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多或少会期待温彻斯特公学的毕业生申请牛津大学新学院，以便满足公学创建者的希望与期许。但在温彻斯特求学期间，汤因比见到了巴利奥尔学院的教师西里尔·拜利（Cyril Bailey）；后者前往温彻斯特公学担任考官，并被这个青年学生对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熟练掌握深深打动，于是建议他转而申请巴利奥尔学院。

这一邀请是在建议他勇攀顶峰。在20世纪初，巴利奥尔学院是步入上流政界的首选平台（对自由派而言尤其如此）。当汤因比于1906年参加入学考试、一如既往地争取奖学金来完成学业时，巴利奥尔学院的声望正处于巅峰。那一年的英国财政部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即将更名为首相（Prime Minister）]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来自巴利奥尔学院；外交部长（Foreign Secretary）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也是如此。当时刚担任过印度总督（1898—1905）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和他的一位前任兰斯唐尼勋爵（Lord Landsdowne， 1888—1894）也都是巴利奥尔学院的校友。1907年，学院为阿斯奎斯举办了一场晚宴，结果参加者中有30多位校友都是国会议员。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阿斯奎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说法，将他从前就读过的巴利奥尔学院称为“信手拈来的出类拔萃”（effortless superiority）的源泉。 ^[1]

显然，在巴利奥尔学院就读过的履历可以开启一条通向政府要职的康庄大道。此外，毕业生们通常都会同就读过的这个学院保持联系，每年至少参加它举办的一次怀念昔日时光的特别“联欢会”（Gaudies）。这一安排使得每名在读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充满生气的校友关系网，从而确保这些青年才俊在步入政界任何领域后都能尽快把握晋升机遇。

学院教师们竭尽所能地培植这些关系。自本杰明·乔伊特（1838—1870年就职于巴利奥尔学院，1870—1893年担任该学院院长）于19世纪60年代成为学院领军人物以来，巴利奥尔学院自觉地努力将高贵出身与卓越才华融而为一。乔伊特的做法是比看重门第、宗教信仰的其他学院更开放地招收出身高贵和天赋异禀的学生。西里尔·拜利邀请汤因比申请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看到了汤因比身上的超群能力，便邀请拥有这种能力的学生前往巴利奥尔学院。与此相似，巴利奥尔学院招揽贵族出身青年的事业同样大获成功。1906年（也就是汤因比入学的前一年），巴利奥尔学院的52名新生中有19人来自伊顿公学，他们几乎清一色出身贵族；只有10人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进入巴利奥尔学院的。 （原书页码：22）

这两类学生在一起生活和嬉戏，但二者间的巨大社会隔阂仍然存在。贵族往往傲慢粗暴，有时还相当残忍——其中一人用鞭子抽打菲利普·沙逊（Philip Sassoon），将他逐出学院时便是如此（沙逊的祖先曾是巴格达的犹太银行家，但这个家族已完全英国化了）。 ^[2] 此外，一些学院教师们也会偏袒出身高贵的学生，赋予他们普通学生没有的特权与豁免权。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学院教师们已开始接受平等原则，痛恨贵族的排外和偶尔暴露的粗鲁。类似的裂痕在温彻斯特公学同样存在，但不像在巴利奥尔学院这样醒目。此外，1909—1911年期间的英国社会形势变化——掌握特权的上议院反对自由派政府征收的累进制收入税——也进一步深化了汤因比本科期间（1907—1910年）巴利奥尔学院里的社会阶层隔阂。

然而，在1907年，本杰明·乔伊特融合高贵出身与卓越才华体制的松动裂痕尚不明显。事实上，新当选的院长詹姆斯·利·斯特罗恩-戴维森（James Leigh Strachan-Davidson， 1866—1907年在学院任教，1907—1916年担任学院院长）正是旧体制的典型代表。他在自己口中“英格兰青年之花”面前的就职演讲中声称：“我们是一个并不卑微的城邦的公民，她的未来由我们肩负。让我们成长到足以承担这份责任的高度。愿我们所有人都配得上学院旧日的荣光。”他的传记作者概括了斯特罗恩-戴维森所说的“旧日荣光”的具体含义：“成绩榜（the Class lists）前列的一长串巴利奥尔学院校友名单，河畔的优胜者位置和强大的公学（也可以说是贵族）传统。” 成绩榜记录着牛津校友毕业时的考试总成绩。各学院会为成绩榜中的头名位置展开激烈竞争，同时也会争取每年早春划船比赛的胜利——每次比赛将决定各学院直至来年比赛之前占据的“河畔位置”。

牛津学院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独身传统；直至学院教师们原则上可以在结婚成家后继续保留其教师身份很久以后，这种传统仍然保留着其影响力。斯特罗恩-戴维森属于守旧派：在他眼中，作为学院一分子就必须全身心投入，那些结婚并住在学院之外的教师们亵渎了自身的使命。只有随时在场、参与所有学院活动的教师才能恰当地履行其职责。因此，斯特罗恩-戴维森始终单身。他将学院的日常事务变成了一种宗教。他在年老时已无法跟上当时的罗马政制史研究潮流（那本是他的专长），因为在学院里的任务与职责消耗了他的大量时间。 （原书页码：23）

然而，院长和其他持相同见解的人所强调的同事关系是同学院内部的森严等级体系毫不冲突的。例如，学生们在大厅里吃饭；而教师们的高桌和银餐具则摆放与盛放着不一样的、更可口与多样的食物——并且还有红酒：它在牛津大学的大多数学院里都多少带有宗教意味。位于学院等级金字塔底层的是学院里的仆役；但他们也可以凭借为一拨拨学生提供的长期服务而享有某种名声。例如，一个名叫埃兹拉·汉考克（Ezra Hancock）的门房便在乔伊特任院长期间（直至他于1916年去世）成了巴利奥尔学院生活中受人爱戴的中心人物。他是一本知晓学院内一切掌故的活字典；他负责欢迎每一位首次踏进学院大门的新生，给所有人送信，并且还能在所有人离校许久后仍然记得他们的面容与姓名。他与院长构成了旧体制两极的支柱，通过自己的榜样维系着巴利奥尔学院精英们的强大集体忠诚感。

重视现代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新观念的春风已开始吹拂巴利奥尔学院；关于牛津大学教师职责的新看法——如他们应当像德国同行那样从事研究与写作——也已开始挑战教学活动与绅士社交活动占据的中心位置（那是19世纪的改革为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各学院带来的变化）。但这些萌芽中的观念尚无法同可追溯到16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匹敌。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仍是学业的重中之重；当汤因比来到巴利奥尔学院时，负责基础课程的13名教师中足足有5人是古典学教师。另外3人讲授现代历史，梵文、哲学、法律和化学，还有2人并不专门负责任何具体科目。教学队伍里另有5名“增补基础课程”（Off the Foundation）教师。其中1人教授数学，1人教授各种现代语言，2人教授化学，负责神学教育（那曾经是牛津教育的基础）的代表是1位牧师，他是学院教师名单上的最后一人。

在1907—1908学年度，学院共有180名在校本科生；巴利奥尔学院的校友圈则包含了964名“对大学负有义务”的毕业生，其中449人拥有硕士学位，从而有资格参加大学选举投票。在这样一个密集的小圈子里，所有人都彼此认识（即便不是朋友，至少也彼此有所耳闻）。被学院录取构成了他们身份的核心要素。人们用于称呼每位毕业生的是他们的入学年份而非毕业年份（像美国大学学院那样）。录取与否取决于学院教师们的判断；他们在挑选奖学金候选者时还会参考他们的笔答试卷。他们想招收的学生是在就读牛津大学期间和毕业后为学院增光添彩的人物。学术本身并非他们关注的目标；学生的笔头与口头表达能力、个人身份和体魄健壮程度都是录取时的重要参考要素。 （原书页码：24）

可见，学院教师们忠实遵守了他们继承来的传统；因为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认为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步入公共生活前的必要准备。这一理想总的来说实现了——尽管同汤因比一道步入巴利奥尔学院的这批学生并未获得学长们那样崇高的政治地位。1953年，巴利奥尔学院编撰了一部校友录：于1907年10月同汤因比一道入学的58人中有54人在世，他们的职业分布如下：从事教育行业者12人，从事法律行业者9人，从政者8人，在教会任职者5人，“贵族”4人，经商者3人，科研者2人，作家1人，社会活动家1人。 ^[3]

这就是西里尔·拜利邀请汤因比申请的那个绅士与学者荟萃的巴利奥尔学院。由于家境不算富裕，汤因比必须寻求获得经济支持。于是，这名学子于1906年12月第一次前往牛津大学，以便参加巴利奥尔学院的入学考试。他告诉父母：“拉丁语韵文试卷是最难的”；而作文题目“作为政治原则的平等”则让他有机会论述“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平等既不可能实现，同时也不会是正义的”。 汤因比炉火纯青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水平帮助他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奖学金，从而解决了进入巴利奥尔学院求学的费用问题。因此，他于1907年10月成为巴利奥尔学院的正式在校生。

汤因比对待巴利奥尔学院与牛津大学的态度同他在温彻斯特公学的经历如出一辙。他最初有些羞涩、内向和吹毛求疵。他在家书中写道：“他们显然想要榨干你们的钱；各种收费多如牛毛。”“同院长共进晚餐毕竟不是一件麻烦事，何况他还是个光棍。”然而，“我对牛津大学失望透顶，预见到自己毫无兴趣一直待在这里……在我看来，牛津大学里的人跟外面社会上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就跟心虚的商人忌讳别人评价自己的棉布或五金器具一样害怕别人追问自己的老本行……人们根本感受不到这里有什么文化氛围，何以被称为学术中心。一切不过只是生意：导师的任务是让你混到毕业；学生的任务则是琢磨如何用最少的气力蒙混过关”。最糟糕的是，宿舍长居然告诉他“划船比赛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学院里的酗酒风气更是令汤因比深恶痛绝。 他母亲回信建议道：“不要做格格不入的人。也别不食人间烟火——那些事情与正经学业并不冲突。”

然而，汤因比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他在学院的第一年就收获奖学金和竞赛奖品——每一次胜利都提高着他在学院里的收入与名声。他于1908年赢得了皮特奖学金（Pitt Exhibition），于1910年拿到了克拉文奖（Craven，一个更有分量的奖项）。到了1911年：“我拿到了詹金斯奖（Jenkins prize，通常被简称为Jenk或Jenks——作者），这令我兴高采烈，尤其是基于一些功利性的考虑：因为拿到这个奖对于求职将很有帮助，并且为我赢得了一大笔钱，可以支撑到我真正找到工作时为止。此外，我也真心喜欢写文章。” 但他有时也会马失前蹄：“我在爱尔兰竞赛后疲惫不堪（我只拿了第四名，去年还拿了第二——唉，是巴利奥尔学院那些爱慕虚荣的愚蠢教师们让我参赛的，尽管我压根不想那样做）。”

但汤因比的成功多于失败。到本科阶段行将结束之时，汤因比已在学业方面获得了跟在温彻斯特公学一样的崇高声望。毋庸置疑，他是那一届学生中在学术方面最受学院重视的，也就是说他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写作与思考能力，以及关于黄金时代的古典作家们讲述的繁琐细节（它们包罗万象，但关于公共事务方面的言论最受重视）的知识储备鹤立鸡群。成功改变了他的言行：“我变得不那么羞涩了——我从里到外变成了一个与初来乍到时截然不同的人，尽管自己身上还残留着太多的毛病。这个学院多美妙啊！我越来越爱它了。” （原书页码：25）

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位踌躇满志的青年历史学家在牛津（巴利奥尔学院内外）慢慢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他的著作《交游录》中，汤因比简略地写下了自己对其中一些人的回忆：马戈柳思兄弟（the Margoliouths）、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与理查德·H.托尼（R.H. Tawney）。但他之所以选择记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只是自己的相识（至少部分用意如此），对自己的亲密与重要程度尚达不到名副其实的朋友级别。成年后，齐默恩和内米尔偶尔做过汤因比的同事（有时还是批评者），汤因比从他们两人以及在本科期间结识的其他友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关于时事的知识。他在《交游录》中关于同这些人物交往的美好回忆充分表达了对受惠于他们的感激之情。

但汤因比至少在巴利奥尔学院结交了两位真正的朋友——亚历山大·D.林赛（Alexander D. Lindsay）和罗伯特·谢尔比·达比希尔（Robert Shelby Darbishire）。林赛于1906年以教师身份加盟巴利奥尔学院，仅比汤因比早来了一年。林赛是一名古典学教师，专长为哲学；但他对现代思想的兴趣比对古代思想更为浓厚。他很快便成了学院里追求更富活力、更为积极的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反对院长要求或期待的那种象牙塔式理想。林赛并不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和其他职责，还渴望写作和发表自己的成果。当汤因比还只是一名本科生时，林赛的雄心壮志已在他出版于1911年的、研究当代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专著中找到了坚实的依托。

林赛是苏格兰人；他鄙视对当时在巴利奥尔学院呼风唤雨的权贵们点头哈腰的表现。相反，他欣赏的是轻松自如的、民主平等的交往方式。他对本科生直呼其名，并且要求他们只称呼自己“桑迪”（Sandy）。简言之，他力主破坏乔伊特在巴利奥尔学院苦心经营的贵族—天才联盟，相信只有才华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态度和观念得到了年轻的汤因比的热烈拥护；后者在1912年写道：“学院里最伟大的人物是林赛。” 他很快成了林赛的亲密朋友和被保护人，尽管他的哲学修养始终逊色于他精通的、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与文学主题——后者构成了牛津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 Litterae Humaniores ）训练科目。我们将会看到，这段友谊在汤因比于1916年辞去巴利奥尔学院教职时破裂了。这一裂痕此后再未弥合。但亚历山大·林赛的人格及其精通学术、志向高远的青年教师榜样在1907—1916年期间对汤因比产生了强大影响，以至于汤因比很快决定自己也要走上林赛的道路；而在学术方面，林赛著作中描述的柏格森进化论思想也帮助汤因比摆脱了自己从小接受的英国国教派信仰的束缚。 （原书页码：26）

罗伯特·谢尔比·达比希尔较汤因比早两年进入巴利奥尔学院，于1905年从拉格比公学（Rugby）毕业后来到这里。他身上兼有英国人与美国人的特征，成年前一部分时间住在美国肯塔基（Kentucky），另一部分时间住在英格兰。跟汤因比一样，他也爱好历史与文学。但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的原因很可能是两人都难以割舍同各自母亲的童年纽带。达比希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也是独生子，在他3岁时去世了。他的丧失爱子的祖父（曼彻斯特的一位著名律师）开始同他的母亲（一名没落的肯塔基贵族）竞争孩子的爱和对其教育、生涯的控制权。母亲赢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但她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来自曼彻斯特的资助。儿子进入拉格比公学后，她就搬到镇上陪伴孩子；后来儿子去了牛津，她总算忍住没有跟着去。但母亲和儿子都感到难以割舍；汤因比和他的母亲也是如此。

我们手头并无证据表明，两个人是因为同样存在着思念母亲的问题才结交的。但当年长的达比希尔离开巴利奥尔学院前往祖父的法律事务所见习后，汤因比在两人通信中吐露个人雄心壮志与感受的做法反映了两人关系的亲密与真诚。汤因比从未在他的其他现存信件中如此敞露心扉。而且并不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当两位年轻人结婚成家、彻底离开母亲膝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马上就不再那么频繁了——尽管二者间零星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达比希尔去世时为止。

吉尔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是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期间心目中分量越来越重的第三个人。穆雷是在童年时代来到英格兰的澳大利亚人。他在牛津读本科期间表现优异，23岁就当上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希腊语教授。1899年，他因健康原因辞去了教职，在接下来的5年里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一部得以在伦敦上映，但成功程度有限的剧本。随后，穆雷将他的旺盛精力转到了组织职业演员在伦敦上演他的古希腊戏剧译本上。其中一些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穆雷的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乃至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戏剧译本于1904—1939年间在英国舞台上（伦敦或外地、专业演员或业余爱好者）风靡一时。

在20世纪的观众面前表演古代剧作、仿佛这些作品就在讲述当代的事情一样，这种做法在那个时代既是一种创新，又颇具难度。这一努力反映了穆雷的信念：“学者的特定职责是赋予承载着如今被奉为经典的古老诗歌、戏剧的文字符号以鲜活的思想与生命。为了让它们得到理解，他必须首先使之复活。” ^[4] 1905年，穆雷重返牛津大学，成了新学院的一名教师。1908年，他成为皇家希腊语教授，担任该职位直至1936年退休时为止。

在其皇家教授的权限范围内，穆雷做了许多改造牛津大学古典学研究的工作。他的努力方向始终是将古人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让他们的语言、思想和生活同当代建立联系。因此，作为一名古典学专家，穆雷并不认为参与公共事务同自己的职业有什么矛盾。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娶了卡利斯勒伯爵（Carlisle）的长女——伯爵家族一直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着18世纪辉格党贵族的处世方式，直到一战结束时为止。这一姻缘纽带使得穆雷得以结识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这样的人（他与首相很熟）。而同舞台的联系则使得穆雷结交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等文坛巨擘。 （原书页码：27）

除此之外，吉尔伯特·穆雷还富有人格魅力——英俊、机智、优雅。他善于交谈，谨慎但雄心勃勃，在个人生活方面节制有度，心灵手巧且平衡感极强——以至于他可以在不用手扶的情况下爬梯子。他的直觉也非常敏锐，经常能像做游戏一样出色地看穿旁人的心思，尤其是他的长女罗萨琳德（Rosalind）。 ^[5]

拥有如此背景的人物无疑会令年轻的汤因比目眩神迷；那也正是穆雷习惯性的好客招待降临到他头上时发生的情况。吉尔伯特·穆雷和他的太太玛丽夫人（Lady Mary）一直有在周日晚上邀请崭露头角的本科生们到家里做客的习惯，汤因比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常客。1910年3月，他甚至应邀拜访了住在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里的卡利斯勒家族。他向好友达比希尔介绍道：“我今天要跟吉尔伯特·穆雷去霍华德城堡住上一周，那是位于约克郡（Yorkshire）某处的、他的岳父居住的一座有围墙的城池。我不清楚卡吕斯勒伯爵夫人（Lady Carlysle，不知道我拼写得对不对？）是否会在家？像玛丽夫人一样，人们告诉我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这次旅行将是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到城堡后，汤因比又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神奇地方，到处都是18世纪早期风格的建筑。这里有画作、湖泊、雕塑、图书馆和各种东西。卡吕斯勒伯爵夫人显然是一位大人物，但她或许并不可怕。但我对政治——我是指国内事务——一头雾水……但我无疑会在告辞之前了解很多政治。你喜欢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画吗？它们挂满了我们用餐房间的墙壁——但我不会称之为餐厅，因为城堡里至少有20个那样的房间。那里还有一些瓦茨（Watts）的作品，以及9本80年前款式的精美大部头图书。总的来说，与我的预期相比，这次拜访的乐趣更为平和，而并不那么‘可怕’。”

各自生活的另一方面也拉近了穆雷与汤因比的距离。对于年轻的汤因比而言，穆雷可以立即扮演父亲的教育角色，而他自己的父亲在这方面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反过来，汤因比能够并且最终也确实成了吉尔伯特·穆雷的亲生儿子们的替代——后者的成长情况令人失望，只能一次次地借酒浇愁。但这一纽带直到1913年汤因比迎娶罗萨琳德·穆雷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汤因比读本科的日子里，穆雷一家对他而言始终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受到他顶礼膜拜的和贵族范儿十足的。对于这个羞涩但心高志大的青年来说，同这个家庭的友谊或多或少仍是一种“可怕的乐趣”（fearful joy）。

显然，牛津大学里的朋友、相识和老师们对汤因比的学识积累和心智成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他成长过程中最独特的一些特征只能来自他的个人天才——这种才华塑造了汤因比学生时代所获成就的特质。现存的论文与笔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汤因比本科期间的思想变化。 （原书页码：28）

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标志是汤因比已不再信仰基督教会的原则，哪怕是其中最兼收并蓄、最灵活通融的英国国教派。这意味着同父母的决裂，尤其是他的母亲——她对传统信仰的虔诚同她的爱国主义一样坚定不移。但摆脱母亲的管束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何况汤因比意识到自己必须摒弃基督教信仰——这既是由于林赛提醒他注意到的哲学论点，也是由于吉尔伯特·穆雷等人提供给他的文学与历史的思考角度。

最初的思想苗头出现在汤因比于1907—1911年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其标题为《机器：二元论问题》。它呈现了一套宏伟且严密的哲学体系。汤因比在开篇处写道：“整个宇宙——其中包括我的灵魂、我的肉体和我的安全剃刀——就是一部机器。机器的悖论是这一整套体系与生俱来的。它可被纳入两种存在模式……其中之一是生命：我们了解生命，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生命。我们不属于另外一种非生命的模式，因而并不了解它；但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外部环境和行动目标。”汤因比接下来声称，上述两种模式像一对摔跤手一样进行着“斗争”。每当“生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它的对立面“物化”也随之前进一步。在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中，“生命”的活力也走向自我消解。语言通过语法走向工具化；道德则在被机械地套用于成千上万种情景的过程中被固化为法律与习俗。

在如此将柏格森的哲学浓缩成30页左右的粗糙版本后，汤因比在自己的文章里总结道：“只有复杂的、悲剧式的二元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着的。” 最后这句话用琐罗亚斯德教的方式推翻了他所接受的英国国教派教育；它所否定的不仅是道成肉身和灵魂不灭，还有上帝的存在。他毕生信奉着其中的第一项信条，但很快在个人和公共生活接二连三不幸的重压下改变了对上帝的态度——柏格森哲学也随之失去了作为一种新启示在他心中的分量。

汤因比的另一篇文章《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What the Historian Does）于1910—1911学年宣读于牛津大学的一个本科生俱乐部。这篇文章同样试图达到某种抽象的思想高度；它反对黑格尔式的目的论，肯定存在着类似于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那种无所不包的变化。这篇文章在汤因比涉及实践层面时变得更加饶有趣味，宣称“历史学家必须拥有被称为‘直觉’的第二视觉”，这样才能真切地看到过去，仿佛它就在面前一样。此外，“艺术与历史彼此相似，因为二者都是想象力作用于经验的活动”。 汤因比的这些观念此后再未改变；并且他毕生都在培养自己运用想象力再现过去的能力（有时不免流于空想）。

总的来说，汤因比并不喜欢哲学。他在给达比希尔的信中写道：“不用谈论哲学……别提康德（Kant）了。” 他又写道：“我受够了道德哲学……那是一条必须趟过去的冥河。过了河的人会发现这些学说只不过是在胡说八道——但过河的路途异常艰辛。” 他本科阶段留下的两篇哲学论文同样属于艰苦的涉水历程；但它们起码可以证明，系统的哲学思想在促使汤因比背离自己从前接受的基督教世界观过程中发挥过作用。 （原书页码：29）

将他引导向同一方向的其他思想潮流来自文学与史学领域：具体而言是认为基督教孕育自多神教与犹太教的若干要素、仅仅反映了特定时间与空间内的情感、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的观念。在1907年，弗雷泽（J.G. Frazer）研究魔法与宗教的名著《金枝》（ The Golden Bough ，1890）仍在牛津大学校园产生着强烈影响，影响着古典学家们看待希腊罗马多神教的方式。弗雷泽分析神话与仪式的比较研究方法促使他们去比较《福音书》中的奇迹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其他救世主——国王、起义者和神明。在比较视角下，基督教不过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争取民众支持的诸多大同小异的“奇迹”宗教之一。这种历史的、不可知论式的看待早期基督教史的方式成了20世纪最初10年里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新兴潮流；它否认基督教神学同绝对真理存在着任何关联，将基督教视为对罗马帝国社会特定压力与环境的诸多回应方式之一——但也仅此而已。

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文主义学术传统心照不宣地将基督教经文和教条留给神学家们去研究，自己则集中精力关注据说语言与文学臻于完美境界的特定时代——如伯利克里与柏拉图时代的雅典和西塞罗与维吉尔时代的罗马。然而，到了20世纪初，这种调和方式就像乔伊特治下巴利奥尔学院中贵族与天才的共存体系一样，在牛津大学里已变得摇摇欲坠。神学正在节节败退。《圣经》文本早已被运用人文主义古典语文学（humanistic philology）的德国学者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如今，英国学者对“原始”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又促使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古典学家们拓展自己的视野，去关注他们的前辈聚焦的“黄金时代”前后的古代民众的非理性观念。昔日的天主教徒和个人生活中的极端不可知论者吉尔伯特·穆雷成了指挥这场进攻神学家领地行动的领袖。他的著作《希腊宗教的四个阶段》（ Four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1912）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点。讨论各种奇迹宗教那一章的标题为“勇气的沦丧”；基督教显然正是穆雷用这种轻蔑口吻界定的新兴信仰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6]

青年汤因比早在就读公学期间就探索过中东与拜占庭的历史，从而使自己的兴趣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学校教育边界。如今，他更是如饥似渴地追随着牛津大学里的这些思想潮流。为了寻找基督教伦理规范的替代品，汤因比选择了一种以英雄主义行为为核心的不可知论理想——它的风格是注重今生的和纯粹古典式的。他在写给一位温彻斯特公学校友的慰问信中解释道：“如果人的灵魂真的会像卢克莱修（Lucretius）说的那样（我是很看重卢克莱修的）走向毁灭的话……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工作，以及人与人在工作中结成的友谊。” 这一理想及其推理依据曾在哈斯鲁克（F.W. Hasluck）的名言“上帝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凡人了”（God is not the man he was）。在初次听到这位年长者说出这句亵渎神圣的俏皮话35年后，汤因比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原书页码：30）

同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知识分子苦闷的心灵体验不同，当汤因比开始接触到这些思想潮流时，放弃基督教传统对他来说已不意味着什么激烈的情感挣扎。他的教育原本就以古典的、多神教的作品为核心，接受伊壁鸠鲁派（Epicurean）或斯多葛派（Stoic）的世界观对他而言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的基督教信仰原本就是淡漠的，完全可以弃若敝屣。

社会主义同不可知论是那个时代的两大潮流。社会主义当时已开始渗入牛津，并对汤因比产生了影响。他于1909年告诉达比希尔：“我刚刚成为一个费边主义者。”但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并不只是赶时髦而已。几个月后在家休假时，汤因比说自己习惯去肯辛顿花园散步，“并产生了社会主义者的忧虑”。 他在《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一文中暗示了自己语境下“社会主义”的含义。他偶然提到，“经济规则完全是人为制订的”，因而“贸易行会‘同盟’（co-ops）是有可能掌控并驾驭经济，将之引导到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上去的”。

毫无疑问，阿诺德·汤因比（老）的榜样引导着他同名的侄子走上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这个年轻人拒绝全身心地投入改善穷人生活的工作——尽管那是他的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也只是偶尔触及宗教问题，虽然那是他的叔父关注的核心。相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始终坚持培养并宣扬自己的思想独立性，拒绝对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叔叔们（他的另一位叔父、但丁研究学者佩吉特·汤因比也对如何治学有着自己的明确主见，并希望引导自己的侄子走上专精的严谨治学道路）亦步亦趋。

早在本科毕业前很久，汤因比已开始孕育一个宏伟抱负，想要写出一部在一个框架下涵盖古代与现代、东方与欧洲的巨著。他称之为一部“历史哲学”，但对如何赋予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以意义的纲领性原则还不甚了了。他在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期间便写道：“续写希罗多德的故事（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个绝佳题材……但它恐怕未免过于庞杂。” 然而，在本科阶段，汤因比始终胸怀这一（或与此类似的）宏伟抱负。

牛津大学当时的学术氛围完全不提倡宏观的历史思考。各种课程均围绕专题展开；文献则是逐字逐句读下来的。准确与细节意味着一切。这种教育传统认为，只要学生坚持从史源出发，真理便会不证自明。汤因比顺从地遵守着这些原则，并且还在掌握细节方面做得十分出色。 早在读本科期间，汤因比就发表过一篇读书札记《论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第90章和第7卷第75—76章》， ^[7] 文中讨论了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的若干费解地名的具体含义。正是基于这些成果，新学院的费舍尔（H.A.L. Fisher）和布雷齐诺斯（Brasenose）学院的比塞尔博士（Dr. Bussell）邀请他前去参与讨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拜占庭史学家著作校订本的出版计划，希望他能担任该项目的编辑。 ^[8] （原书页码：31）

但汤因比从未一头扎进细节里无法自拔。他永远追求宏观视野，并且他的好奇心永无止境。他甚至开始关注遥远的中国（至少是蒙古帝国时代）；他于1910年11月在阿克顿俱乐部（the Acton Club）宣读的论文《东西方世界中的蒙古人》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一篇冗长的政治军事史叙述，各部分衔接得并不理想。当达比希尔在对该文前期草稿的反馈意见中指出这一点时，汤因比答复道：“感谢你的批评。你确实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弱点；但我认为自己可以给出之所以要这样处理的理由：我希望能够呈现一幅图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当时的宏伟征服浪潮——征服者们就像《启示录》中蝎子身上的骑兵一样。但恐怕这种必要的浓缩使得文中只剩下一套简要的史实罗列。” 事实上，这正是这篇文章留给人的印象：从作者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史料——也就是现代学者撰写的二手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过分简短的史实，以及过于偏狭的政治军事史叙述主线。统治家族成员之间的私人恩怨构成了文章关注的主要核心；严肃的军事战役则被降格为绘声绘色的文学描写。

显然，当时的汤因比还没有掌握实现其宏伟目标所必备的洞察力，但他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他写道：“在力争上游方面，我的抱负是很宏大的……我希望成为一名史学巨擘——这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并且我渴望自己在其中承担尽可能多的任务。”他在同一封信中还写道：“我准备从事学术研究，并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博学者（historical Gelehrte ）。”

使用德文字眼“博学者”（ Gelehrte ）表达自己理想的做法反映了影响牛津求学期间的汤因比的另一股强大力量——德国的古典学传统，尤其是爱德华·迈耶（Eduard Mayer）融埃及、巴比伦、希腊与罗马历史于一炉的权威巨著。迈耶五卷本的《古代史》（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1884—1902）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它总结提炼了几百年内欧洲古代学研究和几十年内埃及学和亚述学（主要是德国学者的研究）的成果。迈耶在古代史领域的成就正是汤因比计划中同时涵盖古代与现代的研究方式：即首先掌握比常人更丰富的细节知识，随后将所有这一切编织成一幅画卷。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史学家达到过迈耶那样对东方与欧洲古代语言样样精通的水平，也没有尝试过他那种跨越漫长时代与广阔空间的研究主题。因此，爱德华·迈耶为构思其巨著的青年汤因比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学术榜样。但迈耶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至于汤因比意识到超越前贤是有难度的。他写道：“现在，我感到古典学研究（Alterumswissenschaft）多少已变成一个制造了无数牺牲品的火神（Moloch），我可不能不假思索地跳入他肚子里的火葬场。但我始终坚信：从事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或布道一样，你要么倾其所有，要么就干脆别做。” （原书页码：32）

此时的汤因比已经偶尔提到过历史发展的循环周期模式——他在20世纪20年代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成熟史观。他习惯于在古代与现代的事件中寻找相似性（或表面上的相似性）。因此，他在本科阶段为希罗多德文本所做的注疏中包含着大量对波斯入侵希腊与拿破仑大军（Napoleon's Grande Armée）、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等历史事件的比较。 他将古代史视为一轮兴衰历程，并猜测现代欧洲的历史进程也符合这种古代模式。例如，在思考米诺文明的无军事防御设施遗址时，他对古代克里特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英格兰进行了比较，指出入侵者征服了米诺人，致使“北方民族血液的融入将米诺人变成了希腊人。这是我们自己的衰亡、沉沦与复兴的上一个周期；尽管我并不相信历史会以原封不动或科学精确的形式再现。无论如何，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值得注意的相似性”。

衰亡将至的观念在爱德华时代的不列颠流传甚广。爱尔兰危机和国内阶级冲突的威胁使得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看上去几乎成了太平盛世。同德国的摩擦引发了世人对灾难性战争的忧虑——或通过战争荡涤国内积弊的设想。汤因比也受到了这些情感的深刻影响。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 他又写道：“战争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尽管穆雷等人不无道理地反对战争——战争意味着资源浪费与毁灭，但人们仍会对一场漂亮的胜仗赞誉有加……能够充分激发人类潜能与效率的是战争，而不是‘进步与文明’的‘潜移默化’——人类的奋斗与争取胜利……才是历史的真正活跃精神。” 他还写道：“同德国的大战（它已在所难免）将给我们带来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的改造效果——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的话，它就将摧毁我们的意志，破坏我们的工业，并在这场斗争中耗尽全欧洲的力量。”

不过，这些观念并非根深蒂固或完全主导汤因比的头脑。在本科期间，汤因比还抽出时间阅读了高尔斯华绥的几部小说。他认为这些作品“让人又爱又恨”； 而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伊壁鸠鲁信徒马略》（ Marius the Epicurean ）则“极其美妙，肯定会成为一剂毒药”。 他仍然十分羞涩，在女性面前尤其如此。他曾在一列火车上同一位女权主义者坐在一起，并“在她下车时壮着胆子举帽祝她的事业成功……此后我一直对自己的鲁莽而感到惊异”。 他也善于进行自嘲，曾告诉达比希尔自己正在创作一篇将在牛津大学的本科生社团中宣读的、关于布雷克（Blake）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无所不包的、知觉过敏的杰作”。 他又写道：“我希望能够谈论一点儿这门语言（意大利语）——事实上我的意见将是完美无缺、高屋建瓴和令人不堪卒读的。”

伴随汤因比在巴利奥尔学院就读本科期间的学业精进的，是家庭破裂带给自己的负面感情波澜。最要命的变故是他父亲的精神失常。现存史料无法帮助我们准确还原哈利·瓦尔普·汤因比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无可救药的精神抑郁状态的。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母亲去世后写的一封信里，玛格丽特·汤因比提及了“1908—1909年间的那些可怕夜晚”，当时“我们知道她（伊迪丝·汤因比）陷入了可怕的麻烦，但我们当然并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危机最终爆发于1909年年底或次年年初：人们确定哈利·汤因比已无法生活自理，将他送入了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圣安协会（St. Ann's）。 （原书页码：33）

英格兰的法律不允许精神病患者的妻子接管他的财产。相反，人们设立了一项由法院控制的托管基金，以支付哈利·汤因比的治疗费用。在法院许可范围内，这项基金也可用于伊迪丝·汤因比的家庭支出，以及家中两个均在学龄范围内的女儿的教育支出。哈利·汤因比从父母那里继承得来的遗产大概被转入了托管基金；来自他朋友、同事和其他家族成员的特别捐赠可能也是如此。但这个家庭的收入不足以同时料理哈利·汤因比并供养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法院优先考虑的是哈利的治疗问题。因此，伊迪丝只能依赖家族成员们的救济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对于像她这样心高气傲的人来说，这几乎是无法容忍的。

住在哪里的现实问题迫使汤因比夫人去面对另一个迫在眉睫，但十分棘手的难题。一方面，她自婚后一直居住的伦敦上西邦尔街12号如今充斥着可怕的记忆，留在这里是令她难以忍受的。她从来不是这座房子真正意义上的女主人，因为它属于她丈夫的哈利叔叔。那位年事已高的船长先是变得体弱多病， 并在入住疗养院若干时日后，于1909年——伊迪丝丈夫发疯的那个可怕年头——与世长辞。对这两场变故的记忆使得这座房子在伊迪丝心中两度留下了阴影。她的反应是想换个地方住。但倘若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会不会希望（或者必须）返回这座晦气萦绕的房子呢？她也担心自己会跟在伦敦的朋友们断了联系。于是，在当前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不清楚丈夫何时甚至是否能恢复健康的情况下，伊迪丝陷入了举棋不定的境地：她无法坚持下去，也无法逃离此地。

汤因比几乎被母亲的举止毁掉。她已不再是自己从小熟悉的那个家里的顶梁柱，为自己随时提供爱的支持；如今她深陷于自己的麻烦之中，情绪很少处于稳定状态，几乎无法再给阿诺德留下任何温情。他向自己的朋友吐露道：“我父亲患病以来的4年已夺去了她的活力……对所有事物与所有人的彻底失望，以及对生活本身的憎恨是足以击垮任何人的可怕事情。她从前能够掌控的一切——如我妹妹们的教育和宗教信仰——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剩下的只有苦涩……但我现在写下的只不过是些我根本不想谈的蠢话。” ^[9]

汤因比还被这种疯癫可能具有遗传性的恐惧所困扰。如果是那样的话，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也可能会有朝一日落到他的头上。在汤因比的一生中，这一忧虑始终潜藏在他的意识深处；每当他的个人生活陷入困境，这种忧虑就会浮现。他在1946年向达比希尔承认：“在过去几年里，击倒过我父亲的疯癫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梦魇。” 同样的幻觉此前已烦扰过他多次。 （原书页码：34）

在父亲进入精神病院的消息面前，汤因比的直接反应似乎是逃避。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解读他的一封日期信息仅为“周一晚间”、寄出地址为“伯明翰诺斯菲尔德的戴尔”（The Dell， Northfield， Birmingham）的信件：

亲爱的妈妈，

我意识到之前抛弃您的行为有多么软弱和愚蠢……我一度认为自己在所有这些麻烦面前埋头工作的做法是极其怪异的。但我现在已意识到，正是这种做法才让我有力量保持乐观和乐于助人；并且至少对我而言，后天习得的人性（the human side）和与生俱来的天性（the Paracelsus side）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自己工作得越好，就越能够去关爱别人。我将信守爸爸要求我立下的誓言，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将成绩献给您和爸爸；它将不会使我离群索居，被封闭在空虚的自我之中。因此，我又同自我和谐相处了；无论您做什么，都不要把心里话闷在肚子里，担心说出来会让我沮丧。请让我分享您的一切秘密，这对我们都好。您也不要为了在爸爸和我们几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而左右为难：对他而言最好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对我们最好的当然也是对他最好的……

请记得我一直想念着您；我们之间从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任何隔阂。愿上帝永远保佑您。

非常非常非常爱您的儿子
阿诺德

阿诺德为什么会去伯明翰呢？他或许是在无法得到母爱的情况下跑到生化学家、姑姑格蕾丝那里寻求慰藉去了。但现存材料无法让我们确定这一点，并且这封信写就的具体时间也无从判断。这一危机时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字材料；汤因比同母亲的通信直到他于1911—1912年前往意大利和希腊进行游学旅行时方才恢复。

另外两封信件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汤因比在家庭创伤依旧作痛时的举止表现。显然，1910年牛津大学暑假到来后，汤因比返回了上西邦尔街12号，但结果只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陷入崩溃境地。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按摩治疗。但正如他对达比希尔所说的那样：“我草率地同意接受的这种治疗（或休养，你爱用什么字眼都可以）方案强烈刺激着我的神经（这是电流作用效果的一个绝妙比喻方式）。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躺在沙发上，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边缘。不过，我总算在7天前摆脱了这一切，跟母亲前往斯德哥尔摩去了。”

得知汤因比在暑假里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显然是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另一封信的写作缘由。吉尔伯特·穆雷的妻子玛丽夫人写下的这封引人注目的信件透露了关于自己和汤因比的丰富信息。 （原书页码：35）

霍华德城堡，1910年9月15日

亲爱的汤因比先生，

是的，我知道关于令尊的不幸消息……但我不知道这场麻烦是不久前才发生的……

您之前承认情况对于令堂比对您更为糟糕。但我仍怀疑您是否意识到了这件事对她而言是有多么不可收拾……您拥有出色的天资，扎实的学问，热心公共事业的精神，赢得他人关爱与尊敬的魅力和足够强健的体魄。生活、事业与爱情都摆在您面前——您需要以男子汉气概去勇敢面对的巨大不幸仅此一桩……生活仍然可以如此美好！但令堂则年事已高；她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一切欢乐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在我看来，除了您（您家里的另外两个女孩还太小，恐怕代替不了您的作用）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帮助她对抗身边的这种持续不幸。但您却没有尽到对她的责任。

一言以蔽之，唯一能够支撑我们积极生活下去的只有英雄主义气概……如果您只能做缩头乌龟，听凭那些被一些人称为“上帝”的未知因素摆布的话，那么您——您这个人和您所承受过的种种苦难——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您不能也不可以再放弃自己的职责，永远不行！

您不需要答复我的来信。我在写信时过分唐突，只能恳请您多多包涵。

您永远的朋友
玛丽·穆雷

汤因比确实尝试过扮演玛丽夫人要求他承担的英雄角色，如帮助母亲找到一个新住处——即便这对他自己而言意味着另一次痛苦的割舍。他从童年起一直对自己的家怀有极深的依恋之情。那是他逃离孤独学校生活的避难所；那也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麾下玩具士兵、用自己的卓越成绩换取小妹妹们崇拜的地方。没有妈妈站在身后供自己召唤已经够不幸了；但失去实实在在的家宅还要更糟——何况执意要求搬出去的正是他的母亲。

作为孩子，阿诺德无法原谅母亲拆掉自己这个家的举动。作为一个成年人，汤因比帮助母亲搬好了家，但这件事令他闷闷不乐、心烦意乱。正如他的妹妹多年后在伊迪丝·汤因比去世时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意识到她当时已无法控制自己，并且她并非如你所说的那样，故意想要拆掉整个家庭的话，那么无论这一切对你来说有多么痛苦，我也不理解你何以会改变对她的看法。” 但这件事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年轻人对母亲的感情，并且他试图重建与母亲早年纽带的各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他向自己的好友达比希尔坦承：“这个假期里我一直待在索思沃尔德（Southwald），希望帮助我母亲在租下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但这十分困难……回家以后，我无心帮助母亲，只是一个人生闷气，最后只好跑回这里（巴利奥尔学院）逃避一切。不管怎么说，这算不上失败，总归还是有所收获的。”

汤因比对家庭变故带来的新增巨大压力的态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比以往更深地扎到学业中。他对自己的知心好友写道：“我热爱学习与授课，因为这些事业是我最好的朋友，陪伴我度过了父亲患病以来的艰难岁月。不过，当一个人像一只被催眠的癞蛤蟆那样呆呆地想着烦心事的时候，要求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些工作也是极其困难的。” 狂热地、有时甚至是疯狂地投入工作逐渐变成了汤因比的第二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为他提供了逃避个人困境的避难所。汤因比在公学里的经历已经表明了沉浸于书本的巨大威力——对书本知识的熟谙最终帮助他摆脱了早年求学生涯中的绝望孤独，使他成为万众瞩目的获奖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在巴利奥尔学院的生涯也完全遵循着同样的模式。但父亲在1909—1910年间的精神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母亲之间无法挽回的紧张关系给青年汤因比的工作习惯带来了一种新的特殊动力，确立了一种贯穿他一生的工作模式（只是强度有所调整）。他的悬梁刺股精神（ Sitzfleisch ）一直都很突出，并在1909年后达到了现象级的水平。 （原书页码：36）

然而，出于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得更清晰的若干原因，汤因比对家庭破裂的后续反应是与躲进书籍世界的简单做法截然相反的。正是在1910—1911年间，汤因比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地投身到牛津大学本科生各方面素质的历练中。他在学院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甚至会别出心裁地在公共晚宴的讲话中“调侃”学院的捐助者们——“这是我做过的最奇妙、最新鲜的事情。我的讲话中甚至还包含一些笑话，并且他们都是被取笑的对象。” 他打过网球，上过骑马课（尽管他始终无法在马背上坐稳）。 此外，他还迷恋上了长跑。他在有一次跑完2个小时后写道：“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口渴难耐、满身泥泞的感觉真好；这种锻炼使人身体强健。”他又写道：“跑步是很神奇的。我在这里（巴利奥尔学院）每周跑步好几次，你要知道是在大冬天里跑。”

先后前往瑞典与爱尔兰的两次旅行提供了另一种解脱方式。“我已经在这里骑了几百英里自行车……我精力充沛地享受着这一切。光荣的爱尔兰民族是值得我们花费气力去领略其风采的。” 汤因比很快放弃了跑步；但旅行成了他毕生的爱好。直到老年，汤因比仍对拜访新的地方、同当地居民交谈、徒步并探索居住地周边的乡村地区充满热情。

通过埋头苦读和参与适宜本科生的社交、体育活动，汤因比克服了家庭生活灾难带来的消极影响（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跟之前在温彻斯特公学的情况一样，汤因比带着令人羡艳的荣誉完成了本科学业。1911年3月，巴利奥尔学院在划船比赛中击败了所有对手，占据了河畔座次的头把交椅。考试季到来时，巴利奥尔学院同样表现不俗。正如汤因比所言：“到目前为止，我已夺得重要奖项中的一项。……我们学院已经拿了7个奖，大家正在热烈相拥庆祝。” 他还拿到了令人垂涎的詹金斯奖，这使得他有机会在1911—1912年度的大部分时间里前往意大利与希腊旅行，且不必担心费用问题。

汤因比的老师们为他感到骄傲。帮助他来到巴利奥尔学院的西里尔·拜利写道：“衷心祝贺你拿到詹金斯奖。我认为你的整体表现在我的记忆中无人能及。” 林赛则宣称：“我必须向你表示热烈祝贺，不仅因为你拿到了詹金斯奖，还因为你在考试中的表现如此优异……这一学年里大家的成绩都非常高，但你却轻而易举地拿到了第一名。有人认为你在除哲学以外的所有科目中都应该拿头名。”林赛接下来表达了自己的希望，认为汤因比应该留在巴利奥尔学院当一名教师。“我希望学院能够留下你。因为你可能还会面对其他机遇，我认为有必要让你了解这一点。” （原书页码：37）

早在考试结果公布之前，林赛的希望便实现了。1911年5月，巴利奥尔学院邀请汤因比担任教师，并对他只能在使用詹金斯奖学金游历意大利与希腊后的1911年5月起任教表示理解。汤因比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已对成为牛津大学教师憧憬许久了。“如果我成了大学教师的话，我是说如果——”他在1910年10月如是写道。 到了1911年5月，他终于可以直抒胸臆了：“我收到了极好的消息——我将成为巴利奥尔学院的教师，负责教授古代史……这是我首选的、合我心意的工作，但我之前从未想过能够美梦成真。”

新身份立竿见影地改变了汤因比对身边环境的看法。这封信接下去写道：“这些巴利奥尔学院的教师们对学院赤胆忠心。我突然从他们的谈话方式中看出了这一点——此前我对此仅有一些朦胧认识。此外，你真的有兴趣出去游历吗？我会在下个冬天到来时向东走——我肯定要去雅典；我希望也能顺路游历意大利的一部分。我想在英国的雅典学院（the British School）住上几个月，走遍希腊的国土。如果你有任何合适的理由、时机或借口，那么就过来参与我的一部分旅行。”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处写道：“我确实想知道，自己能否对巴利奥尔学院里的学生们拥有任何掌控力或影响力。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是拥有着神明一般的能力——这也正是我急于进入巴利奥尔学院、不再考虑万灵学院（All Souls，该学院也邀请汤因比竞聘其教职）的原因。”

然而，像神明一样塑造那些前程远大的青年——他们有机会引领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与全世界的公共生活——并非汤因比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汤因比对巴利奥尔学院和牛津大学教师生涯的好感就像当年热情燃起时一样迅速地烟消云散。汤因比情绪与雄心壮志变化的原因部分在于对那些辜负了自己期待的学生们的失望之情。但导致汤因比最终放弃牛津大学任教生涯（它在1911年看上去是毫无悬念的）的主要原因则是他私人生活的变化和一战带来的大变局。 （原书页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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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W.马克基尔（Mackail）：《巴利奥尔学院院长詹姆斯·利·斯特罗恩-戴维森》（ James Leigh Strachan—Davidson， Master of Balliol， 牛津，1925年），第99页。

[2] 德鲁西拉·斯科特（Drusilla Scott）：《林赛传》（ A.D. Lindsay: A Biography ，牛津，1971年），第47—48页。

[3] 巴利奥尔学院校友录》（ Balliol College Register ，牛津，1953年）。或许有些偶然的是，尽管汤因比经常在晚年提及自己朋友们在一战期间的抛头颅洒热血，他在巴利奥尔学院的同学们中只有7人死于1914—1918年期间。拥有巴利奥尔学院教育背景的人或许升迁得很快，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为国捐躯。不过，比汤因比小几岁的校友们确实付出了巨大牺牲。比例最高的是1915级学生，在校注册的29人中有16人为国捐躯。

[4] 吉尔伯特·穆雷：《未完成的自传》（ An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伦敦，1960年），第15页。

[5] 吉尔伯特·穆雷曾于1915年7月9日为心理研究协会做过主题发言，宣读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见《心理研究学会通讯》（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1918年第29期，第46—63页。另见A.W. 维拉尔（Verrall）：《“猜测”系列实验报告》（Report on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in “Guessing”），《心理研究学会通讯》1918年第29期，第64—110页。

[6] 该书最初以1912 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报告讲稿为基础，再版时补充了一章内容，题目也改成了《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纽约&伦敦，1925年）。

[7] （ Classical Review ）1910年第24期，第236—238页。

[8] 博德利图书馆，汤因比档案，汤因比致达比希尔书信，1910年2月22日。汤因比在老年时又重拾了这项工作（但有所调整），撰写了《君士坦丁七世和他的世界》（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伦敦&牛津，1973年）。

[9] 博德利图书馆，汤因比档案，汤因比致达比希尔书信，1913年1月19日。多年以后，汤因比是如此描述这一场噩梦的：“在我19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精神失常，我的母亲将注意力完全倾注到了他的身上；因此我事实上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我此前一直同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汤因比致教父哥伦巴书信，1944年5月19日，见克里斯坦·佩珀编：《一位历史学家的操守：汤因比与安普尔福斯教士哥伦巴·卡瑞-埃尔维斯通信集》（ An Historian's Conscienc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Columba Carey-Elwes， Monk of Ampleforth ，波士顿，1986年），第162页。 C2SnxTTRms14G/0RTJNWCIHPyghaN1eN/7K90HquZXO1VGX+RsoohgQBGCrR2C6F