活着，我就必须不断规划未来的事业。这样我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即便我的生活正在面向相反的方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可以看到，我在周一其实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已发现，它（我是说历史学）之前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我生命的核心。我在那一周余下的时间里泛舟查韦尔河上，留心不让自己陷入孤独。巴利奥尔学院里再也没人会怀疑我将错过任何活动了。我邀请母亲下一周过来，并且她也做好了安排。我当时已很清楚，自己可以坚持到母亲过来的时候；等她来过之后，我应该已经可以脚踏实地了。我想要做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直学习。到了周六（上上周六，5月31日），罗萨琳德的母亲寄来一张便笺，说罗萨琳德还想见我。我的头脑当时已转到别的方向（我清楚，如果我的头脑希望做出改变的话，那么我一辈子都会期待这样的改变发生）。当天傍晚，我到了他们家。罗萨琳德当时刚刚进门，并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她在前一周回到了自己在伦敦的公寓。到了周五，她终于想通了：那一周她过得和我一样糟糕。我们两人起初不知所措。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但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我们现在接受了，一切都臻于完美。我已不再是上次给你写信的那个人。我先是失去了她，随后又失而复得；这两次反转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新的开始，只是我如今期待的已与我之前所做的有所不同。 （原书页码：52-53）

巴利奥尔学院一直很美好。我之前希望像希腊斗犬一样与同事们战斗；但他们似乎突然充满爱心与善意，且他们确实也没有阻碍过我的发展。尽管我仍对他们怀有敌意，但找不到任何抱怨的理由。这里的其他人也一样。巴利奥尔学院原本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一点本身已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今这里又多了几分爱和友善。

她在周中又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里，为了能让自己恢复平静。今天晚上她还会再来。亲爱的罗伯，我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因为一个人无法将情感转化为言辞，除非是像你这样的诗人。不能前去描摹希腊山峦的轮廓（你一看到它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冲动）确实令人遗憾。但它们就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去想象它们。

你还会定期收到我的来信。罗伯，我是不会停止给你写信或疏远你的。你很快就会认识她：要么我们去肯塔基，要么你过来。

你永远的挚友
阿诺德·汤因比

又及：她去年10月刚满22岁，我今年4月满24岁。所以我们的年龄是匹配的。

那么，罗萨琳德是何许人也？她为何会改变心意，在1913年5月31日接受阿诺德的求婚呢？

现存材料不足以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明确答案。因为罗萨琳德在晚年系统毁掉了之前清理家当时留下的所有书信和其他私人文稿。她声称自己要“焚毁它们——以便让逝者安息——如此而已”。 她一直记日记。日记在她去世时还是完整的。但她的情人理查德·斯特拉福德（Richard Strafford）和她的儿子菲利普出于某些不明动机毁掉了这份资料。由于这些保护其隐私的努力，后人想要忠实还原罗萨琳德的人格与看法已不复可能。然而，鉴于她对汤因比一生的重要性，汤因比传记的作者必须利用手头未被毁掉的一切材料去尝试重构她的形象。

公开的信息是一目了然的。罗萨琳德·穆雷生于1890年10月16日，是吉尔伯特·穆雷和妻子玛丽夫人的第一个孩子。她被父母起了她的外祖母、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罗萨琳德的名字；她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约克郡的霍华德城堡、在外祖母膝下长大的。霍华德家族生活的金碧辉煌与贵族气质，以及外祖母出身的更为古老、更具贵族色彩的斯坦利家族（the Stanleys） 给这个小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外祖母的同名者和她长女的长女，小罗萨琳德曾满心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外祖母的合法继承人与地产继承者。我们将会看到，直到1912年外祖母去世时，这一渺茫的希望在罗萨琳德·穆雷的头脑中仍十分强烈。甚至在梦想最终破灭之后，她依旧十分看重自己的贵族出身，有时还会因为傲慢而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原书页码：54-55）

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罗萨琳德确实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高贵的门第使得她可以对身边的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颐指气使；这显然让她的外孙女萌生了可以通过母亲这边的血缘关系继承伯爵头衔的幻想。伯爵夫人用铁腕统治着霍华德城堡及支撑其豪华排场的周边广大地产。她监督着佃户们的生活，跟他们谈判土地租金，运作合乎自己心意的自由党候选人当选议员。总的来说，她是从不接受反对意见的。她还是一位讲话流利、掷地有声的公共演讲者，在禁酒运动、争取妇女选举权和自由党的内部事务（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地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她的丈夫是一个嗜好艺术、性格温和的人。他的主要爱好是风景画。他在1885年同妻子分道扬镳，因为后者支持爱尔兰自治。此后他前往伦敦定居，将霍华德城堡和自己在坎伯兰郡（Cumberland）、约克郡产业的经营权都留给了妻子。当伯爵夫人同他们的长子查尔斯（Charles）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时，这位卡利斯勒伯爵将纳沃斯（Naworth）的一处豪华住宅分配给了自己的继承人。但这也没能阻止母子之间再次发生争执——因为伯爵夫人搬走了纳沃斯宅邸中的家具，以便装饰旁边属于她自己的博斯比（Boothby）宅邸。

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的飞扬跋扈使得她跟其他孩子的关系变得同样糟糕。她的6个儿子中有5人先于她死亡，其中两人在战争中牺牲，其他人自然死亡。她的5个女儿中有一人早夭，其余人都活到了她们可畏的母亲去世之时。但她们并未躲过同母亲的争执——有时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另一方面，伯爵夫人有时又会突然变脸，欣然接受自己无力改变的事实，仿佛什么不愉快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曾与一个未获自己同意而结婚的女儿闪电般和解；这充分展示了此人的变色龙气质。其他一些小事同样可以反映这位老妇人棱角分明（但又反复无常）的爱憎。

伯爵于1911年去世时，新寡妇如愿继承了他的庞大地产与霍华德城堡。或许她确实想过要把霍华德城堡留给与自己同名的小罗萨琳德。但随着此人的脾气变得日趋乖张，今天的宠儿随时可能变成明日的替罪羊。因此，她在去世时对遗产处置问题做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安排，但没有留下合法遗嘱。因此，她的家人决定无视这些安排，而是尽量平均地在还在人世的孩子们之间分配伯爵夫人的产业。这样一来，霍华德城堡便归了当时伯爵夫人唯一还在人世的儿子杰弗里（Geoffry）。 ^[1] （原书页码：56）

罗萨琳德的母亲玛丽夫人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伯爵夫人的迷你版。跟母亲一样，她也热心于慈善事业、支持自由党且态度专横。但与母亲不同的是，她刻意回避自己丈夫积极参与的文化与政治事业。作为一个禁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她穿着简朴，缺乏起码的幽默感。忠于自己辉格党祖先的玛丽夫人在公共事务上力主改革，但在个人行为与礼仪方面极为保守。

汤因比曾向吉尔伯特·穆雷的传记作者提供过下面的回忆性评价：“吉尔伯特·穆雷迎娶的玛丽夫人不只是作为个体的她自己；她还是卡利斯勒伯爵夫人‘家业’的一分子。这对于玛丽夫人而言十分艰难。身为一个由某位强势人物主持局面并且严重排外的家族的一员是一种磨难。”在介绍了“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的恶魔性格和悲剧人生”后，汤因比接下去讲道：“玛丽夫人为她的所有家庭成员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因为这种做法使她掌握了控制他们的权力——但她本人其实并未意识到这一动机，因为她向来是不擅长自省的。她在保健养生问题上是家里的皇后，但对于吉尔伯特·穆雷和罗萨琳德的文化生活而言只是一个局外人。”

这样一位母亲肯定是不好相处的，因为她会要求身边的子女严格遵守她自己的古怪举止标准。但由于忙于养育其他儿女（罗萨琳德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其中最小的一个比她小17岁），玛丽夫人对长女的照料少了很多：罗萨琳德同外祖母相处的时间似乎比同父母更多。

然而，即便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经常彼此分离，对于罗萨琳德童年而言最重要的人物仍是吉尔伯特·穆雷。当她仅仅一岁半时，穆雷便通过“让她给我下命令——如‘跑’或‘停’——的方式教她讲话”。 他在1893年告诉她的外祖母：“好在她聪明绝顶。”他一年后又评价道：“罗萨琳德上次生病后变得更迷人了。” 他教给女儿一些文学技巧（显然带有早教意味），让她去学校时给自己写诗，并对她寄回来的幼稚诗篇发表优雅且愉快的评论。

罗萨琳德在刚满7周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会影响心脏的风湿症”。 无论这一诊断是否准确，她的亚健康状态延续了十余年（被重新诊断为贫血症、肺结核等各种疾病）。治疗方案要求她在温和的气候下过冬，因而她会在意大利度过大量时光。吉尔伯特·穆雷于1906年在意大利写道：“我们在罗萨琳德身上花钱如流水，我认为这些钱花得值。不管怎么样，她确实似乎以一种缓慢曲折的方式从疾病中真正痊愈了。”

但她的身体有时候看上去十分健壮。“我在利物浦的大街上见到了罗萨琳德。她看上去身材高大、皮肤棕黄、调皮而美丽，并且十分健康。狂野的生活（着实狂野！罗萨琳德昨天告诉我，玛丽的头发能够直竖起来）很适合她……她似乎跟瓦尔博斯维克（Walberswick）海滩的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自在，其中一些显然是稀奇古怪的人！她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沐浴；她跳过越来越宽的壕沟，直至掉进沟里，腋下沾满污泥；她还碰到一只奇怪的驴子并骑了上去……他们在那里就做着这样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忍受过分束缚后的一种常规释放。” 罗萨琳德曾跟一位纽伯里（Newberry）夫人住在一起，后者被吉尔伯特·穆雷称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聪明人”。而当罗萨琳德喜欢闯荡的天性摆脱了家中母亲的约束而信马由缰时，她健康状况的好转或许并非出自偶然。 （原书页码：57）

她确实是一有机会就要出去闯荡，并且专横霸道。萧伯纳在给她父亲的一封信里描述了罗萨琳德的童年（带着他惯有的夸张语气）：“罗萨琳德一直让我不安。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到既悲且喜的惊讶：那是儿童身躯里的一个完全成熟的精神与性格，却注定要被两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孩子’（我是说吉尔伯特和玛丽夫人）监管。只有天知道，天生要当女主人的罗萨琳德在服从父母的各种指令时——上床睡觉、用肥皂、梳头、穿短衣——忍受了多少委屈……无论如何，她总算完成了自己出版一本书的使命；我相信她4岁时就能写出一部很好的书了。”

萧伯纳所说的书是罗萨琳德的第一部小说《导音》（ The Leading Note ）。1910年，它在作者的20岁生日前夕出版。罗萨琳德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吉尔伯特·穆雷为这部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为了争取得到文坛的支持，他将手稿寄给了当时最优秀的小说家高尔斯华绥。后者认为这部小说“大有希望，十分有趣。它拥有真正的生命力。如此年轻的女孩能够达到如此写作技巧高度实属不易”。 一个月后，伦敦名气较小的西德威克与杰克逊（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公司同意出版这部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退稿了的小说，发行量为1000册——条件是穆雷一家要承担28镑印刷费用中的一半！

这部小说本身确实很有品位与吸引力。它讲述了前往意大利的两个游客——一名英格兰女孩和一位俄国革命者——相爱的故事。但在故事结尾处，男主角以高贵但冰冷的姿态拒绝让爱人陪伴自己返回俄国，以免她落入沙皇警察的魔爪。两个年轻人一路上为人生和艺术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取舍而感到痛苦万分。罗萨琳德自己承认，故事结局处的无声绝望风格来自对屠格涅夫的模仿。

这部小说显然带有半自传性质。当西德威克与杰克逊公司答应接受这部书稿时，吉尔伯特·穆雷曾问过女儿出版这部小说究竟是否妥当，因为她过后可能会“后悔自己在豆蔻年华写了一部爱情小说”，并冒着被熟悉自己的人说三道四的风险——他们会说“你的体弱多病是因为徒劳地爱上了一位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式的白马王子”。 穆雷还开始在给女儿的信中开玩笑式地使用了“亲爱的佩特科夫（Petkoff）小姐”这一称谓——当然它或许要比他在1905年喜欢使用的“普西多拉”（Pussidora）稍好一点。 （原书页码：58）

然而，无论她对俄国革命抱着怎样的同情，这种热情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剑桥帮”的唯美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为诗人鲁佩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的痴迷（这在她父母眼中更加危险）。 罗萨琳德的第二部小说《月籽藤》被视为这种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关于颓废与失望的拙劣故事，讲述了一个同吸吗啡的同胞谈恋爱的英国女孩最终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结果却发现后者犯下过作为帮凶溺死朋友的罪行。文坛对她的第一本书曾予以高度评价——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年轻而已。但用矫揉造作的笔法草率写就的《月籽藤》却失败了。十分明显的是，这部作品缺乏支撑她第一部小说的个人生活经验基础。

文学创作的失败和父母的反对意见无疑让罗萨琳德在唯美主义的歧途上悬崖勒马。她转而决定尝试一项声名狼藉的、英国范十足的户外运动——狩猎狐狸。但这一决定又让他的父亲大为震惊，因为他极其厌恶血腥的捕猎活动。

吉尔伯特·穆雷在“佩特科夫小姐”21岁生日那天对她写道：“我一想到你已变成一位成熟女性就感到很怪异，尽管你从11岁起就一直在我身边长大。” 事实上，这正是罗萨琳德从父亲身边真正独立的历程如此艰难的缘故。吉尔伯特·穆雷可以同罗萨琳德分享对文学的爱好；但他无法同妻子分享这些东西。当罗萨琳德开始展示出早熟的天赋时，吉尔伯特·穆雷无疑将自己未能如愿的文学创作抱负倾注到了女儿身上[穆雷同卢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和W.S.吉尔伯特（W.S. Gilbert）都有过来往，并曾坦承自己在年轻时曾嫉妒过基普林的文学成就]。

玛丽小姐一如既往地在管教女儿方面态度坚决。有一次，她亲自动身赶往瑞士，以便把罗萨琳德从可怕的“剑桥帮”控制下解救出来。与此不同的是，吉尔伯特·穆雷一方面希望看到女儿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又痛恨自己对她的纵容。他在1912年对女儿写道：“我们从前一度亲密无间，认同彼此的兴趣与观念。或许我当时利用了你的年幼，对你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如今你已在各方面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与我越走越远——在观点上如此，在情感方面更是这样。这无所谓。只不过分道扬镳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对我如此，我猜或许对你也一样。我知道自己有时会歇斯底里，态度不够温和……亲爱的，我十分抱歉，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但到了几个月后，当罗萨琳德告诉父亲自己要去捕猎狐狸时，他怒火中烧地写了一封信，用严厉口吻谴责了血腥的狩猎活动，并总结道：“在我看来，你去参加狩猎是一种示威举动，是在用一种间接方式告诉我们：你的道德标准与父母不一样，并且你有意想要特立独行。”“或许如此吧……我对于你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一直想念你，欣赏你的成就，并且爱你。我认为，在试图将我们的关系从父女调整为朋友时，我们都犯了许多愚蠢错误。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并且我们必须完成。但如果你我不足够聪明敏锐，不小心翼翼地绕过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陷阱的话，那将会是十分丢人现眼的。”“关于你要来这里的事，我也有自己的顾虑，打算在你过来的时候离开。”然而“我迫切希望你能过来，让我们增加一点对彼此的相互理解。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讲”。 （原书页码：59）

罗萨琳德确实来了，或许还洗耳恭听了父亲承诺要对她讲的那些话。随后，她在1913年1月摆脱了这一切，跟自己的长兄丹尼斯（Denis，他当时也有自己的麻烦）前往冬季的牙买加游玩。到了1月中旬，始终没有得到女儿消息的吉尔伯特·穆雷给她写了3封充斥着绝妙俏皮话的信，但每一封都是对罗萨琳德同各类不三不四的人——一个黑人、一个西班牙裔美洲人和一个美国人——所谓交往的客气回应。

显然，到了5月，当阿诺德·汤因比向罗萨琳德求婚时，她的父母尤其是吉尔伯特·穆雷急于让女儿通过结婚安顿下来。此外，求婚者的名声和发展前景也很合他们的心意。 她最初的拒绝很可能引发了激烈的家庭内部讨论。最终，玛丽夫人用一张符合她性格的专横便笺把汤因比召了回来：

1913年5月31日

亲爱的汤因比，

罗萨琳德还想见你。上周日她并未向你吐露实情。她当时其实是在犹豫不决，但认为最好还是给你一个明确答复。我很欣赏她那样想。

现在，她已进行了整整一周的思想斗争，认为必须要给你一个真实的答复。

我本想早点儿让你过来，因为她现在很胆怯。你最好过来陪伴她——但不要在晚饭的时候——你可以在6点钟或8点半过来，这样你可以同她独处。

她担心你的母亲对她有负面看法。

让她告诉你一切吧——其实也没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了。

玛丽·穆雷

罗萨琳德接受汤因比求婚一周后，吉尔伯特·穆雷给他的一个朋友写道：

我度日如年地想要告诉你我们的消息。现在我终于可以这样做了，尽管事情过几天才会正式公布。罗萨琳德同巴利奥尔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纪念馆所纪念那个人的侄子）订婚了。之前的一周都在情绪激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度过；随后忽然拨云见日：步履轻盈、目光明亮的罗萨琳德如今享受着安宁的幸福。

他是我们在这里最钟爱的人之一。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经常邀请他周日过来吃晚饭。但我们从未想过他会跟罗萨琳德走到一起。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不多，似乎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古代史学者。他大有希望成为这代人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我是说在学术圈子里。他也是个有趣的伴侣；他在周日晚上造访我们家时总能贡献精彩的对话。但他的健康状况一般，因为他总是过度劳累。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的这位女婿；但事实上，我们在他向我们吐露对罗萨琳德的爱意时还吃了一惊。这似乎是天意的眷顾，尽管人们在这样的处境下必然会泪流满面、手足无措和担惊受怕。但这些只是愚蠢的潜意识罢了。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女婿。 （原书页码：60）

穆雷或许确曾在“天意眷顾”面前“泪流满面、手足无措和担惊受怕”；但他的复杂情感显然还没有罗萨琳德那样强烈。罗萨琳德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心意——或许一定程度上是在父母的施压下回心转意的。她未来的丈夫显然代表着她的父母最推崇的品格；而嫁给牛津大学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教师也将让她走上母亲接受父亲求婚时所选择的那条人生道路。但那也意味着一方面要摆脱她对贵族身份的浪漫幻想，另一方面也要放弃对父母道德约束的反抗。然而，她的头脑里至少还部分残存着反抗的念头。

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她的第三部小说《崎岖之路》（ Unstable Ways ，1914）中。这篇作品是在她订婚前后草草写就，于婚后定稿付梓的。这部作品是题献给汤因比的，但《崎岖之路》却展示了十分负面的汤因比形象[书中显然以汤因比为原型的求婚学者弗雷迪·富尔泽（Freddy Furze）]。书中的女主角吉雅科萨·圣克莱尔（Giacosa St. Claire）要在3名差异巨大的求婚者中做出抉择，最终犹犹豫豫地接受了弗雷迪。但她在拜访了弗雷迪家里后认为自己犯了致命错误，于是选择投水自尽以逃避这门亲事！几段引用便可以展示这部小说的腔调：“他们路过了他最初向她求婚的地点，一种古怪的绝望感涌上了她的心头。”两页之后：“哪怕他对她使用暴力，哪怕他对她的尖刻批评暴跳如雷，哪怕他的爱情放肆无礼，情况也总比现在要好。他对她过于体贴斯文，以至于她对自己的粗俗感到难堪。因为她尽管明知对方的好，心中却一直渴望某个不那么完美的恋人。”此外还有：“她突然说道：‘你知道，我是属于尘世、肉欲和魔鬼的；而你却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你能放过我吗？’弗雷迪大笑道：‘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难事。’”最后，在投水自尽的情节数页之前，吉雅科萨说道：“除了自己，我从未关心过任何人、任何事。”

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描述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订婚期间与婚后的罗萨琳德。她的作品显然有夸大其词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罗萨琳德并未投水自尽，而是于1913年9月11日参加了父母安排的（之前还咨询了汤因比的宗教立场问题）婚礼。 不过，整个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麻烦——所有相关的人都牵涉在内。伊迪丝·汤因比希望订婚期更长一些，但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罗萨琳德引起了父母的震怒，因为她建议省略掉法定的婚礼仪式。玛丽夫人义愤填膺地对丈夫写道：“她真的以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只是陈规陋习或魔法咒语（Mumbo Jumbo）……那些狐朋狗友鲁佩特·布鲁克和迪克·格莱多（Dick Gleadowe）对她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2] 罗萨琳德同父母最终达成了妥协，举行了一场没有神职人员主持的世俗婚礼。 （原书页码：61-62）

汤因比似乎尊重了罗萨琳德的意愿——他在两人婚后生活中的实际事务问题上一向如此。但这还不能让她称心如意。订婚几天后，罗萨琳德从伦敦对她的未婚夫写道：“这几天我对你不好。我并不想那样做，但有时无法自已……我感到害怕，因为如果一切都太美好了，好到超出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就会认为那是难以置信的。”她在这封信的结尾处写道：

我想念你，那令我感到惊讶。这着实荒唐。但你要理解，如果一个人原本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却突然开始想念另一个人，那种感觉多少有些奇怪——它着实是太古怪了。

晚安，亲爱的
罗萨琳德

而在汤因比这边，他的订婚也引发了一些尖锐矛盾。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对他写道：“我无法假装自己对这件事感到高兴。但如果我必须强作欢颜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吧。” 他的婶婶夏洛特（Charlotte）评价道：“显然你比我更喜欢攀高枝。我痛恨那些大户人家；但我确信自己是比你更纯粹的民主派！” 不过，真正的麻烦无疑来自他的母亲。她几乎不屑于用传统假装的彬彬有礼来掩饰对儿子离开自己身边的不满。当获悉穆雷一家准备采用世俗婚礼时，她扬言自己不能带着两个女儿去参加。罗萨琳德写信给汤因比说：“这可真麻烦，让我手足无措。你看，她在这封信里的意思简直是恨不得让我们去霍华德城堡办婚礼；但她在第一封信里的态度仿佛是不想让我们改回传统方式，并且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理由。无论如何，事情已然这样了。” 汤因比母亲确实有些出尔反尔。她在之前的一封信里宣称“要是我们觉得那样更靠谱的话，那就直接去结婚登记好了”。

到了紧锣密鼓筹备婚礼的节骨眼上，汤因比突然生了病，致使婚礼不得不推迟5天举行。罗萨琳德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或以为我会介意。我很担心（非常担心）你的病，但别的那些事有什么关系呢？……我甚至不认为那是个坏兆头……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晚一两天结婚没有什么不好。我上一周晕头转向、疲惫不堪，以至于我觉得你会认为我令人厌烦——事实上并非真的令人厌烦，而是我太累了。”

不过，所有风险与波折最终都得到了妥善解决。1913年9月11日，两人在穆雷一家度假的诺福克郡（County of Norfolk）艾灵顿区（District of Erlington）登记处如期领取了结婚证明。吉尔伯特·穆雷、伊迪丝·汤因比、玛丽·穆雷、大卫·戴维斯（从温彻斯特赶来的汤因比朋友）和查尔斯·罗伯特（玛丽夫人的妹夫）作为见证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对新婚夫妇前往霍华德城堡度过了蜜月。如果吉尔伯特·穆雷对罗萨琳德来信的回复可靠的话，那么两人过得十分快乐。婚礼结束两周后，他告诉自己的女儿：“你就像现实版童话宫殿里的公主那样快乐。”几天后他又写道：“一想到你得到了真爱与幸福，我就感到无以名状的欢乐。” （原书页码：63）

但裂痕已经出现：罗萨琳德的小说跟他们一起进入了霍华德城堡。从前面引述的段落看，出现在蜜月里的这部书显然是非常怪异的。她之前便解释道：“吉雅科萨与我合不来。它就像父亲过去给我开列的那道明确的选择清单一样烦人，但我又必须闯过这一关。无论如何，我必须带上她去霍华德城堡，并在那里彻底制服她。这两大捆纸张在我眼里变得日益可憎。” 此外，可怕的卡利斯勒伯爵夫人也习惯性地向新来的外孙女婿摆架子。吉尔伯特·穆雷写道：“别吓着阿诺德。他当然一定会耐着性子并十分注意礼仪。但我并不像有些权威人士那样，认为低眉顺目会有任何好处。让他就做自己好了……外祖母会喜欢并尊重他的。至于你，你要敏捷如蛇、驯良如鸽子，就像你一贯表现的那样。”

他们在10月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返回了牛津。作为“创业期”的一名普通教员，汤因比还必须住在学院里。直到1914年秋季，他才获准在牛津镇上自立门户。在此期间，罗萨琳德每学期跟父母住在一起，到了假期他们就一起去霍华德城堡。新年过后不久，罗萨琳德怀孕了，随即被玛丽夫人严格监视起来。漫长的暑假到来之际，汤因比向玛丽夫人汇报道：“她比上学期末更能忍受旅途劳顿了。那时她每天卧床很久，晚饭和早饭时也是如此；现在她一整天都坐在或躺在户外……真高兴我再也不用住回学院了——我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几天后：“她现在好多了，不再流泪了。”他又写道：“她睡得很香，食欲很好……她真的要比在学期期间好多了。”

他们本打算住进在牛津花园新月街5号（5 Park Crescent）租下的一座简陋小屋[但他们会雇用“一名厨师、一名侍餐女仆、一名园丁（每周一来工作一次），以及来缝补打扫的哈里斯太太（Mrs. Harris）与洗衣女工马西太太（Mrs. Massey）”]。 但这一计划被1914年8月3日爆发的战事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直到8月6日才买到火车票返回牛津。随后，由于玛丽夫人预测无法在牛津找到合适的医生，罗萨琳德搬到了伦敦，在卡利斯勒夫人镇上的宅邸里等待高明的医师前来，直到她的孩子于1914年9月2日出生。 （原书页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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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对罗萨琳德外祖母的描述以该家族成员的两部著作为基础：多萝西·亨里（Dorothy Henley）：《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罗萨琳德·霍华德》（ Rosalind Howard， Countess of Carlisle ，伦敦，1959年）与查尔斯·罗伯特（Charles Roberts）：《激进的伯爵夫人：卡利斯勒伯爵夫人罗萨琳德传》（ The Radical Countess: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Rosland， Countess of Carlisle ，伦敦，1962年）。多萝西·亨里是她的一个女儿，查尔斯·罗伯特是她的外甥。两部作品都对她特立独行的性格颇有微词。

[2] 邓肯·威尔逊（Duncan Wilson）：《吉尔伯特·穆雷爵士》（ Gilbert Murray， OM 1866—1957 ，牛津，1987年），第212页。 0dyuW33xFWM0BfK5l/i/wZN04pUj2THCbVkQbwbU3h1NuVfy8IRIUV1LIPFz4t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